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水利》2001年总目录第102至108号

一、《山西水利》2001年总第102期至108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郝东升^[1]（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马佳雯^[2]（2020）在《吴炳《情邮记》传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炳是晚明优秀的文学家,一生忠君爱国,大义凛然。晚年追随永历帝;武冈之变中,护送世子走城步,为清兵所执送衡州,不屈而死。吴炳现有《粲花斋五种曲》传世。剧作文辞优美,结构精巧,音律和谐,广受赞誉。《情邮记》最早完成,也是唯一有单行本传世的作品,传播上具有独特性。《情邮记》曲体规范,曲牌、套数选择上总体熨帖,使用时严谨又不失灵活。全剧所用曲牌大多遵循晚明标准曲谱,部分曲牌的使用反映出当日舞台实际使用状况;音律和谐,特别是用韵十分规范。全剧所用套数众多,南套、北套、南北合套均有涉及,构套形态多样,联套灵活;注重排场派角、剧情配套,可见吴炳精通联套技法,熟悉场上实际。曲体艺术层面,《情邮记》为后四种传奇奠定了良好基础。《情邮记》的结构艺术颇具特色。其“一生二旦”的双线结构,体现了传统“一生一旦”双线结构的变化与发展。男主人公主动态动作贯穿始终,较之以往才子佳人戏曲中的男性形象有所突破。女主人公则随势而进,稍显被动,戏剧感染力较弱。剧中穿插性剧情与次要人物承担了重要的结构功能;情节安排运用巧合、延宕、误会诸法,足显技巧。《情邮记》重视净丑脚色调度,净丑场面往往具备结构与思想的双重作用,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后四种传奇中,吴炳创作净丑脚色越发娴熟,他的净丑艺术对后世影响深广。“情邮”思想首见于《情邮记》,是吴炳情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情邮记》序言《情邮说》歌颂真情,强调情为客观存在,肯定真情的力量,继承了汤显祖的“至情观”。《情邮说》是“情邮”思想的理论总结,指导了《粲花斋五种曲》的创作。《情邮记》对“情”进行了深入探讨。剧作强化了真情的力量,强调“才”为“情”产生的基础与动力,体现出对女性爱情选择的基本尊重,是吴炳“情邮”思想的具体演绎与进一步完善。《情邮记》是《粲花斋五种曲》中最为纯粹的一部,唱响了一曲歌颂至情的赞歌,其纯粹性在晚明剧坛颇显特殊。以《情邮记》为代表,当时剧坛涌现了一大批至情主题传奇作品。这些创作回应了汤显祖的“至情观”,推动了《牡丹亭》的经典化。《情邮记》还给予了社会现实一定的关注。剧作揭露了权贵的丑陋面目,展现了吏治的混乱,传达出吴炳的家国忧思之情。《情邮记》“一夫双美”的设置,是对晚明社会爱情婚姻状况的呈现,体现出封建士大夫的爱情理想。剧作表现才子追求双美,是文人理想的直接表达,也是作家理想追求与现实生活之间矛盾的表现,在当时剧坛较为别样。但从今人角度视之,此为作品思想与文人审美的调和,具有历史局限性。囿于文人审美意趣是《粲花斋五种曲》的通病,也是当时晚明风情喜剧的通病。《情邮记》曲体、结构、思想各具特色,最难得之处在于三者有机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因此,综合看来,《情邮记》是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在晚明剧坛有一席之地。创作上,《情邮记》为吴炳之后的四部传奇奠定了基础,也为晚明传奇艺术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李树静^[3]（2020）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文中提出契约是当事人对交易标的达成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契约秩序”意指特定社会组织通过契约安排所达成的运行状态。全方位贯穿于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契约,既内生于农村社会,又与国家权力密切关照,构建了当代中国饶有特色的农村契约秩序。通过契约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内在功能,契约的缔结形式、内容、契约的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是契约秩序的外在表现。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将当代中国农村契约分为公共事务契约、私人事务契约两大板块,从三个层面对农村契约秩序加以梳理和分析:第一,通过翔实的数据和鲜活的事例展现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的基本样态;第二,以产权相对性理论为基础,阐释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在实现产权价值功能方面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第三,通过分析契约秩序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从农村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即农村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农村契约的履行、农村契约争议解决三个维度,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农村公共事务契约以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为主,因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统称“村民自治规约”）建立在村民合意基础上,并且作为村民自治领域极其重要的社会规范,对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在内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章将二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9年1月前延庆区尚在履行中的四类集体经济合同（资源类合同、资产类合同、资金类合同和其他类合同）基本样态进行分析,发现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主要契约类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存在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主体混乱,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不清;二是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内容或过度规制,或监管不足,其中,乡镇政府审批和备案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已签约的村集体资源、资产闲置率较高,产权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四是合同内容违法者不在少数,集中体现在合同期限超过法律规定、违反土地用途管制法规（尤其是在未履行转批手续的情况下将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五是农村集体经济合同面临口头形式不稳定、书面形式不完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延庆区现存村民自治规约体例形式、内容、制定实施程序的分析,发现尽管随着国家对乡村治理关注程度的加深,村民自治规约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目前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共通问题是:不能充分体现“民意”,村干部、政府的意志过多注入,尤其是村干部与村民代表组建的利益共同体,凌驾于村民之上操纵村民自治决定的情况仍很突出。另外,村民自治规约的频繁变动、村民自治规约与法律难以有机协调,法律法规对于村民自治规约侵犯村民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不畅,导致维权之路步履维艰,也是困扰延庆农村的重大难题。第二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用益物权,与之相关的农户家庭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合同,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章梳理了延庆区此三类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及相关制度的演进脉络、契约的稳定性与规范化程度,认为农户家庭承包契约秩序相对稳定,以出租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村集体实现,延庆区土地大多流转给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用于造林绿化,土地流转存在区域差异,并且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现象普遍。尽管国家对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施加诸多限制,但延庆区此等交易意愿强烈,受内生传统规则、外在法律规制以及时代发展进程多重影响,通过契约所交易的农村房屋宅基地因环境而异,相关买卖契约样态不断演变,现实中的农村房屋宅基地的权利主体多元、用途一主多辅。农村家事契约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延庆区农村普遍存在婚约,相应制度调整需求强烈,广泛的“假离婚”现象冲击着当地社会秩序的公平与稳定,父系传统下准契约性质的传统分家协议,逐渐被父系传统弱化下具有契约特征的当代分家协议所取代。第三章,分析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农村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是存在用于交换的产权,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在于通过契约交换实现产权价值。以产权相对性为理论基础,本章对村集体资产、家庭财产、宅基地以及农用地的产权内容、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方式展开研究。村集体对其资产所享有的所有权,受到承包权、经营权制约,最终收益权及其处分决策权属于村集体成员。有资格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法律拟制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二者之间的界分无论在法律规范层面还是在现实执行层面,都不清晰。避免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在代表村集体过程中出现僭越,确保村集体意志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村民自治规约）真实反映其成员的集体合意,有赖于村级民主程序的正常履行,解决之策在于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审查力度、推动行政干预恰当有据。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研究,建立在家户关系、家庭结构分析基础上,由于中国农村家庭财产价值实现方式具有契约化特征,应以尊重家庭成员的契约自由为根本原则,但当此等契约严重扭曲了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时,需要外部权威力量及时恰度介入。在宅基地产权价值实现方式一节,首先阐述了宅基地产权限制政策的演变过程,推导出2018年后宅基地三权分置与农房使用权放活之必要性,借助宅基地“三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分析,建议通过宅基地使用权附条件入市,实现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产权价值的最大化。关于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研究,首先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当前农用地产权价值实现状况,进而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产权价值攫取问题,建议构建尊重产权人意愿、集体积极参与、国家适度干预和社会广泛动员的农村契约秩序。第四章,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农村契约秩序具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性特性,该系统的运作全部围绕契约铺开,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契约的履行与争议解决,共同构成了农村契约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本章通过对农村契约形式与内容的法律规制及实然状况分析,从法治化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与静态展现农村契约秩序的契约形式与内容不同,契约的履行和争议解决更多关照动态运作中的农村契约秩序。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履行状况较好,土地流转合同履行状况不稳定,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履行状态欠佳。提升农村契约履约水平,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本章聚焦于公权机关对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所应发挥的作用,建议政府强化程序性服务与指导、法院建立裁判文书依申请公开制度、检察机关配合公益组织推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监察机关强化村干部监管。为稳定农村契约秩序,本章提议构建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以解决当前以与村民自治规约相伴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纠纷、村民自治规约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国家法律刺激下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工合同纠纷和农村家庭契约纠纷为主要类型的农村契约争议。所构建的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应科学定位及有效发挥现有解决方式的作用,司法机关在充分履责的基础上坚守底线,行政裁决与行政复议机构回归为民服务定位,信访部门在发挥纽带职能的同时强化问责,各级调处机构在前线冲锋陷阵将矛盾消解于基层,而农村契约的缔约者自行解决纠纷,至少通过提高缔约能力、强化留痕观念减少纠纷,方为根本之策。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需要通过统一尺度、搭建平台,信息共享、引导到位,村为平台、各方辅助的方式协调互动,形成农村契约纠纷化解共同体。

袁耀辉^[4]（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赵蓓红^[5]（2019）在《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文中认为上海妇女报刊是指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妇女问题、妇女文化、妇女教育、妇女生活等为主要内容,在上海创刊且编辑发行的报刊。本文通过全面系统梳理1898～1949年间的上海妇女报刊,论述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的变迁轨迹、发展特点与发展规律。本文在纵向上,以上海城市与妇女报刊的互动以及妇女报刊自身发展逻辑为分期依据,分为五个时期:清末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898～1911）、民国初年的上海妇女报刊（1912～1918）、五四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19～1927）、十年相对稳定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28～1937）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报刊（1937～1949）。横向上,对五个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背景与条件、整体状况、典型个案等几个层面进行研究。对典型妇女报刊个案作论述时,研究其办刊缘起、宗旨内容、编排风格、主要报人、经营管理以及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这些个案包括《女学报》《女报》《女子世界》（1904年版）《中国妇女》《妇女时报》《香艳杂志》《女子世界》（1914年版）《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眉语》《女铎》《解放画报》《新妇女》《妇女声》《玲珑》《妇人画报》《女子月刊》《妇女生活》《女声》（1932年版）《上海妇女》《女声》（1942年版）《家》等。经本文梳理研究发现:一、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在与城市的互动中显现出独特的变迁轨迹:清末时期作为妇女启智的媒介工具;民初时期探索商业性运营;五四时期读者层延伸至平民,办刊主体多元;十年相对稳定时期性别意识增强,形态多样发展繁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女性主导报政,疏离政治,关注实际生存。二、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领全国风气之先,表现出创办时间最早、办刊主体多元、率先商业性运营、众声喧哗旋生即灭等特点。三、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呈现出: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步,发展拐点由男性群体促成,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进一步发展等规律。

王根明^[6]（2019）在《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文中提出王静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宗教史、中国民族史以及中华民国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一生译着颇丰,着作等身,首次翻译《古兰经》和《伟嘎业》为中文,还翻译波斯文学名着《真境花园》,编译《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等,他还主编《伊光月报》,历时19年发行129期。“九一八”事变之后,王静斋以笔为旗,奔走呼号,为动员回民大众积极参加抗战做出了极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王静斋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创办抗日爱国报刊,以伊斯兰教教胞喜闻乐见的方式,译释经典,阐明教义,宣讲抗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大爱国教长”之一。王静斋在民国十年（1921年）首次提出了爱国爱教的主张,这个主张很快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共识,也迅速成为中国宗教界的共识,影响深远。王静斋是中国伊斯兰教着名的教长、翻译家、报人、社会活动家。本论文研究了王静斋的爱国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本论文的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活动的缘由和意义,以及学界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第2章简述了王静斋的生平与学术活动;第3章为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发轫,论述了王静斋对爱国主张的宗教解读以及国民党中央对王静斋爱国活动的肯定,用珍稀史料解析了王静斋对20世纪初叶中国国弱民贫的思考和对国家强盛的渴望,以历史事实证明王静斋深明大义,爱国爱教,守正不阿。第4章和第3章一脉相承,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人的认识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实践活动,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形成自然也是如此。第4章侧重社会实践活动,这两章的主旨是一以贯之——阐述了王静斋创立爱国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创办会刊（《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伊光月报》）及其历史贡献。第5章以民国史料为依据阐述了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以伊斯兰教教义宣传爱国——首次为中国伊斯兰教同胞确立“爱国属于信仰”为教义;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楷模,鼓舞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奋勇抗战;以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阐释为依据,积极号召全体伊斯兰教教胞积极抗战。王静斋在抗战时期以身作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最后总结了王静斋爱国思想的特点。第6章是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影响与启示,主要论述了王静斋对中国宗教界的影响、人格魅力以及王静斋着述的学术贡献;总结了王静斋爱国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对当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启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启示和对构建爱国思想理论的启示。王静斋的爱国思想,发轫于国难当头,为抗日救国而唤醒民众;其实质是以教义号召教胞热爱祖国。近百年来对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大家园中,爱国主义始终是各民族和各宗教的永恒主题,引导民族宗教界人士热爱和报效祖国,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王静斋的爱国思想与实践堪称是时代的丰碑。

黄薇^[7]（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提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张光润^[8]（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张海岛^[9]（2017）在《长治盆地浅层孔隙地下水流数值模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治盆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浊漳河南源大部分流经该区。区内浅层孔隙水与地表水交换密切,是漳河上游区域中重要的孔隙水含水层子系统。近年来对盆地内浅层地下水不合理的开采利用造成了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质污染加剧、水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首先从宏观上确定盆地以地表水补给浅层孔隙水形式为主。随后构建河水补给孔隙水的砂槽模型,分别用解析解与数值解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解析解的分析结果与室内观测值之间误差较大,主要是忽略水流垂向分速度所致。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可信度为97%前提下,模拟水位值相对误差最大值为0.102m,最小值为0.001m,相对误差均值为0.023m,数值模拟的结果更接近于室内观测值。在对盆地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分析的前提下,查明浅层地下水补径排特性及地下水动态类型,概化出盆地水文地质概念模型。根据含水层岩性及经验值划分参数分区,根据水文地质条件、降雨蒸发条件、河流补给排泄条件,确定数值模拟的边界条件及源汇项。在此基础上构建盆地非均质各向同性二维非稳定流模型,利用2010年、2011年水位观测资料,选取盆地内20个典型观测孔对模型进行识别验证。识别期内观测井的水位拟合较好,拟合误差<0.50m的观测井占总数的80%,地下水流场模拟值与观测值整体上拟合较好。验证内观测井的水位拟合较好,拟合误差<0.66m的观测井占总数的75%,地下水流场模拟值与观测值整体上拟合较好。对识别后的数值模型进行灵敏度计算。局部灵敏度分析显示渗透系数K值的改变对模型的灵敏度影响较大,其中渗透系数的减少比增加对平均浅层孔隙地下水位的影响更大。给水度Sy值的减少同样比增加对平均浅层孔隙地下水的位影响要大。全局灵敏度分析的结果揭示了同样的规律,同时还表明组合参数的灵敏度并非直接叠加单参数灵敏度。应用所建模型,设定三种开采方案进行预测,方案一显示地下水位长期的演化呈下降趋势,且在屯留、长子、郊区等地地下水水位下降明显。方案二表明水位明显下降区域集中分布在盆地的中北部及长子县东北部。方案三说明增加10%的开采量对区内的地下水位影响已较为明显,局部已出现大幅度的地下水位降落。三种预测方案在2015年水均衡量的模拟值依次为-2401万m3、-2744.7万m3、-4357.5万m3。

李昶^[10]（2016）在《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说的中原是以嵩山地区为中心,范围涉及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关中地区以东、河北南部等区域,重点空间范围限定在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区域。该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腹心地带,地形多样,资源丰富,气候适宜,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系列城市,为我们深入研究城市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运用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学、社会学等方法,并结合文献学相关资料,对中原早期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历程、城市社会的复杂化、城市性质及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界定了本文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对文中出现的存在争议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回顾并梳理了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并介绍了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中原早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探讨。综合考察中原地区城市的聚落形态、数量、规模、建造技术等方面,认为早期城市经历了裴李岗文化时期和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孕育、仰韶文化晚期的起源、龙山文化时期的推广、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初步发展等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章为中原早期城市社会复杂化历程研究。通过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不同文化城址内房屋建筑、墓葬、祭祀遗存、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的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晚期两座城址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但二者表现的并不一致。龙山时期不同文化城址内遗存反映的阶层分化情况也不一致,其中陶寺文化城址内社会阶层分化情况最为显着,阶层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明显。与陶寺城址相比较,王湾三期、后冈二期、王油坊类遗存城址所反映的阶层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但也在不同方面表现出当时城内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同一文化城址之间的复杂化情况也不一致,如王湾三期文化的城址之间,王城岗与古城寨城内的社会较为复杂,郝家台与蒲城店城内的社会则相对简单。新砦期两座城址,其中一座城址的材料尚未公布,仅从新砦城址内遗存分析,其城内社会阶层分化较为简单。二里头文化城址内的社会人员可以划分多个阶层,其中二里头遗址内各层级社会人员均有,而其他城址内生活的人员既没有最高层,也没有最底层。第四章是中原早期城市的性质研究。综合分析仰韶至二里头时期各个城址的规模、位置、城内布局、文化内涵等情况,认为仰韶时期的两座城址均属于区域性政治中心。龙山时期诸城址的性质,有些属于所在文化区域的政治中心,如陶寺和平粮台。多数属于所在文化一定范围内的政治中心,如王城岗、古城寨、新砦、徐堡、西金城、孟庄等城址。一部分应该是所属文化区域内防御、扩张的军事据点或重镇,如蒲城店和郝家台等城址。个别如后冈城址属于后冈二期文化分布范围内小的中心聚落。新砦和东赵小城两座新砦期城址,前者属于新砦期文化的政治中心,应是都邑;后者应属于防御性质的城市,但也不排除其作为一方政治中心的可能。二里头时期的城址,既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军事方国性质的大师姑和望京楼等城址,也有为大师姑和望京楼城市提供物质资源的储备中心东赵中城,亦有二里头文化向南方扩张之时建立的军事重镇蒲城店城址。而辉县孟庄城址则很可能属于先商文化的军事方国。第五章探讨中原早期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综合分析文献和考古材料,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初步形成,至新砦期和二里头时期最终形成。通过对文明要素情况的梳理,可知除了城市的起源、推广与发展的过程与文明起源、形成的时间一致,其他文明要素要么在文明起源之前已经出现,要么在文明形成之后才最终形成。城市出现与发展本身即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集中反映,城市社会的复杂化也是整个社会复杂化的缩影,城市性质的确定是社会性质确定的重要证据,城市群布局也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见证。而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阶层分化以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对社会进入阶级状态以后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中原早期城市是该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物质体现。第六章为结语,总结了本文研究取得的重要收获与成果。

二、《山西水利》2001年总第102期至108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水利》2001年总第102期至108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吴炳《情邮记》传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4）《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论文提纲范文）

（6）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9）长治盆地浅层孔隙地下水流数值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山西水利》2001年总第102期至108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2]吴炳《情邮记》传奇研究[D]. 马佳雯. 扬州大学, 2020(02)
• [3]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D]. 李树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5]近现代上海妇女报刊史（1898～1949）[D]. 赵蓓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D]. 王根明.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7]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9]长治盆地浅层孔隙地下水流数值模拟研究[D]. 张海岛. 河北工程大学, 2017(08)
• [10]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D]. 李昶. 郑州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