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印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彭昕[2](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成向东[3](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杨薇[4](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陈亚州[5](2020)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首次扩员后提出的旨在推动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理念,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意义。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多重使命,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平稳构建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体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概念纳入国际共同体的视阈中,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可视为在组织成员国间主要由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地区共同体。据此,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体就是要推动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基础上,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包容互鉴的典范。通过对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现有基础、主要挑战和基本路径方面等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资源,该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思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其吸收了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基本实践历程的有益经验。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方面,已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过,在以上四个维度,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各成员国需要在分别拟定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路径、安全路径、利益路径和情感路径的基础上,形成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整合性路径。
张丽[6](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武辉[7](2019)在《金砖合作框架下的中印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显着变化。然而,现行国际机制“时滞”的特点使得其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的爆发催生金砖合作。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合作的创始成员国和积极倡导国,中国和印度通过金砖合作获得了单靠自身实力难以实现的目标与成就。其一,双边政治领域:互相给予对方道义和政治支持、加强战略对话管控领土边界分歧。其二,双边经贸领域:发展双边贸易、协商解决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其三,全球治理领域:提升两国在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共同应对发达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及WTO改革的压力、打击恐怖主义等。但不可否认,受中印双边分歧、美国单边主义、以及金砖五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中印两国在金砖机制中的合作面临挑战。本文认为,金砖机制作为中印参与全球治理的交流合作平台,其地位是其他双边、多边对话机制或论坛无法替代的。为应对金砖机制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中印两国应当:其一,加强政治互信,凝聚中印共识;其二,巩固和发展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其三,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化发展。
陈睿[8](2019)在《21世纪以来中孟公共外交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得到蓬勃发展。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为大众所知,公共外交的定义从曾经的片面化发展为更为清晰的阐述:从理论上说,逐渐明确了主体、客体及媒介;从实践上说,逐渐从曾经的边缘化走向舞台中央,并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等。中国通过这些活动,向全世界更加真实的说明了中国国情。孟加拉国地处南亚区域的重要战略位置。自1975年中孟建交以来,两国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合作领域涉及教育、文化、卫生等,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访孟加拉国,双边关系提升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双边国家领导人及民众对中孟关系的高度认可。本文探讨中孟之间的公共外交发展,是符合时代的发展,是稳定中孟之间良好的关系的有效措施之一。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厘清公共外交的兴起、发展和主要的表现形式,以此作为中孟公共外交实践的理论参考。文章第二部分从齐亚·卡莉达(2001.10-2006.10)、看守政府(2006.10-2009.01)、谢赫·哈西娜(2009.01-今)三个不同的执政时期分别对中孟两国之间已开展的公共外交进行回顾,并总结了两国在不同时期开展公共外交时所带来的不同成效。文章第三部分分别从经济全球化、南亚政治局势、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内部因素等角度阐述了影响21世纪以来中孟公共外交发展的因素。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阐述对中孟进一步发展公共外交的思考,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
黄德凯[9](2018)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地区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地理相邻空间范围内的整合进一步加强。然而,依据一种什么样的规则或秩序来进行有效整合,它既不能损害该地区国家行为体的任何利益,达到共同受益的效果,同时也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是目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区域合作摸索和探讨的主要问题所在。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正从一个地区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任何一个大国要实现国家对外战略,都是首先从周边地区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区域次区域合作,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经营周边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适应中国周边地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需求。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中,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主要是基于地缘条件构建的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但实际上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区域合作的进程,甚至决定着合作的成败。在区域政治权力结构系统中,存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按照行为体实力大小可分为三种类型:强-强模式、强-弱模式和弱-弱模式。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对行为体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则主要是强-强模式、强-弱两种模式。在“强-强”模式中,大国关系是区域合作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涉及中印两个大国,是典型的“强-强”模式。由于印度强烈的地缘政治担忧,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乃至“一带一路”倡议逐渐采取模糊甚至抗衡的态度,导致了该经济走廊建设的停滞不前。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过程中因中俄两个大国基于共同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安全利益协商一致都有意推进区域合作,合作就较为顺利。而在“强-弱”模式中,大国不仅是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在这种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下,区域合作所推进的效率是比较快的。如2016年3月由中国在三亚牵头成立的“澜湄合作机制”,使中国成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主导者,进而推动澜湄合作快速高效的开展。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主要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影响下,通过经济合作增大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依存度、并以此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发展的“以经促政”战略的效应已出现递减,而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在推进经济合作时,需要从“以经促政”转向“政经兼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以政促经”。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强的经贸合作固然会提升其对中国的依存度,但周边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地缘政治关切和安全疑虑也在不断销蚀经贸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通过安全合作及其向经济、政治领域的“外溢”,才能实现区域合作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三是中国在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应根据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模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路径和相应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政策组合,以减小合作的阻力和实现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喻卓[10](2017)在《近年来学术辑刊中国际关系史研究论文综目(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二、四、六辑分别刊登了近年来学术辑刊中有关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论文目录,本辑继续刊登,以方便同仁检索利用。前三辑综目都是按地域来划分,连同国际组织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史料选编、学术动态和书评等专题,分九大部分,与前三辑相比,本辑综目增加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题,共分十大部分。每条书目收入论文名、作者、辑刊名、辑刊期号、起止页码等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本目录是首都师范大学原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档案整理小组"集体合作的结果。原小组指导老师、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教授给予了全面的指导,原小组成员艾亚迪、狄安略、李云霄参与了整理工作,最后由喻卓统稿。
二、“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印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印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总结 |
一、总结与结论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难点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一、人民性 |
二、实践性 |
三、发展性 |
四、包容性 |
五、正义性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四、文献综述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访谈提纲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5)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现状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的界定和辨析 |
第一节 不同学科视阈中的共同体概念 |
(一)政治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二)社会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三)国际关系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四)共同体概念研究的特征和不足 |
第二节 共同体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共同体 |
(二)国际共同体 |
(三)命运共同体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界定 |
(一)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二)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第四节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和其它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二)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三)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第二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 |
第一节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经验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一)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的基本历程 |
(二)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 |
(三)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 |
第二节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一)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
(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三)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指导意义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一)“天下”观念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二)“和合”文化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三)“义利统一”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第三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现有基础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的基础 |
(一)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生成过程 |
(二)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主要内容 |
(三)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认同程度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础 |
(一)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演变过程 |
(二)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三)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础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
(一)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发展演变过程 |
(二)成员国共同利益存在的主要领域 |
(三)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的基础 |
(一)成员国的承认需求及其基础 |
(二)成员国的信任需求及其基础 |
第四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一)共同价值话语体系缺失 |
(二)共同价值认同程度偏低 |
(三)共同价值外部挑战增多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一)成员国安全威胁认知存在差异 |
(二)成员国安全利益诉求更趋多元 |
(三)成员国安全合作成效有待深化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一)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成效不彰 |
(二)成员国双边与多边合作有待协调 |
(三)成员国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势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一)成员国之间民心相通有待加强 |
(二)成员国之间不信任感仍未缓解 |
第五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一)打造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话语体系 |
(二)提高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内部认同 |
(三)抵御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外部冲击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一)塑造成员国共同威胁认知 |
(二)汇聚成员国共同安全利益 |
(三)提高成员国安全合作成效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一)提高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成效 |
(二)促使合作方式从双边向多边转换 |
(三)扩大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领域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一)多元化措施培育成员国共同情感 |
(二)满足成员国主要的共同情感需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论 |
第一节 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 研究概况 |
二 主要进展和基本观点 |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创新方法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学术创新 |
一 研究难点 |
二 创新点 |
第一章 印度国家身份及其南亚政策 |
第一节 印度国家身份定位与发展 |
一 国家身份界定及相关理论 |
二 政治精英对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的演变 |
第二节 印度南亚政策 |
一 知觉、错误知觉与外交决策 |
二 印度南亚政策的形成及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2000‐2018)---基于《印度外交年报》的文本分析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印度的外交战略布局 |
一 21世纪初印度外交战略布局 |
二 2008 年后印度外交自我定位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外交重心 |
第二节 印度对华政策定位 |
一 印度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界定(1998‐2018) |
二 印度对印中关系的定位(2000‐2018)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认知的转变(2014‐2018)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及态度的演变 |
第一节 争议观望期(2013年10 月--2015年7 月) |
一 印度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 |
二 印度官方回应 |
三 印度的战略盘算 |
第二节 不合作期(2015年7月--2017年5月)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关切 |
二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推进互联互通的安全关切 |
三 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消极合作态度 |
第三节 抵制抗衡期(2017年5 月--2018年5 月)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关切升级 |
二 印度对洞朗事件的认知 |
三 印度对中国‐马尔代夫关系的关切 |
四 印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印度周边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忌惮 |
第四节 竞争合作期(2018年5 月—至今) |
一 印中首脑武汉会晤的积极意义 |
二 印度大国外交平衡政策回归对印中关系的积极影响 |
三 体现印度合作倾向的其他积极因素 |
四 印巴领土纠纷投射在中巴经济走廊主权关切的不利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
第一节 印度版“一带一路”概念及主张 |
第二节 “邻国优先”政策下印度版“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 |
一 印度强化与邻国关系以维护地区影响力 |
二 印度与邻国互联互通代表项目 |
三 “邻国优先”政策下的“印度优先”先决条件 |
四 对邻国“印度优先”预期落差的积极应对 |
第三节 印度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举措 |
一 印日联盟及“亚非增长走廊” |
二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
三 “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盟 |
四 重新审视非洲及中亚政策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影响印度认知的因素及印度视角下双边关系发展趋势 |
第一节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 |
一 身份定位 |
二 互信缺乏 |
三 历史积怨 |
四 西方舆论 |
第二节 印度视角下印中关系发展趋势 |
一 印度学界及智库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研判 |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政治精英对双边关系走向的认知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金砖合作框架下的中印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目的与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 |
一 金砖合作机制整体的角度 |
二 中国、印度与金砖合作关系的角度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一 论文结构 |
二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金砖合作的产生与中印参与的动因 |
第一节 国际背景:国际体系变革 |
一 国际体系变革的历史大势 |
二 金砖合作的缘起 |
第二节 印度参与金砖合作的动因 |
一 应对金融危机打击 |
二 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地位 |
三 助推国内经济发展 |
第三节 中国参与金砖合作的动因 |
第二章 金砖合作机制下中印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其目标 |
第一节 双边经贸领域 |
一 促进双边经贸发展 |
二 协商解决印度对华贸易逆差 |
第二节 双边政治安全领域 |
一 互相给予道义和政治支持 |
二 管控领土边界争端 |
第三节 全球治理领域 |
一 变革现有国际金融机构 |
二 设立新型多边金融机构 |
三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
四 加强反恐合作 |
第三章 当前中印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
第一节 当前中印合作面临的挑战 |
一 中印战略互信的不足 |
二 金砖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
三 美国单边主义的冲击 |
第二节 加强中印合作的途径 |
一 强化政治互信 |
二 巩固和发展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成果 |
三 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化发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
(8)21世纪以来中孟公共外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 |
(二)国内研究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 |
第一章 公共外交理论 |
第一节 关于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 |
一、国外对公共外交的阐述 |
二、国内对公共外交的阐述 |
第二节 公共外交的兴起 |
一、公共外交的萌芽 |
二、公共外交的发展 |
第三节 公共外交的表现形式 |
一、公关外交 |
二、媒体外交 |
三、文化外交 |
四、民间外交 |
五、经济外交 |
第二章 中孟公共外交的现状 |
第一节 孟加拉国基本国情 |
一、孟加拉国的建立及政治状况 |
二、孟加拉国的自然概况和人文概况 |
三、孟加拉国的经贸发展 |
第二节 卡莉达·齐亚执政时期(2001.10-2006.10) |
一、中国对孟加拉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
二、孟加拉国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
三、中孟公共外交的成效 |
第三节 看守政府时期(2006.10-2009.1) |
一、中国对孟加拉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
二、孟加拉国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
三、中孟公共外交的成效 |
第四节 谢赫·哈西娜时期(2009.1-今) |
一、中国对孟加拉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
二、孟加拉国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
三、中孟公共外交的成效 |
第三章 21世纪以来中孟公共外交发展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周边国家带来的因素 |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因素 |
二、印度对孟加拉国的影响因素 |
三、缅甸对孟加拉国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南亚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因素 |
一、党派大选造成的社会动荡 |
二、宗教政治化引起的社会影响 |
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第三节 中国因素 |
一、中国传统外交的因素 |
二、民间参与度因素 |
三、中国对孟加拉国的影响因素 |
第四节 孟加拉国变动因素 |
一、国内政党更替的因素 |
二、国内社会变动的因素 |
第四章 当前进一步发展中孟公共外交的思考 |
第一节 发展中孟公共外交的机遇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二、孟加拉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第二节 发展中孟公共外交的挑战 |
一、孟加拉国政局不稳 |
二、孟加拉国经济落后 |
三、中孟文化交流不足 |
四、地区大国影响制约 |
第三节 发展中孟公共外交的对策 |
一、以新时代外交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孟关系新跨越 |
二、深化政治互信,构建伙伴关系,实现中孟共同发展 |
三、积极推动经济合作,夯实中孟公共外交基础 |
四、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深化中孟睦邻友好关系 |
五、深化安全、环境合作,打造中孟命运共同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一) 区域合作是中国推行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重要路径 |
(二) 中国周边地区国际体系处于变动时期 |
(三) 周边区域合作面临巨大挑战 |
(四) 地区治理发展趋势的结果 |
二、选题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 |
(二) 区域合作的相关理论研究 |
(三)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现状、目标及前景 |
(四)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 |
(五)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四、研究重点、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思路及框架 |
(三) 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困难 |
(一) 创新之处 |
(二) 存在的困难 |
第一章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理论解析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溯源及含义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来源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含义 |
第二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与形成机制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方式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机制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及特征 |
一、强-强模式 |
二、强-弱模式 |
三、弱-弱模式 |
第四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区域合作 |
一、区域合作的内涵及类型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区域合作的特征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类型下的区域合作 |
第二章 “强-强”模式: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困境与前景 |
第一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历程及现状 |
一、中印缅孟地区合作时期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时期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 |
第二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及其特征 |
一、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的构建历程 |
二、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的构成特点及互动特征 |
三、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前景 |
第三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根源 |
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效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问题的根源 |
第四节 重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思考 |
一、合作是唯一出路 |
二、新型国际关系下孟中印缅的合作原则 |
三、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 |
第三章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及其经验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上海合作组织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
二、上海合作组织设立的缘由及发展历程 |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 |
第二节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转与调试 |
一、主导大国间的互动 |
二、主导大国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 |
三、引入新成员保持活跃 |
四、构建多层级立体式合作框架机制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分析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积极成效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风险 |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与成功经验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 |
第四章 “强-弱模式”:澜湄合作发展迅速 |
第一节 澜湄地区合作秩序的形成 |
一、澜湄地区秩序重塑的缘由 |
二、澜湄地区秩序的重建历程 |
三、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意义 |
第二节 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及运行机制 |
一、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弱模式” |
二、澜湄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运行机制 |
第三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快速发展 |
一、三大支柱 |
二、五个优先领域 |
三、3+5+X合作框架 |
第四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前景 |
一、澜湄合作的前景 |
二、“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挑战及困难 |
三、“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应对策略 |
第五章 地缘政治视角下推进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第一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意义 |
一、周边区域合作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
三、周边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二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一、周边区域环境复杂多变 |
二、周边区域合作的实际合作程度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 |
三、遭到某些国家的抵制和反对 |
四、域外力量的介入与阻扰 |
第三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一、周边地区体系的长期分散且碎片化是根本原因 |
二、重塑新时代地缘政治中国与周边国际体系的机遇 |
第四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一、国际体系的内在属性将给区域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
二、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区域合作范式 |
三、“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原则提升积极性 |
四、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将迈入发展的快车道 |
五、中国周边区域合作体系将更具开放包容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二、英文文献 |
三、主要网站 |
致谢 |
四、“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印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5]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D]. 陈亚州. 兰州大学, 2020(01)
- [6]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金砖合作框架下的中印关系[D]. 武辉. 外交学院, 2019(01)
- [8]21世纪以来中孟公共外交发展研究[D]. 陈睿.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9]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D]. 黄德凯. 云南大学, 2018(04)
- [10]近年来学术辑刊中国际关系史研究论文综目(四)[J]. 喻卓.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