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相关性——《中国企业技术成长机制及竞争力研究》评介（论文文献综述）
张芳[1]（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孙梦菲[2]（2020）在《股比限制政策对上汽集团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4年,为保护当时尚属稚嫩的中国汽车工业和自主汽车品牌,国务院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设置了汽车行业外资股比不能超50%的限制,从此股比限制政策在中国实行了 24年。2018年4月7日,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将分阶段取消中国汽车行业的股比限制。近年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迅速,汽车产销量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和汽车生产国。股比政策直接影响外资进入中国企业行业的广度和深度,研究股比限制对汽车行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对汽车行业如何应对股比开放带来的机遇和威胁具有指导意义。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汽集团”）是国内汽车行业中的领头企业,其下属主要整车合资企业有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比限制前提下,应用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价方法,结合关键事件法,对上汽集团整体经营绩效和其下属的中外合资企业经营绩效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评价上汽集团下属中外合资企业对整体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以股权控制的角度分析股比限制对上汽集团经营绩效的影响,站在上汽集团是中国汽车行业龙头的视角下,延伸至外资股比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影响,并在股比逐步开放的政策环境中,基于汽车行业面临的机遇与威胁,为中国汽车行业的良性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研究发现,股比限制对上汽集团获取高额利润和保护自主品牌的发展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对自主研发能力的影响是消极的。本研究面向政府、汽车协会及企业提出建议,在相关研究匮乏的现状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行业如何应对股比开放具有积极的影响。
李丹[3]（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一项常用路径。2002年,中国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DI）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历经了再一次飞跃。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路径及所展现出的新特点,对逆向技术溢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分别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的机理、影响因素及其性质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结合逆向技术溢出发生的过程,总结出了逆向技术具有的一些特征,并指出技术的经济外部性是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从理论机制层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联系,主要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异质性分析与投资模式异质性分析。在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特征实际的基础上,分析了每个发展阶段逆向技术溢出的情况。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两方面入手,分别基于宏观加总数据和微观企业个体数据构建相应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投资主体异质性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分析。借鉴国际上的经典技术溢出的思想及其相关理论,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构建了本文宏观层面的研究模型,进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外国技术资本溢出之间的关系,检验了2003～2017年以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总体回归结果表明:2003～2017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溢出的研发资本显着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中国总产值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显着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现阶段中国进口贸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技术水平提升意义上的。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作用主要来自技术水平变化意义上的逆向溢出效应。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理区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地区差异,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实证结论有同有异。进一步地,本文在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在不同的行业大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并不相同,对于一些非技术密集行业,并没有显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对于研发密集型的行业,则更容易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区分了投资主体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进行分析。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创新水平上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其次,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实证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已经显现,且在地域、行业、企业所有制方面显示了异质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中国企业应多选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共同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第三,中国政府应注重人才培养,加大对国内教育的资源与经费投入,以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第四,因地制宜实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等。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林明灯[4]（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余淑秀[5]（2020）在《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属性问题研究 ——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文中提出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支柱产业的制造业,其发展健康与否将会牵动上下游相关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能过剩是当前我国制造业最显着的风险之一,不仅仅是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已出现或潜藏着产能过剩风险,而且制造业中各个行业产能过剩的发生率和程度均不同。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已经提出多年,然而十多年间,产能过剩表现出波动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特征,使得政策措施的效果参差不齐,行业长期无法摆脱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困境,全球经济下行和欧美“制造业回归”导致外部需求增长受限,过剩产能向海外转移的预期难度也加大。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每种形式又具有不同的特性或特点,因而具有多种有差异的内在规定性,产能过剩属性即是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现象固有的性质特征或内在规定性。从自身特征来讲,产能是同时包含数量、质量、结构三重维度的复杂总体,因此,本文从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大属性维度对产能过剩进行刻画。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中关于产能过剩解释的基础上,将产能过剩根据属性划分为数量性、质量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从三个角度研究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接着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制造业数量性、质量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现状及成因,并以中国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即基于三大属性角度研究供给侧改革治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路径。研究表明:（1）不同属性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不同,分别是:数量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一窝蜂开办工厂和软预算约束导致的市场供求调节机制失灵,质量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研究与开发部门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创新效率低下和可持续性薄弱,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产业结构转换制约导致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结构不合理;（2）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确实存在行业特征差异,即:具有某些特征如外资比重大的行业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具有另一些特征如创新投入高的行业不易出现产能过剩,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产能过剩程度也可能会因为其他特征因素的加入而增强或减弱;（3）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验证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三大属性现状为:中国汽车工业企业整体数量不合理,全国汽车市场普遍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地区市场企业数过多反映出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是数量性产能过剩的表现;中国汽车工业创新投入具有的特征是,对降低产能过剩发生率更有效的创新投入类型占比小,创新投入分配不合理,是质量性产能过剩的表现;中国汽车产业结构目前不尽合理,存在用于消费的产能扩张同市场消费需求不足之间、汽车产业自身价值增加能力不足同消费需求多样化之间、产业结构集群式发展的要求同产业集中度低的需求结构之间以及汽车产业易受影响同波动的国内外市场需求之间四大矛盾,即产出结构同需求结构不匹配,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的表现;（4）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治理,从国家宏观层面,需要“三管齐下”:数量性、质量性与结构性同时治理,针对产能过剩的每一个属性提出供给侧改革对策。综上所述,本论文目的在于为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机制研究从属性即内在规定性角度提供一个逻辑分析框架,并针对三大属性提出治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供给侧改革三大路径,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为深入剖析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内在规定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过剩理论与实践是经济学一直关注的研究重点,对于过剩学者们使用了“表现”、“形式”、“性质”、“类型”等一系列词汇来描述,试图对过剩的特征进行分析。但“表现、形式、类型”只能刻画过剩的表面感官,未能涉及其内在规定性,“性质”一词能够揭示其内在规定性,但略显单薄。揭示事物“内在规定性”,需要能够对事物进行划分,并且归纳和抽象出事物的特质,“属性”这一概念在揭示内在规定性方面,较比“性质”一词,内涵更加丰富,范畴更广。本文尝试对产能过剩的内在规定性使用“属性”一词予以描述,从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个维度对产能过剩进行刻画。（2）基于属性划分提出了一个探究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的新理论框架。对于产能过剩的研究,前期文献多采用“定义-现状-成因-对策”的结构,而本文基于属性划分将产能过剩划分为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个维度,采用“产能过剩形成机制的一般分析-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成因分析与实证检验-对策提出”的思路,将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嵌入到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过剩三大维度的框架之下,既保持了前后分析的一致性,也使得分析在结构上更为紧凑和条理清晰。（3）结合中国国情对产能过剩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加以验证。以往研究较少考虑产能过剩的行业差异,本文提出,不同的行业,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其产能过剩属性也不同,从而在分析其产能过剩的现状、成因、测度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在治理产能过剩时,更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不同行业应区别对待,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观点,明确提出易发生产能过剩的行业具有的特征,并依据这一判断标准选择汽车工业作为实证对象,既针对具体产业又最终回归普遍适用性,一方面使研究具有更强的现实适用意义,另一方面拓展了产能过剩研究的行业领域。
吴钊阳[6]（2020）在《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知识形态和技术创新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企业的创新能力面临巨大挑战。为了降低交易风险和节省经营成本,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结成相对稳定的网络关系来应对环境变化和竞争,以跨组织边界多智能体协作为特征的协同创新模式开始逐步取代传统创新模式。企业通过充分利用协同创新网络环境中的外部知识,增强研发过程的可控度、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创新绩效。然而,尽管协同创新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获得创新成果,但现实情境中协同创新最后却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管理理论和传统资源基础理论等无法有效解释企业如何在有限资源下持续成长,用资源禀赋来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非常片面,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及其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管理智慧。企业是不断成长的,意味着企业资源也在不断变化,而随着创新环境的快速变化,企业的战略目标也会随之调整,因此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静态资源的认识,要结合自身成长过程适时调整相应措施来优化协同创新中的内外部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这已然成为当前管理者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首先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探究中挖掘出研究问题,概述其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形成本文的技术路线。通过对协同创新、资源基础和企业成长等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理论分析,结合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两个典型案例的探索性研究,提出协同创新网络在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中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以及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假设,具体围绕:（1）协同创新过程中资源配置发挥着怎样的作用?（2）企业成长过程中,协同创新的影响趋势如何变化?（3）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中是否呈现差异化且是否有规律可循?这三个问题来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针对研究设计和理论模型,本文规范确定研究变量、编制量表,并进行企业访谈和调研问卷发放,最终通过预调研和正式调研共计形成499份问卷。采用SPSS等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信度分析等。在数据经过可靠性检验后,运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直接效应、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以及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协同创新网络的本质是汲取资源的有效渠道。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企业”协同创新、“企业-政府”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等三种不同类型的协同创新网络本质上是通过其蕴含的不同资源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资源配置是协同创新网络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法进行数据建模发现,协同创新网络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中,资源配置起到了显着的中介作用。其中,资源配置在“企业-企业”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资源配置在“企业-政府”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资源配置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3）企业生命周期在协同创新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通过信度与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生命周期在三种不同的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同时,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由于自身资源的不同,协同创新网络的三种类型分别在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且存在一定的规律性;（4）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良性循环关系。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自身的资源会不断积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为了开展持续性创新活动,对协同创新伙伴的选择会不断变化,导致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随之演化。另一方面,协同创新网络通过资源配置又能显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从而加速企业成长,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存在着良性循环关系。本文系统分析、实证研究了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阐明了协同创新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对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解析了协同创新网络的资源本质,引入资源配置为中介变量探究了协同创新不同类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灵活配置和协调利用创新网络中各个主体间的关系、资源、技能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性;（2）探究了企业生命周期对协同创新网络作用机制的调节效应,丰富了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的研究思路,完善和补充了协同创新的管理研究体系;（3）探究了协同创新网络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作用程度的差异,深化了企业生命周期对协同创新网络的影响机理。同时,企业从初创到逐渐成长,自身的资源在不断变化,因此企业战略目标也会随之变化,这一观点拓宽了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企业创新的研究必须要结合企业的成长,因为企业的发展是动态的而非静态不变的;（4）探究了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结论延伸了已有协同创新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纵深度,证明了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良性循环的关系,为企业科学地管理协同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的管理思维和实践指导。
曹鸿宇[7]（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丁心斐[8]（2020）在《“混改”国企经理人职业化与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研究 ——基于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中介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企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从放权让利、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改制做大规模上市、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从管理国有企业向管理国有资本的改革。但是目前国有经济“改革”不到位,其中一方面就是没有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国有企业的微观治理机制已经不适应。国企领导体制改革还存在很多问题。这都有待于构建既具有国际化能力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加快探索职业经营者,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健全和完善监事会制度。适合现代企业制度,这就需要探索现代适合的领导体制,探索企业管理者的市场化和职业化。国企需要政治素质好、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综合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近年来,国企职业经理人之路已有了较大的完善,但距离完全职业化的高效率还有一定的差距,完善职业化之路,建立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职业经理团队势在必行。国企的发展潜力是指国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下不同的性质,企业的发展潜力是多方面的,包括企业的获利能力、创新能力、资源规模、外部环境、管理战略等各个方面,可以通过发展潜力全方位、更具体的了解到企业的发展状况。现在的社会的发展速度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而相较于之前,现在的市场竞争也是呈现出了白热化的阶段,一个企业如果想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那么就要拥有足够强劲的企业实力以及竞争力。而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讲,其发展的源泉以及动力就是该企业内部的组织核心竞争力,企业的一切经济价值、经济增长和经济战略实力,均来自核心竞争力。站在企业的层面上来看,企业自身价值的基础就是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联合会将企业核心竞争力分为7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人力资本。关于人力资本,本文重点关注职业经理人。目前,学者们研究的大都是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关于职业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的相关文献较少,在本论文中给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当经理人自身具备较强的职业化程度的时候那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企业竞争力提升的结果就是推动企业价值的增强,换句话来讲就是企业的发展潜力获得提升。因此,本文主要对国企经理人职业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就“混改”国企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化与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并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介变量,旨在找出影响企业发展潜力的经理人职业化的因素,通过研究经理人职业化如何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潜力,以此提出如何完善经理人职业化制度的建议,这对于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展潜力,提高效率具有特殊的意义。本论文在写作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制度建设为着手点,站在经理人职业化的特点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其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目的在于探索以组织核心竞争力为中介作用下,站在职业化的层面上来进一步分析采用何种措施能够将企业发展潜力提升。这一研究丰富了职业化和企业发展潜力的研究理论,同时研究理论对于指导国有企业通过强化经理人职业化提升企业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混改”国企的背景下,运用文献法和调查问卷方法收集到经理人职业化的一些条目,得出经理人职业化的六因素模型,运用六大因素为自变量,接着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判断经理人职业化与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关系,以及职业化与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研究发现:（1）对于企业来讲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同职业化的六大因素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且这些关联性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2）企业发展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同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且这些关联性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3）职业化的六大因素都会对企业发展潜力有显着的正向影响。（4）当经理人自身具备较强的职业化程度的时候那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企业竞争力提升的结果就是推动企业潜力的增强。因此根据研究结果,对国企经理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提出几点建议有利于职业化的发展,并因此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此来提高企业发展潜力。
张雁鸣[9]（2019）在《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规制合法性的获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一直吸引着双方主体和相关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各类规章制度实现对经济运行强干预的同时,也开始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企业成长面临的“强政府、强市场”的宏观情境格局。在这种独特情境下,企业发展既要契合市场逻辑也要满足政府规制要求,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特征。如企业对“不合理”规制的“闯关”,企业创新业务在“监管空白”下的发展,政府规制主动调整导致企业多元发展导向间的冲突等。正视这些客观且普遍存在的企业“能动性”应对与政府规制失灵现象,既是探寻中国企业成长路径并揭示“中国式发展”之谜的需要,也为政府改善规制效果并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参考。然而,已有研究中的政府规制强制性假设及其延伸出来的企业服从导向的论断,阻碍了对上述独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规制合法性为切入点探讨经济转型阶段中国企业成长与政府干预关系问题。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获取规制合法性?如何解释企业的特定合法化行为?”具体研究过程中,本研究重新梳理了企业实践与已有文献等资料,识别了经济转型阶段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成长与政府规制关系类型,设计并开展了三个子研究:子研究一,关注企业在成熟场域中的合法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转型背景下,政府规制体系调整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断层”问题导致成熟场域中已确立的政府规制体系可能变成阻挡外部企业进入发展的制度壁垒。具备“市场合理性”的企业在政府机构以滞后的规制体系为评价标准的认知中处于“合法性赤字”状态。这种情境对企业的合法性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研究通过对魏桥进入电力行业、吉利进入汽车产业两个典型事件进行案例研究,从企业实践资料中提炼合法化策略,并从合法化阶段演化中分析策略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成熟场域中,企业采取包含占位、挤、迂回、抓牢等步序“挤上车”式合法化策略不断扩展发展空间,直至获得规制合法性。形成这种策略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来源主体之间的分层关系及其认知演变机制。“挤上车”实施过程中,企业在进入、发展、合规阶段分别获得来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合法性,来自地方政府的默示合法性和来自中央政府的规制合法性。三类来源主体在制度层次和市场范围两个维度上具有明显差异,从而构成围绕企业活动的嵌套式分层结构,这种分层关系解释了企业为何采取“挤上车”策略。基于这种分层结构,上述三类来源主体在企业活动规模与评价标准的匹配、主体间的差序式认知依赖、宏观情境影响下的认知倾向性等机制下,对企业活动的合法性认知随策略实施而发生演变。子研究二,关注企业在新兴场域中发展创新活动时的合法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新兴国家强调通过创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后发追赶”甚至“弯道超车”,政府对创新的极力支持引致企业创新类活动获得比其他活动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使企业处于“合法性盈余”状态。这种情境下,企业与政府的认知行为异质性对企业合法化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研究选择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神州集团推出神州专车,微贷网推出车贷P2P三个典型事件为样本,通过分析案例企业新业务的发展过程,识别企业的合法化策略并提炼基于中国情境的合法化机制。研究发现,新兴场域中,政府和企业围绕如何发展或限制创新活动,以及如何制定和执行规制,形成双重性博弈和互纳式博弈两阶段的互动关系,期间企业采取“赶下车”式合法化策略获得规制合法性。对三家样本企业的创新活动在相应新兴场域中合法化过程的案例研究显示,企业与主管政府机构共同参与了新兴场域正式规制的形成,其过程可以总结为包含包含搜寻、自检、立规、驱赶等步序的“赶下车”式合法化策略。随着步序展开,企业与政府先后进行了包含隐性和显性两个层面的双重性博弈,以及包含规制化和合法化两个流程的互纳式博弈,以确保产生的场域规制既给企业创新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又能限制企业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影响。在两个主体的阶段博弈过程中,“合法性盈余”在提高政府包容性,延缓政府限制,推动企业行为规制化,加速政府赋予企业合法性等角度,参与了企业创新发展与政府干预的互动过程。子研究三,关注场域中在位企业如何回应政府主动变革规制的问题。转型阶段政府主动变革意识与市场经济拉动导致政府规制频繁变革。同时,由于制度体系不完善、“压力型体制”、发展不平衡等原因,转型阶段的中国普遍存在政府政策“执行梗阻”问题。频繁变革与“执行梗阻”削弱了政府规制的权威性与强制性,这种情境下,在位企业如何应对政府规制变革问题?研究选择大机车与“提速重载”,一汽与“自主创新”,魏桥与“限产压锭”三个企业发展与规制变革的典型事件为样本,探讨企业在规制合法性与绩效双元目标驱动下的应对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采取差序式服从策略应对政府规制变革,而这种策略对规制合法性与绩效最大化双元目标的获取,受到制度压力、市场倾向、能力结构三维度情境的影响。具体来说,政府主动变革场域规制使在位企业面临重获合法性与维持已有模式的路径冲突,在双元目标驱动下,不同企业从包含服从型、象征型、拖延型的差序式服从策略中选择适合的应对方式。研究基于企业、政府、规制内容等情境因素提炼出制度压力、市场倾向、能力结构三个情境维度,三者各自的程度变化影响某种服从程度的策略对双元目标的获取。其中,当三种维度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整合在企业最终决策中时,后两种维度的影响效果对制度压力的影响效果存在增强、削弱或替代效应。本研究对合法性理论,政府规制研究,中国情境化研究等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对规制情境下的企业成长及政府制定或调整规制体系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穆朗峰[10]（2019）在《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逐渐推进,中国制造业已由生产低端制造品过渡到生产中高端产品,现阶段,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正向高端制造业不断迈进。作为中国制造业核心构成元素的制造业企业能否生产出受市场认可的高端产品并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市场,将决定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败。当前,中国制造业厂商在尝试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时面临着一系列进入壁垒,不同类别进入壁垒有其各自独特的产生原因,只有分析中国制造业厂商面临不同类别进入壁垒的深层原因并找到突破壁垒的有效途径,中国制造才会真正实现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如今,中国制造业已逐渐摆脱过去代工、模仿的发展模式,正逐渐形成技术引进加自主创新发展模式,产业内也已诞生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历史上,制造业领域内实现技术追赶及超越的最成功的国家莫属日韩。研究日韩历史经验,总结我国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企业的经验,找到可以向全行业推广的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领域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进入壁垒问题的研究始于美国,中国国内对于进入壁垒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较少。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进入壁垒问题的理论发展脉络,通过理论梳理尽可能的涵盖不同种类进入壁垒的成因及可能突破路径,为找到突破中国企业在全球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进入壁垒的路径做好理论积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认清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有助于分析中国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面临进入壁垒的真正成因。在全球主要制造业强国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以及中国本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渐失之时,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已经展现出必然性。本文通过分析汽车制造业以及ICT产业这两项全球制造业领域内产值最高的产业内中国主要企业的发展现状,归纳出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即:大而强却不是全球最强,部分领域仍存短板。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之时面临各种进入壁垒,本文研究核心在于找到中国企业面临进入壁垒的深层原因并给出路径建议,因此分析不同类型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不同种类进入壁垒的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进入壁垒的种类,依次从绝对成本优势进入壁垒、产品差异进入壁垒、政策性进入壁垒三个层面对中国企业面临相关进入壁垒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当前,大量有志进军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中国企业在努力突破不同类别进入壁垒时面临一系列困难,本文分析并总结了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突破相关进入壁垒之时所面临的困难,分别从中国企业面临的技术劣势、市场在位者垄断企业所具有的占先优势、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中国产业政策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倾斜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厂商在努力突破进入壁垒之时所面临的困难。历史上大量东亚地区技术追赶型国家的厂商曾在美国高端产品市场上成功突破进入壁垒,在美国高端产品市场站稳脚跟。近年来,我国国内也诞生了以华为为代表的成功突破全球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先驱。分析这些厂商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仍在努力突破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分别从日韩政府彼时的产业政策、日韩企业彼时突破美国市场进入壁垒的独特路径以及中国华为公司成功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的经验三个层面,梳理可以在中国制造业全行业内进行推广的企业突破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路径经验。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会在根本性层面上决定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边界。在大量颠覆式创新和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不断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时代,如果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领域发展所面临的短板问题,在党和政府创造的良好创新发展环境内,中国制造业将有机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在众多领域内对传统制造业强国实现弯道超车。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自身行为决定了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企业只有选取适应时代需求的发展模式,才更有机会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成功进入高端产品生产领域并在全球主流高端产品市场站稳脚跟。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和厂商行为两方面针对性地提出突破进入壁垒的路径建议,从以科教兴国战略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发挥我国大国优势为企业扫清政策性阻碍、以“服务型”政府为企业创建良好创新发展环境、以及企业加强自身竞争力这四个维度针对中国企业在突破进入壁垒时面临的困难,提出提高国家综合科研强度、扩大自由贸易范围、完善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政策建议以及企业提高产品设计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营销能力等企业突破进入壁垒的路径建议。
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相关性——《中国企业技术成长机制及竞争力研究》评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相关性——《中国企业技术成长机制及竞争力研究》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股比限制政策对上汽集团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汽车行业的中外合资 |
| 2.1.1 中外合资的动因 |
| 2.1.2 中外合资的历程 |
| 2.1.3 中外合资的影响 |
| 2.2 中国汽车行业股比政策解读 |
| 2.2.1 股比政策的改革历程 |
| 2.2.2 股比开放政策 |
| 2.3 跨国合资与经营绩效 |
| 2.3.1 跨国合资企业的控制权问题 |
| 2.3.2 外资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的关系 |
| 2.4 绩效评价方法 |
| 2.4.1 杜邦分析法 |
| 2.4.2 经济增加值 |
| 2.4.3 平衡计分卡 |
| 3 上汽集团经营绩效现状 |
| 3.1 上汽集团简介 |
| 3.2 上汽集团合资现状 |
| 3.3 上汽集团的经营绩效 |
| 3.3.1 财务维度 |
| 3.3.2 顾客维度 |
| 3.3.3 内部流程维度 |
| 3.3.4 学习与成长维度 |
| 3.4 经营绩效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
| 4 股比限制对上汽集团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
| 4.1 股比限制在财务维度的影响分析 |
| 4.1.1 财务直接贡献 |
| 4.1.2 财务指标 |
| 4.2 股比限制在顾客维度的影响分析 |
| 4.2.1 销量 |
| 4.2.2 销售满意度 |
| 4.3 股比限制在内部流程维度的影响分析 |
| 4.3.1 产品质量 |
| 4.3.2 产能利用率 |
| 4.4 股比限制在学习与成长维度的影响分析 |
| 4.4.1 研发能力 |
| 4.4.2 员工培养 |
| 4.4.3 企业文化 |
| 4.5 股比限制对市场表现的影响分析 |
| 5 股比限制影响的分析结果 |
| 5.1 保证高额利润 |
| 5.2 保护自主品牌 |
| 5.3 限制研发能力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股比开放趋势下的建议 |
| 6.2.1 政府方面的建议 |
| 6.2.2 汽车协会方面的建议 |
| 6.2.3 企业方面的建议 |
| 6.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溢出与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 2.2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干中学”与技术的溢出 |
| 2.2.2 知识的外部性 |
| 2.2.3 人力资本溢出 |
| 2.3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1 微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2 中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3 宏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的相关文献 |
| 2.4.1 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文献综述 |
| 2.4.2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的文献综述 |
| 2.4.3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4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模型及变量选取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评述 |
| 2.6 本章小结 |
| 3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
| 3.1 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过程 |
| 3.1.1 技术在海外的溢出过程 |
| 3.1.2 技术的逆向转移过程 |
| 3.1.3 技术在投资母国国家层面的溢出过程 |
| 3.2 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
| 3.2.1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企业层面 |
| 3.2.2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产业层面 |
| 3.2.3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国家层面 |
| 3.3 逆向技术溢出的特征分析 |
| 3.3.1 逆向技术溢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相关性 |
| 3.3.2 逆向技术溢出的不确定性 |
| 3.3.3 逆向技术溢出的外部性 |
| 3.4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分析——母国视角与东道国视角 |
| 3.4.1 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方面的因素 |
| 3.4.2 对外投资东道国的择取条件 |
| 3.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及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1 不同投资主体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5.2 不同投资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 |
| 4.1.2 调整发展阶段 |
| 4.1.3 高速发展阶段 |
| 4.1.4 稳健发展阶段 |
| 4.2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征 |
| 4.2.1 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海外投资案例大幅增加 |
| 4.2.2 “一带一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
| 4.2.3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占比不断提升 |
| 4.2.4 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宏观数据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1.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模型构建 |
| 5.1.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构建 |
| 5.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2.1 样本的选取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5.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情况 |
| 5.3.1 2002～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环比变化情况 |
| 5.3.2 2002～2017年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5.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总体分析 |
| 5.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
| 5.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企业数据 |
| 6.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2.1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 6.3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析 |
| 6.4.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5）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属性问题研究 ——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关于产能过剩的理论解释 |
| 2.1.1 西方经济理论对供求均衡的观点 |
| 2.1.2 马克思关于生产相对过剩的论述 |
| 2.1.3 产业组织理论对产能过剩的研究 |
| 2.2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产能过剩的相关研究 |
| 2.2.1 关于产能过剩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
| 2.2.2 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 |
| 2.2.3 关于产能过剩测度的研究 |
| 2.2.4 关于产能过剩治理的研究 |
| 2.3 理论与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产能过剩的属性划分和形成机制 |
| 3.1 产能过剩属性的定义及划分 |
| 3.1.1 “属性”溯源及产能过剩属性的定义 |
| 3.1.2 产能过剩属性的划分 |
| 3.1.3 剖析产能过剩属性的必要性 |
| 3.2 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
| 3.2.1 供求数量失衡与数量性产能过剩 |
| 3.2.2 供求质量失衡与质量性产能过剩 |
| 3.2.3 供求结构失衡与结构性产能过剩 |
| 3.3 产能过剩属性问题研究的三大命题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产能过剩现状及行业特征 |
| 4.1 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与产能过剩现状 |
| 4.1.1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成就 |
| 4.1.2 中国制造业近10年来发展概况 |
| 4.1.3 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 |
| 4.1.4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现状 |
| 4.2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行业特征 |
| 4.2.1 文献回顾 |
| 4.2.2 研究设计 |
| 4.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2.4 小结及政策含义 |
| 4.3 中国汽车工业生产能力与生产过剩现状 |
| 4.3.1 中国汽车工业生产能力现状 |
| 4.3.2 中国汽车工业生产过剩现状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数量属性——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 |
| 5.1 高速工业化进程和“世界工厂”形成背景 |
| 5.1.1 中国高速工业化进程 |
| 5.1.2 “世界工厂”的形成 |
| 5.2 预算软约束和重复建设 |
| 5.2.1 预算软约束 |
| 5.2.2 重复建设 |
| 5.3 中国制造业数量性产能过剩的实证检验——以汽车工业为例 |
| 5.3.1 文献回顾 |
| 5.3.2 研究设计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4 小结及政策含义 |
| 第六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质量属性——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 |
| 6.1 对“中国创造”的迫切需求与制造业创新效率低下的矛盾 |
| 6.1.1 对“中国创造”的迫切需求 |
| 6.1.2 制造业创新效率低下的困局 |
| 6.2 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迫切需求与制造业可持续性薄弱的矛盾 |
| 6.2.1 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迫切需求 |
| 6.2.2 制造业可持续性薄弱 |
| 6.3 中国制造业质量性产能过剩的实证检验——以汽车工业为例 |
| 6.3.1 文献回顾 |
| 6.3.2 研究设计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小结及政策含义 |
| 第七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结构属性——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 |
| 7.1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现状 |
| 7.1.1 产品结构不合理 |
| 7.1.2 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 |
| 7.1.3 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
| 7.1.4 产业关联结构不合理 |
| 7.2 中国制造业产业滞后升级的原因 |
| 7.2.1 过度投资扭曲了产业结构,并导致投资效率下降 |
| 7.2.2 短暂的人口红利优势温床及其消失 |
| 7.2.3 核心技术的制约以及FDI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的替代 |
| 7.2.4 高沉没成本与高退出壁垒 |
| 7.3 中国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实证检验——以汽车工业为例 |
| 7.3.1 文献回顾 |
| 7.3.2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
| 7.3.3 小结及政策含义 |
| 第八章 供给侧改革治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路径 |
| 8.1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的总体思路——基于三大属性的视角 |
| 8.2 中国制造业数量性产能过剩治理 |
| 8.2.1 “软”“硬”预算约束、兼并重组与“去产能”的关系 |
| 8.2.2 “软”“硬”预算约束与“去‘数量性产能过剩’” |
| 8.2.3 兼并重组的组织创新与“去‘数量性产能过剩’” |
| 8.3 中国制造业质量性产能过剩治理 |
| 8.3.1 创新驱动、“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与“去产能”的关系 |
| 8.3.2 创新驱动与“去‘质量性产能过剩’” |
| 8.3.3 “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与“去‘质量性产能过剩’” |
| 8.4 中国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治理 |
| 8.4.1 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与“去产能”的关系 |
| 8.4.2 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去‘结构性产能过剩’” |
| 8.4.3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去‘结构性产能过剩’”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本文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章节安排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协同创新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1.2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
| 2.1.3 协同创新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分析 |
| 2.2 企业成长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企业成长理论 |
| 2.2.2 企业成长的内涵及阶段划分 |
| 2.2.3 企业成长的驱动因素 |
| 2.2.4 企业的网络化成长 |
| 2.3 资源配置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资源基础理论 |
| 2.3.2 企业资源的内涵 |
| 2.3.3 资源配置的内涵和模式 |
| 2.3.4 资源配置的效率 |
| 2.4 资源配置视角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
| 2.5 现有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探索性案例 |
| 3.1 案例研究简介 |
| 3.2 案例研究方法 |
| 3.2.1 案例背景 |
| 3.2.2 案例选择 |
| 3.2.3 数据收集及分析 |
| 3.3 “京东方”案例分析 |
| 3.3.1 “京东方”公司概况 |
| 3.3.2 “京东方”的成长及协同创新网络构建 |
| 3.3.3 “京东方”案例小结 |
| 3.4 “东汽”案例分析 |
| 3.4.1 “东汽”公司概况 |
| 3.4.2 “东汽”的成长及协同创新网络构建 |
| 3.4.3 “东汽”案例小结 |
| 3.5 案例间分析 |
| 3.6 初始研究命题的提出 |
| 3.6.1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6.2 协同创新网络与资源配置 |
| 3.6.3 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6.4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4.1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1.1 “企业-企业”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1.2 “企业-政府”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1.3 “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2 资源配置的中介作用 |
| 4.2.1 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绩效 |
| 4.2.2 “企业-企业”协同创新网络与资源配置 |
| 4.2.3 “企业-政府”协同创新网络与资源配置 |
| 4.2.4 “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与资源配置 |
| 4.3 企业成长的调节作用 |
| 4.4 理论模型的提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5.1 实证研究总体思路 |
| 5.2 问卷设计 |
| 5.2.1 问卷设计原则 |
| 5.2.2 问卷设计过程 |
| 5.2.3 问卷防偏措施 |
| 5.3 研究变量度量 |
| 5.3.1 自变量:协同创新网络 |
| 5.3.2 中介变量:资源配置 |
| 5.3.3 调节变量:企业生命周期 |
| 5.3.4 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 |
| 5.3.5 控制变量 |
| 5.4 问卷的预调研 |
| 5.4.1 预调研分析方法 |
| 5.4.2 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 |
| 5.5 问卷定稿 |
| 5.6 样本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
| 5.6.1 样本数据收集 |
| 5.6.2 样本特征 |
| 5.7 分析方法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变量的效度检验 |
| 6.1.1 协同创新网络 |
| 6.1.2 资源配置 |
| 6.1.3 企业创新绩效 |
| 6.2 变量的信度检验 |
| 6.3 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4 协同创新网络影响企业创新创新绩效机理的验证 |
| 6.5 结果与讨论 |
| 6.5.1 实证研究结果汇总 |
| 6.5.2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讨论 |
| 6.5.3 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讨论 |
| 6.5.4 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讨论 |
| 6.5.5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 7.2.1 理论贡献 |
| 7.2.2 实践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7）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混改”国企经理人职业化与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研究 ——基于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综述 |
| 二、国外职业化相关研究 |
| 三、国内职业化的内涵及其相关研究 |
| 四、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及其相关研究 |
| 五、企业发展潜力的内涵及其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混改”国企经理人职业化发展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 |
| 一、职业化发展现状分析 |
| 二、影响经理人职业化成长的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混改”国企经理人职业化与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分析 |
| 一、“混改”国企的发展现状分析 |
| 二、影响国企发展潜力的因素分析 |
| 三、经理人职业化与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 |
| 第五章 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中介作用 |
| 一、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
| 二、组织核心竞争力对经理人职业化与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
| 第六章 假设提出与研究设计 |
| 一、提出假设与构建研究模型 |
| 二、调查问卷设计 |
| 第七章 实证分析 |
| 一、样本统计 |
| 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三、信度和效度分析 |
| 四、回归分析和验证假设 |
| 研究结果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结果 |
| 二、对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9）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规制合法性的获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组织合法性理论 |
| 2.1.1 合法性概述 |
| 2.1.2 合法性分类与规制合法性 |
| 2.1.3 合法化策略 |
| 2.1.4 合法性与组织场域 |
| 2.1.5 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的关系 |
| 2.2 政府规制理论 |
| 2.2.1 政府规制的内涵及理论溯源 |
| 2.2.2 政府规制产生与变革研究 |
| 2.2.3 企业对政府规制的回应研究 |
| 2.3 情境理论 |
| 2.3.1 情境的内涵 |
| 2.3.2 情境化研究 |
| 2.3.3 中国情境独特性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研究方案 |
| 3.1 研究框架搭建 |
| 3.2 研究方法选择与研究对象界定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研究对象 |
| 3.3 本章小结 |
| 4 企业进入成熟场域的合法化策略与形成机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3 案例描述 |
| 4.3.1 中国汽车产业规制演进与吉利汽车业务发展历程 |
| 4.3.2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与魏桥火电业务发展 |
| 4.4 企业合法化策略及合法性状态演化过程分析 |
| 4.4.1 企业应对规制限制的合法化策略识别 |
| 4.4.2 “挤上车”策略下企业合法性状态的演化过程分析 |
| 4.5 “挤上车”策略的形成机制讨论 |
| 4.5.1 企业活动与合法性来源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 |
| 4.5.2 不同来源主体的合法性认知演变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企业进入新兴场域的合法化策略与形成机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3 案例描述 |
| 5.3.1 支付宝发展历程与第三方支付场域的形成 |
| 5.3.2 神州专车的B2C模式与网约车新政 |
| 5.3.3 微贷网的车贷业务与P2P行业的发展 |
| 5.4 企业合法化策略与合法性状态演化过程分析 |
| 5.4.1 企业进入新兴场域的合法化策略识别 |
| 5.4.2 “赶下车”策略下企业合法性状态阶段演化过程 |
| 5.5 “赶下车”策略形成机制讨论 |
| 5.5.1 基于诉求纠缠的双重性博弈 |
| 5.5.2 基于诉求融合的互纳式博弈 |
| 5.6 本章小结 |
| 6 企业应对政府规制变革的合法化策略与形成机制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3 案例描述 |
| 6.3.1 铁道部“提速重载”计划与大机车“和谐号”系列机车的研制 |
| 6.3.2 发改委“自主创新”要求与一汽创新事件 |
| 6.3.3 国务院“限产压锭”政策与魏桥纺织的发展 |
| 6.4 企业应对政府规制变革的策略分析 |
| 6.4.1 双重压力下的双元目标 |
| 6.4.2 合法化策略识别 |
| 6.5 企业差序式服从策略的选择机制 |
| 6.5.1 影响策略类型选择的情境因素 |
| 6.5.2 企业策略类型选择过程 |
| 6.5.3 三维度情境影响下的合法化策略选择机制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实践启示 |
| 7.4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理论基础 |
| 四、论文创新点、难点及研究方法 |
| 五、数据来源综述 |
| 第一章 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和趋势 |
| 第一节 全球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趋势 |
| 一、美德引领的全球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 |
| 二、美国“工业互联网”时代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三、德国“工业4.0”时代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四、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五、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趋势 |
| 一、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及必然性 |
| 二、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目标-进入全球高端产品市场 |
| 三、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入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挑战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高端产品市场面临的进入壁垒 |
| 第一节 绝对成本优势进入壁垒 |
| 一、中国企业面临的技术劣势 |
| 二、中国企业面临的创新劣势 |
| 三、中国企业面临的管理能力劣势 |
| 四、中国企业面临的产业链一体化劣势 |
| 第二节 产品差异进入壁垒 |
| 一、在位者寡头企业的占先优势 |
| 二、在位者寡头企业的销售网络优势 |
| 三、中国企业面临的广告壁垒 |
| 四、中国企业面临的文化差异壁垒 |
| 第三节 政策性进入壁垒 |
| 一、中国企业面临的政策性法律法规进入壁垒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受到的限制 |
| 第四节 其他进入壁垒 |
| 一、自然垄断行业 |
| 二、中国企业面临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突破进入壁垒的主要困难 |
| 第一节 突破技术劣势的困难 |
| 一、在位者寡头企业的专利优势 |
| 二、突破尖端技术的困难 |
| 三、我国质量标准的落后 |
| 第二节 突破在位者寡头垄断企业占先优势的困难 |
| 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消费者转换成本 |
| 二、突破在位者企业销售网络优势的困难 |
| 三、在位者寡头垄断企业受到的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受承认 |
| 第四节 中国产业政策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倾斜 |
| 第四章 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经验 |
| 第一节 日本、韩国的历史经验 |
| 一、日本产业政策经验 |
| 二、日本企业的经验 |
| 三、韩国产业政策经验 |
| 四、韩国企业的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成功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企业的经验 |
| 一、标杆企业选择-中国华为 |
| 二、华为突破技术垄断经验 |
| 三、华为突破产品差异进入壁垒经验 |
| 第三节 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经验总结 |
| 一、日、韩产业政策经验总结 |
| 二、中、日、韩企业突破全球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经验总结 |
| 第五章 产业升级背景下突破制造业高端产品市场进入壁垒的路径和对策 |
| 第一节 以科教兴国战略为企业突破进入壁垒提供科技支撑 |
| 一、加大科教投入占GDP的比重 |
| 二、促进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 |
| 三、延长“五年规划”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时间 |
| 四、打造适应智能制造时代的配套教育、科研体系 |
| 第二节 发挥大国优势为企业进入海外高端产品市场清扫障碍 |
| 一、扩大自由贸易谈判的范围和深度 |
| 二、扩大政府间商务谈判范围和谈判频率 |
| 三、加强对“中国制造”系统性地宣传工作、打造中国“品牌簇” |
| 四、强化政府对战略性海外收购的支持 |
| 第三节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企业创设突破壁垒的发展环境 |
| 一、提高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
| 二、完善创新推动的政府管理体制 |
| 三、完善创新推动型财政体系 |
| 四、利用国有企业优势填补产业链空缺 |
| 第四节 加强企业突破壁垒的能力 |
| 一、提高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实力 |
| 二、提高产品质量 |
| 三、提高营销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四、“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相关性——《中国企业技术成长机制及竞争力研究》评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2]股比限制政策对上汽集团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D]. 孙梦菲.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李丹.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5]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属性问题研究 ——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D]. 余淑秀. 西北大学, 2020
- [6]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D]. 吴钊阳.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3)
- [7]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混改”国企经理人职业化与企业发展潜力的关系研究 ——基于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中介作用[D]. 丁心斐. 安徽大学, 2020(07)
- [9]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规制合法性的获取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 张雁鸣.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10]制造业产业升级背景下制造业企业进入壁垒及其突破问题研究[D]. 穆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