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净化和规范乐器市场的几点看法

一、有关净化、规范乐器市场的几点看法（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燕^[1]（2021）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文中认为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这是对传统音乐美学的一种根本性突破。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位来研究音乐审美,摆脱了抽象概念的捉摸不定,产生脚踏实地的学术依据。当前的音乐心理美学还没有独立、确定的概念和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随着心理美学的发展,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心理实验,而进入对更为复杂的关于审美感情、审美想象、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的心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研究音乐家的心理活动,音乐创作心理。2、研究音乐作品的心理逻辑,音乐表演心理。3、研究音乐欣赏心理,由此推断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律。心理美学进入我国研究者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前期探索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与模仿,在本世纪的我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基于本土化音乐心理美学的系统研究,仍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本研究试图将中国古代朝代发展的时间作为纵向脉络,以音乐心理美学学科体系为理论基准的同时,遵循我国心理美学研究的规律及范式,展开横向的理论探究与创新构想,即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思想进行整体梳理、总结、归纳,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音乐作品结合进行分析,主要围绕音乐实践活动中的音乐创作活动的心理美学、音乐表演活动的心理美学和音乐欣赏活动的心理美学原理进行研究,旨在梳理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发展脉络,总结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特征,推断出中国古代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则,将这些理论研究更好地反馈给创作者、表演者和欣赏者,为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提供补充材料,对促进音乐教育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研究一,回顾音乐心理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及所涉及的理论学说,发现能够对研究本土化有所贡献的理论部分,并对其进行重点叙述。本文第一、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本选题的历史流变、发展现状和价值意义,具体而言,音乐心理美学作为综合了哲学、心理学与美学等学科的交叉型特点,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音乐是我国音乐发展的根基,对促进音乐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够系统完善的状态。因此,本文力图搭建突破中国古代经验理解方式的思维框架,从认知神经科学、认知能力结构等学科中挖掘心理美学发生的作用与机制。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不仅存在于视听等表层认知中,还存在于心灵感官的深层结构中,分别具有独立的概念、作用和影响机制,并对音乐现象的的认识产生辅助作用。进而在思维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延展性讨论,认为以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音乐心理美学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补充如音乐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还对未来的音乐审美、音乐欣赏及音乐创作等实践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意义。研究二,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代音乐按朝代发展、美学思想等进行历时性梳理,复礼、兼容与重情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历时性考究。第三章节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的上古音乐、南北朝时期的中古音乐、隋唐后期的近古音乐三个历史分期下的音乐心理美学全览。旨在更明晰地发现其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影响,并将《乐记》为代表的音乐理论专着、“情本论”等新的音乐思想、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名士作为分析对象穿插其中,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进行总结和再现,以研究古人创作作品时的心理活动,并梳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古代音乐作品对大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三,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特征——尚悲、通感与想象。第四章结合理论与作品实例,从音乐审美活动不同环节的角度,即音乐作品创作的心理逻辑、表演的心理动向和欣赏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总结,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历史性进行复盘,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发端早、历史悠久,可持续且不间断”的特征,且每一朝代都有相关的论述语境,“复礼”、“兼容”、“重情”是分别占据了三个阶段分期的主流特征;在宏观特征的基础之上,本文进而在微观层面对比发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具有的三个审美创作特征,分别为“尚悲”、“通感”与“想象”。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心理特征在跨越时代、跨越民族甚至跨越社会阶级的传播中表现出了尤其的共通性,本研究认为这个“共通”便是通过悲情、通感与想象得以延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美学在审美范畴上以“悲乐”为主要取向,在“以悲为美”的人类本质基础上,又与儒家的“中庸”美学产生碰撞,最终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怼”的“中和美”;想象与通感是音乐实践过程中的惯用手段,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将演奏者、创作者、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勾连在一起,形成求同存异的艺术世界,在这种艺术世界中获取美的感知,达到音乐与人类心理息息相关的艺术意境。因此在音乐创作的审美活动中,“尚悲、想象及通感”三者看似不同,实则都统筹在各个主体的内心活动中,证明了在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功能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之外得到了剥离与发展。研究四,溯源中国音乐心理美学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明确音乐心理美学学科发展的现代意义,推进中国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发展。在整合了研究内容,整理了研究对象的特征后,对本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体归拢和把握。在本研究的探究进程中,发现古代中国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开花结果的宝库,不仅留存有成果丰硕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心理美学的成果上也并不落后于人。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学界从未肯定过古代中国在独立的心理美学学科方面形成的理论贡献,认为倾向于直觉体悟,经验主义指导下的东方思维具有先天的封闭性,不具备广泛的延展性,与西方广泛认可的重概念、判断、推理的线型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更多的研究空间在于对其相关观点的思辨性研究上。在本土化的贡献之外,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推进该交叉学科在传统与现代方向的结合。三、四章已然论述了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从中国古代乐论中可以找到例证的事实,由此可见,推进学科交叉是现代学科建设,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这不仅要求它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不仅如此,本文也为音乐心理美学的学科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认为其首先就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摆正认识态度;其次,当代的音乐研究者们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分支学科研究的价值,以促进社会的长久进步与良性发展作为学术研究与艺术推广的共同最终目标;最后,则是立足于复兴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呼吁音乐教育者们的重担聚焦于此,帮助下一代树立对传统乐论的尊敬与重视,在西方乐论基础上进行正确扬弃,从而为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一份贡献。综上所述,在经验主义主导的中国古代,先贤们仍然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与总结中,勾勒出了音乐具有塑造人的心理状态、促进社会协调和培育人才审美方面的审美功能,发现了音乐对人身心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性质,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是现代音乐心理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是古代音乐在心理建构与体验并得以持续的关键维度。本研究将推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作为研究重心,在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为切入口,推进中国古代乐论和现代心理学、美学研究的交叉分析,并指明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学来说,既要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使其兼具美学思想和现代心理、理论认识和演奏实践两个层面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推进外在的演奏和内心的情绪、传统的现象和现代的理论、民族的艺术和世界的观念之间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古代艺术的传播、民族瑰宝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建立贡献力量。

阿米尔（Frik Mohamed Amir）^[2]（2021）在《苏菲人类学戏剧研究 ——从苏菲哈德拉到苏菲人类学戏剧》文中提出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为将北非（特别是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遗产的一个特定方面——苏菲哈德拉典礼（Sufi Hadra Ceremony）转化为一种戏剧演出,即苏菲人类学戏剧的演出,提出了新的方法。这种演出与西方戏剧舞台的规范相协调,然而最终的形式不必依赖于亚里士多德戏剧模式。这一转变过程的原则和步骤是在人类学和戏剧学相结合的基础上构建的。本研究共分为六章,采用文化历史分析、形式和风格分析、实验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来阐释苏菲人类学戏剧演出的主要特征。第一章描述苏菲哈德拉典礼按照西方戏剧舞台规范转化为戏剧演出的过程和方法。接下来的五章,阐释苏菲人类学戏剧演出的五个基本要素:感觉的舞台设计、视觉技术剧本、演员-表演者、导演-协调员和欢乐节的观众。研究的实验方面主要以戏剧演出《萨维特里。火焰的女儿》（Savitri.The Daughter of Fire）的制作为代表。它是苏菲哈德拉典礼转化为戏剧演出的典范性作品。实验的第一步是利用西方戏剧的方法解构苏菲哈德拉典礼的视觉形式。实验的第二步是在演出中加入东方风格的元素。在这一过程中,运用“戏剧形象的风格化”（The stylization of theatrical image）的方法,将“人类学实践”——侧重于苏菲哈德拉典礼中的人类行为方面——转化为苏菲人类学戏剧的元素,并将它们整合起来,创造一种苏菲人类学戏剧的演出。创造一个类似苏菲哈德拉典礼式演出的目的,是为了在演出中实现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相同的统一,这被称为“存在之合一”（The Unity of Existence）。这是通过一个类似于在集体仪式过程中达到“花拿”（Fana）或欣快阶段的专注水平来实现的。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有可能在演出结束时达到同样的欣快感,这与西方戏剧中的亚里士多德情感宣泄（Aristotelian Catharsis）相似。最后,苏菲人类学戏剧呈现的作为一种与文学戏剧（Literature theater）相对的形式,支持表演视觉戏剧（Performative visual theater）的观念,它采用戏剧形象的风格化方法来运用东方文化遗产中的人类学实践,并根据西方戏剧舞台的规范进行转化的过程,而又不抵消其中的东方独特性。因此,苏菲人类学戏剧的演出是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戏剧模式的新戏剧形式。然而,由于戏剧实践的起源是建立在与人类学表达相关的存在性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因此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耿君^[3]（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姜琳琳^[4]（2021）在《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文中认为在近几年掀起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渐渐以各种形式进入到现代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代代祖先为我们创造出大量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及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财富,更是指引华夏炎黄子孙不断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影响着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中华民族基因。国家的发展与教育密不可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和发展必须靠教育。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指导思想中指出,“当前美育的目标是立德树人,强调美育对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是美育的任务之一。美育要实现全面培养人的目的,就必须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学生有了正确的审美观,才能更好地认识美和创造美。因此,作为新时代艺术教育研究者,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作为己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美学意蕴,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艺术教育中的特质,以及艺术教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作为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的文化和思想理论基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振兴、发展与传承的工作,坚定文化自信,就要让中国儿童更多地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中浸润、成长,这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学前教育是教育活动的最初阶段,是人生的第一个教育阶段。幼儿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性格、人格发展形成的最初阶段,因而学前教育在幼儿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在这一阶段,让幼儿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活动环境中,是培养幼儿传统审美意识以及诱导幼儿人文素养形成的重要基础。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课程正是提高儿童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教学诉求。从当前我国幼师的整体现状来看,社会对幼儿师资的缺乏体现在缺少具有高文化、高素质的幼儿教师。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一定的艺术实践能力,还要拥有广博的文化素养和科研意识及科研能力。因此,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最终要落实到教师的普及上,要让更多的教师懂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爱中华传统文化,会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综合艺术教学。作为艺术教育的研究者来说,不仅要能构建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还要能开展艺术教育的实践研究。本研究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为目标,首先,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美学追求、艺术资源的阐述,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的特质,作为本研究的理论依据。接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综合艺术课程中的现代意蕴,以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在幼儿综合艺术课程中的应用,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意义、目标、内容、方式的理论阐述论述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鉴于本项研究的规模与对象,笔者选择行动研究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综合艺术课程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笔者通过实际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一线教师的实际需求,深入教学一线用实际行动探索适合解决一线教学问题的措施。根据行动研究的精神,以改善自己的实践为目的,亲身进行课程计划和教学实践活动。在研究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文献研究法、行动研究法、调查法,以及经验总结法、跨学科研究法、探索性研究法针对各个研究问题进行研究。整个行动研究以各种研究调查及教学课例为基础,通过确立研究问题、制定研究计划、实施行动计划、典型课例验证、总结及反思几个行动步骤进行了包含先导性研究的四轮研究,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应用的现状、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行动计划,并制定行动实施方案,以典型教学课例呈现行动实施方案,最后对行动的问题、计划、实施行动进行总结和反思。通过行动研究,总结出五项研究结果:第一,综合性在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内容中的重要性;第二,要综合利用四种教学策略开展教学;第三,研究者要与教师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第四,要取得家长及社会的信任和支持;第五,实现教师教学才是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教学实践探索出几个研究中的创新点。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探索艺术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第二,总结艺术教育中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意蕴;第三,分析艺术教育中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第四,以“课程整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方法论。本研究的实践创新在于:第一,以教育行动研究作为艺术教育研究的方法;第二,本研究在先导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三轮行动研究;第三,本研究是以改善研究者自身的实践教学为目的的实践研究。尽管如此,研究仍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综合艺术课程”现实状况的局限;其次,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在幼儿综合艺术课程中的应用尚有挖掘空间;最后,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待加强。

陈国符^[5]（2020）在《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文中指出东马来西亚沙巴州原住民族群众多,传统音乐文化资源丰富,多年来一直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十九世纪起西方文化进入沙巴,打破了原住民自身的发展进程,解构了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沙巴原住民最早信仰万物有灵,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祭祀仪式,伴随着仪式进行的是丰富的音乐文化。西方文化进入后,多数原住民从万物有灵信仰转变为基督教信仰。传统信仰的崩溃使得依附于其上的祭祀仪式活动基本消亡,原住民音乐文化的根基不复存在。沙巴原住民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主要是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逐步涵化和不断适应渐渐形成的,原住民祭祀仪式音乐因此基本衰亡,生活娱乐音乐则渐趋现代化化。随着民族意识的复兴,部分原住民试图将传统音乐融入西方音乐之中,以创建一种新的传统。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沙巴开始重视原住民传统音乐文化的经济效应,这既给传统音乐文化的复兴创造了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获得恰当的平衡是当地音乐传承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为缺失了本民族传统信仰的原住民音乐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保留着原来的形,但是其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东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李霖^[6]（2020）在《从教育目标看小学音乐欣赏课的人文价值》文中研究表明2011年国家教育部首次将“人文性”写入《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其作为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性质的第一位,并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这足以说明在音乐课程中培养学生道德素养、健全人格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以小学音乐欣赏课程作为研究出发点,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探究“音乐欣赏”及其教育目标的内涵,结合指导小学音乐欣赏课实施的文件、规章和制度,及小学音乐欣赏课课例,探讨“人文价值”在音乐教育中的具体体现,重点讨论音乐教育的“人文内涵”。本文所阐述的核心问题是:当下我国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中“人文”的缺失,所以,我们更应从“教育”的角度理解和落实小学音乐欣赏教育的人文目标,实现其人文价值。本论文共分为四部分。绪论包括研究的背景、意义、思路及方法、文献综述。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出发,探究了音乐欣赏、教育目标的核心内涵,结合美国音乐教育的目标及21世纪“核心素养”的新内涵,探讨音乐欣赏教育的人文目标内涵。第二章,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此探究小学音乐教育人文价值的体现。首先,从理论角度出发,结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及其《解读》、义务教育音乐教科书及教师用书中有关音乐欣赏“人文价值”的内容体现;其次,从实践层面,结合全国2016-2019年小学五年级音乐欣赏优质课案例,包括优质课评价指标、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实录,重点讨论我国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人文目标的实施状况。第三章,主要是对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人文价值”内涵的讨论。首先,对我国小学音乐欣赏课人文目标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当今我国小学音乐欣赏教育“重知识、轻人文”的现状;其次,从理论角度探讨我国小学音乐欣赏教育中“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最后,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理解音乐欣赏教育目标内涵,结合实际探讨音乐欣赏“人文价值”（或人文目标）的落实方式。本文认为,只有站在“教育”角度,探究音乐的人文内涵,重新理解和落实小学音乐欣赏教育的“人文价值”,才能发挥音乐教育,甚至是教育的“育人”内涵。

杨旻旻^[7]（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张东东^[8]（2020）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轻轻翻开厚重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不断从他的身上汲取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他,就是萧友梅先生,可谓是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1920年,他从德国负笈而归,奔波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27年,得到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垂青,南赴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办学的现代高等音乐学府,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先生将蔡元培先生所奉行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积极应用于音乐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实施专业的音乐作曲、音乐鉴赏活动,还是推行近代化的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萧友梅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以行利国利民利族的拳拳之心行音乐事业的开创性壮举,成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这位音乐“保姆”的专业学术背景,也是尤为令人钦佩的。萧友梅是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人,也是在中国推介欧洲音乐学体系的第一人。国立音专在他的学术引导下,着力实践在新音乐创作中采用西乐技术,在记谱法、曲式结构、和声等种种方面进行国乐的现代化探索与创作,成为独立而专业的音乐教学与研究院校,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人才的成长沃土。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从中国国情和音乐发展现状出发,批判地吸收了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与模式,从学生的音乐基础出发制作符合年龄段特点的音乐教材,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繁忙的教学活动与教育会议,发现与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他的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许多学生将所学的音乐知识用于实际行动,在近代中国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更有很多优秀的音专毕业生成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巨擘和新音乐创作的巨匠。萧友梅先生也是一位深刻探索中国新音乐形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民族荣誉的大爱、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也有着对黑暗社会形势的猛烈抨击和对国家动荡沉沦的痛心呐喊。带着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萧友梅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大刀阔斧地吸纳西方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力求实效地进行中国旧乐的改良与国乐的复兴。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萧友梅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等方面的具体呈现,以期梳理出萧友梅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本论文采用横纵结合、探本溯源、对比分析、多维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跌宕碰撞与音乐事业禁锢萧条的时局形势,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探寻萧友梅个人的美学音乐思想在其音乐办学与教学活动中酝酿、实践与调整的三个阶段,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而立体的站位去梳理研判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并思考与发现其音乐思想与办学精神的闪光点,挖掘并重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对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思想价值,探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遵循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生成与实践脉络,以其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的具体表现为研究的重点,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深入探究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中国古代音乐传统思想、维新派、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德国音乐美学思想对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之间的联系,分析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在“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三种观点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得以确位的过程。第二章,分析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探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萧友梅在北平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实验与准备,第二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前的上海时期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第三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后的上海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调整与重启。每一部分又从不同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第三章,阐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四个角度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梳理理论体系。其中从“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新学制歌唱教材的编定”两个方面分析音乐创作思想,从“用才观”“育才观”“美育观”分析音乐教育思想,从校内音乐会、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分析音乐审美思想,从对旧乐、现实社会音乐成就、音乐会的启蒙作用三个方面的批评来探讨音乐批评思想。本章探索更为全面地透视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活动各领域的具体表现,并结合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对其思想的时代性与独特性进行逻辑梳理与理性探讨。第四章,探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本章着重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兼收并蓄”带给当代音乐发展的启示进行了集中论述与评析,即音乐创作与教育中的“拿来主义”、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复兴国乐”和“发扬词章”。

张洋^[9]（2019）在《文化传承视角下的开罗城市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城市之根,也是城市的灵魂。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角度来审视城市及城市的文化,实际上是以更综合、更系统的视野去认识和把握城市的文脉及其实质的问题。阿拉伯伊斯兰城市的形态布局、管理体制、社会结构等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伊斯兰哲学和价值观的直接反映,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更是离不开城市这个被称为“文化容器”的载体。两者是相辅相依,紧密联系的。因此对于城市发展和变迁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端、发展、衰落和复兴的轨迹,不仅可以揭示中东城市建设与发展脉络由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所主导的这一基本规律,也从中看出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是如何在城市得到发展、传承并重新焕发生机的。本文选取一个典型的伊斯兰城市——开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开罗城市的塑造作用,以及开罗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总结了开罗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揭示了开罗城市能够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原因,分析了开罗在文化传承中的经验教训、面临的未来挑战及其进行文化传承带给我们的启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了文章的创新点、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做了界定。正文部分,第一章通过对伊斯兰城市起源的追溯,介绍了伊斯兰城市的类型、城市形态的构成元素、城市的布局特点,并揭示了伊斯兰城市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即伊斯兰城市体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伊斯兰城市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第二章主要是对中世纪开罗的研究,主要涵盖从福斯塔特、阿斯卡莱、格塔伊尔作为阿拉伯帝国的行省都城,到开罗作为独立地方王朝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首都的城市发展历程。本章研究了开罗的建筑特色和布局特点,具有伊斯兰特色的城市管理、经济和文化制度,城市的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开罗的文化传统,分析了中世纪开罗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地位以及开罗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原因。第三章是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开罗的研究。一个统一的奥斯曼帝国为开罗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也导致了开罗政治上的动荡、经济上的颓靡和文化创新上的停滞。与此同时,伊斯兰政治文化、建筑文化、护卫朝觐传统以及阿拉伯学术都在开罗得到了传承和延续,开罗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延续性都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开罗的城市制度是典型的伊斯兰框架下的城市制度。第四章研究的历史时期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到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二三革命”前,在这一时期开罗经历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革、伊斯梅尔的城市革新以及殖民时期的城市化改造,开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新城与旧城相对而立的二元城市格局。在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冲击之下,阿拉伯世界开始以开罗为中心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和伊斯兰教改革、复兴思潮。本章在介绍了开罗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分析了开罗能够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复兴、改革中心的原因。第五章介绍了当代开罗的发展建设,开罗在阿拉伯世界文化影响力的变化,开罗对伊斯兰城市形态的传承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开罗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可持续发展所做的贡献。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首先尝试进行了“文化传承系统”的建构,其次在该框架下,通过前面二至五章的介绍和梳理,分析了开罗千年来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承的主体、传承的环境、传承的内容以及传承的方式。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开罗文化传承系统的优势与劣势。优势有:传承主体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尊重和认同以及近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意识;传承环境上得益于开罗建成之时其它较早扎根文化形成的丰厚文化积淀,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开罗兼容并蓄、去粗取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传承内容上,吸收了各类文化的先进成果,为我所用;传承方式上,善于利用国际资源,并以街区为载体进行文脉的传承。劣势有:传承主体文化上的保守性,传承主体间文化上的断层;本地近代以前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本国当今持续下降的文化影响力、纷乱不安的地区局势和全球化浪潮裹挟的新殖民主义蔓延,构成了传承环境的不利方面;传承内容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本身宗派主义、专制主义、神权主义、蒙昧主义等积弊严重,面对新时代挑战创新乏力;传承方式上,资金困难使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过分依赖外援,教育资源匮乏使城市文化发展后劲不足,同时社交媒体对文化传承具有双刃剑作用。开罗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承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城市现代化建设是文化传承的前提,延续城市发展的文脉、避免千城一面的局面,要不断提高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要加强中国城市与其它城市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断充实城市的文化内涵。

艾琳（Erika Janeth Cardona G）^[10]（2019）在《拉丁美洲当代音乐中的殖民与反殖民性思维初探与反思 ——并及中国相关情况讨论》文中指出本文将主要向中国音乐学界介绍探讨拉丁美洲当代音乐中的反殖民立场,并对那些在中国音乐界仍未被知晓的拉丁美洲重要思想家和音乐学家的理念进行深入阐述。在本文中笔者还将基于上海音乐学院外国留学生的身份对中国当代音乐中“殖民性”不断发展的危险现状以及与此同时在思想上有所觉醒的一代作曲家们进行观察。在行文之初,笔者首先试想将论文的研究对象重点集中在拉丁美洲的局部区域。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迫使笔必须对拉丁美洲的相关现状展开普遍性的研究。因此,本文中对拉丁美洲当代音乐殖民性现状的研究主要基于乌拉圭作曲家、音乐学家科里恩·阿哈罗尼亚（Coriun Aharonian）以及阿根廷作曲家、音乐学家格雷西拉·帕拉斯卡韦迪斯（Graciela Paraskevaidis）的观点之上。其次,在本文中笔者还希望通过访谈的方式对当代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思想进行了解,这些思想可能对中国音乐在当代和未来是否具有“殖民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和复杂的历史等原因,本文将不过多涉及中国具体的历史或特殊事件来讨论上述问题。

二、有关净化、规范乐器市场的几点看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关净化、规范乐器市场的几点看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苏菲人类学戏剧研究 ——从苏菲哈德拉到苏菲人类学戏剧（论文提纲范文）

（3）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教育目标看小学音乐欣赏课的人文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化传承视角下的开罗城市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拉丁美洲当代音乐中的殖民与反殖民性思维初探与反思 ——并及中国相关情况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关净化、规范乐器市场的几点看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D]. 李海燕. 吉林大学, 2021(01)
• [2]苏菲人类学戏剧研究 ——从苏菲哈德拉到苏菲人类学戏剧[D]. 阿米尔（Frik Mohamed Amir）.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D]. 姜琳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5]东马来西亚沙巴原住民音乐文化变迁研究[D]. 陈国符.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6]从教育目标看小学音乐欣赏课的人文价值[D]. 李霖. 西南大学, 2020(02)
• [7]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8]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D]. 张东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文化传承视角下的开罗城市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D]. 张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10]拉丁美洲当代音乐中的殖民与反殖民性思维初探与反思 ——并及中国相关情况讨论[D]. 艾琳（Erika Janeth Cardona G）. 上海音乐学院,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