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都镇有一个流动人大代表小组（论文文献综述）
丽水市公安局课题组,叶慧琪[1]（2019）在《公安推动下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探索与实践——以丽水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丽水是浙江山区的代表,丽水公安有继承发扬"枫桥经验"的深厚群众基础和优良传统。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农村"留守人员"弱势特点、农村男青年婚娶困难现状、农村根深蒂固的"拳头至上"积习、农村居民居住地"偏远散"、现代农村新业态的迅猛发展等,这些都是丽水公安探索实践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现实社会背景。多年以来,丽水公安从山区实际出发,探索实践了缙云村级综治"笕川模式"、龙泉"乡贤治理"农村警务模式、松阳联防联调"石仓模式"、庆元"外籍新娘"积分制管理、景宁"警务集市"平台等,成为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典范样本。概括提炼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指标性特征,党建引领是灵魂根本,巧借民力是活力之源,专群结合是方向保障,就地化解是重要原则,服务到家是实践信条,共治共享是终极目标。
袁锦贵[2]（2019）在《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主题。国内外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横向区域之间的均等化和城乡均等化,在纵向均等化方面主要关注点在于各层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的合理划分,现有成果对于各层级行政区的公共服务资源纵向配置差距研究相对不足。事实上,行政区层级是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结构的直接体现,很多看似横向区域之间的非均等化问题背后是纵向层级关系上的资源配置失衡在发挥作用,比如普通地级城市与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背后的隐秘逻辑就与各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深刻相关,而资源配置能力又与城市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密切关联。不仅如此,各行政区层级之间的纵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非均等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横向的区域之间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比如很多省份渐次展开的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战略将省级公共服务资源优先配置和集聚在省会城市就对省内其他城市形成较强的挤压效应和虹吸效应,从而严重干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如此,有关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系统性研究急需展开,以便为下一步的行政区划调适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基于以上认识并借鉴中心地理论、新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团队前期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然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数据统计分析、计量分析（含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综合指标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等）、POI热点分析和空间可视化等方法,从公共服务资源的纵向层级空间配置差异角度切入公共服务均等化主题,紧紧围绕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和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具体而言,论文主要分为八章。其中,1-2章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的提出、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研究方法与可能创新之处、核心概念界定、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等内容;3-7章为主体部分,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历史演变方面分时期梳理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第3章）;二是,从不同尺度探析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空间格局,在研究尺度上,分别是省级尺度（第4章）、地级尺度（第5章）和县级尺度（第6章）;三是,以两个维度从不同尺度模型检验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7章）;第8章为研究总结,主要包括研究结论、研究不足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等内容。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假设认为,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整体上呈现“行政区层级越高,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越优”和“作为区域公共服务的中心地,行政中心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更优”的双重逻辑,行政区层级和是否行政中心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具有显着影响1。实证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整体上成立,但具体在不同尺度、不同领域上,这种影响效应具有一定差异。首先,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层级配置特征确实明显。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多数指标具有因果影响效应,就影响机制而言,主要是直接因果效应叠加中介影响效应两种路径在发挥作用;二是,在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上,行政区层级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目前,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文物机构均呈现“行政区层级越高,空间覆盖率越高”的典型特征;三是,行政中心在获取上一级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确实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四是,不同建制等级地级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呈现非常明显的“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资源配置越优”特点。其次,从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来看,呈现十分明显的“观测空间尺度越大,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越大”规律: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上,城市行政等级对大部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具有显着因果效应,但在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尺度上,行政区层级只对其小学资源配置和公共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产生显着因果效应。但无论尺度大小,均呈现“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的影响要显着高于资源配置数量的影响”规律。再次,从是否行政中心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来看,在地级城市尺度上,“是否省会城市”对地级市公共教育（中学生师比指标除外）、公共医疗资源的数量配置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对地级市上等级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在县级城市尺度上,“是否地级行政中心”对大多数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具有显着影响但并无因果效应并只对上等级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显着正向因果影响效应;在乡镇尺度上,“是否县级行政中心”只对“人均床位数”、“人均医生数”和“上等级公共文化资源得分”具有因果影响效应而且拟合优度很低。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显性的行政区层级而言,隐性的行政等级对于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不明显或者影响非常微弱,单纯的行政管理层级提升并不一定能够提升县级及以下区划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对于地级市代管县级市等其他类型的县级市而言,省直辖县级市、省直管县级市、省直管县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不一定具有明显优势。2.假设认为,随着2003年以来我国公共服务重心逐渐下沉和财政支出责任逐渐上移以及各行政区层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的逐渐完善,行政区层级对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渐趋弱化。但实证研究却发现,无论是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上还是在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的比较尺度上,行政区层级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的因果影响效应均呈现逐年强化趋势。3.假设认为,县域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差距更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假设基本成立。因为,从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区域分异来看,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地级城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层级差距相对更小、地级市与县级市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数量的层级配置也更为均衡。此外,本文还发现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三个规律:一是,从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来看,公共教育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体系较早清晰,其次是公共医疗,最后成型的是公共文化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体系。相应地,实证研究发现,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更为显着,对于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影响相对较弱。而且,从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数量配置的影响来看,行政区层级对学校资源数量配置和医疗资源数量配置的影响更为显着。更进一步观测,在学校资源配置领域,行政区层级对小学资源配置的影响整体上大于对中学和高校资源配置的影响、对学校地理密度的影响整体上大于对学校生师比的影响。二是,相较于普通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而言,普通地级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差距最小。一方面,在地级尺度下,地级城市之间呈现“行政等级越高,内部资源配置差距越大”的格局;另一方面,县级尺度下,不同等级地级市内部上等级公共服务资源拥有量的层级差距同样呈现“普通地级城市内部的层级差距最小”规律。三是,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多数指标具有空间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大部分指标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效应明显,而且考虑空间因素后,城市行政等级越高、行政区层级对其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越显着。
闫晶[3]（2019）在《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研究》文中提出畲族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主要聚居于华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畲族服饰不仅是畲族人民遮体御寒的生活必需品,还是畲族人文精神和民族审美的集中体现,也是畲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外部特征之一。统观畲族服饰文化逾千年变迁,不仅能领略到形态丰富?精美绚丽的民族艺术,体验到随山散处、生态自然的游耕生产生活方式,还能发现闽越土着百越族群和以客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对畲族的渗透影响。探究畲族服饰文化的演进脉络和规律可以为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提供理论借鉴。本研究以畲族服饰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及纺织科学技术等学科的研究视角、方法和成果,在文献考据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实物分析,梳理了畲族传统服饰形制类型及染色工艺,考据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畲族服饰的文化变迁历程,进而构建了畲族服饰文化生态系统的关系模型,以生态后现代的理念观照其内在价值,探索畲族服饰在当代的传承发展路径。在文献考据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本研究从空间的维度对覆盖畲族人口超过90%的浙闽徽黔粤赣六省一百多个市县的畲族传统服饰形制进行梳理,将其按形制归纳为目前最为完整的14种类型:浙江省的景宁式?丽水式?平阳式、泰顺式,福建省的福鼎式、霞浦式、福安式、罗源式、延平式、顺昌式、光泽式和漳平式,江西樟坪式和贵州六堡式。并运用艺术学的相关原理和方法从色彩、材质、图案、造型和配饰五个方面对畲族服饰艺术特点作整体性的研究,将其艺术特征总结为:青蓝为基,多彩点缀;麻棉为主,丝草俱辅;花草为多,边缘适合;凤冠为识,地方变异;银饰为盛,巧织惠裁。提出畲族在历史上的迁徙和族间影响并不仅仅是递进式的,而极有可能是阶梯式和回溯式的。本研究通过对华东地区畲族传统染整技艺及相关植物进行调查梳理,对13种畲族染色植物进行了民族植物学编目,并对植物中的染色色素进行分类分析,发现其色素种类覆盖吲哚类?类胡萝卜类?类黄酮化合物?多酚类化合物?醌类化合物等品类。进而研究畲族最具代表性的靛蓝染色的机理和方法,判定畲族染蓝多用发酵法还原染色。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光电二极管阵列检测-串联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UHPLC-DAD-Q-TOF-MS）分析畲族文物中的蓝色染料,通过鉴别其中的合成靛蓝和天然靛蓝可知清末时丽水地区可能兼用合成靛蓝染料和天然靛蓝染料;民国时期景宁地区化工染料染色纱线可能已进入民间;新中国成立初期景宁地区畲族可能仍延续使用植物染料。以古代畲族服饰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为经?不同时期畲族的生活文化背景为纬,本研究梳理了汉唐至清的畲族服饰文化变迁轨迹,并归纳其发展阶段为原始时期（汉唐）?多源融合时期（宋元）?流徙从简时期（明）和涵化成型时期（清）4个时期。借鉴文化变迁理论,通过分析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对服饰发展变化的影响,解读畲族古代服饰文化变迁的动因为引起服饰演变和促使服饰传承两方面因素。其中演变因素又可分为生物因素、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工艺发展因素、文化传播因素、心理因素等;传承因素则主要集中在民族信仰因素和民族性格因素两方面。民族服饰的演变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及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本研究以畲族主要聚居地浙闽粤赣地区的代表性服饰为例,梳理近代畲族服饰形制及变迁,发现其发展历程表现出对主流服饰文化的趋从,在此基础上探究畲族服饰所承载的地理、社会、经济、历史、政治等各方面的文化信息为:分域成型,城山为界;技术依赖,弱势趋从;宗教等级,家族伦理;一脉相承,蛰伏汉化。通过对现代畲族服饰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发现现代畲族服饰发展出激变、简化、稳进、采借、嫁接和消隐等态势并存的多元化格局。这一过程反映了畲族人民经济水平?文化程度?政治地位等各方面的提升,也透露出文化全球化冲击之下保持自身文化根基的隐忧。通过自2010年到2016年5次畲族服饰文化现状问卷调查所收集起来的279份数据,本研究对畲族服饰文化现状的国内外反馈差异?民族学校传承现状?城乡差异和年龄性别差异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畲族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穿着畲服的情况很不普遍;畲服的穿着场合与传统民俗事项联系并不紧密;相比畲族服饰,青少年明显倾向现代服饰;在大多数受访者心目中,畲族服饰突出彰显的是以其身份认知功能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特征;各地普遍认可程度较高的畲族服饰的代表性特点是“彩线绣花”和“凤凰髻”;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传统畲族服饰文化对于当下畲族的作用是积极的;年龄越大?居住地越靠近乡村的畲民越是坚持扞卫传统。本研究将服饰文化置于生态文化系统的坐标下,运用质性研究的扎根理论的方法对畲族服饰文化及其内在关系进行细分研究,构建出畲族服饰文化生态系统的关系模型,指出其内核为“忠勇后裔”的信仰观、“平等尊重”的社会观和“物我为一”的自然观。继而探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畲族服饰文化变迁的动因是与畲族传统思维范式相悖的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单面性的男性精神及经济主义思想等。最后以生态后现代的视角观照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可知,需要以有机整体观、内在和谐观和尊重和关心生命共同体的文化对待畲族服饰传承,实现知识信息社会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双赢。
车婧[4]（2015）在《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的对策研究 ——基于问卷与访谈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式开始于200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 7年的历史。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开拓了大学生在基层成长成才的新的道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变化和有关政策的出台,"大学生村官"一直是理论界和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计划在五年内选调10万大学毕业生赴农村任职。此后,大学生村官实际规模在迅速扩大。但到了 2014年5月30日,在中组部召开的全国大学生村官座谈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提出大学生村官要"规模适度",要合理规划大学生村官的总量,科学控制流量,注重分布的合理性,并首次提出用2到3年的时间,逐步将大学生村官总量保持在15万人左右,覆盖四分之一的行政村。是什么原因让大学生村官数量遭遇急刹车?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首先从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出发,通过对四川岳池县、江苏南京栖霞区、浙江慈溪、河南济源等地大学生村官的研究,结合双因素理论、职业规划理论、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对大学生村官的思想状态、生存现状等问题进行量化而系统的研究,从而客观反映出大学生村官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并对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执行进行分析评价。发现在政策实行中存在着身份不明利益难保、工作内容含混不清、补贴不到位、退出渠道不宽泛、无法真正融入基层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深入分析,探索并提出提升大学生村官工作实效的五项途径和对策:第一,要建立科学的选聘模式,与高校做好对接,完善选聘制度;第二,加强和改进培育机制,增强综合能力并注重分类培养;第三,制定接地气考评体系,健全考核制度,让村官安心扎根基层;第四,完善多元化待遇保障,消除身份歧视,解决现实需求并给予制度保障;第五,要畅通有序流动的渠道,营造好创业环境,令流动与留住并存。该论文旨在通过探索和研究大学生村官生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选择正确的路径,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村官工作实效,使得大学生村官工作得以科学发展,不断创新,从而带动整个"三农"建设的发展。
葛孝亿[5]（2014）在《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以一个地方家族为中心（1905-2010）》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相关性出发,以江西吉安新圩毛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05-2010年毛氏家族五代人教育生活与社会流动状况的历史考察,探讨了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历经一年半（2012年3月-2013年9月）的实地田野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文献法、口述史与生活史等研究方法,共收集到了包括地方历史文献、教育史料、家族史料、口述史料等在内的大量研究材料。在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交叉互证的基础上,本文集中讨论了教育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它是如何对毛氏家族五代人的社会流动与家族结构产生影响的。通过对毛氏家族的历史考察,本研究发现：在科举制度下,毛氏家族的精英分子期望利用义学、族学、书院教育（传统时期被认可的文化方式）与科举考试等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文化动力；废科举后,家族精英则凭借新式教育与新式文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并迅速地完成了新旧身份之间的转换；民国时期,现代教育被新学精英纳入到宗族实践中来,家族的整体教育水平显着提高,家族成员的职业结构开始发生分化,家族女性角色开始崛起；在政治运动年代,家族社会裂变为阶级社会,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弱化；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三十年,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促成了毛氏家族青年一代在职业结构和阶层构成上的巨大分化。在这一过程中,家族作为一类血缘性抑或拟血缘性的初级社会组织已日渐式微。个案是可以延伸的,本文认为,毛氏的家族史与教育史应当置放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毛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表明：以学校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的兴起、普及与社会化,它所具有的社会流动功能与历史变迁是息息相关的,教育不仅仅是纯粹的教育行为,而是具有广泛历史功能的文化机制：宏观地看,科举制废除以后,现代教育不仅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催生了新兴的职业群体与社会阶层,而且旧有的社会结构也在这一流动过程中实现了分化与重组；微观地看,现代教育体系把个体聚集于学校场域之内,通过一定年限的教育生活,个体被赋予了国家所承认的文化资本和职业资格。在此过程中,个体也实现了自我的“社会流动"：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居住空间、身份、职业、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行为特征与心态等,而这些改变又进一步的塑造着他们的需要、动机和行为,从而使“流动"与“变迁”成为了可能。
张文政[6]（2005）在《乡村社区权力结构与乡村发展》文中提出乡村社区的发展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在广大乡村出现的“三农”问题,更是引起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内的关注。本文试从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不同要素——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对乡村社区发展的影响方面,进行个案的比较研究,寻求乡村治理的路径。 本文认定:乡村社区权力是指存在于乡村社区中的一些村民因对资源的占有状况而具有的对其他村民行为的影响和控制能力。本文在对两村——东湾村和火坎村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城市的渗透和辐射在乡村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据此逻辑分析,可以理析出两种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类型:强城市渗透型社区权力结构和弱城市渗透型社区权力结构。在强城市渗透的社区权力结构中,权力主体多元化,政治精英的治理行为受城市治理的影响,科层化倾向比较明显,对村务的支配性强。而弱城市渗透型社区权力结构中,社区权力整合度高,权力主体单一,社区资源缺乏,村治步履维艰。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一个社区中的精英数量和质量对于社区的发展影响很大,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在现代化的大舞台上互动,寻求权力契合的平衡点,有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受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作用,政治精英的强势地位依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至少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是这样。经济精英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迅速提升其社会地位,扩大其社区影响力,并在社区的权力结构中与政治精英展开博弈。相比较而言,现阶段的乡村社区中,文化精英则处于一种低调、势弱的社区权力边缘区,其影响力虽然在攀升,但不明显,反映出中国乡村社区治“愚”的路还很漫长。为此,本文认为应推进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制度化、民主化进程,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而治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社区而达到善治的关切点在于权威性、回应性、多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
胡豹[7]（2004）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户决策行为研究 ——基于浙江、江苏两省的实证》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主体行为。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有关农户行为的各种模型、理论在不断完善。但在我国，运用各种模型及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对农户决策行为的研究还相对滞后，许多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模型也不太成熟。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单位，农户决策行为是诱发农业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考察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农户决策行为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今后研究农户行为的主要方向，也是研究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本文研究的目标就是深入探析农户决策行为的主要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而研究其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本文以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国家农业普查资料，运用农户行为模型及相关理论，采用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浙江、江苏两省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决策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与研究。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共八章。 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和第2章，是导论和研究综述部分。主要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指出了研究中可能具有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并对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单扼要的介绍。给出了本文所运用的实证分析方法的技术路线和数量分析方法的技术路线，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最基本的逻辑分析起点。论文较详细地回顾了当代西方最新的行为经济学理论，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户行为研究的主要流派、研究现状及其相关研究的基本脉络。指出了现有文献的成果及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展望了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应用前景。 第二部分包括第3章和第4章，农户行为模型及理论分析部分。介绍并分析了当前研究农户行为的规范的微观经济分析模型及其研究方法。从农户微观经济分析模型的演变出发，对农户的效用模型、效用行为模型、生产行为模型等进行总结、归纳和梳理。对农户生产、消费、效用等多层面、多角度采用系统有效的分析方法，进一步发掘出了农户的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得到了一个包含消费、投资、效用与需求在内的农户决策行为的成因机理的核心方程，并建立了理论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相互沟通的具体“桥梁”。同时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农户及其结构调整决策行为从定性的角度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总结。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农户、农户经营、农户家庭的内部关系等作了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户的结构调整决策面临的进入壁垒、退出壁垒及其成本、风险，以及农户在结构调整时要素投入决策行为等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农户理性决策模型来解释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形成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户决策行为研究机理。其中第4章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对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的逻辑扩展，即将第二部分中的农户行为静态模型扩展至农户决策行为动态模型，也为第三部分的农户决策行为实证分析做理论与模型上的准备。 第三部分包括第5章和第6章，实证研究部分。这一部分研究的重点是采用Probit模型、Logh模型和判别分析技术，对农户在结构调整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从浙江三大经济发展区域的角度对农户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农户的结构调整意愿是不同的，且影响他们结构调整意愿的主要因素也存在差别。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户的农业与非农业经营观念己经淡泊。他们对是否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态度并不强烈。在城乡差别较大的地区，农户结构调整意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偏轻、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比较大、已有一定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户家庭更愿意进行结构调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结构调整的意愿主要受到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结构调整愿望，而子女较多且大多还在上学的农户家庭对结构调整望而却步。 对同一地域的农户进行分析发现:区域内农户间相对经济地位变化是诱导其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农户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程度越强，他主观进行经营结构调整的动机就越强。但是当农户的相对经济地位下降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失去进行结构调整的能力。与此同时，绝对收入对于农户进行结构调整也是必要的条件。而当绝对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农户倾向于保持其现有的生产经营结构，而不愿意进行结构调整。此外，年龄对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生命周期效果。教育和工作经验对农户的结构调整决策都有积极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调整意愿的农户的分析发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非农工作经历和时间、收入水平差距、家庭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上学子女个数等，在愿意进行结构调整的农户和不愿意进行结构调整的农户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别。由较高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本、由较长的非农工作时间和较好的家庭环境而积累的社会资本、由较好的经营项目和稳定的农?
陈建玲[8]（2004）在《侨乡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福建省闽清县坂东镇虎丘黄氏宗族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为方法论指导，利用个案分析的具体研究方法，探讨了侨乡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的发展变化，表现形式，组织结构，联系网络，活动内容和特点，作用与影响等问题。指出虎丘黄氏宗族的存在和发腱，既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质的规定性，又有着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并据此对侨乡宗族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侨乡宗族作为民间一种极具地缘性和凝聚力的基层社区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会对侨乡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此，对当今的侨乡宗族应该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让其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服务。
黄锦华[9]（2001）在《八都镇有一个流动人大代表小组》文中研究指明 在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繁华路段,有一块很醒目的牌子——八都镇流动人大代表小组。提起这块牌子,过往的群众都会说:"有事找代表,没错!"2000年初,八都镇人大在组织各村人大代表履职时发现,洋头、福口、红门里等村的7位镇人大代
二、八都镇有一个流动人大代表小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八都镇有一个流动人大代表小组（论文提纲范文）
（1）公安推动下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探索与实践——以丽水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丽水公安推动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探索实践的先天优势 |
| (一)丽水是浙江山区的代表，适合培育来自乡村的“枫桥经验” |
| (二)公安机关在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上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 |
| (三)丽水公安有继承发扬“枫桥经验”的深厚群众基础和优良传统 |
| 二、丽水公安探索实践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现实社会背景 |
| (一)农村人口大量流失，造成农村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空心化” |
| (二)农村“留守人员”弱势特点，决定其极易成为被侵害对象 |
| (三)农村男青年婚娶困难现状，带来“外籍新娘”群体的特殊社会现象 |
| (四)农村根深蒂固的“拳头至上”积习，引发大量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 |
| (五)农村居民居住地“偏远散”，决定着他们对公共服务均等持有着特殊的需求 |
| (六)现代农村新业态迅猛发展，对公安管理服务工作的衔接跟进提出新期待新要求 |
| 三、丽水公安探索实践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典范样本 |
| (一)缙云村级综治“笕川模式” |
| 1．有个好班子，更有一个好领头人。 |
| 2．党委政府重视，公安支持是村里做好综治工作的靠山。 |
| 3．矛盾不过夜，小事不出村，分级来调解。 |
| 4．调委会主任当好了，就能当选村“两委”干部。 |
| 5．村里唯一姓杜的人，连续当了三届村委会主任。 |
| 6．没有外来人、外来人呆不住，就不是好村庄。 |
| 7．有钱大家赚，有难村里帮，有闲就去参与文化活动。 |
| 8．治安防范该投入人力、财力、精力，一样也不能少。 |
| (二)龙泉“乡贤治理”农村警务模式 |
| 1．全面铺开，搭建“乡贤治理”平台。 |
| 2．建立机制，编织“乡贤治理”工作网。 |
| 3．深度运用，让不同角色的乡贤在破解农村警务难题中发挥特殊作用。 |
| (三)松阳联防联调“石仓模式” |
| 1．成立背景。 |
| 2．组织构架。 |
| 3．主要做法。 |
| (四)庆元“外籍新娘”积分制管理 |
| 1．出台背景。 |
| 2．制度设计。 |
| 3．帮扶管理成效。 |
| (五)景宁“警务集市”平台 |
| 1．推出“e家亲”“手绘图”，精准对标全县域。 |
| 2．推出固定式“警务集市”，精准对标乡镇村。 |
| 3．推出流动式“警务集市”，精准对标县域外。 |
| 4．推出延伸式“警务集市”，精准对标“偏远散”。 |
| 5．推出专场式“警务集市”，精准对标特业证。 |
| 四、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指标性特征 |
| (一)党建引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是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灵魂根本 |
| (二)巧借民力，挖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治理资源，是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活力之源 |
| (三)专群结合，发挥公安机关的引导指导作用，是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方向保障 |
| (四)就地化解，将矛盾纠纷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妥善化解，是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重要原则 |
| (五)服务到家，把群众的安危冷暖等最迫切的需求放在首位，是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实践信条 |
| (六)共治共享，让群众充分体验安居乐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终极目标 |
（2）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可能创新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服务 |
| 2.1.2 行政区层级 |
| 2.2 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2.2 文献调研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体系的制度变迁 |
| 3.1 晚清时期 |
| 3.2 民国时期 |
| 3.3 新中国成立以来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省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4.1 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格局——以公共文化为例的探析 |
| 4.1.1 公共文化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分异 |
| 4.1.2 公共文化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的省际空间自相关性 |
| 4.2 行政中心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具有优势吗？——以公共教育、公共医疗为例的探析 |
| 4.2.1 基于国家级资源配置之省际空间格局的探析 |
| 4.2.2 基于省级资源配置之省域空间格局的探析 |
| 4.2.3 基于副省级城市中省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的对比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地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5.1 新中国以来地级区划和城市建制的层级调适 |
| 5.2 地级区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层级空间格局 |
| 5.2.1 公共服务资源在地级区划之间的层级配置格局 |
| 5.2.2 公共服务资源在地级区划内部的层级配置格局 |
| 5.3 地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差距的空间效应 |
| 5.3.1 不同行政等级地市级之间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空间效应 |
| 5.3.2 地级市内部设区市与县级市之间公共服务资源层级配置的空间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县级尺度的我国公共服务资源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 |
| 6.1 地级市内部县级区划上等级公共服务资源的层级配置格局 |
| 6.1.1 基于有代管县(市)的地级市探析 |
| 6.1.2 基于县级区划数量的地级市探析 |
| 6.2 不同隐性等级县级区划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 6.2.1 省直辖(管)县市与地级市代管县市等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差异 |
| 6.2.2 公共服务资源在不同市辖区之间的空间配置格局 |
| 6.2.3 公共服务资源在自治州内不同县市的空间配置格局 |
| 6.3 县级区划内部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空间格局 |
| 6.3.1 基于是否县级行政中心的探析 |
| 6.3.2 基于是否重点镇的探析 |
| 6.3.3 基于是否强镇扩权试点镇的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行政区层级对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影响机制的模型检验 |
| 7.1 理论假设 |
| 7.2 模型建构、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1 模型建构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分析过程与实证结果 |
| 7.3.1 基于行政区层级差异的检验 |
| 7.3.2 基于是否行政中心的检验 |
| 7.3.3 行政区层级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影响的空间效应——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浙江省县级政府驻地与其他乡镇街道的公共服务资源对比 |
| 附录2：浙江省重点镇与非重点镇的公共服务资源对比 |
| 附录3：行政区层级对地级及以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4：行政区层级对地级市(设区市)和县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5：隐性行政层级对省(自治区)直辖县级市和地级市(地区)代管县级市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6：“是否省会城市”对地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7：“是否自治州政府驻地”对自治州内县级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质量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附录8：“是否县级政府驻地”对乡镇级区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选题与意义 |
| 1.2 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1.4.1 研究理论 |
| 1.4.2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畲族服饰类型及特征 |
| 2.1 畲族服饰形制类型 |
| 2.1.1 景宁式 |
| 2.1.2 丽水式 |
| 2.1.3 平阳式 |
| 2.1.4 泰顺式 |
| 2.1.5 福鼎式 |
| 2.1.6 霞浦式 |
| 2.1.7 福安式 |
| 2.1.8 罗源式 |
| 2.1.9 延平式 |
| 2.1.10 顺昌式 |
| 2.1.11 光泽式 |
| 2.1.12 漳平式 |
| 2.1.13 樟坪式 |
| 2.1.14 六堡式 |
| 2.2 畲族服饰艺术特征 |
| 2.2.1 色彩——青蓝为基多彩点缀 |
| 2.2.2 材质——麻棉为主丝草俱辅 |
| 2.2.3 图案——花草为多边缘适合 |
| 2.2.4 造型——凤冠为识地方变异 |
| 2.2.5 配饰——银饰为盛巧织惠裁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畲族服饰的传统染色技艺 |
| 3.1 畲族服饰传统染色的植物原料 |
| 3.1.1 畲族服饰传统染色的植物 |
| 3.1.2 畲族服饰染色色素 |
| 3.2 畲族蓝染 |
| 3.2.1 畲族蓝染机理 |
| 3.2.2 靛蓝的传统染色方法 |
| 3.3 畲族服饰中染料的分析——以靛蓝为例 |
| 3.3.1 实验部分 |
| 3.3.2 结果与讨论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畲族服饰文化变迁 |
| 4.1 古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历程 |
| 4.1.1 原始时期 |
| 4.1.2 多源融合时期 |
| 4.1.3 流徙从简时期 |
| 4.1.4 涵化成型时期 |
| 4.2 文化变迁视野下的古代畲族服饰变迁动因 |
| 4.2.1 古代畲族服饰的演变因素 |
| 4.2.2 古代畲族服饰的传承因素 |
| 4.3 近代畲族服饰形制 |
| 4.3.1 近代丽水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
| 4.3.2 近代福州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
| 4.3.3 近代江西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
| 4.3.4 近代广东地区畲族服饰形制 |
| 4.4 近代畲族服饰文化 |
| 4.4.1 分域成型城山为界 |
| 4.4.2 技术依赖弱势趋从 |
| 4.4.3 宗教等级家族伦理 |
| 4.4.4 一脉相承蛰伏汉化 |
| 4.5 现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 |
| 4.5.1 激变 |
| 4.5.2 简化 |
| 4.5.3 稳进 |
| 4.5.4 采借 |
| 4.5.5 嫁接 |
| 4.5.6 消隐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畲族服饰文化传承现状调查与分析 |
| 5.1 国内外反馈差异的调查分析 |
| 5.1.1 调查样本背景及特征 |
| 5.1.2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分析 |
| 5.1.3 调查结论 |
| 5.2 民族学校传承现状的调查分析 |
| 5.2.1 调查样本特征及背景 |
| 5.2.2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分析 |
| 5.2.3 调查结论 |
| 5.3 城乡差异的调查分析 |
| 5.3.1 调查样本背景及特征 |
| 5.3.2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分析 |
| 5.3.3 调查结论 |
| 5.4 年龄性别差异的调查分析 |
| 5.4.1 调查样本背景及特征 |
| 5.4.2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分析 |
| 5.4.3 调查结论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畲族服饰文化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传承 |
| 6.1 畲族服饰文化生态系统 |
| 6.1.1 基于扎根理论的畲族服饰文化生态系统建构 |
| 6.1.2 畲族服饰文化生态系统的内核——观照世界的思维范式 |
| 6.2 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畲族服饰文化变迁的动因 |
| 6.2.1 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现代性的源头 |
| 6.2.2 单面性的男性精神——现代性的强权意识 |
| 6.2.3 经济主义思想——现代性的片面人生观 |
| 6.3 生态后现代主义视阈下民族服饰文化传承 |
| 6.3.1 有机整体和内在和谐的观念 |
| 6.3.2 尊重和关心生命共同体的文化 |
| 6.3.3 知识信息社会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双赢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专着 |
| 附录2 畲族头饰梳妆过程 |
| 附录3 畲族服饰文化现状及发展动态调查问卷 |
| 附录4 畲族服饰文化原始语句初始编码 |
（4）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的对策研究 ——基于问卷与访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技术路线及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实证分析法与系统分析法结合 |
| 1.4.3 问卷调查与访谈结合 |
| 1.4.4 比较研究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村官的基本内涵 |
| 2.1.2 大学生村官的基本内涵 |
| 2.1.3 大学生村官生存的基本内涵 |
| 2.1.4 大学生村官发展的基本内涵 |
| 2.2 有关大学生村官生存的理论:马斯洛需求理论 |
| 2.2.1 从马斯洛需求理论看大学生村官生存 |
| 2.2.2 以马斯洛需求理论破解大学生村官生存 |
| 2.3 有关大学生村官发展的理论:双因素理论 |
| 2.3.1 从双因素理论看大学生村官发展 |
| 2.3.2 以双因素理论破解大学生村官发展 |
| 2.4 有关生存与发展的理论:职业规划理论 |
| 2.4.1 从职业规划理论看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 |
| 2.4.2 以职业规划理论破解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 |
| 第3章 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现状调查——基于问卷访谈的研究 |
| 3.1 调研报告与访谈设计 |
| 3.1.1 全国情况说明 |
| 3.1.2 调查方案设计 |
| 3.1.3 问卷结果统计 |
| 3.2 大学生村官的积极作用 |
| 3.2.1 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 |
| 3.2.2 推动农村生产发展的速度 |
| 3.2.3 落实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 |
| 3.2.4 推进法治建设实现民主管理 |
| 3.2.5 加快环境整治营造生态文明 |
| 3.2.6 去除陈风陋习树立文明乡风 |
| 3.3 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选聘,身份不明利益难保 |
| 3.3.2 培育:工作内容含混不清 |
| 3.3.3 考核:无法真正融入基层 |
| 3.3.4 保障:住宿补贴亟待改善 |
| 3.3.5 流动:退出渠道不够宽泛 |
| 第4章 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问题原因分析 |
| 4.1 大学生村官工作问题产生的原因 |
| 4.1.1 环境:城乡差别的原因 |
| 4.1.2 主观:意识形态的原因 |
| 4.1.3 客观:自身能力的原因 |
| 4.1.4 权益:制度保障的原因 |
| 4.1.5 流动:导向不明的原因 |
| 4.2 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评价 |
| 4.2.1 从选聘方面分析 |
| 4.2.2 从培育方面分析 |
| 4.2.3 从考核方面分析 |
| 4.2.4 从保障方面分析 |
| 4.2.5 从创业流动分析 |
| 第5章 促进大学生村官发展的建议 |
| 5.1 建立科学的选聘模式 |
| 5.1.1 高校做好对接 |
| 5.1.2 完善选聘制度 |
| 5.2 加强和改进培育机制 |
| 5.2.1 增强综合能力 |
| 5.2.2 注重分类培养 |
| 5.3 制定接地气考评体系 |
| 5.3.1 健全考评体系 |
| 5.3.2 安心扎根基层 |
| 5.4 完善多元化待遇保障 |
| 5.4.1 消除身份歧视 |
| 5.4.2 解决现实需求 |
| 5.4.3 给予制度保障 |
| 5.5 畅通有序流动的渠道 |
| 5.5.1 营造好创业环境 |
| 5.5.2 流动与留住并存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以一个地方家族为中心（1905-2010）（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 |
| 二、教育与社会流动研究 |
| 三、家族与家族教育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基本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一、基本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毛氏的家族形态与传统社会流动形式 |
| 第一节 吉安的历史与教育传统 |
| 一、历史沿革与地理环境 |
| 二、吉安的宗族与村落 |
| 三、吉安的传统教育形态 |
| 第二节 毛氏的家族史 |
| 一、南迁的北族：共祖毛氏 |
| 二、浙江迁江西：龙城毛氏 |
| 三、龙城毛氏分支：毛家村毛氏 |
| 四、毛家村毛氏一支：裕元巷毛氏 |
| 第三节 毛氏家族的聚落形态与社会流动 |
| 一、毛氏家族的聚落形态 |
| 二、“耕读传家”的教育文化 |
| 三、毛氏家族的传统社会流动形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科举制废除后的家族社会流动(1905-1911) |
| 第一节 废科举与社会流动机制的更替 |
| 一、废科举的社会流动后果 |
| 二、吉安士绅阶层的转型 |
| 三、新式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吉安的新式教育与宗族 |
| 一、吉安新式教育的发展 |
| 二、宗族新学精英的产生 |
| 第三节 新式教育与家族早期社会流动：三个个案 |
| 一、低级士绅：毛仁炬 |
| 二、在传统士绅与新式精英之间的第一代人：毛仪与毛伦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教育革新与家族社会流动(1912-1948) |
| 第一节 第一代人的办学实践 |
| 一、吉安新教育体系的建立 |
| 二、吉安高小与吉安小学的创办 |
| 第二节 第二代人的教育生活史 |
| 一、小学教育 |
| 二、中学教育 |
| 三、高等教育 |
| 第三节 教育与第二代人的社会流动 |
| 一、教育与第二代人的职业分化 |
| 二、教育与家族女性角色的崛起 |
| 三、新学精英的宗族建设 |
| 小结 |
| 第五章 “运动”时代的教育生活与社会流动(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体制下第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 |
| 一、第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1949-1966) |
| 二、第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1967-1976) |
| 第二节 第二代人与第三代人的社会流动 |
| 一、家族政治精英的命运 |
| 二、家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沉浮 |
| 三、毛家村内的阶级与阶层分化 |
| 第三节 “家国对立”下的毛氏家族社会 |
| 一、家族的仪式、祠堂与族谱 |
| 二、家族结构的“非血缘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恢复高考后两代人的教育与社会流动(1977-2010) |
| 第一节 1977年以来两代人的教育生活史 |
| 一、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四代人(1977-1998) |
| 二、高等教育扩招后的第五代人(1999-2010) |
| 第二节 教育与两代人的社会流动分析 |
| 一、两代人社会流动的基本状况 |
| 二、教育与两代人职业结构的流动 |
| 三、教育与两代人阶层构成的流动 |
| 第三节 教育伴随性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家族社会 |
| 一、教育与毛氏家族结构的嬗变 |
| 二、毛氏的宗族重建与历史延续 |
|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思考 |
| 一、结论：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 |
| 二、思考：普通家族教育研究的意义 |
| 附录 |
| 附录一：龙城毛氏司封派部分村庄分徙世系图 |
| 附录二：一九九四年甲戍版《龙城毛氏三派宗谱》谱约 |
| 附录三：裕元巷部分知识人才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乡村社区权力结构与乡村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独创性声明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及目的 |
|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使用 |
| 第二章 乡村社区权力结构 |
| 一、权力与乡村社区权力 |
| 二、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及其类型 |
| 三、乡村社区权力互动 |
| 第三章 政治精英与乡村政治发展 |
| 一、政治精英的角色与行为 |
| 二、村民自治制度的置入与草根民主 |
| 三、去政治化时空中的村民参与 |
| 四、村治秩序与权威重构 |
| 第四章 经济精英与乡村经济发展 |
| 一、社区经济精英谱系分析 |
| 二、经济精英的崛起与“经济中心效应” |
| 三、经济精英的发展面向 |
| 第五章 参与乡村建设的文化精英 |
| 一、村民的教育期望与乡村教育 |
| 二、科技兴农的自觉性 |
| 三、本家会：宗族传统的复萌与嬗变 |
| 第六章 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善治 |
| 一、乡村社区精英互动 |
| 二、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制度化、民主化运作及乡村可持续发展 |
| 三、欠发达地区乡村善治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访谈提纲 |
| 后记 |
（7）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户决策行为研究 ——基于浙江、江苏两省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2.1 谁是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
| 1.2.2 农业结构调整主体的错位、缺位 |
| 1.2.3 对农户决策行为研究的不足 |
| 1.2.4 对农户结构调整决策行为进行量化研究的不足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1 经济体制与农户决策行为 |
| 1.3.2 影响农户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因素分析 |
| 1.3.3 农户决策行为对农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
| 1.3.4 农户对农业高科技的反应及决策行为 |
| 1.4 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 |
| 1.4.1 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 |
| 1.4.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5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构架 |
| 1.5.1 基本思路 |
| 1.5.2 理论构架 |
| 1.6 研究的资料说明 |
| 1.6.1 统计资料 |
| 1.6.2 问卷调查资料 |
| 1.7 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关于行为研究综述 |
| 2.1.1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 |
| 2.1.2 行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
| 2.1.3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
| 2.1.4 行为经济学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 |
| 2.1.5 简要述评 |
| 2.2 关于农户行为研究的综述 |
| 2.2.1 农户行为研究的主要流派 |
| 2.2.2 农户行为的理性纷争 |
| 2.2.3 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 |
| 2.2.4 农户的避险行为 |
| 2.2.5 农户投资决策行为 |
| 3 解释农户决策行为的相关理论模型与方法 |
| 3.1 农户行为理论模型的演变 |
| 3.2 农户效用模型理论 |
| 3.2.1 效用 |
| 3.2.2 农户效用行为假设 |
| 3.3 农户效用行为模型 |
| 3.4 农户生产行为模型 |
| 3.5 农户行为模型估算中的研究方法 |
| 3.6 农户行为模型理论的简要述评 |
| 4 农户决策行为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 |
| 4.1 农户及农户经营的内涵 |
| 4.1.1 农户的内涵 |
| 4.1.2 农户经营内涵 |
| 4.1.3 “农户”内部关系解析 |
| 4.2 两种类型农户及其决策行为分析 |
| 4.3 农户结构调整决策行为的成本分析 |
| 4.3.1 农户结构调整时的退出壁垒 |
| 4.3.2 农户结构调整时的进入壁垒Z |
| 4.3.3 农户结构调整时的成本核算 |
| 4.4 农户结构调整决策的风险分析 |
| 4.4.1 风险理论与农户的风险决策 |
| 4.4.2 农户结构调整决策行为面临的风险 |
| 4.4.3 简要述评 |
| 4.5 不对称信息、不确定性决策与农户投入决策行为分析 |
| 4.5.1 不对称信息与不确定性决策 |
| 4.5.2 农户劳动要素投入量决策分析 |
| 4.5.3 农户土地要素投入量决策分析 |
| 4.5.4 结论性评述 |
| 5 农业结构调整中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农户决策行为因素的总体分析 |
| 5.1.1 理论概述 |
| 5.1.2 内部影响因素 |
| 5.1.3 外部影响因素 |
| 5.2 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不同地域的实证 |
| 5.2.1 研究框架 |
| 5.2.2 方法与模型 |
| 5.2.3 实证分析 |
| 5.2.4 简短的结论 |
| 5.3 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同一地域的实证 |
| 5.3.1 样本数据来源 |
| 5.3.2 方法与模型 |
| 5.3.3 实证分析及结论 |
| 5.4 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不同调整意愿的实证 |
| 5.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4.2 资料来源与数据整理 |
| 5.4.3 研究方法 |
| 5.4.4 统计结果分析 |
| 5.4.5 简短结论 |
| 5.5 农户种植结构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5.1 研究框架 |
| 5.5.2 理论模型 |
| 5.5.3 调查点基本概况 |
| 5.5.4 农户作物种植决策行为实证 |
| 5.5.5 模型结果分析 |
| 6 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户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 |
| 6.1 调查点的选择 |
| 6.2 调查点的情况介绍 |
| 6.3 农户调查及数据分析 |
| 6.3.1 农户调查情况 |
| 6.3.2 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 |
| 6.3.3 调查农户收入与所处地区的关系 |
| 6.4 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决策行为特征 |
| 6.4.1 信息获取行为的有限性和农业生产决策行为的被动性 |
| 6.4.2 农户的科技素质偏低及其对现代科技的认知行为偏差较大 |
| 6.4.3 农户对计算机的应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
| 6.4.4 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对存在的问题解决手段极少 |
| 6.5 农户在非农业生产中的决策行为特征 |
| 6.5.1 农户的剩余劳动时间难以充分利用 |
| 6.5.2 调查农户利用外部资金的意识和合作行为不强烈 |
| 6.5.3 调查农户对今后发展方向的认识呈现出较大偏差 |
| 6.5.4 农户对目前现状的看法及期望的变化 |
| 6.6 农户决策行为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
| 6.6.1 农户决策行为对农业结构调整影响的方面 |
| 6.6.2 农户决策行为对农业结构调整影响的模型分析 |
| 6.6.3 基于农户决策行为的农业结构良性调整新思路 |
| 7 农业高科技与农户决策行为实征--浙江省农业高科技园区的个案研究 |
| 7.1 浙江省农业高科技园区概述 |
| 7.1.1 园区概况 |
| 7.1.2 园区的运作方式 |
| 7.1.3 园区的主要功能 |
| 7.2 农户对高科技的决策行为机理及制约因素分析 |
| 7.2.1 农户对农业高科技决策行为的踏板原理 |
| 7.2.2 农户对农业高科技决策行为的制约因素 |
| 7.2.3 农户对农业高科技生产约束的行为反应 |
| 7.3 农户采用农业高科技决策行为的实证 |
| 7.3.1 调查情况介绍 |
| 7.3.2 农户采用农业高科技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3 农户采用农业高科技决策行为的特征分析 |
| 7.3.4 农户农业高科技决策行为模型及其估计 |
| 7.4 若干政策建议 |
| 7.4.1 发展农村教育，狠抓技术培训，大力加强农民素质教育 |
| 7.4.2 建立农业科技采用风险转移与防范保障机制 |
| 7.4.3 充分发挥农业高科技园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
| 7.4.4 加速扶持优秀农业科技企业，培育一批农业高科技企业家 |
| 8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简述 |
| 8.1.1 农户的结构调整决策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 |
| 8.1.2 农户在面对市场进行生产调整决策时，其行为是理性的 |
| 8.1.3 农户的决策行为对结构调整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
| 8.1.4 农户对农业高科技的采用态度有极大的保守性 |
| 8.1.5 基于农户决策行为的农业结构良性调整应有新的思路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坚持农业宏观政策的一个中心原则 |
| 8.2.2 着力提高农民的二项素质 |
| 8.2.3 促进农户进行结构调整的三条举措 |
| 8.2.4 掌握好农业宏观调控政策的四个重点 |
| 8.2.5 实现农业结构良性调整与农村制度改革的五个结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粮改后农户生产行为调查表 |
| 附录2: 农村劳动者情况调查(家庭问卷) |
| 附录3: 农村劳动者情况调查(个人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侨乡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 |
| 中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的形成发展及现状 |
| 第一节 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节 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组织的复兴及其现状 |
| 第二章 侨乡虎丘黄氏宗族的表现形式及其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虎丘黄氏宗族的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虎丘黄氏宗族的组织结构 |
| 第三章 侨乡虎丘黄氏宗族的活动及特点 |
| 第一节 虎丘黄氏的宗族活动 |
| 第二节 虎丘黄氏宗族活动的特点 |
| 第四章 侨乡虎丘黄氏宗族的功能 |
| 第一节 虎丘黄氏宗族社会协调的功能 |
| 第二节 虎丘黄氏宗族吸引外资的功能 |
| 第三节 侨乡宗族发展趋势前瞻 |
| 余论 |
| 附录 |
| 附表一: 闽清县坂东镇华侨华人捐资兴建祠堂情况普查表(1949年10月至2000年12月) |
| 附表二: 福州市侨情普查汇总表(一) |
| 附表三: 虎丘黄氏总祠与各叶系宗祠分布 |
| 附表四: 重修《虎丘六叶祠黄氏总谱》编委会 |
| 附表五: 为重修族谱乐捐统计表 |
| 附表六: 坂东镇的基本情况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八都镇有一个流动人大代表小组（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安推动下新时代山区“枫桥经验”的探索与实践——以丽水市为例[J]. 丽水市公安局课题组,叶慧琪.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9(05)
- [2]我国公共服务资源的行政区层级配置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文化、教育、医疗为中心[D]. 袁锦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研究[D]. 闫晶. 江南大学, 2019(01)
- [4]大学生村官生存与发展的对策研究 ——基于问卷与访谈分析[D]. 车婧.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5]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以一个地方家族为中心（1905-2010）[D]. 葛孝亿.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6]乡村社区权力结构与乡村发展[D]. 张文政. 西北师范大学, 2005(05)
- [7]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户决策行为研究 ——基于浙江、江苏两省的实证[D]. 胡豹. 浙江大学, 2004(03)
- [8]侨乡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研究[D]. 陈建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04(04)
- [9]八都镇有一个流动人大代表小组[J]. 黄锦华. 人民政坛, 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