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进入历史阶段的中国古代建筑

一、以艺术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古代建筑 文史哲（论文文献综述）

牛艳莉^[1]（2020）在《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文中提出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坛被誉为女性诗歌的“领头羊”。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她始终保持旺盛的诗歌创造力,在每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诗歌作品。论文以翟永明近40年的诗歌为研究对象,对其诗歌文本、诗学衍变轨迹、独异的诗学主题与艺术探索,进行了全面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她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进程的深层关系。论文共四章。绪论从本论文的研究缘起、问题意识入手,进而对已有的翟永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及相关研究发现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已有研究尚存的不足及研究盲点,并就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学术预期进行了说明。第一章聚焦翟永明的人生道路与诗歌写作。翟永明的诗歌创作可分为:诗歌写作“喷涌期”（1984-1990）,诗歌写作“裂变期”（1991-1999）,诗歌写作“整合期”（2000-2020）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童年强烈的“创伤经验”的喷涌。在青少年时期的文学积累和19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诱发下,翟永明以独具个性的“黑夜”、“死亡”意识、以结构精致完整的组诗形式出现在诗坛。这一时期她的写作具有明显的“独白呓语”的特点,其女性视角主要集中在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及其在男权世界中的苦闷与抗争。第二个阶段贯穿整个1990年代。在时代的急剧转型中,翟永明不断寻求诗歌写作的新变,她告别了相对单一的自我经验,而扩展至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与交流。翟永明这一阶段的诗歌有明显的“向外转”的倾向,在广泛涉猎“公共经验”的同时,对其进行“个人化”的经验甄别与提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复杂现实对话的新方式。这一阶段为翟永明诗歌写作的“裂变期”,在“无用”而“沉潜”中不断调整诗歌的书写策略,重新释放出诗歌的活力。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从“白夜”开始,翟永明的写作开始变得更为自由和开阔,不断地与现实、传统进行对话,甚至与艺术作品进行互动式批评,体现了诗人此时期交流诗学的特色。可以说这一时期,翟永明进入到更自如、更综合的诗歌写作时期,回应现实、回归传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书写内容;此时期她的诗歌形式也变化多端,诗歌语言趋于质朴,更加注重诗歌的节奏和语感。翟永明这三个阶段的诗歌既与时代语境的转型密切相关,更是其遵循内心、不断追求诗歌艺术精进的体现。第二章对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群像进行解读,研究其诗歌对女性经验的挖掘与书写。第一节首先从身体、生育等女性的性别经验入手,分析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身体经验。在此基础上,考察她在诗歌中与西方女性（以普拉斯、弗里达·卡洛为主）的对话,这是其精神症候的典型体现。最后,翟永明在诗歌中从“倾听和注视”出发,在对世界的体认中建构起女性主体形象。第二节分析翟永明诗歌中的母亲形象,以及抒情主体与“母亲”的精神交流。与母亲的对话和交流,是翟永明诗歌女性经验书写的贯穿性主题,这在从《母亲》到《十四首素歌》的诗歌文本中有所体现。翟永明对母亲的书写,经历了情感表达上的从独白到对话的方式演变,通过母女之间女性经验的重合与冲突,彰显女性生存的共同悲剧。第三节分析翟永明诗歌对中国古代女性的书写。通过时空并置、灵魂对话和文化透视的多元艺术形式,翟永明对鱼玄机、李清照、杨玉环、虞姬等展开书写,由此敞开了被遮蔽的女性经验,并由历史返观当下的女性诗歌。翟永明对女性的书写由自我隐秘经验出发,题材范围逐渐扩展,写作手法也不断调整,建构了时间跨度大、空间涉猎广的女性群像。她的女性经验不仅在其女性群像中得以表达,而且她也籍此建构了自身独特的女性观、诗歌观。第三章通过色彩诗学、空间诗学、时间诗学、戏剧性诗学等关键词对翟永明的诗歌及诗学特征进行解读,借此发掘翟永明诗歌的内在肌理和文本建构方式,这也是解读翟永明诗歌的关键入口。第一节为翟永明的“色彩诗学”,以《女人》为例,对翟永明诗歌中的色彩运用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黑色、白色、红色在其诗歌中的意蕴。翟永明的诗歌书写有效调动了颜色的暗示功能与隐喻意味,在诗歌中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色彩诗学”。第二节为翟永明的“空间诗学”,以法国思想家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论为参照,解读翟永明诗歌的多重空间书写。从早期的幽闭空间如“黑房间”、“静安庄”,到消费时代的开放空间如“咖啡馆”、“酒吧”,翟永明的诗歌空间书写有明显的转向。而对“建筑”的兴趣与书写,则使得翟永明以“纸上建筑”的视野重铸诗歌观,深刻地影响了她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写作。第三节为翟永明的“时间诗学”,通过对作为时间意识的“黑夜”的考察,辨析翟永明诗歌中的时间观念。翟永明对时间的感知与书写经历了由紧张而至舒展的过程,由“性别化”的时间感知到“超性别”的时间感知方式,建构了基于自身经验而又极具包容性的“时间诗学”。第四节为“戏剧性诗学”,旨在考察翟永明诗歌的文体探索与结构意识。对其诗歌内部的“用典”、“复调”等进行解读与分析,考察翟永明组诗、长诗的结构技巧。翟永明自幼喜爱戏剧,她在后来的诗歌写作中将之发展、改造,并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创造性地运用,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戏剧性诗学”。第四章为“当代诗歌史中的翟永明”,尝试阐释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位置与价值。第一节分析翟永明对女性诗歌理论、批评的参与及贡献。自“黑夜意识”提出以来,翟永明一直是女性诗歌的理论支撑者和反思者,她对女性诗歌的真知灼见,影响了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除此之外,翟永明对中国传统女性颇有研究,她有多本散文集涉及古代女诗人,这其实是在对女性诗歌的历史进行溯源,对女性诗学的建构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和意义。第二节考察翟永明与当代诗歌场的关系。40年来,翟永明一直随时代而变,不断矫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一直秉持个人化的独立价值立场和审美立场。与此同时,翟永明对绘画、建筑、电影等艺术领域多有研究,她也一直致力于诗歌与其他艺术的跨界融合,这在媒介融合的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翟永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她既融入了特定的地域（四川）与代际（第三代诗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游离而出。翟永明相对于特定代际和地域的“溢出”与“飞翔”,使其成为一个难以被标签化的诗人。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也是对诗人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特殊地位与价值进行了总结。翟永明开启了当代诗歌的女性写作源头,之后以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作品持续参与女性写作,在新世纪又将其引向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超越女性自身,实现诗意升华,为女性写作在新诗史留下浓墨重彩。诗歌创作之外,翟永明对女性诗歌理论、批评的高度参与和重大贡献,对当代女性诗学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翟永明艺术涉猎广泛,其诗歌中其他艺术元素的渗透与融合,及其在戏剧、绘画、建筑、电影等诸多领域的跨界建构在媒介融合的当今时代具有相当意义。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翟永明都一直秉持个人化的独立审美和价值立场,以女人的细腻感知和女诗人的独特视角,用诗歌反映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其诗歌创建了文学史意义!“完成之后又怎样”?让我们期待翟永明在未来的语境中为我们呈现更多的欣喜与奇迹!

文豪^[2]（2020）在《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心雕龙》有云:“评者,平理,”即评价、裁判;“论者,伦也”,即阐发道理。”同样是《文心雕龙》,其《神思》篇提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刘勰不会想到,《文心雕龙》中提到的“评论”与一千多年后出现的将时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电视”结合,诞生了一种名为“电视批评”的新鲜事物。中国电视事业只有短短60年发展历史。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电视作品文化取向的多元共生,艺术质量的日渐成熟,历经产业化转向的中国电视行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电视传播内容的不断完善和丰富,为本国电视批评展示了广阔空间,推动着本国电视批评全面快速发展。与电视批评创作实践一片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成果的缺失与匮乏。当前,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对基础理论的挖掘与完善,二是缺乏对现实的有力回应。前者导致整个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看似繁茂却主干单薄,看似高耸云天却根基不稳;后者导致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日渐脱离,无论是理论的创生还是增殖,都因其既无法改善电视批评的生态环境也无法纠正电视批评的错误创作导向而根本不为电视从业人员所重视。电视文艺批评虽是电视批评的细小分支,但前者却是当下中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最受学界关注的部分。放眼全球,唯有中国电视名正言顺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承担着传播信息之外的宣传舆论作用和教育引导功能。因此,以电视文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文艺批评最能体现电视批评者的学术品德和价值追求,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美学情趣和文化立场,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色。长期以来,国内电视学者并未意识到中国电视文艺批评实际上分别从古典文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及西方电视研究学术成果处汲取理论滋养。部分学者只重视西方学术成果,却忽视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古典文论中的某些思维成果同样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批评主体的创作。不仅如此,部分研究者更轻忽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电视文艺批评创作主体道德修养的严格约束。正是由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疏远和漠视,导致当前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屡屡出现与核心价值相背离的错误倾向。因此,厘清并重申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的三大理论来源,既是建构全新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的必要举措,又是解决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本清源后,本国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或将从此跨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贾韬^[3]（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姚珏^[4]（2020）在《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是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鼎盛期,它以独特的静态形制和动态活动而成为中国木雕艺术的经典之一,并体现出徽州先人的伦理观念、族群民俗、生态意识、信仰传统、艺术品格等文化形态,具有吉祥审美的象征符号意义和传承表达的基本特征。它以遮与露、高与敞、闭与通、隔与透的对照点画天井、厅堂、门窗、栏杆等处的木雕静态存在,以及民居木雕在制与用、造与赏、传与承等方面的动态活动。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就装饰母题而言,明代民居木雕以本土艺术为主,室内外木雕多为祥物,颇具汉唐之风,简洁大气;清代室外木雕多为镇宅之象,室内多为祥和之物,细密繁缛。就风格类型而言,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具有均衡开合、饱满律动、虚实相生、质朴本色等基本特征。徽州民居木雕图式内容分为意象表达为主,佐以符号隐喻。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意象表现大多形成意境组合,或由一系列单个“心象”组合成多个迭加的审美想象意境。民居木雕艺术源自徽州人对“木”塑造立体“心”象,反映宅主们对“木”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思考结果的文化表达。民宅主人的主观情思寄托于具体的客观物象,观者与宅主意同象异,各见其趣。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具有深广的文化内涵和汇集着多路的文化信息,它包容着祖制家教、士族名门的礼制文化,阴阳相承、除凶纳吉的民俗文化,崇儒廉正、外朴内华的仕商文化,以及时空对应、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等,并以行善积德、孝仁祥和、近福远祸、光宗耀祖、繁衍兴旺、富贵有余等为表达的主题。历史上名门望族的隐逸造就了徽州地域的传奇,徽商经济的支撑促进了民居木雕艺术的繁盛,文人的纷纷介入使得善鉴书画的徽商在民居木雕设计中获得更多的灵感,文人体系融入庶民文化,俗雅相乘,自然、社会、历史和人伦文化被组织在民居木雕艺术的结构图式中,使现实世界和精神境界呈现在一个画面上,同时明清工匠艺人在“工”和“术”方面的手艺传承和不断精进,得以使徽州民居木雕艺术日益精湛,终成经典。近些年来,由于民居木雕艺术信仰的错位,传承密码的缺失,过度的开发性修复,以及异地重建之风的兴盛,使得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传承困难重重。徽州人曾利用民居木雕艺术创造“桃花源”式的家园,舒缓精神压力,寄托热爱生命与生活的审美理想,以及借助艺术教化族人后代的做法等,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其浓郁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已经深深融入国人的血脉之中,依然推动着当今的乡村美化和城市建设。

王曼利^[5]（2019）在《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文中指出长安画派萌发至今已约一甲子,但关于画派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既少且浅,艺术价值研究又多忽略艺术界的建构作用。我们以画派基本问题为研究起点,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指导,在画派艺术品价格的考察中分析它与艺术价值的关系,从艺术社会学视角探究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途径与方式,挖掘出画派多元的艺术价值。论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绪论。简要回顾国内外艺术市场的历史与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现状,梳理和分析了长安画派艺术品价格和艺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与可借鉴的理论资源,指出:在经济繁荣的今天,艺术经济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理论观照是该画派研究的应有之义。第二章:长安画派:概念、构成和风格。我们从艺术地理学视角对画派名称进行解读,认为此名与长安地理及文化所积淀成的心理原型有关。我们从广义和狭义上对画派构成进行概括,以1961年参加“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的6人作为文本的研究对象,因篇幅所限,重点放在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4人上。画派艺术思想深受延安文艺理论影响,作品多表现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地域艺术风格。第三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文献与画廊。我们通过访谈和文献分析补充了画派从萌芽期到2000年的作品价格,通过市场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了画廊价格。长安画派作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同步,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居民购买力影响直接,作品的艺术水准、传播和营销得力与否同样影响画派价格。陕西地区画廊中画派作品数量少、价格低,艺术家市场地位不同,作品价格已产生分层。第四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拍卖机构数据。通过对雅昌艺术网中长安画派作品拍卖价格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我们对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个人国画作品拍卖价格指数和画派整体拍卖价格态势及其中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探究。画派艺术品拍卖成交数量少、成交额和均价普遍较低,市场有一定认可度,但与着名画派和画家相比作品价格不高,价值与价格发生了较大偏离。第五章:艺术生产: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本章借鉴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和“艺术体制”、贝克尔的“艺术界”和布尔迪厄的“资本”、“场”等概念,糅合惯常的艺术界概念,将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置于艺术体制网络中,从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与定位）、艺术展览（展示与传播）、艺术批评（评论与阐释）和艺术营销中介（宣传与销售）等方面分析画派艺术价值建构的途径与方式。作品离开画家之手后其艺术价值由艺术界共同赋予,艺术价值的认定、传播与阐释有益于艺术品价格的提高。第六章:多元复合: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研究。本章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出发点和依据,从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启示价值三方面研究了长安画派的艺术价值。画派创作表现了“人”的母题和大地情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艺术家对文艺思想时代最强音的积极响应、既破又立的艺术超越精神,以及艺术家巨大的人格魅力,这些都是长安画派值得被传播的价值,也是决定艺术品价格的强大内驱力。结论:在长安画派的不同阶段,其艺术品价格与艺术价值呈现出时而吻合时而背离的复杂关系,这是正常的,但背离也是有原因的。我们要加大对画派学术价值的深度研究和科学传播,辅以时间条件,画派艺术品价格仍首先取决于其艺术价值。这也符合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科学总结。

刘新敖^[6]（2019）在《时空观念与清代诗学的演进》文中研究表明人是时空中的存在物。人们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探寻、追索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方式,并以此来处理社会生活,投射到社会秩序之中,这成为古代社会思想的重要背景。这种人类文明之思,最终积淀为文化传统,融入艺术活动之中,中国古代诗学正是产生和发展于这种思想背景之中。中国古代的诗道、诗艺、诗评,无不与时空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首先,人们逐渐在时空的感性体验中确认自身的存在,并把日常经验中对时空的理解上升到了抽象层面,直接影响着中国哲学和审美意识的发生、延续。其次,诗学的时空本体,使古代诗学理论话语的表达,在想象与构思、文本结构组织和语言或范畴等方面,也表现为时空的形态。再次,古代诗论以时空意识作为方法的理论思维方式,形成了特定的表达时空意蕴的范畴。在这些体现作为中国文化本根意义的时空观而存在的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作为物理空间秩序在社会心理领域实现象征和转换的“兴”,作为社会心理秩序由艺术结构来呈现的“意境”,以及体现对自然、社会和审美时间理解的“神韵”,在时空思维影响下,中国古代的诗学范畴,基本都围绕物理时空的体察、社会历史伦理时空的建构和审美时空的体验而展开。因此,本文拟选取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诗学的发展,来管窥时空观念影响下,诗学的传承发展以及其理论形态的表现。无疑,清代诗学为这种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样本。一方面,从诗家主体的角度来看,清代诗家所面临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样本,更具参照,可以清晰的观照诗家作为主体与社会和主流价值的距离,并进而呈现诗歌的位置感;另一方面清代诗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诗学传统的总结期,也是现代诗学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发掘诗学传承的逻辑脉络,无疑更具价值;此外,清代诗论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和理论资源,足够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本文力图从时间蕴藉和空间形象感的角度出发,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清代初年的王士祯、清代中期的袁枚以及清末民初的王国维所标举的诗学范畴中,寻找其内在的逻辑理路,从诗学产生的外部思想文化环境与诗之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距离,从诗学内部分析时空意识对其理论构建的作用。王夫之是清初诗学的代表。船山标举“现量”,通过整体化、生命化的创作,表现时间蕴藉和空间感觉。初清而入鼎盛的王士祯,标举“神韵”,时间与人生情思合一,谓之“神”;在空间感中展现诗境、宇宙本体同一,谓之“韵”,在时间与空间的各种组合方式中,在“人—诗—宇宙”的融合过程中,“神韵”天成。袁枚的“性灵”说,成长于乾隆以来思想解放的复兴之中之中。“性灵”是主体较社会之“远”,是与自然妙同,在大自然中感受时间之妙,在形象空间中感受审美之境。盛世之后,帝国日薄西山,彼时的王国维标举“境界”,其“隔”与“不隔”、“无我之境”、“赤子之心”等,交织着主体的生命空间、历史时间意识、艺术的审美空间等等诸多命题,将传统诗学得以传承和创造。概而言之,清代诗学的时空观念呈现了清代诗学演进的特点:从思想基础来说,清代诗学上承儒家的社会理念,在社会秩序中重新规范了诗学与社会政治的位置,更为谨慎地追求个体与社会秩序的复归,是在传承美学精神的基础上,重建社会、思想学术文化环境以及艺术个体追求的协同统一发展,是对传统人生伦理与秩序规范的新的阐发;从主体条件来说,清代诗家主体意识觉醒,使清代“诗”家更为敏感地注重诗歌及诗话写作与学术文化的距离,追求心理感悟的时空形式,尤其在清中叶以后,主体的觉醒胜过以往,诗艺及其审美意味的追求因而也更具有主体性的思辨意味;从诗学的理论形态来看,诗话写作仍以时空意识为逻辑基础,呈现出时空化的审美形态,诗论也就逐渐呈现出现代哲理与诗学审美形态融合的新趋势,体现出新旧交替、转换的时代特征。

胡东冶^[7]（2019）在《诗学视角下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研究》文中指出艺术歌曲又被称为“诗之歌”,从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角度来讲,诗词与艺术歌曲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诗词与诗学理论从来都是艺术歌曲研究与分析的根本出发点。追本溯源,艺术歌曲从问世之初便与诗词相伴相生。无论是德奥艺术歌曲、法国艺术歌曲,还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诗性都是艺术歌曲的核心审美精神之所在;诗词与诗学理论都是艺术歌曲创作、研究与实践的最核心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但当前,这却往往最容易被人所忽略,甚至遗忘。从歌者的角度而言,要想使我们的艺术歌曲演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准与境界,就必须要重新找回这个正确的起点和方向。“诗乐相容”不应只是一个仅仅停留在标题上的口号或噱头,而应该是一个清晰的理念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艺术歌曲“由诗入乐”的本质属性与审美特征,从中国传统诗学的角度出发,力图为现当代中国艺术歌曲构建一套具有相当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兼具理论性、实践性的歌曲分析处理的理论方法体系。文章主体分为六章:第一章为中国歌曲概述。本章核心论点在于厘清艺术歌曲的概念,阐明中国艺术歌曲的本质属性与审美特征。艺术歌曲从诞生之始便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诗词与诗学对于艺术歌曲的关键性价值与意义二百余年来从未改变。诗词是艺术歌曲创作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诗性是艺术歌曲核心审美精神;诗学是艺术歌曲研究与实践的根本理论方法,中国艺术歌曲更是如此。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具有如此丰富的诗词作品、有如此悠久的诗学传统、有如此完整的美学体系,这些都为我们构建更科学、系统的中国艺术歌曲分析与演唱处理之理论方法体系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可行性保障。第二章为中国诗学的理论架构及其音乐性分析。中国诗学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这一章论述的主要目的在于厘清我国诗学的体系与架构,阐明其中与歌曲最为相关的理论方法。我国诗学主要包括诗歌本体论、诗歌认识论、诗歌技法论、诗歌艺术史论四个部分,其中诗歌本体论中的诗歌意象论、诗歌意境论;诗歌艺术史论中的诗歌分类学;诗歌技法论中的诗词格律学,是与音乐直接相关的诗学理论方法,在此后的艺术歌曲分析处理理论方法构建中也主要围绕这几项诗学理论展开。第三章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分类与调式调性特征。本章核心论点为,将诗学分类学与调式调性理论相结合,为我国艺术歌曲划分出更加科学、合理、清晰的类型,探寻各类型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风格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艺术歌曲诗词意象类型与曲式结构分析。本章核心论点为,运用诗词意象论,从中国诗词意象解构的角度,对中国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特征与类型风格进行分析及演唱释义。并阐明这样一个观点:我国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不是冰冷的曲学公式,也不仅仅是诗词的文体架构,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只有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和视角,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国艺术歌曲曲式的内涵与真谛,才能真正从整体上理解和掌控歌曲。第五章为中国艺术歌曲诗词意境美与演唱审美取向。本章的核心论点为,从中国传统诗学意境论的角度,对探寻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审美取向,主要从“有我与无我”、“隔与不隔”、“写境与造境”三个角度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审美本质与审美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通过实例分析,将原本抽象的意境与审美概念与具体的演唱处理相对接,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六章为中国艺术歌曲诗词格律与节奏旋律关系解读及演唱释义。本章核心论点为,从诗词格律学的角度,探寻中国艺术歌曲节奏与旋律分析的理论与演唱处理方法。最终进一步阐明:无论是古体诗艺术歌曲、近体诗艺术歌曲、词类艺术歌曲还是现代诗艺术歌曲,对其音乐节奏特征的分析都不能停留在音符的层面,而要从诗词的格律、声调的节奏性、旋律性、“阴阳性”上对其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这样才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从根本上更加准确、透彻、深刻的理解歌曲的音乐特征与艺术风格,才能更加完美的诠释和表现作品的风貌,这样的演唱才能不流于表面,才能真正表现出中国艺术歌曲特有的民族风格、神韵、气质、个性及魅力。结论部分除了对全篇核心观点理论进行总结以外,同时还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艺术歌曲分析与处理之理论体系的构建,意不在树立一种不容置疑、必须完全遵从的规矩,只是要为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一个可供参考或借鉴的理论方法,这也是本人治学之核心理念。最后希望,本人的理论观点和治学理念,都能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则与有荣焉。

郜珏^[8]（2019）在《魏晋六朝文艺思想的生态审美意蕴》文中提出工业化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反思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环境伦理学等研究理论应运而生,·在多种理论的碰撞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逐渐压倒了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并成为当今的主流,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逐步让位于生态人文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识,而作为社会思想意识载体的文学艺术更是传达着古人朴素的生态观念和自然生命意识。魏晋六朝是中国人类主体地位觉醒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走向自觉的历史阶段,“自然”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到士人的审美视域中,其客观价值得到承认与肯定,并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经验。南方地区的开发、庄园经济的发展、玄学思想的盛行、士人因政治黑暗产生的困顿心理等各种因素交互融合,客观上催生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萌发,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立走向了和谐共生,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便产生了充满生命意趣的山水诗文、音律和谐的古典音乐、注重自然之道的书法、致力于表现自然灵动的山水绘画和融各种自然要素于一体的园林建筑。本文主要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不仅将断代史、美学史和艺术理论综合研究,从宏观背景层面上对该历史时期的生态审美意识进行把握,同时也将不同门类的艺术理论进行综合研究,对其中包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生态审美的内涵进行整合,并总结出其共通之处。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在当今倡导生态观文明的时代背景下,生态美学产生的必要性,以及我们从审美自觉的时代——魏晋六朝进行生态审美理论精华挖掘的重要意义。同时,还论述了目前学界关于六朝文艺理论与生态美学、生态审美关系的研究,尤其体现在诗文、音乐、绘画、书法和园林建筑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中。除此之外,绪论还明确了本文拟解决的问题,即研究六朝文艺理论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与论述、生态审美观念,以及生态美学价值。在正文前也对本文所涉及的相关概念术语进行了界定,以保证全篇的论述能够始终抓住其核心要义。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魏晋六朝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详细介绍了玄学思想、南方开发和庄园经济的发展,并在此背景之下对“自然”概念内涵的演化及与其他相关社会要素的关系进行探究。此外还对这一艺术自觉时期中各门类艺术的沿革进行了梳理。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是为后续章节的具体细化提供宏观的把握与概述。第二章从文论角度进行论述。在文学理论领域,山水景物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到诗文作品中,尤其是山水诗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自然要素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诗文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尤以《文心雕龙》和《诗品》最为典型。《文心雕龙》将“自然”纳入到诗文理论的审美范畴里,《诗品》将“自然”概念作为诗歌品评的重要依据和标准。诗文理论中自然生态意蕴的融入,不仅展现了生态意蕴的萌芽,而且还为后世自然审美的文论开创了先河。第三章从乐论方面进行论述。在音乐理论中,古已有之的儒家音乐教化思想逐渐让位于音乐的内在审美属性。它认为音乐内生于“自然”之道,也秉持着天地和谐的精神,音乐来自于乐器的震动,并无哀乐的情感之分。文人们开始注重音乐中庸调和的怡情作用和陶冶性情的普遍影响。追求自然和谐的意趣成为音乐理论的一大创举,天人合一的生态意味也逐渐凸显出来。在表现手法上,多感官联用,将听觉和视觉、触觉等恰当地结合起来。此外,古琴的制作原材料多使用梧桐树木,也彰显了物料中自然原生的意味,这些都充分表现在乐论中,尤以嵇康的思想为最。第四章分别从画论和书论角度进行论述。在画论领域里,山水画从人物画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尤其是顾恺之登上画坛之后,表现自然景物开始成为画家们的普遍共识。玄学思想的扩散,使平淡自然的绘画风格成为画家们的艺术追求。画家们亲临自然,感触自然,将自己的情感因素投注其中,使绘画作品表现出物我交融、主客一体的绘画审美意境。受此绘画风格的影响,山水画论中的美学命题,如“迁想妙得”、“六法说”等纷纷呈现,为山水画论中的生态意趣做了极大的补充和完善。书法同音乐一样,也是一种产生于自然的艺术形式,“自然”成为艺术的法度,展现出来的是全然线条的艺术。不论是字形的长短、走向还是笔势,也不论是笔墨的浓淡缓急,都彰显出一种动态美感,饱含着生命的活力。书法理论中各审美术语和审美范畴的扩展,书法内在的力度和外在的体势,字与字之间的张力和篇章的布局,都彰显出生命的律动之美和力度之感。第五章着眼于园林建筑的构设理论,更是包罗万象。虽然直至明清时期才形成系统的园林建筑理论,但魏晋六朝时期上承秦汉建筑思想,下启园林建筑巅峰的辉煌,将自然事物集大成地融于其建制当中,把山水假石、亭台水榭、动植物等一概揽入园中,营造了一个生机盎然的微缩自然景观。不论是皇家园林、士人园林还是寺庙园林,不论是营造、观赏,都将生态意味以具象的方式展现出来,充分体现了审美自觉化时代背景下的园林生态审美意趣。结语部分,通过对该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理论的把握,对其中所包含的生态审美意蕴进行挖掘,体悟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一方面对古已有之的生态智慧进行整理和当代阐释,另一方面为当今严重的生态危机寻求理论之道,为人类营造一个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家园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赵蓂^[9]（2019）在《国家、市场与社交媒体形塑下的京剧传播》文中研究表明京剧在今天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拥有人尽皆知的“国粹”文化符号,却是一门鲜少有人了解的小众文艺;它的受众市场狭小,却备受国家推崇。其主要传播者和受众,即京剧演员与京剧戏迷,也是一个不被大众所理解和熟知的小众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京剧传播就不能单纯理解为在某种媒介中的传播情况。本文旨在研究京剧行业及京剧传播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每种力量是如何产生、演变以及相互交织的,最终对京剧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使用文献搜索法、田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梳理了在京剧行业中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演变及媒介技术力量的介入,以及在这三重力量的共同形塑下京剧传播的转向。京剧诞生在清末,自诞生之初就与国家力量密不可分;而因脱胎自商业戏班,曾拥有庞大市场,故此市场力量也一直贯穿于京剧传播之中。而在一系列戏曲改革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结构性力量难以突破,媒介技术的出现便为京剧传播注入了新的结构力量。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对京剧是一种征用的态度,即从起初将其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文化工具,到宣传意识形态的媒介,变为今天巩固民族国家地位的文化资源;从市场来说,京剧从最初的大众文化变成今天的小众文艺,其市场资源主要来源于京剧本身的艺术魅力与其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认同;从媒介技术来说,社交媒体因其“临场感”再造了消失于视听传播中的京剧剧场传播,同时催生出了新的京剧戏迷社群和交往方式。在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之下,一个呈现出国粹文化/小众文艺/虚拟趣缘社群的多元京剧传播样态最终形成。

李春^[10]（2019）在《贝聿铭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研究》文中认为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并与现代主义建筑核心脉络直接相承,1983年获得普利兹克奖,被誉为“现代主义泰斗”“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现代主义建筑是建筑风格历史上的重大革命,从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工业化、民主化的理想实验和探索开始,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构成了当今世界主要的视觉景观。作为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体系完全异质的形式,现代主义建筑被视为舶来品,始终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纠葛不清,中国基本被排除在世界现代主义运动之外。当“国际式”无个性的现代技术与对归属感、认同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现代主义建筑出现表征的危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受到后现代主义之后各类思潮的普遍质疑。中国建筑界所面临的,则是如何从前工业时代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如何从现代工业社会步入知识经济的后工业或后现代的双重问题。贝聿铭将现代主义建筑作为“一个未完成的理想”和“未竞的事业”,用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创作,坚持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衣钵,把“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为精髓的东方智慧和中和、温润、诗化的独特美学效果融入现代主义建筑。推动现代主义成为官式建筑的主流,向着雅致化和多元的文化适应性发展,同时为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之路带来深刻的启示。本文吸收建筑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等理论众长,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文献资料与实例分析相应照、田野调查与跨文化比较相结合,采用形式分析方法,以审美的现代性视野,力图全面梳理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脉络、精神实质和审美特征,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对贝聿铭完整的创作生涯、创作手法和美学特质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察。通过精微的纵向分析、横向对比,在现代主义建筑的总体发展框架和中国建筑现代转型这一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点上,揭示贝聿铭对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新的视角和策略扩大贝聿铭建筑美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论文框架如下: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意义,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进而明确研究的对象、视点、目的和方法。贝聿铭创作丰富、享誉世界,但受文化和身份的偏见,纵观国内外缺乏对其创作全面而深入的美学研究。在对目前建筑研究趋势辨析的基础上,确定借鉴艺术史研究的形式分析法,聚焦贝聿铭凝聚的东西方双重建筑文化精华,以期在现代主义建筑发展演变的整体图景中深入阐释他对现代主义建筑美学贡献的中国智慧。第一章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渊源及特征:从美学的视域,系统梳理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谱系、发展阶段和精神实质,通过与新古典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深入比较,总结提炼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基本特征。现代主义建筑以功能原则批判复古主义,抛弃柱式、细部之间的的传统规范和先例旧习。拒绝装饰,对结构和材料的真实、简洁带有清教徒式的推崇。玻璃的透明性表明建筑表皮摆脱了承重功能及重力主导的形式法则,打破了古典砖石建筑厚重、封闭、光线昏暗的状态,改变了内外空间之间截然分开的局面,也暗含了民主政治的社会透明度对促进社会和精神变革具有特殊的作用。三维反透视的新视觉和构造方法探究现代空间关系,由古典各种量体形式的封闭关系,迈向更为动态的时空观念。并将建筑比作居住的机器,彻底告别传统建筑手工业,彰显工业化的机械美学。现代主义建筑的通用性、独立于历史和自然所导致的文化内涵和归属感的缺失,招致后现代主义从统一到差异、从精英到大众、从功能到形式、从审美到游戏的全面挑战。第二章贝聿铭建筑美学的东西方资源:回顾贝聿铭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展现东西方双重的建筑美学精神对他的滋养,剖析其具有恒久的典雅品质和东方文化底蕴的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根源。官商、官绅结合的显赫家世、金融新贵的富足生活,培养了他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贵族阶层拥有的精英意识、审美趣味,奠定了他关于世界、生活和建筑之间关系的最初理解。生活在浓缩了中国传统建筑精华的苏州园林之中,贝聿铭形成了最初的建筑时空观和理想化的建筑原型。立足中华古老文明和深厚的传统,汲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儒家伦理、中庸、包容等思想和诗词、绘画、园林等传统艺术的灵感源泉,贝聿铭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本质观和审美理想。深刻剖析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勒·柯布西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阿尔瓦·阿尔托的思想及创作,重点论述他们对贝聿铭建筑设计观念和技法产生的教育和影响。由此阐明作为“正宗的包豪斯的接班人”贝聿铭基于现代主义大师各具张力的作品的启示,继承和延续现代主义建筑内在、经典的形式法则,及其简洁、抽象、理性的现代精神,成为这一新传统的忠实发展者。第三章贝聿铭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赋形与嬗变:贝聿铭属于埋头建筑设计而无理论建树的实践型建筑师,他的作品类型丰富、覆盖地域广阔。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对贝聿铭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及其50余件作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美学考察。以微观视角对每一件个案的特定意图、独特场景、艺术形式与象征层面深入解读,完整展现其创作历程、梳理手法嬗变的逻辑形态和基本规律。贝聿铭始终秉持着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凭借作为形式创造者的直觉与才能,逐渐从对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模仿,转向空间的创造以及个人风格的建立。运用几何造型、中庭式布局、材料本性、雕塑性景观、精细化工艺、对光的空间表达等独特的创作手法,现代主义建筑基本语汇在贝聿铭的手里具有功能和表现的双重作用,挣脱了传统手法、流行模式的控制,为未来定义了新建筑。第四章贝聿铭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特质:深入贝聿铭建筑作品空间与形式背后的深邃思想、价值理念及表达方式,进行美学的审视和提炼。从贝聿铭致力于探求现代主义形式如何被接受、被拒绝、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使之服从于不同的文化特征的视角出发,阐述其建筑作品表层语言的风格与深层的精神本质、价值取向、构思方式和审美特征。伦理化的价值诉求、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独具的致思和传达方式,使贝聿铭在个体创新和技术惯例、形式表现与内在统一、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之间实现了新的平衡,呈现中西两大传统交融产生的新建筑美学特色。第五章贝聿铭在现代主义建筑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在现代主义建筑发展、演变的整体框架下客观评价贝聿铭在现代主义建筑美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当现代主义建筑全面进入的自身转型和重构,作为第二代现代主义大师,贝聿铭坚守现代主义建筑美学思想,以美国肯尼迪图书馆、国家美术馆东馆、巴黎卢浮宫金字塔、德国历史博物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一系列经典的作品,推动现代主义获得广泛的历史认同、成为官式建筑的主流。通过与路易斯·康、迈耶、丹下健三等新现代主义大师集体诉求和个人路径的对比分析,凸显贝聿铭在实现现代主义建筑雅致化发展中象征性、技术性和诗意性的艺术特色,以及通过与基督教、中华文明、伊斯兰等不同文明的融合,丰富了现代主义建筑这一新传统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第六章贝聿铭对中国建筑现代转型的推动与启示:现代主义建筑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渗透到中国,导致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全面解体,背后暗含着西方中心和进步假设以及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身份认同,引起技术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审美观念等广泛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建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引进与吸收伴随着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反思与更新,审美与政治领导权的争夺、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外来影响与本土建筑文化内在转变始终纠葛不清,先后出现了三次“古典复兴”浪潮。市场经济时代在全球化浪潮及功利主义的商品化逻辑冲击下,中国建筑步入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并日益成为全球建筑师角逐、实验的场所,随着历史纵深的消失和建筑美学话语的缺席,在一味模仿、横向移植、商业媚俗、逞奇眩异的建筑生产和形象竞赛过程中,中国建筑的独特性、审美性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坚硬的功能空间和千城一面的尴尬。贝聿铭坚持“中而新”,通过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苏州博物馆三次卓有成效的实践,以富有东方哲理、硕儒品性、精美雅致的个人化的深刻表达,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建筑的现代之路,为中国当代建筑如何成为现代的而又回到自身古老而伟大的传统指明了道路。结语:简要回顾贝聿铭将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和精髓,在当代以新的方式进行继承和阐释所具有深远的意义,并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未来发展和中国以独特的美学形象融入世界建筑之林进行了展望。

二、以艺术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古代建筑 文史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艺术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古代建筑 文史哲（论文提纲范文）

（1）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时空观念与清代诗学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7）诗学视角下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魏晋六朝文艺思想的生态审美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9）国家、市场与社交媒体形塑下的京剧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10）贝聿铭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艺术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古代建筑 文史哲（论文参考文献）

• [1]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D]. 牛艳莉. 山东大学, 2020(04)
• [2]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D]. 文豪.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3]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4]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D]. 姚珏. 东南大学, 2020(01)
• [5]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D]. 王曼利. 西北大学, 2019(04)
• [6]时空观念与清代诗学的演进[D]. 刘新敖.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7]诗学视角下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研究[D]. 胡东冶.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魏晋六朝文艺思想的生态审美意蕴[D]. 郜珏. 山东大学, 2019(09)
• [9]国家、市场与社交媒体形塑下的京剧传播[D]. 赵蓂.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贝聿铭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研究[D]. 李春.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