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内蒙古林业科技总目录

一、内蒙古林业科技2003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谢双峥^[1]（2020）在《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四时养生是中华传统养生的重要内容,在养生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四时养生历史悠久,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方法,而且有着系统的思想理论,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近年来随着传统养生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关四时养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对四时养生的历史发展及其文献的系统研究,仍属阙如。有鉴于此,本课题从文献调查入手,充分运用目录学、文献学、历史学、诠释学等研究方法,对四时养生的历史与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分析,旨在揭示四时养生的历史发展轨迹,总结各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特点,全面收集存世的四时养生文献,进行合理分类,并对文献载录的四时养生的内容方法作出简要归纳,以便为深入开展四时养生的文献与理论研究奠定一个初步基础。本论文即为课题研究的成果报告,大体分为历史发展与文献研究两大部分,共十五章。具体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四时养生的内涵研究。在简要辨析四时概念的基础上,对四时养生作出了具体界说,认为四时养生就是根据春夏秋冬四时阴阳变化规律,结合人体自身的体质及脏腑气血特点,合理安排精神情志、饮食起居、生活劳作等行为活动,并采取积极的调摄养护手段和方法,以达到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乃至延年益寿的目的。第二章,先秦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初始和奠基阶段。上古时期,中华先民就有了顺时养生的初始观念和早期经验积累。夏商周时期,通过天象观察和物候认识,以《尧典》、《夏小正》、《礼记·月令》为标志,表明对四时变化的规律有了较深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对四时养生均有理论阐述,尤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代表,初步奠定了四时养生的基础。第三章,秦汉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确立阶段。以《黄帝内经》为标志,构建起四时养生的理论框架,包括四时养生的思想基础、宗旨目的、原则纲要和内容大法。第四章,晋唐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丰富充实阶段。无论是医家、养生家,还是早期道教学者,均是在《内经》四时养生的基础上,进行某些方面的充实和完善。第五章,宋元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突破创新时期,提出了四气摄生、摄生月令、养生月览、四时养老、四时导引、四时饮食、四时宜忌、四时用药等一系列命题,四时养生有着专门化的逻辑发展趋向,并形成了专门的着作文献。第六章,明清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四时养生呈现全面繁荣兴盛的景象,表现为着作众多、月令扩充、方法类聚、程式精致、世俗流行,四时养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七章至第十四章,为古代四时养生文献研究。第七章为古代四时养生文献概述,在介绍古代四时养生文献一般情况的基础上,对古代四时养生文献进行了简明分类,包括月令养生、四季养生、逐月养生、节令养生、时辰养生、运气养生、养生宜忌共七大类。从第八章起,即按照七大类的每类一章,逐章对每类文献的一般情况进行概括性阐述,并对每类的重点文献进行了专门介绍。第十五章,古代四时养生的主要内容。根据前述七类四时养生文献所载养生方法经验的总结和分析,古代四时养生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精神调摄、脏腑调摄、起居调摄、饮食调摄、运动调摄、服食调摄、药物调摄、疾病预防、宜忌调摄等九个方面。每个方面均列举了代表性的方法或进行了概括性的说明。研究形成以下结论:一、四时养生的内涵十分丰富,其核心要素为:春夏秋冬四时有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时会出现反常;人体各有特点,对四时变化的适应各有不同;四时养生的关键是合理安排日常生活行为和采取必要的调护方法;四时养生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二、四时养生有着悠久的历史,肇始于先秦,确立于汉代,《黄帝内经》构建了四时养生的理论框架,晋唐时期有所充实完善,宋元时期获得创新性突破,明清时期更为繁荣兴盛。三、四时养生文献中众多,从载体上来说可分成单篇、散在或专着三类。按照内容,可分为月令养生、四季养生、逐月养生、节气养生、时辰养生、宜忌养生、运气养生共七大类。四、四时养生的内容宏富,方法繁多,根据文献载录,可以分为精神调摄、脏腑调摄、起居调摄、饮食调摄、运动调摄、服食调摄、药物调摄、疾病预防、宜忌调摄九个方面。

赵丽娜^[2]（2012）在《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乡土树种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公园绿化是人们日常生活接触最频繁的绿化形式,是一个城市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乡土植物作为城市绿化中的重要素材,更担当着主体作用,不仅具有适应性强、性能价格比高、管理便利等优点,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能够反映当地的植被特色,对于创建城市生态园林和人文园林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性公园是城市中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园林绿地,所以为了提高城市的形象主要从城市公园景观入手,提倡乡土树种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营造乡土景观,体现城市的独特个性与地方特色。本文针对乡土树种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功能和近年来城市公园绿地中乡土树种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中乡土树种的应用现状进行实地调查,对其结构和植物景观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乡土树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从观赏性能、抗逆性能、生长性能和净化功能四个方面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中的乡土树种进行了综合评价,进而归纳总结出公园绿地中乡土树种应用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石家庄市绿化现状、文化等,提出了解决对策,对乡土树种进行了合理选择和规划,为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树种结构：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中应用的乡土树种有41科,76属,107种,占所调查树种总数的53.5%,占调查总株数的75.7%。其中乔木有62种,灌木41种,藤本4种,乡土树种和外来树种的种类、数量比例分别为1：0.87,1：0.32,乔木与灌木、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的比例分别为1：0.73,1：3.71。通过对公园绿地中应用的乡土树种的科、属组成分析显示：蔷薇科、豆科、忍冬科、松科、木犀科这5个科的树种占总调查乡土树种的48.8%,应用乡土种类最多的是蔷薇科,占到总种数的24.5%,由此蔷薇科在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中利用的乡土树种中占有绝对优势。（2）乡土树种的多样性分析,乔木类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都大于灌木类,而优势度则相反,说明在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中,乡土树种乔木的应用种类大于灌木类,但大部分灌木类的应用频率大于乔木类。（3）乡土树种综合评价：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中乡土树种综合评价包括观赏性能、抗逆性能、生长性能和净化性能四个方面,综合指数最高的是沙枣,从单项评价指标来看,观赏性最高的是柿树,抗逆性最强的是垂柳,生长性能最强的是泡桐,净化性最强的是刺槐。（4）乡土树种景观分析：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中乡土植物景观效果总体表现较为突出,但是植物景观缺乏层次感,配置方式较少缺乏变化,色彩搭配单一,缺乏季相变化,城市的文化特色方面表现的不够突出。（5）通过调查与评价总结出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中应用乡土树种存在如下问题：乡土树种种类不够丰富；垂直结构单调,部分树种应用频率较低,乡土景观的特色不够突出。（6）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增加乡土树种种类,优化树种结构；加强乡土树种应用频率,提高群落丰富度；丰富乡土景观,凸显地方特色。

李长胜^[3]（2008）在《大兴安岭地区天然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文中认为天然林可持续经营是现代世界林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选择了我国天然林可持续经营做的比较好的地区—内蒙大兴安岭满归林业局作为研究地区。收集了近50年满归林业局四次森林经理调查的数据,林相图,森林调查数据库及128块标准地,标准木384株、解析木21株的数据。也收集了一类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及大兴安岭其他地区的有关资料作为参考对比。本文利用ArcGIS进行了满归林业局森林资源空间数据的栅格图像的校正预处理,空间图像的矢量化,森林资源属性数据库的加载,生成了森林资源空间分布图像。系统地分析了土地面积、森林面积蓄积、各优势林分面积蓄积、各龄级林分面积蓄积、各组成树种蓄积、林分郁闭度的动态。计算了景观形状指数、平均形状指数、面积加权斑块平均形状指数、双对数破碎度、斑块平均分维度、面积加权斑块平均破碎度、香农多样性指数、香农均匀度指数、辛普森多样性指数、辛普森均匀度指数、修正辛普森均匀度指数、修正辛普森多样性指数等。通过间隔30年的森林景观的动态空间分析,对满归林业局的景观的动态做出可视化分析。建立了该局软阔叶林和针叶林的可持续模型,进行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调整控制。按林种的主导功能把生态公益林分为: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护岸林、护路林、自然保护区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旅游林。把商品林分为速生丰产林、一般用材林。在森林采伐、森林抚育、森林更新、母树林经营与种苗生产、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水湿地经营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技术措施。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森林景观是以小班为斑块,地类+林分类型+龄组的森林景观类型的集合。森林景观的变化滞后于森林资源的变化。主要原因是针叶原始林的皆伐迹地和火烧迹地都已天然更新成林。在森林覆被率上没有多大变化,杨桦的比重增加,但平均每公顷蓄积量却大大降低。（2）用马氏距离定义了可持续测度。并定义了可持续、基本可持续、不可持续的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利用,离可持续目标的距离扩大了近一倍。满归林业局已开始出现次生化现象。（3）在ForStat2.0的支持下,从现实的生产实际出发,构造出包括现实龄级数,目标龄级数,调整期,不采伐龄级的上界,平稳产量约束,目标面积误差约束和期末总蓄积约束,它们唯一地决定该线性规划模型的结构。从满归林业局试验结果来看,采伐面积和蓄积逐分期下降,保留蓄积呈波浪式上升,最终达到可持续的林龄结构。

李会平^[4]（2007）在《桑天牛幼虫高致病性白僵菌菌株筛选及其致病机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黄粉虫诱集法从土壤中采集并筛选到了对桑天牛幼虫具有较高毒性的球孢白僵菌Bb00菌株，并系统研究了其生物学特性、对桑天牛的致病性及其影响因子、白僵菌对桑天牛幼虫的入侵和致病过程、桑天牛幼虫对白僵菌入侵和致病的防御反应、桑天牛幼虫染病后的病理学变化，及主要化学杀虫剂与该菌株的相容性等内容。结果如下：利用黄粉虫诱集法从不同土壤中分离到球孢白僵菌9株，分离率为45％，并对桑天牛幼虫进行了生物测定。结果表明不同菌株的致病力存在差异，其中以Bb00菌株的致病力最强，校正死亡率及感染率分别为100％和86.3％，致死中时LT50为4.13 d，致死中浓度LC50为3.05x106 mL-1。该菌株营养生长的最适培养基为PPDA，最适温度和湿度分别为25℃和100％。紫外线照射对其营养生长无显着影响。该菌产孢的最适培养基为察氏培养基，2％葡萄糖+1％蛋白胨的混合营养液最利于孢子萌发。孢子萌发的最适温度为25℃，最适湿度为100％。紫外线对孢子的萌发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光照对其影响不显着。白僵菌Bb00菌株不能侵染桑天牛卵，对成虫有一定的侵染力，但侵染率不高，仅为24.0％。Bb00菌株对桑天牛幼虫产生致病作用的最适温度为25℃，最适湿度为100％。察氏培养基上传代，会导致菌株致病力的降低，而通过桑天牛幼虫传代培养可以提高菌株的致病力。桑天牛幼虫接菌后20～24h，孢子即可穿透体壁，之后进入血腔并大量繁殖，逐渐侵染体腔内的组织与器官，直至寄主死亡。寄主在遭受真菌入侵时受到一定的损伤，其免疫互作使酚氧化酶活性先迅速上升，但随后因菌株的适应性增强而使酚氧化酶活性开始下降。白僵菌经过数次在普通察氏培养基上传代比在桑天牛幼虫上传代可引起染病桑天牛幼虫血淋巴内更高的酚氧化酶活性，各菌株引起的天牛幼虫酚氧化酶活性出现高峰的时间与其LT50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反应了不同的侵染速度；同时各菌株酚氧化酶活性高峰值也与LC50高度相关。桑天牛幼虫的血细胞对侵入体内的白僵菌的菌丝段具有黏附、吞噬、囊包、聚集及形成结节等反应，高峰期发生在接种后2～2.50d，参与防御反应的血细胞主要是粒细胞和浆细胞。但由于菌丝段在血液中大量增殖，最终血细胞对白僵菌只起暂时的阻碍和抑制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白僵菌的发展。桑天牛幼虫感染白僵菌后，其取食量、平均体重增加量和食物利用率均比健康虫体降低。呼吸强度和蛋白质含量的变化表现为先上升而后迅速下降。但氨基酸总量的变化则出现先下降而后上升的趋势，不同种类的氨基酸含量变化情况不一致。桑天牛幼虫被白僵菌侵染后，为抵御外界干扰，其机体内SOD、POD和CAT活性在接种后初期迅速提高，但在接种后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桑天牛幼虫感染白僵菌后，血淋巴主要解毒酶羧酸酯酶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活性变化均表现为先上升而后又逐渐下降。而白僵菌对乙酰胆碱酯酶活力的影响则表现为先抑制后激活再抑制再激活再抑制。白僵菌侵入昆虫血腔后，随着菌丝在体腔内大量繁殖，受侵的各器官和组织均发生明显的病变，如皮细胞层和表皮分离、脂肪体松散、消化道被解体、肌肉组织出现裂缝、气管组织被解体破坏等。灭幼脲对白僵菌分生孢子萌发抑制率最低，而其在低浓度下对白僵菌菌丝生长的影响也较弱，认为是菌药混用的最佳杀虫剂。

张书理^[5]（2007）在《内蒙古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文中认为为了给内蒙古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保护决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采用植物区系分析、生物多样性指数分析和植物珍稀濒危等级评定等技术方法，对该区植物区系、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退化草原对禁牧措施的反响以及植物区域性珍稀濒危等级和优先关注级别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细致地研究，取得了如下成果：（1）共查明该区有维管束植物85科、332属、667种。其中蕨类植物8科11属15种；裸子植物3科4属5种；被子植物74科317属647种。其中发现该区为岳桦在内蒙古的新分布地。本区植物以菊科种类最多，有93种，其次是禾本科，有72种；含有15种以上的有12科；单种科有28个科；最大的属是蒿属，有植物25种；有寡型属有21属，单型属15属；全国性2～5属植物有60属，单种属植物有38属；该区区域性的2～5属植物有36属，单种属植物有148属。（2）本区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占中国15个分布区类型中的14个；植物种的分布型有14个。该区植物区系属温带性质，同时又受东亚植物区系和泛地中海植物区系的影响，其中东亚区系成分影响最大。植物区系有种类多样、成分混杂、东亚种地位突出、草成分影响强烈、区系年轻，过渡性突出等特点。本区与兴安北部、燕北山地、阴山山脉植物区系关系较密切，同时受锡林郭勒的草原成分的影响，与长白山有一定的联系。在森林植物群落、草甸植物群落、草甸草原植物群落、典型草原植物群落、沙地植物群落、盐生植物群落、农田杂草群落及其它植物群落等8种群落成分中，建群植物和优势植物共有79种，分属于14种不同的种的区系地理分布型。其中森林群落中植物种数最多，共176种；草甸群落中植物种数次之，共147种，第三为典型草原群落，共有植物141种。本区共有高位芽植物79种，地上芽植物13种，地面芽植物391种，地下芽植物111种，一年生植物73种；有水生植物2种，湿生植物35种，中生植物469种。（3）本区共有5个植被型组，6个植被型，10个植被亚型，39群系。各类森林植物群落的植物多样性指数（丰富度、Shannon指数）排序：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主要森林群落之间物种丰富度指数沟谷杂木林＞白桦林＞蒙古栎林＞山杨林＞大果榆林＞华北落叶松林＞岳桦林＞山楂林＞粉枝柳林＞山丁子林＞白杄林；Shannon指数（H’）指数沟谷杂木林＞白桦林＞蒙古栎林＞山杨林＞华北落叶松林＞大果榆林＞白杄林＞岳桦林＞山楂林＞山丁子林＞粉枝柳林。主要灌丛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排序：蒿柳灌丛＞兴安杜鹃灌丛＞照白杜鹃灌丛＞二色胡枝子灌丛＞山刺枚灌丛＞虎榛子灌丛＞山杏灌丛＞细叶小檗灌丛＞耧斗叶绣线菊灌丛；Shannon指数（H’）山杏灌丛＞照白杜鹃灌丛＞蒿柳灌丛＞山刺枚灌丛＞细叶小檗灌丛＞兴安杜鹃灌丛＞耧斗叶绣线菊灌丛＞虎榛子灌丛＞二色胡枝子灌丛。主要草甸和草原群落丰富度指数排序：林缘杂类草草甸＞贝加尔针茅草原＞亚高山杂类草草甸＞线叶菊草原＞大针茅草原＞银穗草草原＞沙芦草草原；Shannon指数（H’）林缘杂类草草甸＞线叶菊草原＞贝加尔针茅草原＞亚高山杂类草草甸＞大针茅草原＞银穗草草原＞沙芦草草原。（4）本区山地、丘陵、沙地、河漫滩四个类型地形生境梯度的植物物种β多样性值变化与地形环境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主峰阴坡海拔由低至高有的植物垂直分布带谱是：草原—沟谷谷杂木林—虎榛子、杜鹃灌丛—山杨林—山杨、白桦混交林—白桦林—白桦、云杉林—华北落叶松林、岳桦林—银穗草草原—亚高山草甸。物种丰富度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均匀度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逐渐增大；Simpsion指数随着海拔的升高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Shannon指数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减少。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β多样性各指数的变化都与群落类型的更替有关，在植被带转化的分界处，β多样性各指数值均大。（5）本区维管束植物中有区域性极危种6种，濒危种22种，易危种36种，近危种54种，安全种549种。有区域性一级优先关注植物9种，二级优先关注植物28种，三级优先关注植物61种，普通植物569种。（6）退化群落结构指标和植物多样性指数对禁牧措施均有积极响应。群落优势种的变化、群落生产力的变化和群落植物生态类群组合的变化，可作为退化草原群落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定性监测指标；植物种的相对高度、相对密度、相对盖度、重要值、种的生物量，群落物种丰富度、均匀度指数、群落优势度指数（Simpsion指数）、Shannon指数、群落地上生物量等，可作为群落动态定量监测指标。

罗天祥^[6]（1996）在《中国主要森林类型生物生产力格局及其数学模型》文中研究说明作者在自己多年从事森林生物生产力研究中积累的大量研究数据和有计划补充布点调查测定的基础上,全面搜集和整理了我国近二十年来的森林生物生产力测定数据共668块标准地以及98个树种/林分类型的1285条乔木不同器官生物量相对生长经验方程、林业部门森林资源连清调查固定样地4507块、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森林经理调查以及各种林学和生态学研究中长期积累的树干解析木共180个树种的1616株;同时,根据我国主要地貌特征和季风气候特点,以全国近1000个气象观测站/观测点累年平均的年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分别全国八大地区建立了温度和降水的地理空间分布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主要森林类型生物生产力格局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取得如下几个方面的结果: 1.建立了我国主要森林类型生物生产力水热优化模型系列。我国不同森林类型生物生产力格局深受水热气候条件的影响。由于不同森林类型存在明显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差异,导致其生物产量随水热环境变化的格局模式复杂多样,即不同森林类型在其分布区内对水热条件的敏感性程度各异。寒温性云冷杉林的生物生产力与年均温度和年降水量的关系是一种复合曲面函数,总的趋势是随水热条件的改善林分生产力提高,其递增速率在不同的水热组合环境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寒温带和温带的落叶松林,其生物生产力随温暖指数和年降水量的变化呈双曲面的函数递增。温性油松林生物生产力随降水量增加而递增,随着各种热量指标（年均气温、温暖指数和潜在蒸散量）的增加而递减,在水热分布空间上呈现一种独特的复合曲面。华山松、黄山松和高山松等温性山地松林,其生物生产力在水热分布空间上呈现一种双曲面的递增函数,其函数式与落叶松林相类似。亚热带的杉木人工林,其生物生产力在水热分布空间

胡新磊^[7]（2017）在《基于LCA的油田油气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以辽河油田为例》文中提出随着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增加,油气资源开发速度加快,而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油气开发是一项持续时间长、技艺复杂的系统工程,此特点决定了由其引起的环境问题也必然是复杂、多样的。为此,本文基于LCA研究方法,对物探、钻井、测井、采油、井下、油气集输及闭井恢复等油气开发过程的污染行为、污染源进行了分析;将此过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置于LCA框架之中,建立了适用于油气开发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模型;以辽河油田为例,对能源物质的消耗及污染物的产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结果从政府、企业及社会大众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油田环保工作建设体系。研究显示,油气开发中能源、资源消耗中原煤总消耗为0.119t/t,其中采油和钻井为消耗最多的环节,占总量的39.5%和26.9%;原油消耗各阶段均有,采油阶段最大,为0.086t/t,占整个阶段的58.1%,其它阶段消耗较少;水资源消耗总量为4.416t/t,其中采油阶段最大,所占比例为92.8%;对于污染物排放,采油阶段为污染物排放最严重的环节,其次为井下作业和钻井阶段;环境指标影响方面,资源消耗指标采油贡献度最大,超过50%,全球变暖指标采油、钻井、测井比例均20%左右,采油最大,酸化指标井下作业占比最大,达到33%,光化学臭氧指标采油与井下作业均达到30%,其中采油影响最大,生物毒性指标采油影响最大,达到43%。通过本次研究我们确定了油气开发各环节资源输入与污染物输出的特征,找到了资源消耗最多与污染最严重的环节,进而针对各环节对环境影响的特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政府层面加强法制建设、统筹部门工作,企业层面加强防治结合、开发应用新技术,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传、鼓励公众参与,从多方面着手,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环保建设,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改善油气田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现象,做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同时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房清侠,吴晓微^[8]（2016）在《我国环境犯罪刑事规制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影响下,面对人与生态自然关系上所体现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助长的人类无限度掠夺生态自然的种种弊端,主张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为中心的双中心并重主义价值观取代传统环境理念,并进而提出其法律价值取向应由人与人的社会秩序向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扩展。主张基于我国权力结构运行特点对环境保护所体现的刑法和行政法的共生性、依赖性,在保持必要共生的基础上弱化行政从属性,以保证刑法的威慑力和执行力。主张生态法益类型化、环境犯罪体系化、生态修复制度化,旨在通过立法司法的完善,实现党的十八大所确立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唐启胜^[9]（2016）在《《水经》、《水经注》成书原因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为曹魏时期佚名所着的《水经》作的注,全书极大地拓展了《水经》的记述范围、内容。自东汉以来,由于仰韶温暖期的结束,中国北方地区普遍开始变干变冷。三国时期比较湿冷,降水较丰富,河流支流众多,佚名只能脉其干流,梳理河流大致情况;到北魏时期,气候干冷,北方普遍干旱缺水,人们对河流抱有极大的热情。郦道元生活的时期,恰逢一个小降水期,河流充盈,给他的着述提供便利。由于汉末到三国,战争连年,人口损失严重,知识分子更是严重缺乏,也很可能是《水经》作者水平不高,导致《水经》记载简略。与之相反,郦道元处于地理大交流时代,加之本人出身经历较好,知识水平较高,有机会阅览参考大量书籍,最终完成《水经注》。另外,《水经》记载河流数目少,也可能与统治者并无真正想统一全国的愿望有关。因为曹魏在北方国土面积大,人口却相对不足,国家也无实力也无真正的意愿统一全国,反映在《水经》作者身上,很可能就是做学问比较敷衍;郦道元的情况则与之不同,他经历太和改革,感受到孝文帝的励精图治,国家有望完成统一。但后来孝文帝中道崩殂,北魏国势也不断转衰,统一已经无望,郦道元只能退而着述,将统一的期待留在后人身上。虽然郦道元思想在不断转变,但由大一统思想所驱动的着述动机却没变,事实上《水经注》也可以当作精细的战争地图使用。

刘思文^[10]（2011）在《基于控制论的期刊栏目设置研究 ——以交通运输类学术期刊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栏目是期刊的骨架和灵魂,期刊是由多个栏目构成的组合体。栏目设置与编排能反映期刊的编辑思想和报道范围,体现期刊的编排形式和研究方向,能指示文章类别和阅读对象,引导投稿、规范编稿、凸显期刊特色,扩大期刊的影响力,给受众带来视觉享受,在期刊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当前期刊尤其是学术类期刊,对栏目设置与编排不够重视,存在栏目设置混乱、随心所欲、无统一归类标准,期刊之间相互模仿、缺乏创新与思考等现象。论文针对期刊栏目设置现状,在控制论指导下,梳理期刊栏目设置研究成果,利用SPSS软件分析大量调查数据,从中找出影响期刊栏目设置的关键因素,对栏目设置过程中关键节点进行控制分析,解析栏目设置基本规律：并以我国近十年（2001-2010）综合性交通运输和铁路运输类学术核心期刊栏目为例,进行了穷尽性统计和定性、定量实证研究,提出提高期刊栏目设置质量的控制策略。全文具体架构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从选题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期刊栏目定义、功能、类型,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方法以及创新点和研究目标等角度介绍期刊栏目设置研究领域基本情况；第二章利用SPSS软件分析了159个样本,提取信宿、信源、信道、媒介环境和信息编码解码五个影响期刊栏目设置的关键因素,并根据各关键因素间作用机理建立动态因子模型,为研究期刊栏目设置控制过程提供参考；第三章在控制论指导下,从信宿、信源、信道、媒介环境和信息编码解码角度对期刊栏目设置过程进行控制研究,归纳总结了期刊栏目设置特点和控制规律,为增强期刊栏目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以综合性交通运输类和铁路运输类学术期刊中的核心期刊为样本,对期刊栏目设置进行实证研究,探寻交通运输类学术期刊栏目控制规律和创新发展的可行性策略。

二、内蒙古林业科技2003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蒙古林业科技2003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乡土树种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兴安岭地区天然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桑天牛幼虫高致病性白僵菌菌株筛选及其致病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内蒙古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主要森林类型生物生产力格局及其数学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LCA的油田油气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以辽河油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水经》、《水经注》成书原因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控制论的期刊栏目设置研究 ——以交通运输类学术期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内蒙古林业科技2003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D]. 谢双峥.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0(01)
• [2]石家庄市综合性公园绿地乡土树种应用研究[D]. 赵丽娜. 河北农业大学, 2012(08)
• [3]大兴安岭地区天然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D]. 李长胜. 北京林业大学, 2008(12)
• [4]桑天牛幼虫高致病性白僵菌菌株筛选及其致病机理研究[D]. 李会平. 河北农业大学, 2007(06)
• [5]内蒙古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植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研究[D]. 张书理. 北京林业大学, 2007(02)
• [6]中国主要森林类型生物生产力格局及其数学模型[D]. 罗天祥.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计划委员会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 1996(11)
• [7]基于LCA的油田油气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以辽河油田为例[D]. 胡新磊. 吉林大学, 2017(10)
• [8]我国环境犯罪刑事规制路径研究[J]. 房清侠,吴晓微. 刑法论丛, 2016(01)
• [9]《水经》、《水经注》成书原因比较分析[D]. 唐启胜. 郑州大学, 2016(02)
• [10]基于控制论的期刊栏目设置研究 ——以交通运输类学术期刊为例[D]. 刘思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