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XCEL在铁路分局工业统计中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李保燊[1]（2020）在《面向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为差错分析研究》文中指出空管自动化系统等自动化设备的广泛运行,空中交通管制手段地不断发展,使得管制员的角色随之发生转变,同时也引入了新的失误模式。为防范自动化环境下的空管人为差错风险,保障航班运行安全,提出面向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为差错分析研究。为分析管制员与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机交互过程,基于信息处理过程和情景意识分析构建了管制员的心理模型,开展管制员的认知过程分析;结合STPA方法,建立了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机交互模型。参考HFACS模型和HERA-JANUS模型,结合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机交互模型构建基于STPA的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识别模型,开展人为差错的辨识;将自动化相关人为差错分为执行差错、感知差错、记忆差错、决策差错和期望差错五类;基于模糊BN开展自动化相关人为差错的概率量化分析。在分析历史上与空管人为差错相关不安全事件的基础上,利用SHEL模型初步辨识与空管自动化相关人为差错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德尔菲法对影响因素进行重要度评价,筛选出人为差错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对自动化相关人为差错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权重评价,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人为差错规避建议。以空管自动化系统的AIDC移交为例,参照AIDC移交人为差错诊断推理框架展开空管人为差错辨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AIDC移交失败时系统无告警是管制移交过程中的重要人为差错风险源;当目标事件发生时,管制员“注意力分散”、“忘记监控”、“注意力不集中”和“警觉性降低”4种差错行为发生的概率占比较高,是造成管制移交时航空器小于安全间隔的关键差错行为。
谢玮[2]（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指出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唐湘雨[3]（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郭启光[4]（2016）在《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俘获研究：形成机理、双重影响与治理效果》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煤炭消费国,同时也是煤矿安全事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的背景下,中国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率和死亡率虽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的矿难伤亡水平,并且重特大安全事故依然时有发生,中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同时,规制俘获现象在煤矿安全规制实践中普遍存在,是导致国家煤矿安全法律法规难以有效落实进而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立足我国具体国情,系统深入地研究煤矿安全规制俘获问题,剖析其形成机理、实证研究其影响并探析其治理路径对于防范煤矿安全规制俘获发生,提高煤矿安全规制效果,扭转我国严峻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促进煤炭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对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俘获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第一,系统阐释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俘获的形成机理;第二,安全规制俘获对煤矿安全水平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第三,衡量和评价安全规制俘获对煤炭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煤炭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第四,煤矿安全规制俘获问题的治理研究。以上四部分内容构成了本文四个核心章节,各核心章节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3章借鉴Tirole（1986）提出的PSA分析框架,构建并系统论述了中国煤矿安全规制实践中存在的"中央政府（委托人）-地方政府（监督者）-煤矿企业（代理人）"双层委托代理结构框架。在此基础上详细剖析了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俘获形成的理论机制:一方面,为了提高煤炭产出和增加利润,煤矿企业缺乏激励遵从安全规制;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治升迁机制下,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晋升利益的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安全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就业人口产生负面冲击,往往缺乏充分的激励严格执行煤矿安全规制。由于煤矿安全事故具有偶发性、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广泛信息不对称问题,加上中央政府惩罚机制不完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乏力、矿工监督机制缺失等外在约束弱化,于是煤矿企业与地方政府有激励进行合谋。煤矿企业积极进行规制俘获活动,向地方政府官员直接提供贿赂资金、煤矿干股等经济利益输送或者利用其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例如促进当地GDP增长、贡献财税收入、吸纳就业等）游说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则放松对煤矿企业开采的行政许可审批和安全生产日常监管,默许纵容企业安全投入不足、进行超设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甚至在发生矿难后帮助企业隐瞒矿工伤亡情况,导致规制俘获发生,各类煤矿安全事故难以有效杜绝。第4章系统剖析了煤矿安全规制俘获对煤矿安全水平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搜集2001-2011年中国25个主要产煤地区的各类矿难死亡人数数据,使用专门分析非负离散型计数数据的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安全规制俘获对矿难伤亡水平的影响,同时也检验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度、煤矿安全投入、矿工素质、产权结构、媒体监督、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独立性等因素对矿难伤亡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规制俘获对煤矿安全生产形势造成了显着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在煤炭产值占GDP比重较高的地区更加突出,而在体制环境较完善的地区得以减弱。此外,研究还发现,缩小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程度、加大煤矿安全投入、提高矿工素质、增强安全监察机构的独立性等均对于遏制矿难具有一定作用,而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并不显着。第5章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了 Malmquist-Luenburger生产率指数,分别对安全规制和规制俘获两种情形下各地区煤炭行业的TFP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和评价,并通过将生产率指数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考察推动TFP增长的主要源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规制俘获对煤炭行业TFP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情形下煤炭行业TFP增长均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则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利用技术效率改善来提升TFP增长率存在着较大改进空间。东部地区煤炭行业TFP增长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是导致区域间TFP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安全规制情形下TFP增长相比,规制俘获使得煤炭行业技术进步率提高的同时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由于技术进步率提高幅度大于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幅度,于是在规制俘获情形下煤炭行业能够实现更高的TFP增长率,并且规制俘获对中西部地区煤炭行业TFP增长的影响更大。这从宏观层面上解释了煤炭行业以牺牲煤矿安全换取快速发展的原因。此外,本章将TFP增长对煤炭行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作为煤炭行业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并进行系统评价,发现TFP增长对煤炭行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平均仅有33.41%,远低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份额。表明煤炭行业发展过分依赖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TFP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煤炭行业发展方式呈现出"高投入、高事故率、低效率"的粗放和外延型特征,煤炭行业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势在必行。据此本章进一步探析了煤炭行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为煤炭行业实现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6章分析了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独立性提高和安全规制周期对煤矿安全规制俘获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说,基于2001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的相关月度数据,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独立性增强有助于降低规制俘获发生概率,表现为规制波动水平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由高规制波动状态向低规制波动状态转变,波动幅度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煤矿安全规制效果。（2）安全规制周期对煤矿安全生产水平产生了周期性影响,表现在全国"两会"、党代会、春节等对安全事故较为敏感的特殊时期,矿难发生起数和伤亡人数显着下降。煤矿安全水平的提高并非通过减少煤炭产量实现,而是地方政府强化安全规制执法的结果,表明安全规制周期能够周期性地影响规制俘获发生概率。最后借鉴美国煤矿安全规制经验,从安全规制职能重配与机构调整、安全规制机构人员异地交流、安全规制信息公开、安全规制模式转变四个方面进一步探寻防范煤矿安全规制俘获问题、促进煤矿安全水平提高的长效机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以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转型期中国具体国情,对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俘获的形成机理、影响与治理展开了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发展中国家社会性规制领域中规制俘获问题研究。（2）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手工搜集整理了主要产煤地区的矿难死亡人数（含失踪人数）数据,实证研究了规制俘获对煤矿安全水平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影响在煤炭产值占GDP比重不同的地区以及制度环境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情况。此外检验了已有文献关于矿难频发的多个理论假说,为解答中国矿难频发之谜提供了实证依据。（3）尝试将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应用于煤炭行业TFP增长研究,通过设定不同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和评价了安全规制和规制俘获两种情形下各地区煤炭行业的TFP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增长率,并对煤炭行业发展方式进行了考察。（4）使用MS-VAR模型刻画了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体制改革背景下规制波动存在的结构性变化,检验了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独立性提高对于防范规制俘获的作用,同时分析了安全规制周期对规制俘获产生的周期性影响。此外,本文提出了一套规制俘获治理方案,包括规制职能重配与机构调整、规制机构人员异地交流、规制信息公开、规制模式转变四个方面。
刘秀红[5]（2013）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1927-1937）》文中指出民国前期,伴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起步,我国劳工数量增长迅速。他们集中分布在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他们工作时间长,工资微薄,还要面临着工伤、疾病、生育、失业等现代劳动风险。同时人口的流动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削弱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因此新型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成为必要。此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劳工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立法解决劳动风险问题已成为国际共识,这种观念随着“欧风美雨”传入中国,并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因而为社会各界认同。知识界通过翻译与介绍国外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制度、提出自己对社会保障的见解影响了社会舆论,以共产党、国民党为主的政治党派、以中华总工会为代表的劳工团体在活动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保障目标,劳工群体也通过罢工表达自己的社会保障诉求。在此背景下,民国政府开始了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创建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北京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尝试阶段（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北京政府开始了含有社会保障内容的劳工立法尝试,地方各政权的劳工立法也有一些相关内容。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立法并没有得到实施。第二,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酝酿阶段（1927年4月至1929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组织《劳动法典》的起草。但因为立法方针的变化最终没有出台。工商部作为主管机关先行进行《工厂法草案》的拟定,草案中包含有工伤、生育、失业、福利等保障内容。草案在起草和征询社会意见时,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第三,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出台及修正阶段（1929年12月至1937年7月）。1929年12月《工厂法》公布后,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应。在社会保障方面,地方劳工行政机关、资方团体、劳工团体等纷纷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法律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解释和修改。1932年12月《修正工厂法》公布,保障范围及保障项目等内容都有所变化。此时期,出台了失业保障及劳工福利方面的法规。铁路、交通、矿业劳工等特殊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陆续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不同的行业基础上,包括工业矿业劳工、铁路劳工、交通劳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工矿业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工伤、疾病、失业、生育和福利保障等五部分。铁路劳工的制度包括工伤、疾病、失业、养老、福利保障五部分。交通劳工的制度又包括交通职工福利,电政劳工的养老、疾病、工伤保障,邮政劳工的养老、疾病、工伤、失业保障等内容。就社会保障待遇总体情况而言,项目最全、保障水平最高者为铁路劳工。就各种保障项目的内容来看,工伤保障规定最为详细具体。就制度的模式来说,都属于雇主责任制的社会保障模式,其特点是：劳工社会保障立法仍在劳工立法范畴内,并未有完全独立出来；雇主独自承担责任,风险不能分摊；作为一种工业化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有朝向社会保险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在制度建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建立了劳工行政机关,管理包括劳工社会保障在内的劳工事务。在工矿业劳工方面,管理机关先后为劳工局、工商部、实业部,在铁路劳工方面为铁道部,在交通劳工方面为交通部。这些部门设置了分管具体工作的机构。主管工矿业劳工事务的实业部实施了工厂检查制度,督促包括劳工社会保障内容的《工厂法》的实施。工厂检查制度规定了《工厂法》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分为五期实施,至抗日战争爆发,五期实施程序中,全国大部分完成了含有工伤保障内容的第一期检查。但工厂检查在租界遇到阻碍。根据各种数据计算,制度覆盖约有76万工人。制度在不同行业间的实施状况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国有铁路及交通劳工中,制度的各种项目都得到较好的实施,劳工受到工伤后,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医疗期的工资、工伤残废抚恤、工伤死亡抚恤和丧葬金等待遇；在疾病时,可以在路局所属医院或委托医院享有基本免费医疗、病假、病假工资、病故抚恤等待遇：在达到退休年龄和服务年限条件后,享有退休金待遇。在工矿业方面,在全国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厂矿没有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劳工保障。当劳工遇到特定风险,如工伤时,也有一定的待遇。这些待遇的水平一般没有明文规定,厂矿往往根据劳工工伤的情况及自己的负担能力酌情给予补贴。但在一些大型的或新型的厂矿中,劳工的风险通过厂矿规则有了较为明确的保障,在全国几千家符合制度的厂矿中,有此种规则与设施者约有数百家。但这些厂矿保障项目和水平并没有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就各种保障项目比较来看,工伤保障实施情况最为良好,几乎所有实施了制度的厂矿都有此种待遇。其它项目相对较差。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外源性现代化的社会背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发育不足,制度的建立更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外来挑战下执政党激进的现代化理念、国共斗争背景下国民党的劳工政策目标、新建政权获得国际社会了解和认可的目的等因素促使制度在短期内建立,同时意识形态因素在制度模式的选择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外源性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经济承受能力差、政府承担责任能力不足、相关责任主体认识不到位等不利因素导致了制度的实施困境。虽然制度的建立顺应了劳工社会保障现代化的潮流,但它未能与内部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所以没有得到实际的运行效果。
任伟伟[6]（2012）在《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政府社会调查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中经北京政府时期,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规模,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整体认知近代政府社会调查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社会调查,所依靠的资料主要包括当时政府各机关公布的调查报告、各省市政府出版的政府公报和市政公报、各省市建设厅出版的建设公报、政府各调查统计机构出版的调查统计刊物以及一些商业刊物,比如《银行周报》、《工商半月刊》等,此外还包括一些档案资料。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文章首先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进行了整体研究,然后选取了资源委员会、地质调查所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并且将山东省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典型进行分析,力求点面结合,全面展示南京政府社会调查的整体面貌；另外本文分别对南京国民政府、地质调查所和山东省政府的社会调查数量作了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分析,力求反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调查的整体状况和特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出于建国的需要,对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由此促成了政府社会调查的大规模开展。就时间而言,1929年政府社会调查数量开始大幅上升,1935年骤然下降；就地域来讲,1937年之前全国各省区几乎均有调查,但多寡不一,调查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省区,但是193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向西部地区倾斜；就内容而言,政府社会调查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其中经济调查数量最多,其次是社会调查。社会需求是政府调查勃兴的直接动因以及与社会行政、社会改良关系密切是南京政府社会调查的两大基本特点。其中,行政与社会调查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政府青睐社会调查的最主要原因是要通过调查社会事实为其施政提供数字化的依据。社会调查与政府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有时由于条件所限,又会出现“因果不对称性”的特点。受历史条件所限,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活动及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不能因此抹杀其贡献尤其是不能否定其折射出的科学执政的现代理念。在个案分析方面中央主要选取了资源委员会和地质调查所这两个重要机构来透视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以及近代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资源委员会是一个国防备战机构,也是系统地对中国进行基本国势调查的最为重要的政府机构。它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其成立之初就定位于国防建设的调查研究以及计划工作,尽管随着调查工作的完成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任务转向重工业建设,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会从事的调查工作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以及国防备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资源委员会社会调查的总体分析,透视政府调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通过资源委员会开展的中国第一次全国工业调查及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来探讨该会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具体运作方式、其中所凸显的机构以及制度的作用,并分析其优缺点,从而为真实地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提供范本。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机构,以丁文江、翁文灏为首的地质学奠基人在地质调查方面呕心沥血。本文依据有关资料,对于该所的地质调查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以全面考察其整体的发展状况以及对于地球科学发展的影响,并且透过对丁文江、翁文灏等人毕生地质调查的实践来凸显地质调查在地质学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从而进一步考察社会调查与中国近代科学进步的关系。在地方个案中,论文选取了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作为考察对象,以展示当时政府社会调查在地方的推行和开展情况。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并非颇具典型性,但是山东省政府自身具有典型性,尤其是在1930-1937年韩复榘主鲁时期。这一时期,山东省政府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军阀出身的韩复榘极力维护其独立王国的利益,在原则性问题上不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是在发展山东地方经济方面,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社会调查作为政府开展各项事业的基础性工作此时也颇受青睐,这一方面是中国近代化发展趋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深受南京中央政府的影响以及履行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结果。本文通过相关资料对于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重点考察了其调查类型、方式以及特征,并且通过邹平县人口调查来具体窥探社会调查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政治角度来讲,国民政府并非进步政治势力,山东省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存在一些矛盾,但是两者在科学执政方面的理念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方面的步伐也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一味简单地否定国民党执政和地方军阀执政。判断一个政权的得失除考察其政治取向外,还应当看其是否有着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并对这些举措进行分析。从总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社会调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较为完备、影响深远的政府调查行为。它体现了科学执政的现代理念,为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
胡洪斌[7]（2011）在《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文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产业进入规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广谱现象。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不甚发达和完善的转型经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产业的进入或退出实施规制。在不断放松自然垄断产业进入规制的同时,产业进入条件规制则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其规制的标准和内容都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与此相反,现有的大多数关于产业进入规制的理论研究则散见于法学、产业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中,对其全面和系统的经济学专项研究并不多见。这与现实中产业进入规制的广谱实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转型过程俨然就是一个产业进入规制的放松过程。他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的不断进入和扩张,实现了资源从传统的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的新兴部门的再配置。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实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的“产业进入规制”为特殊性前提,开始市场经济意义的产业进入规制；是一边完善市场机制、“制造”独立市场主体、塑造市场结构、建立竞争环境,一边进行产业进入规制改革的实践。这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进入规制源起和发展环境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在政治上存在一个相对有效的制衡机制,在经济上市场体系比较发达,规制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由此,在没有充分把握中国“特殊性”前提和整体发展的全貌,直接对某一产业的进入规制进行分析,往往会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差异,即使是做出了一般性的效率评价,也往往会由于模型变量的权重变动、数据获取的完整程度,或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等因素,难以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本文对国内外产业进入规制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通过引入“ER-SCP”和“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特殊性和相应的规制环境,梳理和探究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整个动态演化过程,以此指出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产业进入规制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这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认识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现实和借鉴意义。
邵悦然[8]（2011）在《数据挖掘技术在我国铁路客运量预测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铁路网路的不断建设、投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铁路客运量也日渐增加。如何科学合理的预测客运量,以帮助有效的控制客运量、保证铁路运行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是探索如何更好的使用数据挖掘的相关技术对铁路普通线路客运量进行预测。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实证研究、定性、定量分析等。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铁路运输发展现状,指出了铁路市场预测客运量的意义和必要性。接着对国内外现今流行的铁路客运量预测方法按照预测的性质、手段以及角度几个思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给出了各自的适用领域和优劣势分析。本文分析探讨了数据挖掘技术的相关理论,最后选用了四种典型数据挖掘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对目前国内外研究铁路客运量预测的数据挖掘技术进行了归类。在应用中使用了四种数据挖掘方法：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时间序列模型（ARIMA）、神经网络模型（GRNN）、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回归向量机SVR模型）,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做出了改进。论文解释了选择这四种方法的原因,说明了各自的优势和适用条件。这四个模型均收到了良好的预测效果,获得较满意的预测精度,但在有些方面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最后指出了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任健强[9]（2011）在《华侨作用下的江门侨乡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华侨史学和建筑与城市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以华侨史学的理论为基础,以珠江三角洲重要的传统侨乡江门为研究对象,以华侨对侨乡建设的作用为线索,通过大量而翔实的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分析近代以来华侨对侨乡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揭示华侨与侨乡建设之间的规律和特征。全文共分七章,其中第二至第七章是文章的重点。文章采用“总-分-总”的总体结构论述华侨对侨乡建设的所产生作用,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就研究目的和意义、既往研究、研究范围、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重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是对华侨与侨乡建设之间关系的理论概括。基于华侨史学的研究,分析华侨对侨乡建设产生作用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从理论上总结华侨对侨乡建设产生作用的时空规律,并归纳华侨对侨乡建设产生影响的若干个层面。第三章至第六章是对侨乡建设的若干层面展开详细论述,实际上是分析在华侨的作用下,侨乡建设所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论述在华侨作用下,乡村物质建设所发生的变化,包括墟市、村落以及民居等三个方面;第四章论述城镇物质建设方面的变化,包括城镇功能与空间格局、城镇空间扩展模式、新型城镇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以及侨乡城镇形态特征等;第五章分析在华侨交通业投资的影响下,侨乡区域层面的城镇建设所发生的变化。以新宁铁路为例,分析铁路沿线墟镇的数量与规模、布局与商业发展、商业等级差异以及等级体系等方面的变化;第六章论述改革开放以后华侨对江门侨乡经济建设的影响。首先以改革开放前后国内外形势以及华侨自身方面的变化为背景,论述改革开放后华侨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变,并由此导致华侨对侨乡建设的主要作用发生改变,即经济投资成为该时期华侨的主要作用。再以历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华侨对江门侨乡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建设产生影响的时空规律,总结华侨对江门侨乡经济建设产生影响的特征。第七章既是对前文论述的总结,又是从理论层面上概括华侨作用所产生的效应及其所导致的侨乡转型。该章将华侨作用的效应概括为商业化效应、慈善化效应以及文化效应三个方面,并论述在此些效应下,侨乡建设所发生的转型。本文是华侨史与建筑和城市史的学科交叉研究,以建筑和城市史为基础,时间上从近代到当代,空间上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区域,范畴上从物质到非物质,全面地梳理华侨与侨乡建设之间关系的历史脉络。通过对侨乡建设的全面考察和理论研究,一方面丰富和完善近代城市史学的理论,另一方面在响应广东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目标的号召下,为进一步挖掘侨乡的人文资源,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侨乡文化提供理论基础,并为当今侨乡制定有利于侨乡和华侨之间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提供史鉴。
吕大忠[10]（2010）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反垄断和市场化》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领域,从1984年以来一直被定位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文回顾了国有企业30年改革的历程,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得失,梳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或关键点,对于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本文回顾了国有企业改革30年来各个阶段的主要政策和重大事件,描述了各个阶段改革的主要特点,并评价了各个阶段改革的得失。本文认为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两大阶段：1978—1992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1993年至今为第二阶段,重点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深化改革,建立并完善新体制。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的效益已有明显的改善。但是,这一现象难以用治理机制的改善来解释,因为这种改善是非实质性的,公司治理机制依然表现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内部人控制、软预算约束、行政干预。通过分析国有资本的行业分布,发现国有资本集聚的行业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和资源稀缺性,这也是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里取得高额利润的主要原因。本文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行政垄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下一步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认为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就是要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要做到这一点,关键的是要实行所有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得失,梳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和关键点,即垄断行业的改革。第二,通过分析国有企业的资本积聚和利润分布,发现国有资本主要集聚在垄断行业和资源稀缺行业,国有企业的利润也主要分布在这两个行业。国有企业的效益在90年代末好转的主要原因是这两大行业都有很高的行政壁垒,没有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第三,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仍然面临着内部人控制、软预算约束和行政干预。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二、EXCEL在铁路分局工业统计中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EXCEL在铁路分局工业统计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面向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为差错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空管人为差错研究现状 |
| 1.2.2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的人为差错 |
| 1.3 主要工作及内容安排 |
| 1.3.1 主要工作 |
| 1.3.2 技术流程 |
| 1.3.3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面向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机交互过程分析 |
| 2.1 空管自动化系统 |
| 2.1.1 系统总体结构 |
| 2.1.2 雷达数据处理 |
| 2.1.3 人机界面 |
| 2.2 管制员认知过程分析 |
| 2.2.1 常用认知模型研究 |
| 2.2.2 管制员心理模型 |
| 2.3 空管自动化系统自动化环境下人机交互模型 |
| 2.3.1 STPA方法 |
| 2.3.2 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交互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分类与量化分析方法 |
| 3.1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分类 |
| 3.1.1 常用空管人为差错分类方法研究 |
| 3.1.2 基于交互模型的空管自动化相关人为差错分类分析 |
| 3.2 空管自动化相关人为差错辨识流程 |
| 3.3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概率量化方法 |
| 3.3.1 贝叶斯网络理论基础 |
| 3.3.2 贝叶斯网络建模工具 |
| 3.3.3 模糊化处理专家语言 |
| 3.3.4 模糊数的求解 |
| 3.3.5 子节点条件概率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影响因素评价 |
| 4.1 基于SHEL模型的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影响因素辨识 |
| 4.2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基于Delphi法的人为差错影响因素重要度评价 |
| 4.2.2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主要影响因素筛选 |
| 4.3 基于ANP的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影响因素评价 |
| 4.3.1 ANP权重计算方法 |
| 4.3.2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影响因素权重计算 |
| 4.4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影响因素风险对策 |
| 4.4.1 管制员 |
| 4.4.2 管制单位 |
| 4.4.3 空管自动化系统厂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案例分析 |
| 5.1 空管自动化系统的AIDC移交 |
| 5.1.1 AIDC移交问题概述 |
| 5.1.2 AIDC移交人为差错诊断推理框架设计 |
| 5.2 AIDC移交过程的STPA分析 |
| 5.2.1 确定系统级事故 |
| 5.2.2 确定系统级危险 |
| 5.2.3 不安全控制行为 |
| 5.2.4 不安全控制行为致因因素 |
| 5.2.5 AIDC移交过程关键人为差错致因 |
| 5.3 AIDC移交人为差错诊断BN模型 |
| 5.3.1 构建BN模型 |
| 5.3.2 模糊化处理专家语言 |
| 5.3.3 模糊数的求解 |
| 5.3.4 子节点条件概率分析 |
| 5.4 试验仿真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总结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历史上与空管人为差错相关的部分不安全事件或事故征候 |
| 附录B 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人为差错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附录C ANP网络权重计算两两比较矩阵 |
| 作者简介 |
（2）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课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俘获研究：形成机理、双重影响与治理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煤矿安全规制 |
| 1.2.2 煤矿安全规制俘获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2 规制俘获理论研究进展:文献综述 |
| 2.1 规制俘获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
| 2.1.1 传统的规制俘获理论 |
| 2.1.2 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 |
| 2.2 国外规制俘获问题研究新进展 |
| 2.2.1 西方发达国家规制俘获问题研究进展 |
| 2.2.2 转型国家政府俘获问题研究进展 |
| 2.3 中国规制俘获问题研究进展 |
| 2.4 本章小结 |
| 3 煤矿安全规制俘获的形成机理:基于中国情境的PSA理论框架 |
| 3.1 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中的PSA框架 |
| 3.2 安全规制俘获形成的内在激励分析 |
| 3.2.1 煤矿企业的激励分析 |
| 3.2.2 地方政府的激励分析 |
| 3.3 安全规制俘获形成的外在约束分析 |
| 3.3.1 中央与地方之间信息不对称 |
| 3.3.2 惩罚不可置信 |
| 3.3.3 地方新闻媒体监督乏力 |
| 3.3.4 矿工监督机制缺失 |
| 3.4 规制俘获形成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5 煤矿安全规制俘获典型案例梳理 |
| 3.6 本章小结 |
| 4 煤矿安全规制俘获对煤炭行业安全水平的影响:理论与实证 |
| 4.1 矿难为何频发:文献梳理 |
| 4.2 规制俘获影响煤矿安全水平的机理分析 |
| 4.3 实证准备:变量、数据与模型 |
| 4.3.1 变量选取 |
| 4.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3.3 模型设定与实证方法 |
| 4.4 规制俘获对煤矿安全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4.3 规制俘获对煤矿安全水平影响的区域差异特征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煤矿安全规制俘获对煤炭行业TFP的影响:基于Malmquist-Luenburger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
| 5.1 安全规制俘获对煤炭行业TFP的影响机理与测算方法 |
| 5.1.1 生产技术设定 |
| 5.1.2 基于产出导向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设定 |
| 5.1.3 安全规制下煤炭行业TFP增长测算 |
| 5.1.4 规制俘获下煤炭行业TFP增长测算 |
| 5.2 安全规制俘获对煤炭行业TFP影响的衡量与评价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2.2 基于Malmquist-Luenburger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与分析 |
| 5.3 煤炭行业发展方式的衡量与评价 |
| 5.3.1 煤炭行业发展方式的评价方法 |
| 5.3.2 各地区煤炭行业发展方式 |
| 5.3.3 推动煤炭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探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煤矿安全规制俘获治理效果研究: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煤矿安全规制俘获治理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1.1 安全监察机构独立性提高与规制俘获治理 |
| 6.1.2 安全规制周期与规制俘获治理 |
| 6.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2.1 MS-VAR模型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3 安全规制俘获治理的实证分析 |
| 6.3.1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6.3.2 MS-VAR模型设定 |
| 6.3.3 MS-VAR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3.4 基于不同区制的脉冲响应结果与分析 |
| 6.4 煤矿安全规制俘获治理的进一步探讨——基于国际经验的分析 |
| 6.4.1 安全规制职能重配与机构调整 |
| 6.4.2 安全规制人员异地交流 |
| 6.4.3 安全规制信息公开 |
| 6.4.4 由单一安全规制模式向综合安全治理模式转变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的意义 |
| 二、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状况与相关文献资料 |
| 四、论文的结构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劳动风险与劳工社会保障立法需求 |
| 第一节 民国早期劳工生活状况与劳动风险 |
| 一、民国早期劳工的基本情况 |
| 二、劳工面临的劳动风险 |
| 三、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 |
| 第二节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劳工社会保障立法诉求 |
| 一、西方近代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和理念的传入与影响 |
| 二、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劳工社会保障立法 |
| 三、1927年7月前国共两党的劳工社会保障目标 |
| 四、劳工团体的劳工社会保障诉求 |
| 五、劳动争议中的社会保障诉求 |
| 第二章 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尝试(1912年3月-1928年6月) |
| 一、《矿业条例》中的工伤保障与劳工行政机关的建立 |
| 二、农商部劳工立法中的社会保障 |
| 三、交通部劳工立法中的社会保障 |
| 四、农工部对劳工立法中社会保障内容的修订 |
| 五、各地方政权劳工立法中的社会保障 |
| 六、北京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实施问题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酝酿(1927年4月-1929年11月) |
| 一、《劳动法典》的起草及相关社会保障内容 |
| 二、《工会法》的出台与劳工福利关系的法律规定 |
| 三、《工厂法》的草拟与工业劳工社会保障内容 |
| 四、工业劳工教育与娱乐福利政策的出台 |
| 五、特殊劳动者社会保障立法的开始 |
| 六、全国性法规出台前的地方劳工社会保障立法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出台及修正(1929年12月-1937年7月) |
| 一、《工厂法》中工业劳工社会保障内容及社会反应 |
| 二、《工厂法》中工业劳工社会保障内容修订与解释 |
| 三、工业劳工失业保障法规的出台 |
| 四、工业劳工福利制度的建立 |
| 五、劳工保险立法的草拟 |
| 六、特殊劳动者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
| 第一节 工业及矿业劳工社会保障制度 |
| 一、工伤保障 |
| 二、失业保障 |
| 三、生育保障 |
| 四、疾病保障 |
| 五、劳工福利 |
| 第二节 铁路劳工社会保障制度 |
| 一、工伤保障 |
| 二、疾病保障 |
| 三、养老保障 |
| 四、劳工福利 |
| 第三节 交通劳工、传统工业劳工及店员的社会保障制度 |
| 一、电政劳工的社会保障 |
| 二、邮政劳工的社会保障 |
| 三、交通职工的教育福利 |
| 四、工场劳工的社会保障 |
| 五、工商业店员的社会保障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制度的推行 |
| 第一节 劳工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及演变 |
| 一、工矿劳工社会保障行政机构 |
| 二、交通劳工社会保障行政机构 |
| 三、铁路劳工社会保障行政机构 |
| 第二节 工矿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工厂检查制度的实施 |
| 一、工厂检查立法的制定 |
| 二、工厂检查机构的设立 |
| 三、工厂检查人员的培养 |
| 四、工厂检查实施程序的制定 |
| 五、地方工厂检查工作的指导 |
| 六、矿场与铁路工厂检查的实施 |
| 七、争取租界工厂检查权的活动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 |
| 第一节 工伤、生育与失业保障制度的实施 |
| 一、工伤保障制度的实施 |
| 二、失业保障制度的实施 |
| 三、生育保障制度的实施 |
| 第二节 疾病、养老保障与劳工福利制度的实施 |
| 一、疾病保障制度的实施 |
| 二、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 |
| 三、劳工福利制度的实施 |
| 结语：外源性现代化背景下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一、外源性现代化背景与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动机 |
| 二、外源性现代化背景与劳工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
| 三、外源性现代化背景与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指导理论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思路与结构 |
| 五、难点与创新点 |
| 六、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的活跃 |
| 第一节 活跃的数量表现：一个统计分析 |
| 一、调查的总量 |
| 二、调查的区域分布 |
| 三、调查的内容分布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的基本特点 |
| 一、社会需求是政府社会调查勃兴的直接动因 |
| 二、政府社会调查与社会行政、社会改良关系密切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的主要类型与方法 |
| 一、社会调查的类型划分 |
| 二、社会调查的方式方法探讨 |
| 第四节 政府社会调查存在的问题及其示范作用 |
| 一、社会调查问题分析 |
| 二、社会调查的示范作用分析 |
| 第五节 社会调查与政府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
| 一、有效社会调查与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
| 二、社会调查与政府政策制定之间具有“因果不对称性” |
| 第二章 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社会调查与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社会调查工作总体状况 |
| 一、实施资源调查的原因 |
| 二、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社会调查工作状况 |
| 三、资源委员会时期社会调查工作状况 |
| 四、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社会调查的特点以及不足 |
| 五、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社会调查之于经济建设的价值 |
| 第二节 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全国性调查模式探究—以1932年中国工业调查为例 |
| 一、工业调查的背景、必要性以及过程分析 |
| 二、工业调查的结论分析 |
| 三、工业调查之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地方性调查模式探究—以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为例 |
| 一、调查背景 |
| 二、调查的方式方法探讨 |
| 三、调查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
| 四、调查的影响 |
| 第三章 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与南京国民政府工矿业发展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总体状况 |
| 一、地质调查的统计分析 |
| 二、地质调查的基本特点 |
| 三、地质调查付出的巨大代价 |
| 第二节 翁文灏与中国近代地质调查 |
| 一、翁文灏钟情地质调查的原因 |
| 二、翁文灏地质调查的成就 |
| 三、对翁文灏地质调查的评价 |
| 第三节 丁文江与中国近代地质调查 |
| 一、丁文江地质调查的成就 |
| 二、丁文江地质调查对于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
| 三、丁文江地质调查的特点 |
| 四、丁文江工作态度以及工作方法探讨 |
| 第四节 南京政府启用丁文江、翁文灏的原因分析 |
| 一、思想渊源 |
| 二、知识分子自身的尝试 |
| 三、政府自身的需要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社会调查模式之考察：以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为例 |
| 第一节 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的总体状况 |
| 一、社会调查的总量：一个统计分析 |
| 二、社会调查的类型及方式 |
| 三、社会调查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以邹平实验县户口调查为例窥探政府调查方法 |
| 一、调查缘起 |
| 二、调查的主要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分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管制与规制 |
| 1.2.2 产业进入与产业进入行为 |
| 1.2.3 产业进入规制、进入数量规制与进入条件规制 |
| 1.3 国内外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研究综述 |
| 1.3.1 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属性和逻辑 |
| 1.3.2 自然垄断产业进入规制的理论研究 |
| 1.3.3 产业进入规制需求的理论延伸 |
| 1.3.4 对"过度进入"规制的再认识 |
| 1.3.5 产业进入规制功能的理论反思 |
| 1.3.6 产业进入规制改革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2 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理论研究 |
| 2.1 产业进入规制的主客体及其行为方式 |
| 2.1.1 产业进入规制的主客体构成 |
| 2.1.2 产业进入规制主客体的"经济人"假设 |
| 2.1.3 产业进入规制主客体的行为方式 |
| 2.2 基于"ER-SCP"分析框架的产业进入规制理论研究 |
| 2.2.1 "ER-SCP"分析框架的构建 |
| 2.2.2 自然垄断产业的"ER-SCP"规制理论研究 |
| 2.2.3 竞争性产业的"ER-SCP"规制理论研究 |
| 2.2.4 在位企业阻止进入的"ER-SCP"规制理论研究 |
| 2.3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的产业进入规制理论研究 |
| 2.3.1 针对负外部性的产业进入规制 |
| 2.3.2 针对信息不对称的产业进入规制 |
| 2.3.3 产业进入规制成本与收益的分析 |
| 3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历史演化、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历史演化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进入规制 |
| 3.1.2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产业进入规制 |
| 3.2 中国产业进入数量规制的发展现状 |
| 3.2.1 竞争性产业的进入数量规制 |
| 3.2.2 自然垄断产业的进入数量规制 |
| 3.3 中国产业进入条件规制的发展现状 |
| 3.3.1 针对环境问题的产业进入条件规制 |
| 3.3.2 针对信息问题的产业进入条件规制 |
| 3.3.3 针对安全生产问题的产业进入条件规制 |
| 3.4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存在问题 |
| 3.4.1 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导致的问题 |
| 3.4.2 规制机制和机构不健全导致的问题 |
| 3.4.3 监督机制和机构缺位导致的问题 |
| 3.4.4 市场体制及其支撑体系不完善导致的问题 |
| 4 中国加强产业进入规制的思路及政策措施 |
| 4.1 加强规制的基本思路 |
| 4.1.1 遵循原则 |
| 4.1.2 选择规制目标 |
| 4.1.3 降低规制成本和提供规制收益 |
| 4.1.4 采取多种规制形式和政策工具 |
| 4.1.5 建立独立、统一、高效和权威的规制机构 |
| 4.1.6 建立规制的行政监督机制及相应机构 |
| 4.2 完善规制的法律法规建设 |
| 4.2.1 建设专业的规制立法团队 |
| 4.2.2 制订并颁布《规制改革法》 |
| 4.3 完善规制机制的建设 |
| 4.3.1 建立规制政策的评价方法 |
| 4.3.2 有效防止规制滞后 |
| 4.3.3 完善并发展复审制度 |
| 4.3.4 建立普遍服务义务的长效解决机制 |
| 4.3.5 建立规制的补偿机制 |
| 4.3.6 健全产业退出保障机制 |
| 4.4 完善市场体制及其支撑体系建设 |
| 4.4.1 建立宪政约束机制 |
| 4.4.2 健全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 |
| 4.4.3 建设诚信政府 |
| 4.4.4 强化规制信息的透明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数据挖掘技术在我国铁路客运量预测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2 铁路客运量预测相关理论 |
| 2.1 客运量预测的概念 |
| 2.2 影响铁路客运量的因素 |
| 2.3 预测方法分类 |
| 2.3.1 按预测性质分类 |
| 2.3.2 按预测角度分类 |
| 2.3.3 预测方法的选用 |
| 3 数据挖掘技术相关理论分析 |
| 3.1 数据挖掘的相关概念 |
| 3.2 数据挖掘的功能特点 |
| 3.3 数据挖掘的主要方法 |
| 3.3.1 DM技术分类 |
| 3.3.2 DM基本步骤 |
| 4 应用于铁路客运量预测的关键DM技术 |
| 4.1 回归分析预测法 |
| 4.2 时间序列预测法 |
| 4.3 神经网络模型 |
| 4.4 支持向量机技术 |
| 5 铁路客运量预测的实证研究 |
| 5.1 线性回归-多元回归模型 |
| 5.1.1 模型原理介绍 |
| 5.1.2 建模应用分析 |
| 5.2 时间序列分析-乘积ARIMA模型 |
| 5.2.1 模型原理介绍 |
| 5.2.2 建模应用分析 |
| 5.3 神经网络-GRNN模型 |
| 5.3.1 模型原理介绍 |
| 5.3.2 建模应用分析 |
| 5.4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回归向量机SVR模型 |
| 5.4.1 模型原理介绍 |
| 5.4.2 建模应用分析 |
| 5.5 模型对比分析 |
| 6 结论 |
| 6.1 本论文的主要工作 |
| 6.2 论文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华侨作用下的江门侨乡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片索引 |
| 表格索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1.1.1 学术背景：侨乡史是近代城市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
| 1.1.2 现实背景：文化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关于侨乡研究的相关综述与评价 |
| 1.2.1 华侨史学有关侨乡的研究 |
| 1.2.2 建筑与城市史学有关侨乡的研究 |
| 1.2.3 对于现有侨乡研究的评价 |
| 1.3 概念的定义 |
| 1.3.1 华侨 |
| 1.3.2 侨乡 |
| 1.4 研究范围 |
| 1.4.1 时间范围 |
| 1.4.2 空间范围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 |
| 1.6.2 丰富与完善建筑与城市史的理论研究 |
| 1.6.3 有利于探索新时代侨乡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
| 第2章 华侨与侨乡建设的关系 |
| 2.1 华侨与侨乡的形成与特征 |
| 2.1.1 华侨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1.2 侨乡的形成与阶段发展 |
| 2.1.3 侨乡的类型与特征 |
| 2.2 华侨参与侨乡建设的历史条件 |
| 2.2.1 政治方面：国内外华侨政策的转变 |
| 2.2.2 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 |
| 2.2.3 社会方面：近代市政改革的机遇与社会治安的挑战 |
| 2.2.4 文化方面：华侨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转变 |
| 2.3 华侨对侨乡建设作用的类型与特征 |
| 2.3.1 华侨参与侨乡建设的空间关联性表现 |
| 2.3.2 华侨的双重作用：经济作用与文化作用 |
| 2.3.3 经济作用的类型、特征与差异 |
| 2.3.4 文化作用的类型与特征 |
| 2.3.5 经济作用与文化作用的相互关系 |
| 2.4 华侨对侨乡建设作用的时空特征与规律 |
| 2.4.1 华侨对侨乡建设作用的时间特征 |
| 2.4.2 华侨对侨乡建设作用的空间特征 |
| 2.4.3 华侨对侨乡建设作用的时空规律 |
| 2.5 华侨对侨乡建设产生影响的各个层面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华侨与乡村物质建设 |
| 3.1 墟市的繁盛与新型墟市的出现 |
| 3.1.1 墟市数量的增多 |
| 3.1.2 墟市规模的增长 |
| 3.1.3 侨乡墟市繁盛的原因 |
| 3.1.4 新型墟市的产生与特征 |
| 3.2 新建村落的兴起与新型村落的出现 |
| 3.2.1 新建村落的兴起及其原因 |
| 3.2.2 股份制新型村落的出现 |
| 3.2.3 股份制村落的物质建设规范 |
| 3.2.4 乡村精神文明的改进 |
| 3.2.5 村落形态特征的演变 |
| 3.3 侨乡乡村民居的类型及其演变 |
| 3.3.1 侨乡乡村民居的类型 |
| 3.3.2 三合院民居的形态与功能演变 |
| 3.3.3 碉楼的形态与功能演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华侨与城镇物质建设 |
| 4.1 城镇功能与空间格局的变化 |
| 4.1.1 商业功能的变化与功能分区格局的形成 |
| 4.1.2 居住功能的变化与族群分区格局的形成 |
| 4.2 城镇空间扩展模式的转变 |
| 4.2.1 早期城镇空间扩展的相邻模式 |
| 4.2.2 城镇侨属聚居区扩展的相离模式 |
| 4.2.3 华侨对城镇空间扩展的作用 |
| 4.3 新型城镇的设想与自治特区思想的出现 |
| 4.3.1 铜鼓自治特区的特征 |
| 4.3.2 自治特区思想的意义 |
| 4.4 公共设施的兴建 |
| 4.4.1 新县署建设 |
| 4.4.2 新式学校建设 |
| 4.4.3 图书馆建设 |
| 4.4.4 祠堂建设 |
| 4.4.5 医院建设 |
| 4.4.6 公园建设 |
| 4.4.7 教堂建设 |
| 4.4.8 华侨对公共设施兴建的作用 |
| 4.5 华侨作用下的侨乡城镇形态特征 |
| 4.5.1 关于侨乡城镇形态研究的方法 |
| 4.5.2 康泽恩城镇形态理论概述 |
| 4.5.3 基本布局模式 |
| 4.5.4 侨乡城镇形态特征以及华侨作用的体现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华侨的交通业投资与区域城镇物质建设 |
| 5.1 华侨交通业投资的概况与类型 |
| 5.1.1 华侨交通业投资概况 |
| 5.1.2 华侨投资的水路运输 |
| 5.1.3 华侨投资的公路运输 |
| 5.1.4 华侨投资的铁路运输 |
| 5.2 归侨陈宜禧与新宁铁路的兴衰 |
| 5.2.1 陈宜禧与新宁铁路的筹建 |
| 5.2.2 新宁铁路的工程建设 |
| 5.2.3 新宁铁路的经营状况 |
| 5.2.4 新宁铁路建成后侨乡交通的改善 |
| 5.3 铁路沿线墟镇数量与规模的变化 |
| 5.3.1 铁路沿线墟镇数量的增加 |
| 5.3.2 铁路沿线墟镇规模的扩张 |
| 5.4 铁路沿线墟镇布局与商业的集聚 |
| 5.4.1 铁路沿线墟镇布局的集聚 |
| 5.4.2 铁路沿线墟镇商业的集聚 |
| 5.5 铁路沿线墟镇商业的等级差异与等级体系 |
| 5.5.1 台山境内铁路沿线墟镇商业的等级差异 |
| 5.5.2 新会境内铁路沿线墟镇商业的等级差异 |
| 5.5.3 铁路沿线墟镇商业等级体系的形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改革开放后华侨与侨乡经济建设 |
| 6.1 改革开放前后国内外形势与华侨自身方面的变化 |
| 6.1.1 改革开放前后侨务政策的转变 |
| 6.1.2 改革开放后世界局势与国际关系的转变 |
| 6.1.3 改革开放后华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转变 |
| 6.2 改革开放前后华侨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 |
| 6.2.1 改革开放前华侨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 |
| 6.2.2 改革开放后华侨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 |
| 6.3 改革开放后华商对侨乡建设的主要作用及其表现 |
| 6.3.1 改革开放后华商主要作用的转变 |
| 6.3.2 改革开放后华商投资的特征 |
| 6.3.3 华商投资在侨乡建设中的表现 |
| 6.4 华商投资对江门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建设影响的时空分析 |
| 6.4.1 研究范围、方法与指标的界定 |
| 6.4.2 FDI 总量与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4.3 FDI 依赖度的时空演变 |
| 6.4.4 外资外贸影响度的时空演变 |
| 6.4.5 外资工业影响度的时空演变 |
| 6.4.6 FDI 对江门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建设影响的变化 |
| 6.5 华商对江门侨乡经济建设作用的特征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华侨作用的效应与侨乡转型 |
| 7.1 商业化效应与侨乡建设动力的转型 |
| 7.1.1 商业地位的提高与侨乡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型 |
| 7.1.2 商业化运作与侨乡建设资金来源构成的转型 |
| 7.2 慈善化效应及其对侨乡建设的辅助作用 |
| 7.2.1 慈善捐赠以及教育功能的变化 |
| 7.2.2 慈善化效应是侨乡建设的重要辅助 |
| 7.3 文化效应下的侨乡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
| 7.3.1 建筑文化的转型 |
| 7.3.2 社会精神文明的转型 |
| 7.3.3 当今侨乡人文资源的挖掘与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反垄断和市场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 |
| 1.1.1 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阶段 |
| 1.1.2 公司治理的非实质性改善 |
| 1.1.3 行政垄断的形成 |
| 第二节、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
| 1.2.1 交易费用理论 |
| 1.2.2 产权理论的运用 |
| 1.2.3 委托—代理理论的运用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回顾和分析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 |
| 第二节 1978—1992年的国有企业改革 |
| 2.2.1 1978一1984年的“放权让利” |
| 2.2.2 1985—1992年的"两权分离" |
| 2.2.3 关于国有企业第一阶段改革成效的评价 |
| 第三节 1992—200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 |
| 2.3.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2—1997年) |
| 2.3.2 "抓大放小"方针(1995—1997年) |
| 2.3.3 "三年脱困"和"债转股" |
| 2.3.4 国有企业改制实践 |
| 2.3.5 国有企业第二阶段改革成效的评价 |
| 第四节 国有资本的行业聚集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分布 |
| 第三章 行政垄断的表现和影响 |
| 第一节 关于垄断的理论分析 |
| 3.1.1 自然垄断 |
| 3.1.2 行政垄断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行政垄断的表现 |
| 3.2.1 地方保护主义下的行政垄断 |
| 3.2.2 行业/部门行政垄断的表现 |
| 第三节、行政垄断格局的若干特点 |
| 3.3.1 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紧密结合 |
| 3.3.2 垄断与市场集中度低、规模不经济并存 |
| 3.3.3 改革的重点在行业性行政垄断 |
| 第四节、行政垄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3.4.1 理论分析 |
| 3.4.2 行政垄断对竞争的影响 |
| 3.4.3 行政垄断对经济自由的影响 |
| 第四章 反垄断和市场化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
| 第一节、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 |
| 第二节 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与破除行政垄断 |
| 4.2.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破除行政垄断的影响 |
| 4.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的途径 |
| 第三节、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EXCEL在铁路分局工业统计中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面向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为差错分析研究[D]. 李保燊. 中国民航大学, 2020(01)
- [2]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3]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4]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俘获研究：形成机理、双重影响与治理效果[D]. 郭启光. 东北财经大学, 2016(06)
- [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1927-1937）[D]. 刘秀红. 扬州大学, 2013(04)
- [6]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D]. 任伟伟. 山东大学, 2012(11)
- [7]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D]. 胡洪斌. 云南大学, 2011(07)
- [8]数据挖掘技术在我国铁路客运量预测中的应用[D]. 邵悦然. 北京交通大学, 2011(10)
- [9]华侨作用下的江门侨乡建设研究[D]. 任健强. 华南理工大学, 2011(12)
- [10]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反垄断和市场化[D]. 吕大忠. 南开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