一、论关中士族精神对杜牧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颜程龙[1]（2020）在《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文学的发展,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唐代作为中古时期士族文学的典型时代,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士大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士大夫阶层牢牢地掌握的文化的武器,在参与政治的变革当中,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这种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仕途,进而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心态。本文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唐代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文化当中认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本文在详细考察唐代郎官基本制度基础之上,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究唐代士人群体任职郎官的具体活动,以及相关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典型代表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受郎官职任对其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之上,评判郎官制度对唐代文人诗歌创作和诗歌技艺具体影响,并依托郎官制度的演变,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唐代诗风的转变和诗歌的传播。第一章对唐代郎官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认识郎官“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把握郎官制度在唐代之前与取士制度的关系,分析郎官作为唐王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和左右司正副长官的具体职掌,理解“前后行”郎官的高低不一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认识郎官群体“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和“颁令节制”的政务运行机制。同时,尝试运用动态分析认识唐代中后期郎官逐渐明晰的使职化特征及其文人属性。第二章从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入手,分析作为重要中央官僚群体的郎官,其职任和迁转特点,梳理其制授和敕授的历史脉络,探究郎官职任的过渡性、多次性、多样性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探究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要求,以及这种文学素养要求的原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郎官的文学素养,是一个集合儒家经学、吏能之才、人文品格、文辞修养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素养,这是郎官群体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体制因素。此章,着重探讨了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郎官的才具意识,“赤墀”意识,迁转要津的意识,不仅令郎官群体有一种文人的骄傲,同时也促使郎官群体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郎官知制诰所要求的的文学修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也起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郎官群体职司活动与文学的关系。郎官作为“清要”之位的中央重要文官群体,在尚书省“上承君命,下行百司”的地位中,其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对文学创作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郎官群体在尚书省六部的具体职司当中,与唐代科举、吏部铨选等职司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尤其是考功员外郎在初盛唐时期知贡举之权,对进士科的考试科目多有改革,加试杂文和帖经,其中杂文含有诗赋,促使了民间对诗赋的重视,营造了唐人诗的氛围。同时,郎官也利用其职务之便,对其时代的文风革新施加影响,对诗风的变化也多有助益。郎官群体在中唐以后经常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尤其是元、白二人的郎官经历与制诰文体的改革,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对研究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开拓了思路。第四章在前三章的梳理之上,分析郎官群体诗歌创作的具体分类。一是由于“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及在尚书省处理政务的特点,在唐王朝重要的中央政务活动当中,郎官创作的诗歌,典型之作乃是应制奉和类型的诗歌。初盛唐时期应制奉和诗歌的流变,离不开郎官诗人的努力,其中以沈、宋和张九龄为代表。但应制奉和诗歌也有变化。初唐时期的应制奉和诗是典型的宫体诗,辞采华丽,诗境促狭;盛唐时期张九龄之后有所变化,加入了气象宏阔、天然壮丽的作品;中晚唐时期由于郎官参政力度的消减,其应制奉和诗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题材狭隘,风格呆板滞重。二是由于郎官作为生活在朝廷左近的一个自我认同感很强的群体,其在彼此交往之间,或者与其他文士唱和之间,酬答唱和类型的诗歌屡见不鲜,他们在有所归属的地位中展示着自己风流儒雅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士人责任感意识很强的诗人如做过郎官之位的张籍与元白之间的酬答唱和,实乃继承了现实主义体裁类型的诗歌,同时推动了新乐府诗歌的发展。其唱和之作,不仅促进了中唐时期诗文的革新,同时也促进了郎官诗人的诗歌在士人群体当中的传播。三是郎官由于宿直禁中的特有生活,创作了富有鲜明职务特色的“寓直”类型的诗歌。探讨其寓直诗歌的环境描写、生活描写、心态描写、风格特征,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郎官诗人职任环境和创作心态多有助益。第五章从宏观层面论析唐代郎官制度以及郎官群体对诗歌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代郎官诗歌对唐诗意象的丰富,如郎官“上应列宿”的意识,对职任周边事物的意象化描述、对未来人生期望的意象,都对整个唐诗意象的丰富。二是郎官群体的创作对唐代诗歌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对诗风演变的推动,主要是诗歌技艺的磨练和对诗歌风格的引领。三是发掘和提举唐诗创作新人。因郎官在其处理政务的职司时多有知贡举机会,即使不知贡举,其“清要”的社会地位也令这一群体在“通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有对唐代诗歌创作新人的提拔和推荐。无论是职司之内利用科举通榜提拔新人,还是在职司之外利用郎官的声望提携后进,都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后继力量。
张超[2]（2020）在《杜甫、杜牧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杜甫和杜牧分别是盛中唐和晚唐时期的着名诗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首屈一指,于文学思想领域亦颇多建树。探究他们文学思想形成的不同背景,可以从多维度考察其文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他们属于同宗,儒学传家的传统使得他们在文学思想上秉承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关注社会现实,但不同的历史、文化、家族背景亦使其文学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他们的一些言论直接表明了其文学思想,也有许多对他人的评价可以从侧面反映其文学偏好,并且他们的创作意识亦在作品中有所表现,这就为我们全面地还原二人的文学思想提供了途径。通过比较他们的文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人在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传承上有颇多相同之处。如他们都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希望借教化来辅佐政治;同时他们注重对君王的讽谏,创作了许多劝诫之作;最重要的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写实倾向,希望借助社会现实的描写来革除弊端,实现儒家的治国理想;同时二人都持有文质并重的观念,重视文学语言,主张内容与形式统一;他们持有严谨的创作态度,重视知识积累和苦吟;在文学继承方面主张有选择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学遗产,并力求突破。二人的文学思想的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一些细节方面,如写世达情和经世致用的不同,杜甫侧重于描摹社会和个人情感的抒发,杜牧则侧重于文学的实用价值,针对具体社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在反映现实的精细程度上,杜甫倾向于对社会现实的细节进行精细刻画,杜牧倾向于概述。在传承前代文学观念上,杜甫主张广泛学习各家之长,而杜牧则更推崇个人风格的独创。在审美理想上,杜甫钟爱清新之风,杜牧则追求高绝的境界。他们的文学思想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杜甫致力于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杜牧则投身于政论文创作。由于对艺术形式的重视,杜甫成为律诗创作中的巅峰;在以“意”为主,文质并重观念影响下,杜牧的散文见解不凡而又风华流丽。在“转益多师”的文学观念影响下,杜甫成为诗歌创作领域的集大成者;而杜牧在追求“高绝”观念的激励下,则在诗歌创作中独树一帜。
娄凤南[3]（2020）在《晚唐薛逢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唐诗人薛逢（公元806年—公元874年）,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生于中唐末,但主要活动及仕宦经历在武宗、宣宗和懿宗三朝。唐武宗会昌元年进士及第,历秘书省校书郎、弘文馆直学士、嘉州刺史、绵州刺史、太常寺少卿等官,终秘书监,唐宣宗时曾参与修撰《续会要》。薛逢在晚唐诗人中虽然并不算出名,对他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多,《全唐诗》仅收录薛逢诗歌一卷共九十二首,但薛逢诗歌在体裁和题材上依然丰富多样,《唐诗三百首》亦有选录薛逢《宫词》一诗,流传甚广,可见薛逢诗歌在艺术上依然有其自身的特色。在诗歌风格上,薛逢的近体诗歌与古体诗歌呈现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这也是薛逢对盛中唐诗歌风格继承与学习的结果。元代杨士弘《唐音》收录薛逢七绝两首,归入“盛唐遗响”（1）类,明代胡震亨评价薛逢:“殊有写才,不虚峻拔之目,长歌似学白氏,未如七律多警。”（2）因此展开了对薛逢诗歌的研究。在已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古籍中所载的薛逢生平仕宦经历,梳理薛逢的家族归属、行年行踪与交游经历,继而展开对薛逢诗歌留存情况的考述,包括薛逢诗集版本、诗歌重出与系年的整理,进而以不同体裁、题材,从诗歌风格与创作技巧上分析薛逢诗歌的艺术特点,从而分析薛逢诗歌在盛、中唐诗歌向晚唐诗歌过渡时期的地位及薛逢作为没落文学士族文人缩影的意义。文章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是对薛逢生平的研究。主要包括薛逢生卒与籍贯,薛逢与河东薛氏家族归属关系,薛逢主要行年行踪节点与重要交游人物的探究,根据现存的史料分析,将学界尚有争议的薛逢卒年定在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第二章是对薛逢诗歌留存情况的研究。主要包括对薛逢诗集版本的梳理,对现存薛逢诗歌数量最多的《全唐诗》中薛逢重出诗歌情况进行考辨,剔除伪作,重新核对现存薛逢诗歌数量,并对现存的薛逢诗歌进行一个系年。第三章对薛逢诗歌形式与内容特点进行了探究。将薛逢现存诗歌按体裁与题材进行了分类与数据化分析,得出薛逢对七律诗歌较为擅长的结论,并对薛逢现存诗歌的主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发掘薛逢诗歌在时光易逝、仕途蹭蹬、与抚今追昔的感叹是其诗歌的主要主题。第四章对薛逢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了重要探究。对薛逢诗歌在近体诗雄浑豪逸与古体诗平易浅近两种不同风格进行了举例与分析,得出薛逢继承了盛唐诗歌的雄浑与中唐诗歌的通俗浅切两个风格特点,并对薛逢诗歌的创作艺术进行了分析,从对比烘托、动静结合、对仗与诗歌节奏、用典与语言的精警几个方面探讨了薛逢诗歌的创作艺术。第五章主要是对薛逢诗歌地位与评价的研究。对薛逢诗歌在风格上承袭盛唐与中唐,但也有少量诗作带有晚唐风气的特点得出薛逢诗歌在盛、中唐诗歌与晚唐诗歌之前接力者角色地位,对薛逢处在没落士族阴影下入世与出世矛盾心理影响其人生经历与创作进行分析,确立薛逢诗歌乃没落士族文人缩影的特点。最后对薛逢的历代评价进行了分析。
姜晓梅[4]（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提出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李静茹[5]（2019）在《唐诗用典《世说新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隶事用典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诗人乐于在诗歌中引用典故,其目的在于以古证今,以古比今,借事类比,借古抒怀。典故的使用不仅有助于诗人抒发个人情志,而且能使诗歌达到词约意丰、余韵缭绕的艺术效果。从魏晋时期开始到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唐朝,诗歌用典艺术逐渐趋于成熟,唐代诗人诗歌用典数量相当可观,所引典故的来源广泛而又繁杂,据笔者根据《全唐诗典故辞典（增订本）》的典源统计来看,大多来自《史记》、《左传》、《汉书》、《后汉书》、《诗经》、《论语》、《周易》、《三国志》、《世说新语》、《庄子》这十种文献,类聚7000余条典目,其中有340条典目出自《世说新语》,占总数的5%左右,可见唐代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成为唐诗中的一种突出现象。《世说新语》是南朝时期着名的文言志人小说,共三十六门,主要记载了汉末魏晋名人隐士的逸闻轶事,举止行为,言谈风尚。久而久之,完整性的故事情节、立体化的人物设定等构成的《世说新语》则成为汇集魏晋士人精神面貌与风度的故实典源。唐代诗人用《世说新语》典故其根本原因在于魏晋名士风度对唐代诗人的精神、品格等影响颇深。对《世说新语》典故的运用不仅是诗人对艺术效果的追求,更是唐代诗人在寻找历史精神的归属时与魏晋风度发生了自然而然的契合和对位后的必然选择,这成为唐诗中的一种文化共鸣现象。据笔者统计,唐代诗人中用《世说新语》典故比较突出的诗人有初唐诗人杨炯、骆宾王、李峤、王勃、卢照邻等,以李峤为最;盛唐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韦应物、王维等,以孟浩然为最;中唐诗人孟郊、李贺、白居易、刘长卿等,以刘长卿为最;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韦庄等,以韦庄为最。总体来看,唐代整个时期的诗人使用最多的典故门类为任诞、言语、容止三门。但每一时期的诗人所偏爱使用的典故类别却各有不同。笔者按照先前学者的标准粗略将唐代诗人所用《世说新语》典故分为以下八类:一、展现纵情适性精神类;二、表达隐迹江海心愿类;三、赞美人物风情类;四、赞颂容貌神情娇好类;五、寄予仕途坎坷感慨类;六、展现雅致不俗情怀类;七、表达建功立事思想类;八、表现民族忧患意识类。其中,初唐诗人最偏爱于赞美人物风情、赞颂容貌神情娇好两类典故,原因在于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给文人带来的“不公平”使寒门出身的文人常用魏晋被赏识风采而成功的寒门子弟来要求自己,如乐广、张华、山涛等人,希企有同样被赏识的机遇。并且初唐诗人同魏晋时期一样,极度看重个人风度及外貌的品评,在个人爱好上极慕晋人情趣,对魏晋名士的思慕和追仿则成为初唐诗人创作生活中极其重要、突出的一部分;盛唐诗人最偏爱使用展现纵情适性精神、赞美人物风情两类,原因在于此时期相对开明的政治及开放的文化风气助长了盛唐文人才子们恃才傲物的自信、进取的激荡和诗意的激情享乐,魏晋名士的精神更是成为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如竹林七贤超越礼法的精神;中唐诗人偏爱使用表达建功立事思想、展现纵情适性精神类典故,他们大多以玄心为质,既关心政治、热衷仕途,表现着急切的建功立事思想,却又不得不躲避。在精神追求和世俗抉择中出现了背反,故而他们选择沉浸在个人生活爱好之中,时常表现出潇洒俊逸的真性情,但这种真性情却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虚伪和孤僻;晚唐诗人偏爱使用表达隐迹江海心愿、表现民族忧患意识类典故,原因在于晚唐社会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日益深化,唐王朝趋近灭亡,使得此时期诗人开始从对社会改变革新、调度社会存在弊端的强烈探求转为漠然置之的悲观遁隐态度,他们意图通过隐逸来保证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和人格价值。以上可见,唐代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是他们与魏晋名士心灵上的契合与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诗人的情感态度及价值取向。他们寄托在《世说新语》典故中的是情怀,是信仰,是一种对黑暗现实的揭示与批判、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倾诉与抗争、对天下苍生的同情与怜悯、对唐王朝的激励与愤慨、对先辈及友人的思慕与追仿。唐代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是他们宣泄情感的手段、表达思想的工具,以此实现了诗人用典《世说新语》的初衷,即通过典故表达更深层隐蔽的、不曾或不便言明的内涵,让读者在了解典故的来龙去脉之后,深刻的理解诗人的用意及所寄托的情感。在艺术方面,唐代诗人用《世说新语》典故使诗歌具备简练精准语言的同时,增加了唐诗的“文趣”,使语言表达妙趣横生;亦使诗歌在体裁、字数等外在形式的严格要求下构建完整的意象,创造层叠的意境,表达复杂的情感,从而满足了诗歌含蓄蕴藉的基本要求,扩展了诗歌的“内在”容量。
张谦[6]（2019）在《杜牧纪行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杜牧是晚唐诗坛的代表诗人之一,当前学术界对杜牧诗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其诗歌中的纪行诗研究却少有人涉及。选取杜牧诗歌中的纪行类诗歌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能够更加全面地认知杜牧诗歌的整体艺术风貌,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论述杜牧的纪行诗在唐宋诗转变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章主要探讨杜牧纪行诗发生的条件。中晚唐的官吏制度、交通条件以及诗人的文化心理对杜牧纪行诗的发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探究杜牧纪行诗的发生,可以为杜牧纪行诗的具体研究提供铺垫。第二章主要叙述杜牧的行踪和不同阶段的诗歌内容。杜牧一生经历多次政治斗争,宦海几经沉浮,亲友命运多舛,这些事情深深影响了杜牧的性格,从而影响到其纪行诗创作内容与风格特征。三为幕吏时期,诗歌内容多是抒写优游乐哉的幕府生活;两为京官与出守宣州时期由于经历了“甘露之变”,诗歌内容多是感往事、怀故人;三转地方刺史时期,由于接触到不同的地域文化,江山风物入诗,诗歌具有内容多样,题材多变的特点;出守湖州和中书舍人时期,诗歌内容多是抒发人生感慨以及晚年的孤寂之情。我们可以看出杜牧的纪行诗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抒写内容,这也看做是杜牧一生经历的诗意体现。第三章主要探讨杜牧纪行诗中的时空意识与表现。由于杜牧经常奔波于旅途之中,加上诗人天生的敏锐感,杜牧对外界的时空变化有着直接而深刻的感受,诗人的时间体验和空间体验与沉淀在血液中的古典诗学传统相互影响,古典诗学传统深化了杜牧对于时空的感伤体验,杜牧独特的时空体验经过升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古典诗学传统,两者交融进而影响了杜牧纪行诗创作。在时空意识的建构方面,杜牧对诗中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改造,以此来配合自己的感情抒发,这也体现出杜牧鲜明的时空意识和雄伟的艺术笔力。杜牧在通过时空构建向外宣泄人生感伤的同时,诗人并没有一直消沉,向内也在积极寻找路径消解人生的苦痛,或者在与历史人物或文化的共鸣中寻求安定,或者融入山水田园风光中获得行旅的暂憩与满足。第四章主要探讨杜牧纪行诗的艺术特征。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制题艺术,尤其是纪行诗的制题艺术到了晚唐有了明显的转变:诗题篇幅的加长、纪行诗题的明晰、诗题叙事信息的丰富是杜牧纪行诗诗题创新的三个特点。杜牧在纪行诗中常常改写景为叙事,记录旅途的见闻感受,或者进行始末清晰的完整叙事,或者采用叙中溢情的表达方式,或者以人物塑造为内核进行特写式叙事,这些都是杜牧在纪行诗创造过程中叙事手法的体现。杜牧的纪行诗在写景抒情时,往往以诗心写画意,以画意融诗心,融汇了纪行诗歌的诗心与画意,表现出实景山水入诗、画法为诗、追求意在象外等三个重要的艺术特征。杜牧纪行诗在不同方面对于纪行诗艺术都有了开拓与创新,这正是晚唐诗风尚奇、尚变审美趣尚的体现。第五章主要探讨杜牧纪行诗的价值和意义。杜牧在前代纪行诗创作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深化了纪行诗的表现内涵。对于杜牧自身而言,纪行诗的风格特征影响了其诗歌的总体风貌,对于其诗歌的整体艺术风貌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就文学史的发展而言,杜牧纪行诗中尚议论、尚俗、以才学为诗的手法导引了唐诗向宋诗风格的转变,推动了唐诗之变,在唐宋诗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周芷娴[7]（2019）在《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文章以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这一文本为中心,抽绎出“才调歌诗”这一诗歌概念,并对中晚唐“才调歌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原因、创作谱系、文体特质及其后世嗣响等进行深入探讨,以此发掘中晚唐诗的深层内蕴。“才调歌诗”发端于进士文化,而其勃兴则源于中晚唐进士文化的“裂变”。唐代科举擢选博学之士,尤重对人才“百里挑一”的进士科,而进士科通常是以诗赋才能来决定士子及第与否,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对于“文才”的趣尚,以才学名世的进士群体如同耀眼群星一样冉冉升起。安史之乱以后,在轻薄无行的士风渐染之下,进士文化也发生了“裂变”,一时间进士狎妓之风与宴饮之风大盛。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才子诗人群。元白诗风的形成正顺应着中唐以降进士文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他们的诗歌创作将当时的浮薄士风引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诗潮。韦縠《才调集》以“才调”为选旨,其中的选诗为我们观察中唐元白以来进士群体的创作提供了有趣的线索。韦縠偏好选取元白一派的风情之作,诸如元白、小李杜、温韦等人的诗歌收录最多,其内容多冶游香艳,情感婉约细腻,生动地再现了中晚唐进士群体的真实面目与精神风貌。我们将这类诗称为“才调歌诗”。如果说白居易与元稹乃“才调歌诗”之祖,那么他们的“才调歌诗”称得上是典型,却称不上成熟、完美。元白的“才调歌诗”受时代氛围及其特殊的仕宦经历之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色彩,但是他们对才子身份的自我标榜以及对于女色、情爱等的特殊经历与体验,又对“才调歌诗”的基本特质之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唐出现了以擅写朦胧情诗着称的李商隐,和以风流才子形象面世的杜牧,他们渐渐消解掉了元白诗中那些平白直露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浪漫的诠释成为后人解读小李杜诗歌最为重要的突破口;在小李杜之后,又有温庭筠与韦庄,相比前两代诗人,温韦不再注重在诗歌中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体验,其诗更注重辞藻的柔媚与音韵的谐婉等这些艺术形式的深化,通常采用宫体与乐府等形式,这也使“才调诗歌”开始出现明显向词体转型的趋势。在体裁上,韦縠《才调集》中的选诗大多是富于乐感、辞藻富赡的近体诗;在题材上,韦縠则比较注重选取女性与恋爱等艳体;而在具体内容上,还表现出了对于才子与佳人风流事迹的浓烈兴趣,使《才调集》形成了香艳而浪漫的氛围。也由此,“才调歌诗”往往带给读者富于“乐感”、“艳色”与“浪漫”的直观印象,予读者以独特而唯美的阅读体验。在九至十世纪词乐文化逐渐勃兴的过程中,“才调歌诗”与“花间词”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艺术关联。从“才调”诗人与“花间”词人的创作根源来看,这两种艺术形式乃一脉相承;而随着晚唐以来士人精神面貌的转变,这两种艺术形式又在情感与欲望的传达上“渐行渐远”。韦縠《才调集》成书于五代后蜀时期,《才调集》除了体现选家韦縠对五代西蜀文化的接受外,更体现了韦縠以“五代西蜀文人”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乃至“词坛”进行的反思。延续着韦縠对于五代诗坛的种种反思与期望,《才调集》的风格体式在后世取得了越来越多文士的认同。
严维哲[8]（2017）在《唐代宫廷唱和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唐代宫廷唱和诗为研究对象,通过宫廷唱和作品的文本细读与唱和活动发生时的文化背景之还原,探究唐代宫廷唱和活动对唐诗美学的形成、发展、演进所起到的作用。唐代宫廷唱和活动以大一统王朝为历史背景,结合了南朝齐梁宫廷诗歌之流风余韵,最终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唐代宫廷美学。唐代宫廷诗境之形成,与宫廷诗人文学活动、诗人的现实政治处境、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它们共同构筑起了唐型诗之时代精神。通过对唐代宫廷唱和互动的梳理,可以建构出唐代宫廷诗歌的发展历程。约分为过渡、兴盛、消歇三个阶段:唐代宫廷唱和诗歌尚未完全定型之时的过渡期,以李世民、虞世南、许敬宗、上官仪为代表。首先以贞观前期唐太宗登基后与虞世南、杨师道等人互动为发端,以上官仪、许敬宗在高宗初年主盟宫廷诗坛为终点,这段时期,是唐代从南朝宫廷诗学传统转变为中央王朝宫廷诗学的格局。唐代宫廷唱和活动的极盛时期。此中可以分成二个时段:第一时段是武后中宗诗坛着名的“文章四友”与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活动时期,此为宫廷唱和诗风的定型时段;第二时段是玄宗盛唐时期的开元天宝宫廷唱和活动至安史之乱爆发,是唐代宫廷唱和的兴盛期。唐代宫廷唱和活动的极盛时期从武后中宗诗坛直接延续到玄宗的开元盛世。文章四友、沈宋通过唱和活动对唐诗的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彻底吸纳南朝传统诗学因素,并且转换为唐人特质的诗歌美学气象。最后是唐代宫廷唱和活动的消歇期。自安史之乱之后,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动,宫廷唱和活动并未能延续初盛唐的风貌。唐肃宗代乾元元年所出现的大明宫唱和诗,与当时微妙的政治局势密不可分,体现了盛唐诗人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所表现出的精神失落,同时也标志着“盛唐气象”的终结,中唐新的诗歌形式的开篇。自中唐以后,权德舆成为宫廷唱和活动的最后代表人物,宫廷唱和活动的逐渐消亡也是唐代宫廷文化由盛到衰的体现。唐代宫廷唱和诗歌,是以南朝宫廷唱和诗之风格特征作为基础,加以唐代宫廷文化所独有的特质,最终构建起来的新型的诗歌。它对唐诗声律的定型、诗体的演变、审美范式的导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兴盛与消亡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田峰[9]（2015）在《唐宋行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旅行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因此,从先秦开始人们就记录旅行之事,虽然先秦还没有一部旅行记（即行记）,但是对旅行的记录已经成为史学重要的部分。到了汉代,随着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行记便应运而生。魏晋南北朝以来,行记成为一类不可忽视的文献。唐宋时期,是行记发展繁荣的关键时期,在文学演进与时代变迁的双重作用下,行记大量出现,它们主要包括僧人行记、交聘行记、文人行记等,其体式逐渐完善,内涵也更加丰富。此后行记基本沿着唐宋以来的脉络发展,对后世的旅行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唐宋行记的研究是解决行记相关问题的关键。但是,由于历朝历代行记亡佚严重,致使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显得比较零碎,尚未有充分的认识。尤其对唐宋行记的文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还比较薄弱。本论文拟从文学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唐宋行记作全面的讨论。那么,唐宋行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行记与文学、史学有怎样的关系?行记又集中反映了哪些文化问题?这些都值得思考。文章从这些问题为出发,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解决行记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认为行记起源于先秦,初创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壮大;第二章以唐宋行记为中心,重点讨论了行记的文体特点及其行记与文学、史学的横向渗透,认为行记在体制上具有行踪、景观与旅行体验三要素,这三要素以叙事的方式来呈现,语体以灵活多样的散体文为主,体性呈现多元化。行记与游记、地记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而史学的书写传统对行记影响明显;第三章以宋代文人行役记为中心,主要讨论文人行役记在宋代文学、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人文化的倾向,选取陆游的《入蜀记》作为观察点,主要从其文化胜览倾向,旅行体验的书写与诗学,学术品格等几方面进行论述;第四章以唐宋交聘行记为中心,讨论其所反映的夷夏观念及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进一步说明唐宋时代变迁背景下夷夏观念的新内涵;第五章重点讨论了唐宋僧人行记,认为中土僧人西行求法与日本僧人来唐宋求法巡礼,虽都属于宗教行为,但是这两种文化现象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地位和社会交往心态完全不同,由此可以窥见在文化转移过程中僧人所处的地位。
徐芳[10]（2015）在《唐代诗歌中的陇右文化阐释》文中研究指明陇右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与山川风物,以及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孕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风采和文化个性。陇右地处边塞防御地带的地理位置,多民族共存以及农牧兼营的地域特色,使其形成了“胡”汉交汇的文化特色。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为陇右地域打开了东西门户,使其展示了多元文化交融的魅力。唐前陇右地域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及经济人口的增长,为唐代陇右诗歌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底色和肥沃的土壤。唐代陇右文学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胡”汉交汇,剑书合一,理性和感性相融合以及雅俗互推等特色,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生存意识,形成“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同时,唐代诗歌与陇右文化的相互映射,使陇右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思想文化重镇。目前,关于唐代诗歌与陇右文化的研究已有一些学者关注,但其研究则相对薄弱,尚有许多待开垦的园地。本课题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切入点,旨在考察唐代诗歌中的陇右地域文化因子,并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对系统的考察与探究,以期对陇右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有所补益。全文除绪论以外,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了陇右文化及其文化特征,梳理了陇右地理文化的特质以及历史经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陇右文化主要指唐代陇右道陇西段和河右段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从地理位置来看,陇右处于以关中为中心的边塞防御地带。从历史经济文化方面来看,陇右文化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厚的文化积淀后,在隋唐五代时期走向了辉煌,在全国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陇右内部的三个亚区中,文化的表现又互有差异,其共同性的理论阐释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二章,主要从三个角度对唐代诗歌中的陇右诗缘进行考察。首先,从陇右籍的诗人入手,对其籍贯以及诗歌创作进行了考证,分析了陇右籍诗人的地理分布特征和文学创作的成就与贡献。其次,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李唐皇族以及自称“陇西”者诗歌中的陇右诗缘进行了探讨。最后,从客寓陇右的诗人的角度出发,以杜甫为例,分析了杜甫诗歌中的陇右诗缘。第三章,主要对陇右文学家族,即以牛僧孺为代表的牛氏家族为例进行了考察。首先考察了唐代陇右牛氏家族的世系形成,分析了唐代牛氏家族兴盛的原因。其次考察了陇右牛氏家族成员的生平事迹与创作实绩,分析了其文学传承与流变情况。然后,探讨了陇右牛氏家族的家风:旷远之度、耿直之气、清廉节俭之习,同时探讨了其家学精神:博学求是、兼修文史、学优而仕。最后探讨了其家族成员诗歌创作中的主题风格与审美情趣。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唐代诗歌中的地理描述。本章首先从地理的视域分析了唐代诗歌中的陇右地貌特征和意象。其次,对唐代诗歌中的陇右州县的描述以及山川关隘的描述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从诗歌的题材内容、诗人的气质魅力以及诗歌的创作风格等方面分析了陇右地理风貌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第五章,主要考察了唐代陇右诗歌中的边塞情怀。首先分析了唐代陇右诗歌中的边塞情怀形成的原因:功名意识、汉代情结、尚武精神。然后对陇右籍诗人以李益为例分析了其边塞情怀,考察了其诗歌中独特的边塞风光,戍边士卒的内容选择以及悲壮凄惋的审美风格。同时亦对客寓陇右诗人的边塞情怀进行了考察,一类是贬谪出塞之士,一类是从军出塞之士。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唐代诗歌中的丝路文化。首先考察了唐代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表征:琳琅满目的艺术长廊,中西合璧的文化活力,民族交往的辉煌历史。然后分别从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商业文化以及酒文化方面对其进行了考察,彰显了丝路文化为唐代陇右诗歌中带来的活力。
二、论关中士族精神对杜牧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关中士族精神对杜牧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郎官的界定及本文的研究对象 |
| 二、选题依据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四、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章 唐代郎官制度及其政治地位 |
| 1.1 唐代郎官制度的沿革 |
| 1.1.1 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 |
| 1.1.2 郎官与选举制度 |
| 1.2 唐代郎官的职掌与演变 |
| 1.2.1 唐代郎官的职掌 |
| 1.2.2 “前后行”郎官秩序的演变 |
| 1.2.3 唐后期郎官的使职化 |
| 1.3 唐代郎官的政治地位与行政特色 |
| 1.3.1 “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 |
| 1.3.2 “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 |
| 第二章 唐代郎官职任和迁转的文学素养 |
| 2.1 郎官职任和迁转情况分析 |
| 2.1.1 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分析 |
| 2.1.2 郎官的制授与敕授 |
| 2.2 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 |
| 2.2.1 唐代郎官的才具意识 |
| 2.2.2 唐代郎官的“赤墀”意识 |
| 2.2.3 唐代郎官乃迁转要津 |
| 2.3 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 |
| 2.3.1 唐代制诰中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 |
| 2.3.2 郎官职任注重文学素养原因分析 |
| 2.3.3 “尚文”传统与郎官群体的人文品格 |
| 第三章 唐代郎官的职司与文学活动 |
| 3.1 郎官与科举 |
| 3.1.1 初盛唐郎官知贡举与进士科改革 |
| 3.1.2 初盛唐郎官知贡举与文学风气 |
| 3.1.3 中晚唐郎官通榜与进士行卷的盛行 |
| 3.1.4 中晚唐郎官通榜与文学革新 |
| 3.2 郎官参与铨选中的文学活动 |
| 3.2.1 郎官参与考课的文学功底 |
| 3.2.2 郎官与铨选中的“藻鉴”之能 |
| 3.2.3 郎官知南选对郎官诗歌的影响 |
| 3.3 郎官知制诰中的文学 |
| 3.3.1 郎官知制诰辨析 |
| 3.3.2 郎官知制诰的文学素养分析 |
| 3.3.3 元、白郎官经历对制诰文体的改革 |
| 第四章 唐代郎官活动与诗歌创作 |
| 4.1 唐代郎官与应制奉和诗的风格流变 |
| 4.1.1 初唐郎官诗人与应制奉和诗的风格流变 |
| 4.1.2 盛唐郎官诗人与应制奉和诗的风格流变 |
| 4.1.3 中晚唐郎官诗人与应制奉和诗的风格流变 |
| 4.2 郎官的寓直与诗歌创作 |
| 4.2.1 描写寓直环境 |
| 4.2.2 描写寓直生活 |
| 4.2.3 反映寓直心态 |
| 4.2.4 寓直诗的风格 |
| 4.3 郎官与赠答唱和诗 |
| 4.3.1 郎官群体的赠答唱和诗歌探析 |
| 4.3.2 郎官唱和的典范案例:张籍与元、白等人的唱和 |
| 4.3.3 郎官群体赠答唱和诗的突出意义 |
| 第五章 唐代郎官对唐诗的影响 |
| 5.1 唐代郎官诗对唐诗意象的丰富 |
| 5.1.1 命归列宿类 |
| 5.1.2 职任所感类 |
| 5.1.3 人生期望类 |
| 5.2 促进唐代诗歌的变化 |
| 5.2.1 郎官应制诗对诗艺的锻炼 |
| 5.2.2 重要郎官诗人对诗风的引领 |
| 5.3 发掘唐诗创作新人 |
| 5.3.1 职任之内提携唐诗新人 |
| 5.3.2 职任之外提携唐诗新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杜甫、杜牧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二杜文学思想形成的背景 |
| 1.1 二杜文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1.1.1 盛中唐转折期与杜甫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
| 1.1.2 晚唐衰颓期与杜牧的文学思想中的矛盾 |
| 1.2 二杜文学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
| 1.2.1 盛唐文学思想过渡时期的接力者与杜甫的文学思想 |
| 1.2.2 晚唐功利主义文学的消退与杜牧的坚持 |
| 1.3 二杜文学思想形成的家族背景 |
| 1.3.1 家族与士人文学思想的密切关系 |
| 1.3.2 儒诗传承与杜甫的文学思想 |
| 1.3.3 经史传承与杜牧的“经世致用” |
| 第二章 二杜文学思想的相同之处 |
| 2.1 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传承 |
| 2.1.1 对文学作品教化作用的推崇 |
| 2.1.2 提倡文学对现实的反映 |
| 2.1.3 “比兴体制”与“感怨刺怼”,对“美刺”传统的继承 |
| 2.2 文质并重观念 |
| 2.2.1 提倡文学语言之美 |
| 2.2.2 主张作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
| 2.3 积淀与苦吟 |
| 2.3.1 主张知识积累启迪文思 |
| 2.3.2 重视苦吟以提升作品 |
| 2.4 文学继承与革新观念的相同 |
| 2.4.1 对前代文学的继承 |
| 2.4.2 文学的革新意识 |
| 第三章 二杜文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
| 3.1 儒家写实主义文学观的不同 |
| 3.1.1 写世达情与经世致用 |
| 3.1.2 细“达下情”的文学倾向与“不涉习俗”的创作主张 |
| 3.2 传承前代文学观的不同 |
| 3.2.1 主观意识上的“转益多师”与“不今不古” |
| 3.2.2 对六朝文学观念的不同 |
| 3.3 文学审美上的“清新”与“高绝” |
| 第四章 二杜文学思想对各自创作的影响 |
| 4.1 杜甫文学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 |
| 4.1.1 写世达情观与其现实主义诗歌创作 |
| 4.1.2 重视艺术形式与其律诗中的成就 |
| 4.1.3 “转益多师”与其诗歌创作的集大成 |
| 4.2 杜牧文学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 |
| 4.2.1 经世致用的观念与其政论文创作 |
| 4.2.2 以“意”为主,文质并重的观念与其散文创作 |
| 4.2.3 追求“高绝”与杜牧的诗歌创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晚唐薛逢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一章 薛逢生平考述 |
| 第一节 薛逢籍贯、生卒年与家族考 |
| 一 薛逢籍贯 |
| 二 薛逢的生卒年 |
| 三 薛逢与河东薛氏家族 |
| 第二节 薛逢主要行年行踪 |
| 一 会昌初年:长安擢第期 |
| 二 会昌末——大中初:短暂的出京任职期 |
| 三 大中年间:再回长安的拔擢期 |
| 四 咸通初年:离京入蜀的贬谪期 |
| 五 咸通中—咸通末:三回长安的浮沉期 |
| 第三节 薛逢重要交游考 |
| 一 将相 |
| 二 诗人、普通官员 |
| 三 方外人士 |
| 第二章 薛逢诗歌考述 |
| 第一节 薛逢诗集版本与诗歌收录 |
| 一 历代薛逢诗集的版本记载 |
| 二 古籍收录的薛逢诗歌 |
| 第二节 薛逢诗歌重出考辨 |
| 一 薛逢与赵嘏、许浑诗歌重出考 |
| 二 薛逢与刘禹锡、张建封重出诗歌考 |
| 三 薛逢与温庭筠重出诗歌考 |
| 第三节 薛逢诗歌系年考 |
| 第三章 薛逢诗歌的形式与内容 |
| 第一节 薛逢诗歌的分类 |
| 一 薛逢诗歌体裁 |
| 二 薛逢诗歌题材 |
| 第二节 薛逢诗歌的主题 |
| 一 逝者如斯之感慨 |
| 二 出世入世之矛盾 |
| 三 抚今追昔之喟叹 |
| 四 社会时事之记录与针砭 |
| 第四章 薛逢诗歌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薛逢诗歌的风格特点 |
| 一 古体诗:平易浅近 |
| 二 近体诗:雄浑峻拔宣朗豪逸 |
| 第二节 薛逢诗歌的艺术手法 |
| 一 对比反衬侧面烘托 |
| 二 动静结合情景相融 |
| 三 对仗工整节奏鲜明 |
| 四 长于用典语言精警 |
| 第五章 薛逢诗歌地位与评价 |
| 第一节 薛逢诗歌的地位 |
| 一 没落士族的文学缩影 |
| 二 盛、中唐诗歌与晚唐诗歌的接力者 |
| 第二节 薛逢诗歌的评价 |
| 一 盛唐余响 |
| 二 失浅露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薛逢年谱 |
| 附录B 薛逢诗歌辑 |
| 附录C 历代古籍中所收薛逢诗歌篇目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目标及思路 |
| 第一章 江南文化的孕育及其精神特质 |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 |
| 第二节 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追求 |
| 第三节 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 |
| 第二章 眷恋与逃离、叛逆: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影响下的文学情感 |
| 第一节 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 |
| 第二节 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 |
| 第三节 守望人性 |
| 第三章 有韵味的文学探求: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 |
| 第一节 向着感觉敞开的形式实验 |
| 第二节 变异的感觉:戏谑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 |
| 第三节 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 |
| 第四章 文学新传统的创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 |
| 第一节 苏童小说的写作策略: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 |
| 第二节 格非的写作策略:对存在神秘性的窥测 |
| 第三节 互文与解构:叶兆言的传统的叛逆性书写 |
| 第五章 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 |
| 第一节 苏童:堕落与救赎的另类市井南方 |
| 第二节 格非:幻觉·记忆·救赎——精神江南的地形图展示 |
| 第三节 叶兆言:经验与超越:叶兆言的细小江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唐诗用典《世说新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唐诗典故研究概况 |
| 二、关于《世说新语》及其典故研究概况 |
| 三、关于唐诗用典《世说新语》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二章 初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 |
| 第一节 初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概述 |
| 第二节 诗人用《世说新语》典故分析 |
| 一、用典特色分析 |
| 二、用典文人心态分析 |
| 第三节 初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原因探讨 |
| 一、社会历史原因 |
| 二、初唐文化风气的影响 |
| 第三章 盛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 |
| 第一节 盛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概述 |
| 第二节 诗人用《世说新语》典故分析 |
| 一、用典特色分析 |
| 二、用典文人心态分析 |
| 第三节 盛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原因探讨 |
| 一、社会历史原因 |
| 二、盛唐文化风气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 |
| 第一节 中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概述 |
| 第二节 诗人用《世说新语》典故分析 |
| 一、用典特色分析 |
| 二、用典文人心态分析 |
| 第三节 中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原因探讨 |
| 一、社会历史原因 |
| 二、中唐文化风气的影响 |
| 第五章 晚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 |
| 第一节 晚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概述 |
| 第二节 诗人用《世说新语》典故分析 |
| 一、用典特色分析 |
| 二、用典文人心态分析 |
| 第三节 晚唐诗人用典《世说新语》原因探讨 |
| 一、社会历史原因 |
| 二、晚唐文化风气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唐代诗人用典《世说新语》具体情况表 |
| 表1.1(初唐诗人) |
| 表2.1(盛唐诗人) |
| 表3.1(中唐诗人) |
| 表4.1(晚唐诗人)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情况 |
（6）杜牧纪行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纪行诗的概念界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选题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杜牧纪行诗发生的多维度探析 |
| 第一节 唐代官吏制度与杜牧纪行的条件 |
| 第二节 中晚唐交通与杜牧纪行行为 |
| 第三节 诗人文化心理与杜牧纪行诗创作 |
| 第二章 杜牧行踪及其纪行诗创作 |
| 第一节 三为幕吏时期 |
| 第二节 两为京官及一守宣州时期 |
| 第三节 三转地方刺史时期 |
| 第四节 出守湖州和中书舍人时期 |
| 第三章 杜牧纪行诗的时空意识与表现 |
| 第一节 杜牧纪行诗的时空体验与古典诗学传统 |
| 第二节 杜牧纪行诗的时空建构与情感表现 |
| 第三节 杜牧的时空意识指向与情感消解 |
| 第四章 杜牧纪行诗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制题艺术的新变 |
| 第二节 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 |
| 第三节 诗心与画意的融汇 |
| 第五章 杜牧纪行诗的意义与价值 |
| 第一节 深化纪行诗的表现内涵 |
| 第二节 促进杜牧诗歌风貌的形成 |
| 第三节 导引由唐入宋的诗风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才调歌诗”的概念界定与选题缘由 |
| 1. “才调歌诗”的提出 |
| 2. “才调歌诗”与“艳情诗”的区别 |
| 3.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才调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 选家韦縠家世、生平等的考述 |
| 2. 《才调集》版本的考述与批注本研究 |
| 3. 《才调集》编选体例、特色与韦縠诗学思想等研究 |
| 4. 《才调集》其他相关研究 |
| 5. 中晚唐艳情诗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篇章安排及其说明 |
| 第一章 进士文化背景下的“唐才子”及其“才调歌诗” |
| 第一节 唐人进士文化与“流转”的“唐才子” |
| 1. 初盛唐进士文化的生成 |
| 2. 中晚唐进士文化的裂变与浮薄士风 |
| 3. 进士文化在晚唐士人身上的另类折射 |
| 第二节 中晚唐进士文化内部的冲突: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
| 1. 韩孟诗派:进士主流文化的“反叛者” |
| 2. 元白诗派:进士主流文化的“弄潮儿” |
| 3. 元白诗风内部的冲突:“风教”与“风情” |
| 第三节 中晚唐“才调”内涵的转化与“风流才子”的出现 |
| 1. 唐人诗文中“才调观”的递嬗 |
| 2. 中晚唐富于“才调”的风流士人及其诗歌创作 |
| 3. “才调歌诗”的提出与韦縠的“才调观”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晚唐“才调歌诗”的创作谱系与代际更迭 |
| 第一节 中唐“白才子”与“元才子”的“才调歌诗” |
| 1. 白居易的“才调歌诗” |
| 2. 元稹的“才调歌诗” |
| 第二节 中晚唐之交杜牧与李商隐的“才调歌诗” |
| 1. 杜牧的“才调歌诗” |
| 2. 李商隐的“才调歌诗” |
| 第三节 晚唐温庭筠与唐末五代韦庄的“才调歌诗” |
| 1. 温庭筠的“才调歌诗” |
| 2. 韦庄的“才调歌诗” |
| 小结 |
| 第三章 合乐、艳色与制造浪漫：“才调歌诗”的唯美三重奏 |
| 第一节 合乐:“才调歌诗”中的音乐之美 |
| 1. “韵高”、“词丽”的“才调歌诗” |
| 2. 唐人“歌诗”与中晚唐“才调歌诗”的流行 |
| 第二节 艳色:“才调歌诗”中的女性与恋爱书写 |
| 1. 从对“闺怨”的模仿到“艳情”的突破 |
| 2. 成为书写焦点的妓女 |
| 3. 唐才女们的创作 |
| 第三节 制造浪漫:“才调歌诗”中的才子佳人式恋爱 |
| 1. 中晚唐时期的“才子”与“佳人” |
| 2. “才子”与“佳人”间的相互认同 |
| 3. 中晚唐浪漫文化的形成 |
| 小结 |
| 第四章 “才调歌诗”与“花间词”的暧昧界限 |
| 第一节 五代西蜀《才调集》的编选与《花间集》的问世 |
| 第二节 “歌”、“诗”的分离与“词”的勃兴 |
| 第三节 “才调歌诗”与“花间词”中的绮艳世界 |
| 第四节 “才调歌诗”中的浪漫演绎在“花间词”中的消歇 |
| 小结 |
| 第五章 《才调集》的成书背景、时代意义及其嗣响 |
| 第一节 西蜀文学传统与韦縠“才调观”的形成 |
| 第二节 韦縠对五代西蜀浮艳创作风气的接纳与反拨 |
| 第三节 蜀地诗人的没落与《才调集》的愿景 |
| 第四节 《才调集》在明清两代的嗣响 |
| 小结 |
| 结语: 最后的“唐才子”与最后的“唐人选唐诗”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才调集》中138位唐代士人相关资料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8）唐代宫廷唱和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宫廷唱和诗的内涵与价值 |
| 三、本文研究方法及其诗史探索意义 |
| 四、章节概要 |
| 第一章 南朝至隋:唐前宫廷唱和活动的兴盛 |
| 第一节 从元嘉到永明:宫廷唱和风气的逐步产生 |
| 一、刘宋:宫廷的唱和活动的萌芽 |
| 二、竟陵八友:贵族阶层的唱和活动与诗体的革新 |
| 三、赠答与唱和:宫廷唱和活动中的诗学分流 |
| 第二节 萧梁时期:宫廷唱和诗的盛行 |
| 一、梁代宫廷文学的繁荣 |
| 二、萧梁宫廷唱和诗歌中佛教文化因素及其成因 |
| 三、萧梁宫廷唱和诗的佛教因素形成的原因 |
| 第三节 “狎客”文学集团:陈代的宫廷唱和活动与“江总”现象 |
| 一、陈后主宫廷唱和活动与“江总现象”的产生 |
| 二、唐宋两朝对江总接受转变的原因 |
| 三、江总优劣评价的文学史意义 |
| 第四节 隋代:宫廷唱和诗中的南北对立与整合 |
| 一、隋炀帝的“江南情结”与宫廷唱和集团的形成 |
| 二、隋炀帝宫廷唱和诗歌风格体制的渊源 |
| 三、隋炀帝宫廷唱和活动的产生的原因 |
| 四、隋炀帝宫廷唱和活动的文学意义 |
| 第二章 贞观诗坛:唐代宫廷唱和风气的形成 |
| 第一节 贞观诗坛的宫廷唱和活动 |
| 一、“十八学士登瀛洲”:初唐宫廷文学的先导 |
| 二、陈隋滞响:贞观诗坛的宫廷唱和活动 |
| 三、体非雅正:宫廷唱和中的复杂创作心态 |
| 第二节 《翰林学士集》:唐代宫廷唱和诗集的先声 |
| 一、《翰林学士集》中的四言唱和诗作家群体与南朝诗学的接受 |
| 二、《翰林学士集》四言唱和诗的内容特点 |
| 三、《翰林学士集》四言唱和活动成因探析 |
| 四、《翰林学士集》四言唱和活动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政治心态与诗体的传承 |
| 一、清绮与气质:贞观宫廷唱和诗中的创作矛盾 |
| 二、典丽与雅致:贞观宫廷唱和诗歌的美学意识 |
| 三、对仗与用典:贞观宫廷唱和诗歌的创作技巧 |
| 第三章 “龙朔变体”与宫廷唱和诗风的转变 |
| 第一节 “龙朔变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宫廷唱和之风 |
| 一、士庶消长对宫廷唱和的影响 |
| 二、大型文学类书的编纂与宫廷唱和的兴盛 |
| 三、宫廷政治斗争与唱和诗之间的微妙联系 |
| 第二节 龙朔变体背景下的宫廷唱和诗的转变与传衍 |
| 一、上官仪与许敬宗的宫廷诗歌唱和活动中的政治因素 |
| 二、浮艳与宏奥:龙朔诗人在宫廷唱和中的文学表现及其因由 |
| 三、上官仪之死与唐代宫廷唱和诗歌典范的确立 |
| 第三节 龙朔诗学探索与宫廷唱和之间的互动关系 |
| 一、龙朔宫廷唱和对声病属对之学的完善 |
| 二、龙朔宫廷唱和所形成的风格特点与成因 |
| 第四章 唐代宫廷唱和诗的极盛时期 |
| 第一节 珠英学士与修文馆学士:宫廷唱和高峰期的到来 |
| 一、《三教珠英》的编纂与武则天时期宫廷文学环境之变化 |
| 二、《景龙文馆记》与修文馆学士的宫廷唱和诗 |
| 三、从龙朔到景龙:唐代宫廷文馆学士唱和诗的兴盛 |
| 第二节 谶纬之音:武则天宫廷唱和活动的宗教意识 |
| 一、“女武代王”:武周时期的谶纬之说与宫廷唱和活动 |
| 二、谶纬背景下的武周时期宫廷唱和诗人群体及其诗歌风格特点 |
| 三、庙堂与山水:武周时期宫廷唱和诗谶纬意识的影响 |
| 第三节 上官昭容:女子政治与宫廷唱和文化之关系 |
| 一、上官昭容的家世与景龙时期的宫廷唱和活动 |
| 二、上官昭容与景龙时期宫廷唱和活动之关系 |
| 三、秤量天下文士:上官昭容与景龙宫廷唱和对盛唐诗人的影响 |
| 第四节 沈宋之争:宫廷唱和活动中的政治因素与文学影响 |
| 一、沈宋之争与初唐宫廷唱和活动的兴盛 |
| 二、沈宋的宫廷诗歌的风格差异与上官婉儿的评价 |
| 第五章 开元盛世时期的宫廷唱和诗 |
| 第一节 开元时期的宫廷文化与君臣唱和诗 |
| 一、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宫廷诗歌唱和活动及其特点 |
| 二、开元宫廷唱和诗歌的特点及其成因 |
| 三、声律与风骨:盛唐诗坛的审美意识与宫廷唱和的互动 |
| 第二节 《龙池篇》与盛唐诗歌:宫廷唱和的典型案例 |
| 一、沈佺期-崔颢-李白:《龙池篇》唱和诗的创作与影响 |
| 二、《龙池篇》唱和活动中的政治文化因素与唐玄宗之关系 |
| 三、《龙池篇》唱和在盛唐诗史上的地位与七律体制的发展 |
| 第三节 张说巡边唱和:开元宫廷诗风中的盛唐气象 |
| 一、开元君臣巡边唱和诗的创作背景与盛唐宫廷文化环境 |
| 二、张说巡边唱和诗的风格特征与盛唐诗歌审美意识的成因 |
| 三、张说巡边唱和诗的文学史意义 |
| 第六章 大明宫唱和诗与宫廷唱和风气的消歇 |
| 第一节 天宝:宫廷唱和诗歌的落潮 |
| 一、天宝时期宫廷唱和之风及其诗歌特点 |
| 二、宫廷文人创作风格的转变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
| 第二节 最后的余晖:大明宫唱和诗的政治内涵 |
| 一、大明宫唱和诗的历史品评与高下之争 |
| 二、大明宫唱和诗的创作时间与政治因素 |
| 三、大明宫唱和诗中的复杂诗人心态与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中晚唐时期的宫廷唱和诗 |
| 一、中晚唐宫廷文学活动与唱和风气的衰歇 |
| 二、中晚唐宫廷唱和诗歌消亡的原因 |
| 三、中晚唐宫廷唱和活动的文学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项目 |
（9）唐宋行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行记的源流及其在先唐的发展 |
| 一、关于行记起源问题的讨论 |
| (一)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先秦史官传统与旅行记录 |
| (二) 《禹贡》、《山海经》与《穆天子传》 |
| 二、汉代行记的初创 |
| 三、魏晋南北朝行记发展的三个途径:僧人行记、征伐随行记与交聘行记 |
| (一) 僧人行记 |
| (二) 征伐随行记 |
| (三) 交聘行记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宋行记的文体特点与史学传统 |
| 一、关于行记文体特点的讨论 |
| 二、唐宋行记的史学传统 |
| (一) 体例选择 |
| (二) 对异域记录的史学传统 |
| (三) 行记的实录精神与经世致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文学演进与文人行役记 |
| 一、行记与游记的会通 |
| 二、宋代文人行役记由纪行到文化胜览的美学转变——以陆游《入蜀记》为中心 |
| (一) 《入蜀记》的文化胜览倾向 |
| (二) 《入蜀记》中的旅行体验与诗学 |
| (三) 《入蜀记》的学术品格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宋交聘行记与夷夏之辨 |
| 一、唐代的交聘行记与夷夏之辨 |
| 二、宋代的交聘行记与夷夏之辨 |
| (一) 宋代交聘行记中的汉人与遗民 |
| (二) 宋代交聘行记中的文化景观与夷夏之辨 |
| (三) 地理疆界抑或是夷夏之界 |
| (四) 南宋交聘行记中的中原城市景观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宋僧人行记与旅行心态 |
| 一、唐宋西行求法僧人行记与旅行心态——以《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中心 |
| (一) 极端的生命体验与玄奘西行的心态 |
| (二) 佛教世界、国家情怀及玄奘面对西域世界的文化心态 |
| 三、日本汉文僧人行记及其日僧在唐宋的社会交往与心态——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 |
| (一) 圆仁在唐代的社会交往及其心态 |
| (二) 成寻在宋代的社会交往及其心态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汉至宋行记的着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唐代诗歌中的陇右文化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简要回顾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观点与思路 |
| 第五节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陇右文化的特征及其时空形态 |
| 第一节 陇右文化及其理论阐释 |
| 一、陇右的“概念”及其文化 |
| 二、陇右文化的精神特质 |
| 三、唐代陇右文化的理论阐释 |
| 第二节 唐代陇右地域的地理特质 |
| 一、唐代陇右地域的自然地理实况 |
| 二、唐代陇右地理的边塞格局构成 |
| 三、唐代陇右的州县概况 |
| 第三节 陇右文化的历史经济文化演变 |
| 一、漫长活跃的先秦时期 |
| 二、稳步开拓的秦汉时期 |
| 三、由剑向书转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
| 四、由辉煌走向衰微的隋唐五代时期 |
| 第四节 陇右文化的多维溯源 |
| 一、自然气候的滋养 |
| 二、人文气候的孕育 |
| 三、众多民族的交融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诗歌中的陇右诗缘 |
| 第一节 唐代陇右籍诗人的创作概况 |
| 一、唐代陇右籍诗人考证 |
| 二、唐代陇右籍诗人的地理分布与文学创作实况 |
| 三、唐代陇右籍诗人的文学成就及其贡献 |
| 第二节 唐代李唐皇室诗歌中的陇右诗缘 |
| 一、李唐皇族的祖籍的真实性问题 |
| 二、李唐皇族的文化认同 |
| 三、李唐皇室诗歌中的陇右诗缘——以李世民为例 |
| 四、李贺诗中的陇右诗缘 |
| 第三节 李白诗歌中的陇右诗缘 |
| 一、李白的文化认同 |
| 二、李白诗歌中的“陇右味” |
| 第四节 杜甫诗歌中的陇右诗缘 |
| 一、陇右之地的游历见闻 |
| 二、弱小坚韧的物象选择 |
| 三、沉郁悲凉的审美风格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陇右文学家族:以牛氏家族为例 |
| 第一节 牛氏文学家族的形成 |
| 一、牛氏家族的世系 |
| 二、牛氏文学家族的代表人物——牛弘 |
| 三、牛氏文学家族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唐代牛氏家族成员及其创作实绩 |
| 一、唐代陇右牛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
| 二、唐代陇右牛氏文学家族的文学传承及流变 |
| 第三节 唐代陇右牛氏家族的家风与家学精神 |
| 一、陇右牛氏文学家族之家风 |
| 二、陇右牛氏文学家族之家学精神 |
| 第四节 唐代陇右牛氏家族的诗歌创作的主题风格与审美情趣 |
| 一、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
| 二、清丽淡雅的创作风格 |
| 三、中和雅正的审美气韵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诗歌中的陇右地理描述 |
| 第一节 唐代诗歌中的陇右地理描述的特征与意象 |
| 一、唐代诗歌中描写陇右地理风貌的特征 |
| 二、唐代诗歌中的陇右地理意象 |
| 第二节 唐代诗歌中的陇右州县的描述 |
| 一、金屋琼台萧史家,暮春三月渭州花——秦州、渭州一带 |
| 二、醉折垂杨唱柳枝,金城三月走金羁——金城、河湟一带 |
| 三、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河西走廊一带 |
| 第三节 唐代诗歌中的陇右山川关隘的描述 |
| 一、语多更觉承恩泽,数对君王忆陇山——陇山 |
| 二、长驱万里詟祁连,分麾三命武功宣——祁连山 |
| 三、燕支(焉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焉支山 |
| 四、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玉门关 |
| 五、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
| 第四节 陇右地理风貌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 |
| 一、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内容 |
| 二、提升了诗人的气质魅力 |
| 三、丰富了诗歌的创作风格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陇右诗歌中的边塞情怀 |
| 第一节 唐代陇右诗歌中的边塞情怀的成因分析 |
| 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功名意识 |
| 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汉代情结 |
| 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尚武精神 |
| 第二节 陇右籍诗人的边塞情怀——以李益为例 |
| 一、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边塞之地的独特风光 |
| 二、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戍边士卒的内容选择 |
| 三、只今已勒燕然石,北地无人空月明——悲壮凄惋的审美风格 |
| 第三节 客寓陇右诗人的边塞情怀 |
| 一、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还——贬谪出塞之士 |
| 二、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从军出塞之士 |
| 小结 |
| 第六章 唐代陇右诗歌中的丝路文化 |
| 第一节 唐代陇右诗歌中丝路文化的表征 |
| 一、琳琅满目的艺术长廊 |
| 二、中西合璧的文化活力 |
| 三、民族交往的辉煌历史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思想艺术文化 |
| 一、丝绸之路与陇右诗歌中的思想文化 |
| 二、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艺术文化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商业文化 |
| 一、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商业文化的繁荣景况 |
| 二、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商业文化的国际化特色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酒文化 |
| 一、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酒文化的兴盛 |
| 二、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凉州葡萄酒 |
| 三、丝绸之路与唐代陇右诗歌中的酒宴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论关中士族精神对杜牧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D]. 颜程龙. 河北大学, 2020(08)
- [2]杜甫、杜牧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张超. 河北大学, 2020(08)
- [3]晚唐薛逢诗歌研究[D]. 娄凤南.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唐诗用典《世说新语》研究[D]. 李静茹. 重庆工商大学, 2019(01)
- [6]杜牧纪行诗研究[D]. 张谦. 沈阳师范大学, 2019(09)
- [7]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D]. 周芷娴.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唐代宫廷唱和诗歌研究[D]. 严维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9]唐宋行记研究[D]. 田峰. 南京大学, 2015(01)
- [10]唐代诗歌中的陇右文化阐释[D]. 徐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