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去年海洋灾害损失减少三成五（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指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袁浩天[2]（2021）在《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调查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水产养殖是养殖业的重要分支,更是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我国渔业总产量的80%左右。多数水产品蛋白质含量高且脂肪含量较少,具备很高的营养价值。养殖水产品持续稳定供给对国家食物安全意义重大。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连续发布多个文件规划布局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河北省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发展水产养殖业的省份之一,扇贝与淡水鱼产量在全国位居前列,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水产品供应源。养殖水产品对水质条件要求十分严苛,极易受到气温、降雨等因素影响,同时河北省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经常遭受干旱、暴雨甚至台风等各类自然灾害的侵袭,对水产养殖业发展造成较大威胁。河北省最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办水产养殖保险,但因赔付率过高,未能持续发展。2013年后,河北省陆续在唐山曹妃甸、石家庄鹿泉等地开展水产养殖保险试点,为当地养殖户带来风险保障。但是总体而言,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发展速度较慢,发展历程曲折,许多地区的养殖户仍处于无险可保的状态。当前,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面临发展困境:财政对保费补贴不足使养殖户需求受限;保险经营机构存在赔付成本高与经营难度大的难题,供给积极性受限;现有的保险产品无法满足大量养殖户的实际需求;养殖户缺乏对保险的客观认识与无力承担高昂的保费。多种因素共同制约养殖户投保水产养殖保险。本文围绕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展开研究,对河北省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条件、相关风险及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行梳理介绍,通过向河北省水产养殖户发放调查问卷和实地调查访问,寻找影响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需求的因素,了解养殖户对水产养殖保险的认识与看法;通过咨询访问水产养殖保险经营机构,探究制约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供给的原因;并结合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将水产养殖保险列入保费补贴目录,坚持水产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加强保险产品研发和保险科技应用,构建多元化水产养殖保险产品体系,控制水产养殖保险费率水平与加强水产养殖保险宣传教育六方面提出优化策略。论文的创新点在于选题较新。目前国内关于水产养殖保险的研究已有多篇,但是针对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很少。在河北省水产养殖业减量增收、绿色发展的转型阶段,研究水产养殖保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调查的样本数量与问卷问题数量有限,对各家保险经营机构的水产养殖保险产品与其他地区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情况仍需更加深入、详细地了解。
林嘉宁[3]（2021）在《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民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时代,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土匪是当时社会转型和变革下所产生的畸形产物,也是当时社会失衡和失控的一个病态反映。土匪问题成为了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土匪作为社会特殊群体,游离在行政权力之外。通过对土匪的类型、来源、管理制度、日常生活和特点的探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四邑地区土匪的概况,把握土匪的活动规律,有助于窥探和剖析土匪这一社会特殊群体的独特性,更加深入了解四邑地区土匪的全貌。土匪的产生与当时四邑地区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几乎年年饱受自然灾害侵袭,导致粮食歉收,百姓流离失所。在政府和地主的征粮催租下,许多农民破产,转为流民,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民国初年,广东军阀混战不断,各派势力互相倾轧,政局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四邑地区官员贪污腐败横行,警政废弛。地方政府征派的各种苛捐杂税极大加重了四邑地区百姓的负担。在天灾人祸的双重作用下,民众铤而走险,加入盗匪行列的情形越来越多。而四邑地区的经济环境又有其独特性。四邑地区出洋者众,每年侨汇收入数额庞大,带动了商业繁盛,经济发达,使之成为当时广东富庶地区之一。但如此庞大的的侨汇却因政局动荡、治安不稳、缺乏投资途径等因素而更多地流入田地、房屋以及日常消费上,导致四邑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粮食和生活消费品依赖于外来供给。四邑地区也随之形成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畸形经济结构,极易因经济危机、战争等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物价上涨,具有脆弱性和波动性。侨汇的大量涌入给华侨之家带来富裕的生活,导致社会上奢靡之风盛行,同时也衍出了贫富不均等严重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匪患的程度。再加上四邑地区烟赌炽盛,以及由来已久的械斗之风,也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和温床。土匪以劫掠勒赎为生活来源。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暴力犯罪的发生,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土匪劫掠、打单、掳人勒赎和勒收行水的行为方式扰乱了四邑地区的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了四邑地区民众特别是归侨和侨眷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民众心理留下深深的烙印。土匪的侵袭造成四邑地区经常出现民众搬家避匪,华侨有家归不得的情形,对社会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土匪的肆虐不仅给四邑地区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武力、财力,进一步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还阻碍了实业的发展。土匪还给四邑社会传播了不良的风气,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匪势的发展。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土匪问题,四邑地方政府采取武力剿杀、招抚收编、立法奖惩等措施治理匪患。在海外华侨的支持和捐助下,四邑乡村社会采取组建乡团、购买枪械、修筑碉楼以及宣传等方式抵御土匪的侵扰。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匪问题,维护了社会治安,保障了民众特别是归侨、侨眷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依旧无法彻底根除土匪问题,无法铲除滋生土匪的社会条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四邑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四邑地区的土匪问题终于被彻底解决,土匪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被铲除。侨乡开始进入安定祥和的时代。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详细阐述了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土匪的概况,归纳了四邑地区土匪的类型、来源、管理制度、日常生活和特点。第二章分析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匪患的成因,揭示了自然灾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因素三个方面和土匪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对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土匪的行为方式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探讨土匪的行为方式,以此突出匪患对四邑地区社会秩序、经济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四邑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治匪的举措,强调华侨在乡村社会防匪中所发挥的作用和重要性。结语阐述了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土匪问题一直存在,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土匪问题才被彻底解决,并且突出华侨对维护侨乡安稳所做出的贡献。
王莉莉[4]（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钟琦瑶[5]（2020）在《舟山市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全面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这一战略背景下,港口物流业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已成为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性产业。港口物流岛在我国港口物流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考虑到海岛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单一的生态环境,体现出生态系统易受损难恢复、自我调节能力低等特点,一旦遭受灾害,损失远远大于内陆地区。因此如何提高海岛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损失已成为一个严峻且紧迫的现实问题。如果能科学评价海岛防灾减灾能力,并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控制,便能有效预防和减少灾害损失,提高区域抗灾能力。本文以评价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能力作为研究目标,构建了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能力评价体系,选取舟山市具有代表性的八个港口物流岛进行实证评价。具体内容如下:（1）构建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体系。首先确定构建评价体系的原则,其次基于鱼骨图法识别海岛灾害危险源,分析灾害成因和防灾减灾能力影响因素,最后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海岛的自身特点,构建评价体系。（2）对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指标进行主客观组合赋权。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主观赋权,其次通过熵权法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最后使用综合赋权法对指标权重进行组合修正。（3）选取舟山市具有代表性的港口物流岛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层次聚类法对海岛灾前预防与应急准备能力、灾中应急处置与救援能力和灾后恢复与重建能力三方面进行评价,提出了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管理的对策及建议。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得到了以下成果:（1）港口物流岛的灾害成因主要有人为因素、管理因素、环境因素和技术设备因素。（2）影响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能力的有灾前预防与应急准备能力、灾中应急处置与救援能力和灾后恢复与重建能力,其中灾前预防与应急准备能力权重最大。（3）结果表明,岱山岛和金塘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相对较好;衢山岛、册子岛和小洋山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相对一般;大洋山岛、大小鱼山岛和大长涂山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相对较差,并对八个港口物流岛提出了对策建议。（4）从单个指标来看,将海堤长度、海洋监测站个数、与大陆连通桥梁数等实体存在的指标称为防灾减灾硬实力;将货运周转量、财政收入、设施建设投资额等反映经济水平的指标将称为防灾减灾软实力。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
郭心钢[6]（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提出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莹[7]（2020）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粮食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其一,通商口岸相继开埠,开启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粮食需求量显着增加,国内粮食供需矛盾愈加突显;其二,轮船和铁路等交通运输方式兴起,国内粮食贸易线路得以延伸,粮食贸易规模显着扩大;其三,中国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进口贸易迅速扩张,对国内粮食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粮食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并最终演变为严重的农业恐慌。国民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逐渐加强,突出表现为一系列粮食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文从市场运行和政府政策两个维度考察国内粮食贸易问题,主要展开了如下具体工作:首先,结合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和相关粮食调查报告,补充、修正国内粮食贸易数据,采用ArcGIS数据管理工具进行联系强度评价与分析,在全国大尺度空间内清晰刻画粮食贸易的空间格局。国内稻米贸易呈现出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各级产地市场、中转市场和消费市场是贸易网络中的“点”,连接不同等级“点”的交通运输线路即为“轴”。不同规模等级的节点和轴线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贸易的点轴空间结构。就空间联系强度而言,贸易联系随距离延伸而衰减,贸易规模也随距离的增加而变少。也就是说,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稻米流通的重要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稻米民船运输费用较低,贸易规模最大,安徽—江苏—上海是稻米流通最为繁忙的线路;广东是米粮缺口最大的省份,但是与长江中下游产地市场联系较弱。国内小麦贸易同样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由于铁路运输成本较民船和内河小轮船更高,上海面粉厂通常采用民船和内河小轮船从江苏各地采购小麦,沿津浦路采购小麦最北不过徐州;华北地区铁路常因战事而受阻隔,小麦运销不畅,面粉厂因原料短缺而面临经营危机。面粉贸易呈现出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上海在贸易网络中居于制高点,所产面粉行销各地。其他面粉工业聚集地较上海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产面粉多供本地消费,仅有少量输出。在土磨坊和石磨广泛存在的情形下,机制面粉消费局限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而未能深入广大农村市场。其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变。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慢变量,是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形成的首要因素。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快变量,往往在短时间内对粮食贸易网络形成剧烈冲击。稻米、小麦和面粉贸易网络形成和演变的主导因素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稻米流通规模消长受产地市场自然环境影响更大;广东与东南亚稻米产地形成稳定的贸易圈,粮食贸易更加受东南亚经济环境的影响;小麦和面粉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是世界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国际市场价格涨跌直接影响小麦、面粉进口规模和国内贸易规模。再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各利益主体关系看,稻米贸易以批发市场为核心,多层中间商分销,主体间多为松散的市场联结方式,渠道关系不稳定,并未形成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小麦、面粉贸易以面粉加工业为核心,面粉厂商将纵向交易环节纳入到内部组织完成,减少了流通环节,缩短了流通渠道的长度,上下游各利益主体形成相对密切的联系。从利益分配格局看,国内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生产者所获收益与承担的生产费用和风险极不匹配;各级稻米经销商利用稻米价格的季节性特征,低买高卖,获得可观收益;面粉厂商通过整合采购、加工和销售环节,也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利益传导关系看,ATP-ECM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稻米和面粉价格均呈非对称传导特征,这在本质上也反映了不同主体间利润的不均等分配。最后,对20世纪30年代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实践及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做一整体考察,系统梳理了“粮食市场危机—贸易保护思想形成—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建构—粮食市场反馈—贸易保护思想转变—粮食贸易政策调整”的过程。这一时期粮食贸易思想逐渐走向激进,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且理想化地以兼顾粮食生产者和粮食消费者、粮食加工业的利益为目标。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在国内粮食流通不畅,区域间粮食供需失衡的情形下,不仅无法兼顾各方利益,反而会增加扭曲利益分配的风险,造成矛盾的激化。上海米荒、广东米荒以及面粉业原料短缺困境恰恰是关税政策扭曲利益分配的结果。
周莹[8]（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提出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李小庆[9]（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冯佳[10]（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提出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二、我国去年海洋灾害损失减少三成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去年海洋灾害损失减少三成五（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调查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写作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河北省水产养殖业发展概况及风险分析 |
| 2.1 河北省水产养殖业发展概况 |
| 2.1.1 河北省水产养殖业生产条件 |
| 2.1.2 河北省水产养殖业发展现状 |
| 2.2 河北省水产养殖业风险分析 |
| 2.2.1 自然灾害风险 |
| 2.2.2 环境污染风险 |
| 2.2.3 养殖技术风险 |
| 2.2.4 市场价格风险 |
| 3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发展历程与发展现状 |
| 3.1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发展历程 |
| 3.2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相关政策 |
| 3.3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产品类型 |
| 3.3.1 传统型水产养殖保险 |
| 3.3.2 指数型水产养殖保险 |
| 3.4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经营状况 |
| 4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问卷调查与访问调查分析 |
| 4.1 针对养殖户的调查问卷设计及调查过程 |
| 4.1.1 调查问卷设计思路 |
| 4.1.2 问卷发放过程及数据收集 |
| 4.2 针对养殖户的调查问卷结果统计与描述分析 |
| 4.2.1 养殖户基本情况 |
| 4.2.2 养殖风险及养殖户受损情况 |
| 4.2.3 养殖户投保意愿及投保情况 |
| 4.2.4 养殖户对水产养殖保险认知情况 |
| 4.2.5 养殖户对水产养殖保险的期望水平 |
| 4.3 针对保险经营机构的访问提纲设计思路及调查过程 |
| 4.4 针对保险经营机构的调查结果分析 |
| 5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发展困境分析 |
| 5.1 财政补贴支持不足 |
| 5.2 水产养殖保险业务赔付成本高 |
| 5.3 水产养殖保险业务经营难度大 |
| 5.4 保险产品无法满足养殖户需求 |
| 5.5 养殖户无力承担高昂保费 |
| 5.6 养殖户缺乏对保险的客观认识 |
| 6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优化发展策略 |
| 6.1 将水产养殖保险列入保费补贴目录 |
| 6.2 坚持水产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 |
| 6.3 加强保险产品研发和保险科技应用 |
| 6.4 构建多元化水产养殖保险产品体系 |
| 6.5 控制水产养殖保险费率水平 |
| 6.6 加强水产养殖保险宣传教育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经营机构访谈提纲 |
| 附录B 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3）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土匪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的概况 |
| (一)四邑侨乡土匪的类型 |
| 1.山匪 |
| 2.沙匪 |
| 3.海盗 |
| (二)四邑侨乡土匪的来源 |
| 1.贫苦民众 |
| 2.散兵游勇 |
| 3.会党 |
| (三)四邑侨乡土匪的管理制度 |
| 1.匪首决定制 |
| 2.管理模式 |
| 3.组织纪律 |
| 4.分赃制度 |
| (四)四邑侨乡土匪的日常生活 |
| 1.衣食住行 |
| 2.婚丧嫁娶 |
| 3.隐语诨名 |
| 4.心理期望 |
| (五)四邑侨乡土匪的特点 |
| 1.规模小,活动广 |
| 2.外地土匪多 |
| 3.带有鲜明的侨乡特点 |
| 小结 |
| 二、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匪患的成因 |
| (一)自然灾害因素 |
| 1.旱涝灾害频发 |
| 2.台风肆虐 |
| (二)政治军事因素 |
| 1.军阀混战 |
| 2.吏治腐败 |
| 3.警政废弛 |
| 4.民间武器泛滥 |
| (三)社会经济因素 |
| 1.畸形经济 |
| 2.贫富不均 |
| 3.烟赌炽盛 |
| 4.械斗成风 |
| 小结 |
| 三、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的行为方式及其影响 |
| (一)土匪的行为方式 |
| 1.劫掠 |
| 2.打单 |
| 3.掳人勒赎 |
| 4.勒收行水 |
| (二)匪患带来的影响 |
| 1.扰乱侨乡社会秩序 |
| 2.破坏侨乡经济 |
| 3.传播不良社会风气 |
| 小结 |
| 四、民国时期四邑侨乡社会治理匪患的措施 |
| (一)地方政府治匪举措 |
| 1.武力剿杀 |
| 2.招抚收编 |
| 3.立法奖惩 |
| (二)乡村社会防匪举措 |
| 1.兴办乡团 |
| 2.购置枪械 |
| 3.修筑碉楼 |
| 4.宣传防匪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运用的资料 |
| 第一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上) |
| 第一节 农村旧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 |
|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第三节 解放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下) |
| 第一节 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二节 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三节 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 |
| 第一节 互助组: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 |
| 第二节 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 |
| 第三节 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制到劳动定额管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 |
| 第一节 互助组的收益分配方式 |
| 第二节 初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第三节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舟山市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自然灾害 |
| 2.1.2 人为灾害 |
| 2.1.3 人为-自然复合灾害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港口物流理论 |
| 2.2.2 灾害管理理论 |
| 2.2.3 风险管理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鱼骨图分析法 |
| 3.2.2 层次分析法 |
| 3.2.3 熵权法 |
| 3.2.4 聚类分析法 |
| 第四章 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构建 |
| 4.1 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能力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2 基于鱼骨图分析法的危险源识别和模块分析 |
| 4.2.1 危险源识别 |
| 4.2.2 模块分析 |
| 4.3 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指标框架 |
| 4.3.1 指标构建 |
| 4.3.2 指标分析 |
| 4.4 各级指标权重计算 |
| 4.4.1 权重确定方法选择 |
| 4.4.2 基于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 |
| 4.4.3 基于熵权法计算权重 |
| 4.4.4 权重组合修正 |
| 第五章 舟山市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 |
| 5.1 灾前预防与应急准备能力评价 |
| 5.2 灾中应急处置与救援能力评价 |
| 5.3 灾后恢复与重建能力评价 |
| 5.4 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论文研究总结 |
| 6.2 论文的创新点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附录 |
（6）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粮食国内贸易的研究 |
| 1.2.2 粮食国内贸易与进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
| 1.2.3 粮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 |
| 1.2.4 粮食贸易政策的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和问题提出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1 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说明 |
| 2.1.1 近代海关职能范围变迁 |
| 2.1.2 海关贸易统计体例和内容变迁 |
| 2.1.3 埠际贸易统计数据局限性 |
| 2.2 国内稻米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2.1 国内稻米供需情形 |
| 2.2.2 国内稻米输出市场概况 |
| 2.2.2.1 湖南稻米输出市场 |
| 2.2.2.2 安徽稻米输出市场 |
| 2.2.2.3 江西稻米输出市场 |
| 2.2.3 基于O-D数据的稻米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
| 2.3 国内小麦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3.1 国内小麦供需情形 |
| 2.3.2 国内小麦输出市场概况 |
| 2.3.3 基于O-D数据的小麦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
| 2.4 国内面粉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 |
| 2.4.1 国内面粉厂发展概况 |
| 2.4.2 基于O-D数据的面粉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粮食贸易网络形成与演变 |
| 3.1 城市化、工业化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 |
| 3.2 自然灾害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 |
| 3.2.1 自然灾害与稻米贸易网络变迁 |
| 3.2.2 自然灾害与小麦、面粉贸易网络变迁 |
| 3.3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 |
| 3.3.1 中国在世界粮食贸易中的地位 |
| 3.3.2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稻米贸易网络 |
| 3.3.3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小麦贸易网络 |
| 3.3.4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面粉贸易网络 |
| 3.4 实例分析 |
| 3.4.1 1931 -1933 年国内自然灾害与世界农业恐慌交织 |
| 3.4.2 1931 -1933 年国内粮食贸易网络变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 |
| 4.1 国内粮食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1.1 稻米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1.2 小麦、面粉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2 国内粮食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2.1 稻米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2.2 小麦、面粉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3 国内粮食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3.1 稻米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3.2 面粉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粮食贸易保护思想及其政策实践 |
| 5.1 粮食贸易保护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 5.1.1 粮食贸易保护的必要性 |
| 5.1.2 粮食贸易保护的先决条件 |
| 5.1.3 粮食贸易保护关税政策的总体设计 |
| 5.1.4 经济学者推动粮食贸易保护理论进入政策决策层面 |
| 5.2 多方利益博弈下的1933 年粮食进口税则的修订 |
| 5.2.1 各商人利益集团间博弈 |
| 5.2.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 |
| 5.2.3 中央政府内部派系利益博弈 |
| 5.2.4 1933 年粮食进口税则的颁布 |
| 5.3 粮食保护关税的实际影响及经济学者的政策反思 |
| 5.3.1 关税政策抑制进口作用有限 |
| 5.3.2 关税政策统一性遭到破坏 |
| 5.3.3 面粉业陷入原料短缺困境 |
| 5.3.4 经济学者关于统制粮食贸易政策的主张 |
| 5.4 统制粮食贸易政策的实践 |
| 5.4.1 国民政府统制粮食贸易的筹备工作 |
| 5.4.2 广东米荒中进口许可证办法的制定与实施 |
| 5.4.3 1937 年《粮食调节办法》关于粮食贸易国营的规定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1.1 稻米和小麦贸易网络呈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 |
| 6.1.2 面粉贸易网络呈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 |
| 6.1.3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 |
| 6.1.4 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 |
| 6.1.5 粮食贸易保护政策有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 |
| 6.2 研究展望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我国去年海洋灾害损失减少三成五（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河北省水产养殖保险调查报告[D]. 袁浩天.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3]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问题研究[D]. 林嘉宁.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4]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5]舟山市港口物流岛防灾减灾综合能力评价研究[D]. 钟琦瑶.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1)
- [6]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D]. 王莹. 山西大学, 2020(12)
- [8]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9]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