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实践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董佳^[1]（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业合作思想探析》文中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思想,既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合作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根据地农村的农业合作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一套新的有益做法。事实证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合作思想具有强大的本土适应性和生命力,并对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唐磊^[2]（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文中指出公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追求,是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尺度,对公平的向往是人类追求幸福的需要,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实现社会公平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不懈追求,更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必须正视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就是要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发展为目标,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从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前进;就是要始终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离不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为理论指导。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为研究主题,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相关概念,梳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渊源,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条件,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主要内容,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实践路径,认清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公平观的本质超越以及其重要意义。全文除导论外共有六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相关概念,通过对公平、公平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开启了本文的研究。第二部分是梳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渊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观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公平观为理论直接来源、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平观为文化土壤,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第三部分是总结、概括、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实践路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对解决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科学化、系统化思考的结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以“中国梦”为目标方向,为公平地实现全体中国人民梦想搭起了舞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为准则,铸就公平的信念;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着力点,推动社会公平达到新的高度;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战略部署,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共同进步;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本质要求,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具体落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在推动社会公平的实践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以发展眼光、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规划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平的蓝图,以点带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全面落实,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更加公平的期盼。第四部分是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本质超越和意义。本文通过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与新自由主义公平观、社群主义公平观、民主社会主义公平观进行对比性研究,再次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统一,是全方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公平观的中国方案。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意义,从理论角度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社会公平的样板;从实践角度看,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有助于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郑元凯^[3]（2019）在《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及其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居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功能。大学生正处于个人道德水平发展与价值观生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公正价值取向逐渐成为道德判断的主要方面。当前,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影响下,公正观缺失与行为失范等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时有发生,成为社会的问题聚焦。然而,大部分高校并未对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给予足够重视,既缺少理论层面的深入探究,也缺乏实践层面的深度探索。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为理论指导,科学借鉴中西方公正思想的精华部分,构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正观价值体系,提出了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径,以此回应大学生道德成长过程中的现实困惑,消解社会转型与文化激荡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困境。对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及其教育进行系统性研究,应坚持学理性、政治性与实践性并重的原则,沿着理论溯源、现状审视、归因分析与实践探索这条逻辑主线层层深入。在理论溯源方面,文章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及其中国化创新实践与中西方经典公正思想,从伦理准则、制度标准与道德规范三重维度阐述公正的多重意蕴;在现状审视方面,文章对省内部分高校在校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从公正认知、公正情感、公正意识、公正行为与公正感受五个维度直击大学生公正观的现实状况,聚焦大学生公正观的偏差与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现实困境;在归因分析方面,文章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高校内部环境以及学生成长环境三个层面的全面审视,深入洞察引发大学生公正观消极表现的问题起源与现实逻辑;在实践探索方面,文章依托价值观引导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厘定了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基本原则、目标引导、内容选择与主体职能。大学生公正观教育是一项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系统工程,应当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以及学校教育、社会教化、家庭教养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围绕深化公正认知、培养公正情感与公正意识、养成公正行为、改进公正评价四个目标有序推进;在公正观教育的核心内容选择上,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为指导,将公正伦理观与社会活动领域的公正观与之有机结合,还必须依托我国具体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正本质进行阐述。在大学生公正观教育的主体之中,高校应发挥主导作用,充分依托课程、组织、文化、网络、实践、心理等育人平台,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提升公正观教育的实效性;政府应当发挥制度保障作用,为大学生公正观教育提供政策支撑;家庭应当发挥亲缘优势,积极转变教养方式、端正家风,凝练家训,为大学生公正观生成持续注入养料。

吴礼明^[4]（2019）在《斯大林群众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之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斯大林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带领苏联党和人民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进中,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本体、历史主体、历史运动的开展、历史发展的目的展开了深入的思考,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既为他赢得无上荣誉,也给他带来无尽流言!他带领人民群众奋进伟大事业中的理论和实践,在后世的批判中湮没不彰,乏人问津!今天,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镜,对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历史演进、理论结构、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透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镜,对遮蔽斯大林群众观的流言蜚语尽可能地做出符合历史的辩证分析,提炼其独特性特征,总结其经验教训。这不仅是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者——斯大林的需要,也是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艰辛辽远运动历程的需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全文由导论和正文六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人”、“人们”、“人民”、“群众”等概念的内涵界定、斯大林“群众”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综合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是溯源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把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的群众理论创制和实践开展,放眼近代人类世界化进程加速的大时代、人类世界对抗、融合和竞争的大时代下来审视;把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呈现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命者、俄国历史传统的附体者两维角度来观察;并从原生家庭、学校教育、新生家庭的小环境来体味。指出:在人类及其社会世界化进程加速推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对抗加剧,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及现实基础,承继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衣钵,原生家庭、早期教育的个性塑造以及新生家庭的动荡不安,成为斯大林在解释、改造世界的人生历程中,构建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是探析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演进。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生成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历史实践中,结合斯大林从革命的“学徒”、“帮工”而为革命的“师傅”进而“领袖”的成长历程,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艰辛辽远的历史运动角度,把斯大林的群众观当做一个有机的生命而非割裂的器官。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惊心动魄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为保持、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伟大实践开展中逐步形成、发展、丰富起来的。它经历了工人运动中的学习探索,革命斗争中的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巩固、发展中的日渐成熟,社会主义高歌猛进中的矛盾实践,它是事物辩证运动的历史呈现。第三章是透视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结构。从哲学基础、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等方面对斯大林群众观进行全面透视。指出:斯大林对其群众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把握及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开展而不断丰富调整的,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不断呼应中发展完善的,经历了一个抽象“反映”、本质“把握”和真正“拥有”的辩证过程。斯大林的一生,是学习、宣传、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无产阶级群众立场的统一便是斯大林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斯大林在解释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的本体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时,把人民群众与党、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群众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之源,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群众的政权,它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人民群众的信任,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在探索“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法时,把理论道路抉择、干部选拔监督培训、教育信任群众与党的坚强领导统一起来,认为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化还是实现党的真正领导,都需要真正而先进的理论;在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挑选干部、监督干部、培训干部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同时,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要同群众保持广泛而密切联系,相信群众,教育群众,向群众学习;最后,在党的争论、批评完成后,不管是统一的党还是铁的纪律,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必要条件。第四章是考察斯大林群众观的实践活动。把斯大林构建的群众理论放在无产阶级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践中来考察。指出:在政权建设上,斯大林在保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实践开展中,既有改善、改造国家机关的真实行动,也有无产阶级新贵族形成的历史事实;既有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被唤醒后积极管理国家的真实一面,也有无产阶级民主法制之外,政治警察的大行其道;既大量涌现出社会主义新人,也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苦恼。特别说明的是,大清洗的发动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出的,它是苏俄在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中,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长期敌视包围的环境下,党内路线之争、社会主义建设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它随着斯大林对苏联国内外矛盾、形势认识的变化而转换为不同的斗争方式。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运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能力不足而又无力摆脱落后的旧秩序梦魇纠缠的矛盾体现。这不是社会主义的错,但它却使社会主义蒙了羞!无产阶级政权需要历史的经验和过程。在经济建设上,斯大林高举列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伟大旗帜,构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出国家计划指导、发展生产力与改造生产关系并行、社会主义集体协作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的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然而,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实施过程中,由于党的领导经验缺乏,干部能力不足,社会在急于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建成社会主义的心理驱使下,农业改造中出现了正确理论原则与具体实践相脱节、甚至侵犯群众利益行为大量发生的波折,经过加强党的领导与政策调整,农业集体化目标最终完成。这为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打下了物质和社会基础。第五章是提炼斯大林群众观的基本特征。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特征提炼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史的历史视野下,进行历史的、整体的、辩证的动态考察,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继承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是在对人类历史、党的历史、苏维埃历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整体把握中发展的;是在对自我与历史、卓越人物或领袖与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辩证认识中升华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呈现的。它具有历史性、整体性、辩证性和矛盾性。它是有机的生命存在,而非孤立抽象的理论教条。第六章是总结斯大林群众观的经验教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和实践放在共产党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长河中来感悟,指出:探索规律、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是社会主义事业永恒发展的首要前提,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教条主义相斗争,在与人民群众心理无限逼近的历史运动中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事业平稳运行的坚强保障,其中,坚持并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开展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的内在动力,坚持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法治保障;“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要求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永恒价值追求中,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实现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解放。

王嘉栋^[5]（2018）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吉林省合作社研究（1946-1949）》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吉林省合作社是从1946年的初建到1948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探索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吉林省合作社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合作社思想,在结合吉林省地区特殊情况下逐渐建立的。从1946年合作社的初创到1949年底,吉林省合作社在继承中发扬,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逐渐壮大,其建设发展对满足百姓生活、沟通城乡物资、支援战争等诸多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以1946到1949年吉林省合作社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探求这一时期合作社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吉林省合作社发展的背景,即对吉林省进行区域界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社思想来源及建立合作社的目的进行分析;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为文章主题,从发展程度入手,将1946到1949年吉林省合作社划分为初建时期和发展时期,分别对合作社发展脉络、合作社特点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并予以评价。

谭诗杰^[6]（2018）在《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顺应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丰富党的共同富裕思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思想,最终凝练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要求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把“共享”这一特质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度总结,是十八大以来党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的新表达,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新指向。它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度的理论创新自觉。共享发展理念对于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本质和党的性质宗旨、科学谋划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以共享发展理念为逻辑参照,全面总结和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共享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落实好共享发展理念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溯源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以及西方世界的公正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揭示“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享的社会形式;其人本主义思想明确“全体社会成员”是共享的主体;其社会分配思想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共享的实践路径。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享观强调,人民共享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上的本质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注重人民共享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在本质上就是共享发展理念在传统文化中孕育的胚胎,它包括孔子的“大同社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系统阐述的“大同世界”,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西方国家的公正思想以及由此在社会实践中衍生的福利共享观,对于改革开放后党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公平,强调共享的社会正义。主要内容表现在:初提共同富裕理念,严防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公平优先,均中求富”;践行党的“性质”“宗旨”,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追求政治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注意兼顾民生。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使中国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分化,为改革开放后党开拓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基础,其失误也为党和国家继续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经验教训。但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在极少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绝对化的公平、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强调纯粹的精神激励,最终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导致共同贫穷。改革开放后,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点上实现了拨乱反正。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都以共同富裕为逻辑载体,一以贯之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突出发展效率,集中全力夯实共享的物质基础。邓小平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现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先富”带“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三步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江泽民的共享发展思想仍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内涵,并结合社会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铸造共同富裕的思想旗帜;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继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策略,确立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扩展共同富裕的内涵范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制定新“三步走”战略,细化共同富裕的路线蓝图。胡锦涛在理论上对共同富裕思想作了进一步升华,使之更加趋向于共享发展的核心逻辑:科学发展观是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互相促进;贯彻“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提升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后富、反平均主义和反两极分化的有机统一。它不仅在思维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作为理论武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极大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但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现实困境:发展好了,但没有分配好,导致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体差距不断拉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却越来越感觉到公平正义感的缺失,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把发展的评价标准从“物”提升到“人”本身,并系统阐述了共享发展的内涵规定、意义价值、实践路径等等重大理论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对世界发展理念的总结与反思;是对中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民生实践的回应与选择。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既有坚持根本原则的理论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理论传承体现在:坚持共同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坚持共同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同的依靠力量:人民群众;坚持共同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创新表现在:共享发展的实践思路——从“理想化”转变到“理性化”;共享发展的价值指向:从重“物”过渡到重“人”;共享发展的实质内容:从“片面性”升级到“全面性”。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历史演进的精神脉络,它启示我们:共享发展要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坚持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坚持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郑晶晶^[7]（2017）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之下、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广泛借鉴世界文明发展有益成果而形成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的先进价值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崇德向善的民族,一直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长在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之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气质,彰显着中华民族特殊的精神风貌,传播着中华民族美好的精神品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追求、社会的向往、人民的期盼,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同时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新时期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找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并不是简单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机械对应,而是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要在二者的内在关联之中立足当代并把握未来,要将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资源与现代价值观念对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魅力。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这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学界目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综述;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的基本方法。第二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概述。这一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理论上的探源,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生成逻辑,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学理阐释。第三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这一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联的多种可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联的多维必然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联的多重意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四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溯源。这一章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溯源,即阐释了诚实守信的道德基石、勤勉敬业的精神凝聚、厚德仁爱的品行镜鉴、和合故能谐的思想境界、民富国强的目标追求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五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这一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新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新延展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的新彰显"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章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每一具体内容出发,逐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路径进行探索,分别为: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恪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史志娜^[8]（2016）在《论陈云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陈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陈云经济思想,成为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成果。陈云经济思想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关于发展国民经济要重视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要重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陈云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重要历史关头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陈云在经济工作中领导和开创了当代中国各个经济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不可否认也面临着愈来愈多的困难和挑战。历史的实践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陈云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理论上看,陈云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陈云经济思想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从实践方面来看,陈云经济思想对于今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大价值。此外,值得强调的是陈云始终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尤其重视经济工作中的调查研究,这一点也成为其经济思想的重要价值所在。

薛玲^[9]（2015）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青年责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青年是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群体,青年一代有责任、有担当,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就会有强大的力量与希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几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对青年寄予了众多的责任与殷切的期望。为了能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青年责任思想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分析,以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青年责任思想研究更加综合化、专门化、系统化。基于前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青年思想方面或是在责任思想方面的研究,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主要从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实践要求三个角度系统地梳理与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青年责任思想,其主要内容概括为青年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个人的责任这几个方面,而具体每个领导人的青年责任思想对其中某几个方面有所侧重。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青年责任思想进行分析与比较,得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青年责任思想具有共同之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最后得出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青年责任思想,有助于从总体上为我们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根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徐文俊^[10]（2015）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再认识及其启示》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及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深刻把握，可以说，如果不懂毛泽东，就很难理清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历史脉络。或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的合作化思想与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对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农业合作化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与农业问题最重要的思想，它的成功经验、失误与教训，都对我国当前和今后建设农村与发展农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重新回到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原点，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集中从工业化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价值诉求两个维度研究建国后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背景与演化轨迹、关于其思想的不同争论与两个维度的提出、两个维度的实践效应、其思想的反思与现实意义等内容，希望更加全面合理地解读建国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国际背景、国内背景以及根据地时期农民互助合作实践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将毛泽东农民合作化思想演化与实践轨迹概括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始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发展和整顿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冒进阶段、“人民公社化”阶段，并结合这些阶段的划分探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特点。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大量引用不同学者的学术着作，对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不同争论进行再评价。本文以“不成熟论”与“历史趋势论”两种比较典型的观点为例，通过总结不同争论，并在全面审视建国后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工业化原始积累与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这两个维度是深入解释其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关键。本文第三部分对一直贯穿于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体系生产、发展的两个维度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文认为，两个维度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一方面，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互相为另一方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保障，但另一方面，一方对另一方的过度攫取也可能造成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如，工业化赶超战略导致农业发展失调；片面强调集体化道路也导致农民个人利益被忽略以及工业效率低下。本文第四部分分析和总结了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意义。本文认为，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主要失误和教训是：没有较好处理国家、集体与农民利益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忽视了农业经济本身发展规律；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等等。最主要的经验和启示则在于：必须坚持寻找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利与经济利益；必须探索农业经济发展自身的特殊规律；必须坚持分步试验逐步推广的方法等。本文认为，尽管建国后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失误，但对于新中国的发展仍有着重大历史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对解决当前“三农”问题同样有着重要启示价值。

二、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实践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实践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业合作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及其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斯大林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吉林省合作社研究（1946-1949）（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陈云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青年责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再认识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四、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实践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业合作思想探析[J]. 董佳.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03)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D]. 唐磊.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3]当代大学生公正观及其教育研究[D]. 郑元凯.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斯大林群众观研究[D]. 吴礼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吉林省合作社研究（1946-1949）[D]. 王嘉栋. 长春师范大学, 2018(01)
• [6]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D]. 谭诗杰. 湘潭大学, 2018(04)
•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D]. 郑晶晶. 大连海事大学, 2017(09)
• [8]论陈云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史志娜. 外交学院, 2016(08)
• [9]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青年责任思想研究[D]. 薛玲. 河北工业大学, 2015(04)
• [10]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再认识及其启示[D]. 徐文俊. 浙江财经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