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节录)（论文文献综述）
鲁梦宇[1]（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指出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张琳[2]（2021）在《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平山县王子村正式成立后,对华北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正规化的统一管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除陈布新,开创性地展开中小学教育改革,开启新中国人民教育发展的先河。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影响着新中国成立后各个版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及历史学教育教学改革。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军阀割据,战乱不已,学校教科书杂乱,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充斥其中。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革故鼎新,统一编审与修订解放区教科书,从体例、内容、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方面破旧立新,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与学校教学实践相结合,将历史教育与社会动员相结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授历史知识,探究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体现了史学教育为培养新中国、新社会建设者服务的教育思想。编审者的爱国情怀、进步思想倾注于新教材编写、审订之中。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不仅吸收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教科书的优点和经验,而且赋予了成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崭新内容,贯穿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教科书雏形,为当今教材编写和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历史镜鉴。
王才友[3]（2021）在《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江后经历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型,并与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实现配合。然而,挺进师所主张的"大游击"战略,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战略存在较大不同,三大游击区为此产生争持。1936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向"小游击"战略聚合。在"小游击"战略推进下,挺进师深入浙南、浙西南,依据地方实际打通与民众的联系,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并实现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浙南、浙西南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命的探索实践与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支点。
陈秀梅[4]（2020）在《俞秀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文中研究表明俞秀松是中共早期组织创建者之一,其思想与实践活动对中国革命产生重要影响。他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主要通过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创办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与非马克思主义论战等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主要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思想等内容。这不仅丰富了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而且提高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俞秀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理论与革命途径。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主要包括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和开展工人运动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国民会议运动的理论、民族问题的理论四个方面。此外,他在建党和建团、声援工人罢工、响应国民革命运动及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活动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革命增添光彩。俞秀松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探索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而且在革命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但是,俞秀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系统性不足并具有一定片面性。通过研究俞秀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我们清楚认知,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始终立足于科学认识中国国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高雨桐[5]（2020）在《塑“苦”：接管时期天津市节约运动（1948-1950）》文中研究表明艰苦奋斗是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倡导和培育出的优良精神作风,也是其不断走向胜利的关键政治优势。在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艰苦奋斗成为中共接管城市的重要法宝。凭借衣冠不改旧家风的精神风貌,中共平稳实现了对天津的接收。但天津享乐浮华的城市文化及市民和接管干部出现“畏苦”心理,与中共长期遵循的“吃苦”文化产生了矛盾。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开李自成式失败,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成为中共接管城市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勤俭节约是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接管天津初期,针对工作生活中出现的随意滥用水电等物力资源的现象,中共尝试通过开展小范围的节约运动予以纠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津及周边地区发生的水灾,中共又及时开展了节约救灾运动以帮助灾民渡过灾荒。中共倡导的节约理念也随着初期节约主题活动的进行得以在天津初次亮相。1949年末,为恢复发展天津生产事业支援国家财政,同时进一步纠正天津管理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倾向,中共在全市范围内发起了全面的节约运动。通过展开本次节约运动,既教育引导各机关团体干部职工树立了节约观念,又以建立新的节约制度的方式解决了节约检查中所暴露出种种问题和错误倾向。在运动进行中,将节约与树立新作风、认购公债等运动相结合,丰富了节约的内涵,扩大了影响范围,在城市中宣传普及了节约的精神理念。本次节约运动是中共将自身政治文化中的“苦”转化为城市所能接受的文化符号的成功尝试,奏响了中共在城市中“塑苦”的序曲。
汪红娟[6]（2020）在《陕甘宁边区工商税收制度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税收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通过立法程序规定的各种税收法令和征收管理办法的总称,是保障税收的重要手段,因地区和时间的变化而不同。全面抗战时期,为了生存发展及长期抗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工商税收制度建设即是其重要的一环。综观此一时期边区的工商税制建设,一方面和中共苏维埃时期的税制实践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和边区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息息相关。总体上看,以皖南事变为界,边区工商税制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皖南事变前（1937—1941）,为边区工商税制建设的初创阶段;皖南事变后（1941—1945）,为边区工商税制发展完善阶段。皖南事变前,随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争取到了大量外援。在此基础上,为了改变边区经济的落后状况,中共实施“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内战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政策,积极与民生息。这一政策大致持续至1939年。在此期间,边区政府只在部分地区征收盐税和皮毛税,且税率很低,税收在财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军事摩擦加剧,外援渐不可靠。边区财政政策逐渐调整,由依靠外援转向半自给。由此,边区政府开始加强税收工作,逐步创建税务机构,颁布货物税条例、牲畜买卖手续费与斗佣征收办法等,工商税制初具规模。皖南事变的爆发,无论对于边区的政治还是经济,均是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外援的彻底断绝,对原本贫弱的边区财政不亚于致命一击,同时国民党对边区厉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边区政府被迫调整财政政策,由半自给转变为自给自足,开始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在调整财政政策的同时,为解决财政困难,边区政府也开始大力整顿税收,工商税收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是边区工商税制发展完善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为了打破国民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保障税收,促进经济发展,边区政府全力推进工商税务制度建设。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推动税务机构建设,确定了税务总局、分局、县局、税所的四级建构,形成了统一领导垂直管理的机制;不断因时因势调整修订工商税收法规,体现出与时俱进与日益细化的特征;各种税种的征收管理随边区实际情形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完善工商税收的征管和缉私制度,保障了边区税收任务的实现;加强税务干部的培养,使许多德才兼备的税务人才脱颖而出。上述工作的开展推进了边区工商税制建设的制度化、正规化和科学化。事实证明,边区工商税收制度的创建及发展完善为解决当时财政困难、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及促进边区经济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创建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工商税收制度,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财政保障,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工商税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今天的新时代环境下,边区工商税制建设仍具有讨论意义。
王天丹[7]（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吴盛杰[8]（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指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周贤莉[9]（2019）在《讲与不讲：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讲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这是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中学历史课程改革迫在眉睫。在改革的过程中,各种教学模式层出不穷,为彰显其“新”之所在,它们往往站到传统教学的对立面,以摒弃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述作为实现教学“高效化”的基础。然而,当我们在催生了多样化教学模式的课程改革浪潮中冷静思考之后,不免会发现,由于缺乏对“讲述”客观、全面的认识,致使过于主观地将其视为陈旧的教学方法,一叶障目,不识其辉。急需从理论研究、教学实践的角度,对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讲述”进行研究,正确认识“讲”与“不讲”在教学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和局限。初中历史教学中“不讲”和“少讲”的意义在于可以在教学中更好地关注个体差异,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营造出平等的教学氛围,其局限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容易产生教学混乱,导致教学效率低,甚至出现无效的自主学习;反之,“讲”与“多讲”具有能将历史知识生动化、形象化、细节化,让历史以主次分明的清晰脉络呈现于学生认知当中,并形成启发性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枯燥、乏味的讲述使历史教学缺乏吸引力,无依据的讲述会使历史丧失客观性,“满堂灌”,“讲”而无“道”等不足。通过探讨,笔者认为:讲述法是初中历史教学最基本的方法。初中历史教师应该放下对课堂教学讲述的主观偏见,实现“讲”与“不讲”的有机结合,有效发挥“讲述”的积极意义,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之前,先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讲述者,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从本质上推动初中历史学科课程改革的发展,让学生不仅喜爱历史,也充满对历史课堂的热爱。
丁捷[10]（2018）在《“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古代到近代,从性质上来看,报刊大致可以划分官报和民报。近代是民报的勃兴和古代官报的衰落时期。而以《北洋官报》为代表的新式官报,在清末最后十年却进入大爆发的时期,成为报刊史上独特的一观。以民报作为参考来看待《北洋官报》,看到的是这份官报的落后性,似乎乏善可陈。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如果把官报纳入从古到今官方传播体系的演变过程之中,《北洋官报》的进步性就凸显出来,并且会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去提出问题。《北洋官报》在直隶新政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和清廷、督抚、下级官员、士绅、议会等各种政治势力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建立了怎样的关系?本文的主旨即在探讨新政背景下,《北洋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与“报”之间的关系。为了探讨这种新的“官”与“报”关系,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把《北洋官报》的历史划分为兴起、发展、衰落、转变四个阶段,官报和政治关系的分析贯穿在每一个阶段中。具体来说,每一个阶段又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展开论述:官报和督抚或者议会的关系如何,官报自身的人事变化如何,官报的财政经济状况,官报本身的栏目或本文改革等等。每一章都对爬罗剔抉得来的零散史料进行分析和归纳,并把官报的所作所为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描绘《北洋官报》具体的媒介实践,为分析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报”关系打下基础。通过分析,本文发现了《北洋官报》并非只是一张官报,它从创办伊始就被纳入新政的有机系统中,其扮演着多种角色。它是新闻的报道者,承担报纸基本的告知功能;还是公文的传递者,成为政府信息传递机关;还增编宣讲用的白话报,担当社会教育的角色;它还通过赢利来援助学堂,充当慈善者的角色;并在救灾等公共事务中募集捐款,成为社会公益的鼓动者。《北洋官报》承担多种角色,说明了它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新型的官报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简单概述为:官报依靠政治力量获得初始资金,利用这笔资金和政治上的派销特权,实现自我经济独立和盈余,并反哺当时的改革。但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一直不变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会影响官报和政治的关系,比如谘议局成立后,想斩断官报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要求督抚取消官报的政治特权。作为自救,《北洋官报》反而加深了对政治的依附,并于民国成立后不久归并直隶行政公署。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依托最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北洋官报》和《袁世凯全集》等资料,完整地呈现《北洋官报》从创刊到进入民国后转变为公报的历史过程,丰富了对于这份报纸的研究;二是从媒介实践的研究路径出发,把《北洋官报》纳入清末政治改革的宏观视野中,分析其和政治之间的互动,梳理出新的“官”“报”关系模式。
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节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节录)（论文提纲范文）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 一、集注本 |
| 二、北皮亭写本 |
| 三、独醒盦本 |
| 四、草堂本 |
| 五、旧山楼本 |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 三、训纂与辑佚 |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 小结 |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2）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四)概念界定 |
| 一、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前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概说 |
| (一)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使用 |
| (二)解放战争前期华北地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使用 |
| 二、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
| (一)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
| (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修订与出版 |
| 三、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体例、内容、特点 |
| (一)《新编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的体例、内容 |
| (二)《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的体例、内容 |
| (三)《高级中学中国历史》的体例、内容 |
| (四)中学与小学历史教科书的联系与区别 |
| (五)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特点 |
| 四、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思考 |
| (一)唯物史观传播与历史学科教学有机结合 |
| (二)学校教育与社会动员相统一 |
| (三)促进新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恢复与发展 |
| (四)对当代中国教科书编写的影响 |
| (五)对新时代“四史”学习教育的启示 |
| (六)探索中的遗憾与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俞秀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及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俞秀松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 |
| 一、接触马克思主义 |
| 二、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
| 三、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探析 |
|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熏陶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
| (二)求学环境的熏陶和先进分子的引导 |
| (三)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的启发 |
| (四) 共产国际方面的影响 |
| 第二章 俞秀松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历程 |
| (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 |
| (二)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 |
| (三)在新疆工作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 |
| 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
|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思想 |
| 第三章 俞秀松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
|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
| (一)关于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和开展工人运动的理论 |
| (二)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
| (三)关于国民会议运动的理论 |
| (四)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
|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 |
| (一)参与建党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指导地方建团 |
| (二)声援工人罢工,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 |
| (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响应国民革命运动 |
| (四)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第四章 俞秀松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评析 |
| 一、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
| (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探索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 |
| (二)在革命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 (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
| (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运用 |
| 三、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局限 |
| (一)系统性不足 |
| (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
| 四、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启示 |
| (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
| (二)必须始终立足于科学认识中国国情 |
| (三)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塑“苦”：接管时期天津市节约运动（1948-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四节 资料概况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接收天津中的“苦”与“甜” |
| 第一节 “艰苦朴素”——中共城市工作思想的不变内涵 |
| 第二节 “衣冠不改旧家风”:接收天津中的艰苦本色 |
| 第三节 “畏苦思甜”——接管天津初期的社会心态 |
| 一、天津市民的复杂心态 |
| 二、中共接管干部的心态变动 |
| 第二章 接管初期的小规模节约运动 |
| 第一节 初期机关团体内部的节约运动 |
| 一、接管初期的浪费现象 |
| 二、早期开展的节约主题活动 |
| 第二节 接管初期的节约救灾运动 |
| 第三章 天津市节约运动的全面发起 |
| 第一节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统一节约运动的背景 |
| 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困窘 |
| 二、贪污享乐思想的萌芽 |
| 三、工作作风的敷衍涣散 |
| 四、密切关系加强团结的需要 |
| 第二节 全市节约运动的酝酿与发起 |
| 一、刘秀峰副市长作节约运动报告 |
| 二、全市节约运动的前期准备 |
| 第四章 节约运动的动员与检查 |
| 第一节 全面准备阶段 |
| 一、思想动员 |
| 二、思想检查 |
| 三、制定节约计划 |
| 第二节 实际检查阶段 |
| 一、工作业务中的浪费现象 |
| 二、人事编制中的浪费现象 |
| 三、财政开支中的浪费现象 |
| 四、部分人员的生活作风问题 |
| 第五章 节约运动的发展与收获 |
| 第一节 建立新的节约制度 |
| 一、人事编制精简化 |
| 二、财政物品管理规范化 |
| 三、业务工作开展制度化 |
| 第二节 开展新作风运动 |
| 第三节 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
| 第四节 节约运动的收效 |
| 一、机关经费的节省 |
| 二、财政工作方案的建立 |
| 三、节约精神的社会普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陕甘宁边区工商税收制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与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边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状况 |
| 一、边区的自然环境 |
| 二、边区的行政区划和人口 |
| 三、抗战前边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四、边区的形成和发展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共早期的税收理念和税收实践 |
| 一、中共早期的税收理念 |
| 二、中共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供给 |
| 三、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税收实践 |
| 小结 |
| 第三章 边区工商税收制度的初创 |
| 一、陕甘宁根据地时期的中共税收 |
| 二、边区工商税收制度初创 |
| 三、边区工商税制初创时期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边区工商税收制度的发展完善 |
| 一、皖南事变前后边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
| 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转向 |
| 三、边区工商税制的发展完善 |
| 小结 |
| 第五章 边区工商税收的种类及演变 |
| 一、货物税 |
| 二、营业税 |
| 三、盐税 |
| 四、牲畜斗佣税 |
| 小结 |
| 第六章 边区工商税收的管理与缉私 |
| 一、税款报解制度 |
| 二、票照花证管理制度 |
| 三、税务缉私制度 |
| 小结 |
| 第七章 边区税务干部的整顿与培训 |
| 一、税务干部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二、边区政府对税务干部的整顿管理 |
| 三、边区政府对税务干部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 (一) 政治部(处) |
| (二) 政训处 |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9）讲与不讲：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讲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讲述”的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关于教学方法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学历史教学法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讲述”的研究 |
| 三、“讲”与“不讲”的界定 |
| 四、论文结构与创新之处 |
| (一)论文结构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讲”与“不讲”的论争 |
| 第一节 “不讲”和“少讲”的声音 |
| 第二节 “讲”和“多讲”的主张 |
| 第三节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难“言”之苦 |
| 第二章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讲”与“不讲”的现实——基于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调查研究 |
| 第一节 调查概况 |
| 一、调查目标 |
| 二、调查方法 |
| 第二节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
| 一、调查对象情况简介 |
| 二、调查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讲”与“不讲”的期望 |
| 一、教师和学生的期望 |
| (一)今天的“讲”是为了明天的“不讲”——初中历史老师如是说 |
| (二)想听、想看、想做、也想讲——初中学生如是说 |
| 二、学校和社会的期望 |
| (一)打造个性品牌,达到考绩目标——学校的期望 |
| (二)革新教学理念,培养创新人才——社会的期望 |
| 第三章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讲”与“不讲”的辨析 |
| 第一节 “讲”和“多讲”的优势与不足 |
| 一、“讲”和“多讲”的优势 |
| (一)生动、形象的讲述 |
| (二)细致的讲述 |
| (三)主次分明的讲述 |
| (四)富于启发性的讲述 |
| 二、“讲”和“多讲”的不足 |
| (一)枯燥、乏味的讲述 |
| (二)无历史依据的讲述 |
| (三)逻辑不清的“满堂灌” |
| (四)“讲”而无“道” |
| 第二节 “不讲”与“少讲”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不讲”与“少讲”的意义 |
| (一)关照“人”的个体差异 |
| (二)触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
| (三)营造平等的教学氛围 |
| 二、“不讲”与“少讲”的局限 |
| (一)认识不当,造成教学混乱 |
| (二)管理不足,造成效率低下 |
| (三)条件不全,造成自主无效 |
| 第四章 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讲”与“不讲”的平衡策略 |
| 第一节 三维目标与五大核心素养对“讲”的要求 |
| 一、三维目标与课堂讲述 |
| (一)“知识与能力”与课堂讲述 |
| (二)“过程与方法”与课堂讲述 |
|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与课堂讲述 |
| 二、五大核心素养与课堂讲述 |
| (一)“唯物史观”与课堂讲述 |
| (二)“时空观念”与课堂讲述 |
| (三)“史料实证”与课堂讲述 |
| (四)“历史解释”与课堂讲述 |
| (五)“家国情怀”与课堂讲述 |
| 第二节 “讲”与“不讲”的内容 |
| 一、宜“讲”和“多讲”的内容 |
| (一)教学目标相关内容要“精讲” |
|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要“深讲” |
| (三)有助学生发展要“新讲” |
| 二、宜“不讲”和“少讲”的内容 |
| (一)直观呈现,化繁难为简易 |
| (二)明确主次,讲主略次 |
| (三)鼓励参与,主动获取 |
| 第三节 “讲”与“不讲”的时机 |
| 一、把握“讲”的时机 |
| (一)以“导入”为时机 |
| (二)以“过渡”为时机 |
| (三)以“结课”为时机 |
| (四)以“生成”为时机 |
| 二、留下“不讲”的空间 |
| (一)留下质疑的空间 |
| (二)留下思考的空间 |
| (三)留下讨论的空间 |
| (四)留下展示的空间 |
| 第四节 “讲”与“不讲”的学段要求 |
| 一、学生心理特征的需求 |
| 二、不同能力基础的需求 |
| 三、教学内容差异的需求 |
| 四、教学评价方式的需求 |
| 结语：讲述法是初中历史教学最基本的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晚清报刊史研究 |
| 1.2.2 晚清媒体与政治研究 |
| 1.2.3 晚清舆论研究 |
| 1.2.4 清末官报研究 |
| 1.3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新式官报的溯源与早期实践 |
| 2.1 “官—民”人际传播体系溯源及其危机 |
| 2.2 邸报传播体系的构建及其不足 |
| 2.3 从补充到赘疣——官方传播体系在晚清的不适应 |
| 2.3.1 对新报的补充 |
| 2.3.2 从补充到“疣赘” |
| 2.3.3 晚清士人官方传播的改进建议 |
| 2.4 清廷的调适——清末中央和地方创立官报的尝试 |
| 2.4.1 《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最早的新式官报 |
| 2.4.2 《时务报》改官报的尝试及其失败 |
| 2.5 本章小结 |
| 3 清末新政改革与《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1 庚子事变后官报思想的复活 |
| 3.1.1 晚清大员办理官报的谏言 |
| 3.1.2 清廷和民间的反应 |
| 3.2 《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2.1 袁世凯创办北洋官报的动机 |
| 3.2.2 创办初期袁世凯广揽人才 |
| 3.2.3 创办初期的资金来源 |
| 3.2.4 印刷业务的兴盛 |
| 3.2.5 内部组织的建立及其评价 |
| 3.3 《北洋官报》初期的栏目设置 |
| 3.3.1 新闻栏目的设置 |
| 3.3.2 图片栏目的设置 |
| 3.3.3 评论的兴起 |
| 3.4 初涉新政:创刊初期的新政报道 |
| 3.4.1 新政开始:破旧 |
| 3.4.2 新政构建:立新 |
| 3.4.3 报道外省新政营造舆论 |
| 3.4.4 翻译日本文章以资参考 |
| 3.5 本章小结 |
| 4 袁世凯督直时期《北洋官报》的发展 |
| 4.1 《北洋官报》报人群体的变动 |
| 4.2 新政的报道文体与报道偏向 |
| 4.2.1 报道文体——文体形式的多样性 |
| 4.2.2 报道偏向——作为“精神奖励”的官报 |
| 4.2.3 辟谣——官报对于新政的维护 |
| 4.3 《北洋官报》附刊的演变与白话文转向 |
| 4.3.1 附报的出现:学报的兴起和演变 |
| 4.3.2 语体的变革:从文言到官话 |
| 4.3.3 官话和白话的并行 |
| 4.3.4 图片配图与白话文解说 |
| 4.4 增加论说: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4.1 书册式到单张式再到书册式 |
| 4.4.2 袁世凯的不满和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5 突出公牍: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二次改革 |
| 4.6 推动清廷立宪和地方自治 |
| 4.6.1 反驳中国不能立宪之说 |
| 4.6.2 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进度 |
| 4.6.3 天津试办自治的宣传者和参与者 |
| 4.7 本章小结 |
| 5 遭遇危机:直督的变动和《北洋官报》的衰落 |
| 5.1 直督的变化和《北洋官报》人事的变迁 |
| 5.2 “官纸归并官报”引发的风波 |
| 5.3 “取缔北洋官报局”一案引发的纷争 |
| 5.3.1 顺直谘议局对《北洋官报》的责问 |
| 5.3.2 清廷政治改革成《北洋官报》的救命稻草 |
| 5.3.3 两次风波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分析 |
| 5.4 作为“文书”的《北洋官报》的改革 |
| 5.4.1 官报内容的变革 |
| 5.4.2 官方发行方式的转变 |
| 5.5 宪政背景下《北洋官报》的报道特点 |
| 5.5.1 对于天津议事会所议事件的报道 |
| 5.5.2 《北洋官报》对于谘议局议案的相关报道 |
| 5.5.3 介入防疫救灾等公共事务 |
| 5.6 本章小结 |
| 6 由官报到公报:《北洋官报》的转变 |
| 6.1 动荡局势下《北洋官报》的舆论处置 |
| 6.2 从晚清到民国的顺利转变与舆论特点 |
| 6.2.1 由官报到公报的顺利过渡 |
| 6.2.2 《北洋公报》的内容安排和评论分析 |
| 6.3 《直隶公报》:独立性的完全丧失 |
| 6.3.1 印刷和编辑业务的分开 |
| 6.3.2 北洋印刷局的继续经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官”“报”关系的独特形态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表格索引 |
| 附录二 :图片索引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节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2]华北人民政府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研究[D]. 张琳.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J]. 王才友. 历史研究, 2021(01)
- [4]俞秀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D]. 陈秀梅. 湘潭大学, 2020(02)
- [5]塑“苦”：接管时期天津市节约运动（1948-1950）[D]. 高雨桐. 南开大学, 2020(04)
- [6]陕甘宁边区工商税收制度研究（1937-1945）[D]. 汪红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7]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8]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9]讲与不讲：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讲述研究[D]. 周贤莉.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D]. 丁捷.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