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对现代文论的影响

一、《文心雕龙》对近代文学理论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金龙^[1]（2022）在《论龚鹏程的《文心雕龙》研究》文中认为龚鹏程的《文心雕龙讲记》是他研究《文心雕龙》的总结之作,不仅包括了他之前的成果,而且进一步研究了目前"龙学"界的盲点和误判问题。作者视野宏阔,新见迭出,全书贯穿着极强的问题意识,而且环环相扣,每一讲解决一个问题。作者在批驳以前成果的同时,常常指出前人研究视域的盲点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主张把刘勰的文论放在中国文论、文学、文化的脉络传统中去整体研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加上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得他的龙学研究极具冲击力。但作者把刘勰文论定位为经学传统下的文论的同时,又囿于儒学视域,从而混淆刘勰"征圣""宗经"的儒学立场和具体评判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实事求是原则。

刘秋姣^[2]（2021）在《陈拱《文心雕龙本义》研究》文中认为陈拱《文心雕龙本义》是台湾《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着作。《文心雕龙本义》有其独特而精密的体例,对前人的《文心雕龙》研究有深刻的认识。陈拱的《文心雕龙》文论疏解和文类批评释读,均显示了其深厚的中西学养,见解可谓独到。本文对《文心雕龙本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龙学研究者的对话。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概述《文心雕龙本义》的研究现状,说明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介绍陈拱生平、着述、学术思想及《文心雕龙本义》概况,着重阐释《文心雕龙本义》的编排体例。第二章概述陈拱对诸家《文心雕龙》研究的批评。选取纪昀、黄侃、范文澜、徐复观四位学者的着作,分析陈拱对这四部书的褒贬,能更为清晰的呈现《文心雕龙本义》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阐释陈拱《文心雕龙》文论的疏解,主要从文原论、文体论、创作论三个方面进行。陈拱《文心雕龙》文原论疏解主要由文道论、文本五经论和文原纬、骚论三个方面组成;文体论疏解则是详细的阐述文体的基本成分、高层建筑和基型文体;创作论疏解,分创作的精神本源、创作基础、通变之术和创作历程四个部分。第四章概述陈拱有关《文心雕龙》文类的批评。《文心雕龙·明诗》以下二十篇为刘勰对各种文类体制规范与源流演变的批评。陈拱的释读散见于《文心雕龙本义》的通释和注释部分,本章由诗类批评释读、赋类批评释读和各类文批评释读三部分构成。结语部分,概述前文主要内容,阐述《文心雕龙本义》的价值,希望《文心雕龙本义》能引起更多《文心雕龙》研究者的注意。

王万洪^[3]（2020）在《《序志》篇及《文心雕龙》对“文学自觉”的理论自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分析了当代学者有关《文心雕龙》"折衷"文学思想论的合理之处与欠妥之处,指出《文心雕龙》并非"折衷"齐梁文论的结果,而是"文学自觉"时代对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进行深刻探索的必然产物。论文从《序志》篇对"近代之论文者"的批评出发,阐述了《文心雕龙》的理论意义,认为《文心雕龙》是对"文学自觉"的理论自觉。

辛欣^[4]（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提出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张然^[5]（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认为《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孔娜娜^[6]（2019）在《《文心雕龙》对《庄子》的接受》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玄、佛四家并存,相互影响、互为渗透,“清谈”成为社会风尚,世人尤善老庄。《庄子》作为道家的集大成之作,在此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孕育于此时的巨作《文心雕龙》,是多种思想形态的融合。《文心雕龙》和《庄子》有着密切的思想关联,尤待深入探讨。目前,学界关于《文心雕龙》对《庄子》接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心雕龙》对道家文化的继承及考辨、征引诸子文献考证等论文中,方法上偏重于从文献学角度分析,未出现直接探讨《文心雕龙》与《庄子》关系的专着,缺少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仅有的探析《文心雕龙》与《庄子》的篇目较少,表现在与老庄的对比研究中,并非直接的阐述,侧重间接对比,多涉及“自然观”“虚静”等概念的探讨。因此,文章从文学阐释学角度出发,立足于魏晋南北朝,探析《文心雕龙》对《庄子》的接受,力求实现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尤显意义重大。从二者的文献关联性入手,探讨艺术创作论、艺术精神的承袭与创新。按照文章的逻辑思维,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重点介绍《文心雕龙》这部巨作产生的大背景——魏晋南北朝,分析此时期文学发展特征及国内研究现状。然后总结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从阐释学角度,采用对比分析、文献检索、归纳法等诸多方式,探讨《文心雕龙》对《庄子》的接受。最后总结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及创新点,从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古典文学的当代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传达三方面探讨文章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阐述《文心雕龙》与《庄子》的文本关联性考察,总体探析《文心雕龙》与《庄子》的文本关联性,对庄子与《庄子》及《文心雕龙》与庄子的关系进行分析考辨,具体阐释《文心雕龙》对庄子其人、其书的论述,而后探析《文心雕龙》对《庄子》的征引和化用,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三部分主要探析《文心雕龙》对《庄子》艺术创作论的继承与发展及体现的中国艺术创作精神。涉及到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发生论、艺术的表达等创作论方面的继承。然后由创作论上升到艺术精神现象学,分析《文心雕龙》呈现的中国艺术创作精神,包括艺术性思维方式的捕捉及艺术精神的传达。通过对文本涉及到的中国传统文论独特范畴的对比分析,可以寻绎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走向和内部规律,有效涵纳民族本土话语特征,促进古典诗论的现代转化。进而,根植于本民族土壤,形成诗学话语及思维范式的有效续接。

万橘^[7]（2019）在《刘师培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上个世纪之交,由于频频入侵的外国势力,国内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学术界的固步自封,“开眼看世界”的风气使外来思想不断传入华夏大地。在此影响之下,传统文论如获新生,焕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众多学贯中西的理论家在近代文学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学大师刘师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基础之上,会通西学新知,求新求变,在近代文论史上独树一帜。本文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刘师培的文学思想。第一章阐述刘师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围绕着“文学的本质乃是审美性”这一核心观点,从文笔观、骈文观、美术观等三方面深入展开论述。第二章主要阐述刘师培的文学进化论,首先解释了文学的起源是基于实用的目的,而后“趋虚”;其次论述了语言文字“由简趋繁”、“由深趋浅”的进化之理,并指出“俗语入文”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说明了文体在体式、体貌上因时而变,彰显了“由质趋华”的进化规律。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刘师培的批评实践。其一,变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宗经”为“宗骚”,文学典范由“六经”变为“离骚”;其二,将“文本源于经”的传统文学观念变为“文本源于经、子”;其三,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进行批评研究,沿着“地域-民性-文风”的思路,体现了南“文”北“质”的文学风格。

车兰兰^[8]（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研究指明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马朝阳^[9]（2018）在《《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选》与《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史上并峙之两座高峰,相映生辉之双璧。他们之间的关系,即《文心雕龙》对《文选》的编撰有否影响,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取得共识。本论文将全面对比分析两书之异同,以期贡献绵薄。对两书关系的探究不仅能够更好的分析两书的指导思想、文体观、文学观和具体作品,还能还原南朝时代的文风,加深对总集与文评着作不同性质、体例的关系之研究。无论是玲珑小巧之亭台楼阁,还是鲁灵光殿之嵯峨?嵬,都不能离开夯实之基石为支撑。对《文选》与《文心雕龙》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建立在对编者萧统以及着者刘勰关系的考证、两者成书的诸多问题这两个基础之上。根据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编撰与创作意图、成书时间、性质等方面的解析,加以刘勰任职东宫,被太子深爱接之,参与了《文选》的编撰工作,皆可见两书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年代相近且在流传过程中被广泛认可的总集与批评着作的相携而立,更能促进对南朝文学观念的探讨与认知。对文体分类与对作家作品的选录集中体现了两书诸多观念的同异,所以对文本的全面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可以避免只选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片面性。对各时期《文选》与《文心雕龙》作家、作品、文体的比对直接证明了《文选》受到了《文心雕龙》的一定影响。两书对作品的选录体现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以及以儒为宗的思想构建。萧统身为太子,编撰《文选》的首要意图当是“化成天下”之义,其次是重视悦目动魄之美。而刘勰深谙孔儒之道,《文心雕龙》字里行间充满了“经世致用”的深意,亦注意总结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在本质上皆与萧统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两书成书时间接近,而《文选》晚出于《文心雕龙》,但《文选》亦可视为一部选录式的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不仅体现于“选文以定篇”上,更显示在“敷理以举统”的理论层面。《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的研究,更关系到对南朝文学风貌的探究以及对“修辞异宜之着述体裁”（钱锺书语）之认识,便于把握相似文评观念下同时代不同性质文献之间的相携而立,把握大时代背景下的不同时代性和相同性,以推进二书关联之研究。

戚良德^[10]（2018）在《中国大陆百年“龙学”的六个时期》文中提出对近百年大陆"龙学"发展阶段的分期,既要考虑"龙学"自身的特点,更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图较为准确地区分其历史阶段,以便更好地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开辟未来的道路。着眼近现代"龙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笔者把近百年大陆"龙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阶段:一是从二十世纪初至1949年,可以说是"龙学"的初创和奠基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可以说是"龙学"的重要发展时期。三是"文革"十年,则是"龙学"的停滞和倒退时期。四是从1976年至1989年,可以说是"龙学"的兴盛与繁荣时期。五是从1989年至二十世纪末的十余年时间,《文心雕龙》研究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可以称之为"龙学"的徘徊和反思时期。六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乃至国学热的兴起,"龙学"进入新的开拓发展时期。

二、《文心雕龙》对近代文学理论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心雕龙》对近代文学理论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论龚鹏程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陈拱《文心雕龙本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心雕龙》对《庄子》的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7）刘师培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9）《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心雕龙》对近代文学理论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论龚鹏程的《文心雕龙》研究[J]. 王金龙. 天中学刊, 2022(01)
• [2]陈拱《文心雕龙本义》研究[D]. 刘秋姣.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序志》篇及《文心雕龙》对“文学自觉”的理论自觉[J]. 王万洪.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0(04)
•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6]《文心雕龙》对《庄子》的接受[D]. 孔娜娜. 陕西理工大学, 2019(09)
• [7]刘师培文学思想研究[D]. 万橘.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8]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9]《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D]. 马朝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中国大陆百年“龙学”的六个时期[J]. 戚良德. 中国文论, 20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