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试制度落伍亚洲教育改革各施各法（论文文献综述）
刘微[1]（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李军锋[2]（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指出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邱林[3]（2018）在《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文中指出关于晚清的学术史论述中,往往特别强调今文经学的复兴。在梁启超和钱穆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孙诒让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梁、钱的书流传很广,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清代学术史的印象。相比之下,章太炎等人却对孙诒让有着极高的评价,称赞其为“晚清第一大师”“三百年绝等双矣”。参照章太炎的论述,孙诒让显然属于一般清代学术史论述中被低估的学人,因而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居士,浙江瑞安人,是晚清朴学大师和经学后殿。他在经学、诸子、金石文字、训诂校勘、文献目录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着作主要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札迻》、《温州经籍志》等。孙诒让早年随父宦居大江南北,后半生偏居乡里,潜心着述。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他也走出书斋致力于在温州等地区推广新式教育。因此,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问家,还是最早在浙江南部推行新式学堂的教育家。自孙诒让年少起,父亲孙衣言即指点其读书治学,不仅为他创造了优越的着述条件,还带他结识了众多一流学者。孙诒让本人也聪敏好学、坚持不懈,最终成为一位着作等身、成就卓着的朴学大师。孙氏治学服膺乾嘉之道,欣赏高邮王氏之学,在金石文字和校注《周礼》、《墨子》等典籍方面卓有成就,影响深远。《周礼正义》是孙诒让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写就的一部巨着,总结了历代《周礼》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在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之外,他明确指出大宰“八法”为《周礼》的纲领所在,并通过对“官联”问题的梳理使全书脉络分明、前后呼应,从而超越了汉唐注疏。在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孙诒让延续了“周公作《周礼》”的观点。对此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在阅读《周礼正义》一书时要有充分的认识。《墨子间诂》一书也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总结了清中叶以后诸家校注《墨子》的成果。该书三易其稿,始成定本,除了进一步进行训诂、校勘之外,孙氏还对墨子及墨家学说的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墨子间诂》是墨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作,对后来的墨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墨学真正复兴的基础。总体来说,孙诒让生活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初期,治学上偏向传统但又有着承前启后的特征。甲午战败后时事多艰、国难当头,孙诒让开始投身于创办新式学堂,以培养救国救民的实用人才。之后他又领导“温处学务分处”,筚路蓝缕,在浙江南部地区推行新式教育,堪称一位教育家。除此之外,孙诒让大量订阅各种新式书刊,关心时局变化,主张进行变法革新。甲午之后他提出创办“兴儒会”,以兴儒救国。清政府新政之际,他受盛宣怀的邀请起草了《变法条议》,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变革主张。晚年的时候孙诒让结交章太炎等人,表现出明显的同情革命的倾向。孙诒让不仅治学严谨、着作等身,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同时又关心社会,身体力行,做到了知行合一。
梅德顺[4]（2016）在《引进与融合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发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中国近代出现的新式美术教育入手,就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百年对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的影响和发展做出比较研究。尤其对英属马来亚处在殖民统治时期结束前（即是1957年国家独立前）,华侨美术社团的活跃与西方美术主义的共同接触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末对马来西亚高等艺术教育制度的影响,留下三大美术教育发展的问题现状来对中华教育思想的传播进行比较研究。其一,从初期英殖民政府手工艺技艺取向的主流美术教育为统治策略,间中领先与替换了在华侨美术教育原有理念的本质,导致技艺取向与审美取向的对峙,促使马来西亚美术教育在此夹缝下的美术课程实施深感困惑与挑战;其二,是马来西亚当地华侨社会受其殖民地的国家教育政策约束与后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时营造出南来或二代画家极力融入殖民文化的潮流以及共同创造出本土南洋美术文化的努力来作出改变;其三,英殖民政府教育部师训体制对美术课程教育目标转化了艺术教育的共存与多元文化发展的目标,间接引进与交汇了马来亚伊斯兰同化教育政策和技职教育的目标。针对这三大问题的出现,本文试图透过比较研究解开与探析英殖民政府统治结束前后50年间,中国艺术教育体制的传递带给马来西亚高等美术教育实施所引起民族性被同化的深远影响,尤其在美术设计人才方面的培养,美术教育教学理念的传承,以及美术课程结构的设置,启发了马来西亚各大艺术大专院校的办学动力,进而崛起了东西方高等美术教育学制的设置和教学体系等实施状况做出一个宏观层面的比较,从其历史与社会学角度得出马来西亚高等美术教育的变迁与传承之意义。
夏英[5]（2015）在《在挣扎中前行：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史》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职业教育课程难以逾越传统模式成为了改革与发展的“瓶颈”。今天的职业教育课程为何是这样的状态?造成今天“瓶颈”的结果有无历史之源?教育传统是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影响因素,它的潜在性、规约性、排斥性等特点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影响着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教育传统自身的变革使得这种影响愈加复杂。西方近代职业教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但是我国最早建立职业学校并非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下,清政府为了保全自身统治地位而效仿西方的无奈选择。这种被动过程,受制于旧体制下形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机制运作的惯性影响,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发展呈现为滞后的状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意义上与传统教育相抗衡的力量。爬梳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技艺教育课程、实业教育课程以及职业教育课程三个阶段。我国近代职业教育首先从具有高等技术教育特色的洋务学堂开始的,肇始于福州船政学堂。清末统治阶级引入西学课程虽然经历了翻译之学、制器之学、政治之学到技艺之学的认识过程,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于采取新的课程内容来培养“士”的层面,改革目的是为了弥补空疏陈腐的传统教育内容的不足。因此,在课程组织、教学方式、考试评价等方面,人们仍习惯于科举制度下书院教育模式,重记诵、轻实践,从洋务学堂到维新学堂都难以逾越这种传统。可以说,技艺教育课程阶段表现为外在模仿、内在规顺的特征。甲午战败,日本成为了我国全面推广学校教育的榜样,新学制成为了实施实业教育课程的行动纲领。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几任政府一致地将实业教育摆到了“救国”的突出位置,使实业教育课程发展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任。然而课程制度的效仿与改进远离我国社会发展需要,演化为制约人才发展的枷锁：课程管理过于强调集中与统一,牺牲了实业教育自身特性、背离了实业发展逻辑,造成实业学校普通化、实业教育政治化等结局。可以说,实业教育课程阶段表现为思想上挣扎、行动上妥协的特征。经历了移植课程到借鉴学制,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反省。民国时期,西方思想不再向过去那样被抵制,传统思想也不再向过去那样束缚人的心灵。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课程发展,是民间教育团体与国民政府相互较量的结果,是社会工业化发展需要与教育传统内在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职业教育课程阶段表现为挣脱混沌后觉醒、摆脱依赖后自立的特征。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经历了传统教育解构和现代教育建构的过程,每一段历史时期的课程发展都受到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演绎了复杂的课程发展逻辑。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存在着三对主要矛盾：中西矛盾、内外矛盾和上下矛盾；表现出两种发展逻辑的交互影响：学校系统化规约下的课程发展逻辑、社会工业化进程驱动下的课程发展逻辑。以史观今,我们不能忽视来自自身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的制约性；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新问题、新举措时少些成见,少走弯路。
徐达[6]（2014）在《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政府迫于当时的社会情状,在清末新政的氛围中开始变法修律,对当时的监狱进行了逐步的狱政改良,具体措施如改良狱制、制定《大清监狱律草案》、培养狱政管理人才等,尽管某些措施最终由于清王朝的被推翻而未能实现,但却为后来的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因此在近代中国监狱的转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本文选取这个史学界问鼎尚鲜的课题进行研究,也是为了证实这段近代监狱转型的关键链环的客观存在。本文从狱政管理的角度,选取了从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狱政管理和相应的改良举措,从历史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剖析,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古今对比,为今天我们现代化和谐监狱的建设服务,用传统的智慧解决现代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做到“古为今用”。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的国家,从可以考证的史料记载,夏朝的监狱是中国监狱发展史上最早的国家监狱。夏朝的监狱有多种称谓,除“圜土”外,还称为“夏台”或“钧台”。商朝的狱名同夏朝一样称作圜土,此外,古籍文献中还把商朝的监狱称作里,也就是“羑里”。西周的监狱称为“囹圄”,汉朝至元朝的监狱称为“狱”,明朝监狱称为“监”,这是中国古代监狱名称的一次重大变化。从清朝开始,将“监”与“狱”连在一起,合称“监狱”。也就是从此以后,监狱便成为一个固定名词,一直沿用到今天。这不光是从名称上清朝监狱成为各个朝代的集大成者,而且其狱政管理制度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这样,物极必反。清朝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狱制在这里即将画上一个句号,经过两千多年的累积,到清朝封建狱制管理已经相当成熟,但同时狱制的黑暗、腐朽、残暴也达到顶峰,在清末变法维新的历史大潮中,监狱改良首当其冲,被推倒风口浪尖之上。这是由当时的内因与外因同时作用的结果。“狱政管理是指我国监狱管理机关在依法执行刑罚过程中,对监狱在押服刑人员实施惩罚和改造过程中进行的有关司法行政管理工作。[1]”本文就是从狱政管理的角度,从清末监狱改良直至当时狱政管理改良,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狱政管理改良,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狱政管理改良,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结合国外西方国家监狱狱政管理的先进理念,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后达到“为我所用”。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监狱服务。清末的监狱改良刚刚落在实处,《大清监狱律草案》未及颁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但其“改革监狱管理机构,培养监狱管理人才”、“筹建模范监狱”、“设立罪犯习艺所”、“设立待质所”等理念和举措,毕竟是近代监狱改良的发轫。“各地对监狱改良’奉行不力’,而且仍保持旧制,但就其条文制度而言,与封建的狱制相比,是进了一大步,是对封建狱制的一次大冲击。如贵贱异狱不复存在,对囚犯野蛮的刑罚和苦辱有所收敛,苦役性质的劳作及囚犯待遇有所改善等,这些表明中国监狱发展史进入了封建狱制开始解体、近代狱制萌芽的时期。少数新监的兴建在监狱构造、组织及设备管理制度方面都较旧监狱进步,为以后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府所沿用。[2]”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清监狱律草案》的制定,在中国监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划时代的意义,“1910年完成的《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法典草案,也是中国近代监狱改革的第一张蓝图。[3],,除此之外,监狱法典的编纂也有着时代延续性,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监狱改良可以说是清末监狱改良的继续和深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相互之间的衔接、过度、继承、深化和发展的关系,“北洋军阀政府的监狱改良,实际上是清末监狱改良的继续和实施,其中有一部分新式监狱清末就已经开始筹建,只是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才最后建成并投入使用。[4]”只有在这一时期清末的监狱改良才真正的付诸实施,人道主义的监狱行刑理念才真正的得到切实执行。现代监狱的实际施行,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监狱改良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政府监狱改良的具体和细化,虽然有着自己独到的地方,但本质上还是一脉相承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通过决议,一应法律,在未制定之前,凡从前实行之各种法律和法令,除与中国国民党党纲或主义,或与国民政府法令抵触各条外,一律暂准援用。[5]”我们抛开意识形态层面的观点,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在狱政管理上还是有进步意义的。除了本身的承继关系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如教育教悔制度、军人监狱、反省院、集中营、管收所管理制度等等。狱政管理同样也是这样有着相互继承关系的,也是不断进步、发展的。现代的“狱政管理”是指,监狱在依法执行刑罚的整个过程中,为惩罚和改造服刑罪犯,实施的有关计划、组织、协调、指挥、监督与控制等一系列职能活动。监狱业务或行业中,狱政管理主要包括有关对服刑罪犯的收监和释放、教育管理、劳动管理、日常生活管理、医疗卫生管理、考核奖惩、分级处遇等行刑事务管理[6]。清末上海提篮桥监狱、《庚辛提牢笔记》里都记在了当时在上海西方人设置的监狱的情况。《庚辛提牢笔记》记载的是八国联军对当时北京监狱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是列强对我们的横加干涉和对国家主权的肆意践踏。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今天终于站起来了,今天我们是怀着学习、借鉴的心情学习西方狱政管理方面先进的理念和经验,这也是我们监狱管理者和监狱学研究者值得庆幸的事情。清代的监狱制度改良,可以说是中国监狱史上两种监狱制度的“分水岭”。监狱的发展是有延续性的,我们研究过去的监狱,是为了今天的监狱建设加以借鉴和发展。“把握现代监狱行刑的真谛,应该是研究监狱学者,最初而且是最后的目标。而要把握现代监狱行刑的真谛,要由监狱演进的历史去追寻,知道行刑思想演变的由来,监狱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后知其所应然。[7]”,监狱作为国家统治工具也必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史鉴使人明智’,在历史的流变中,监狱的今天与它的昨天、前天有着无法割弃的联系,因此对监狱法制建设等现实课题的探讨,仍然需要认清自己背靠着什么,是处在什么历史链条环节上,即便是对传统的否定、革新,也必须从全面反省历史开始[8]”。监狱的功能,就是刑罚权的运用,“国家在动用刑罚权的时候,应当极为谨慎。用之得当,可以实现保护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用之不当,刑罚应有的积极功能难以实现,还有可能造成更多犯罪,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甚至影响国家的安危。[9]”监狱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清末《大清监狱律草案》到1994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再到今天,从时间跨度上正好是一百年,中国监狱正好走过了“百年风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以史为鉴”,一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的监狱法呼之欲出,我们中国监狱管理者和中国监狱研究者将翘首企盼、拭目以待。“但愿南监长满草,从此狱中无囚人”,这是我们监狱管理者的美好愿望,也是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突出贡献,更是我们不懈的人生追求。
路宝利[7]（2014）在《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文中认为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已经超越欧洲“双轨”制框架,标志着以综合中学为特征的美国中等教育“单轨”制的确立。其间经历了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与杜威民主主义阵营的激烈较量。事实上,基于两种不同的职教观,普洛瑟“为职业而教育”与杜威“通过职业而教育”而形成的“普杜之辩”,为20世纪初的美国提供了必要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普杜之辩”并非一蹴而成,也远非一个单一的历史事实。1913年库利议案所引发的“普杜之辩”,绵延于美国1906年开始的职业教育运动之中,而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即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中的霸主。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新兴美国高度的民主自觉为“普杜之辩”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欧洲自由教育的传统与美国本土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则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运动营造了多元并存的文化土壤。“普杜之辩”所彰显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较量,并非只是普洛瑟与杜威两个教育家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学术观点之异,它的背后包含着19世纪以来美国职业教育困境所积淀的冲突,并且诠释出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以及民主与效率之间多维要素之间持久的博弈。“普杜之辩”及其“单轨”制是世界职业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而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于职业教育核心命题的不同诠释,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职业教育本土性”“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的不断追问又恰恰蕴含着超越本土的意义。论文主体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研究意义与创新、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普杜之辩”的历史由来。本章从19世纪中等职业教育缓慢发展的现象着手,通过剖析“格兰特·维恩答案”揭示出阻滞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主义信仰与自由教育传统。在手工教育运动取向选择与转换过程中,凸显出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之间的力量博弈。并构成了“普杜之辩”的历史前提。第二章“普杜之辩”与职业主义的确立。本章以1906年职业教育运动仿效德国模式为背景,详细论述了1913年库利议案所引发的“普杜之辩”这一重要史实,梳理了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与杜威民主主义阵营各自的观点,并且从民主与效率的关系视角对于两种职教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厘清了“普杜之辩”后《史密斯-休斯法案》生成与“单轨”制的确立过程,通过综合中学中的“独立账户”与“课程分层”揭示出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的不完全胜利。第三章“普杜之辩”背后职教观之异。本章从事件层面深入至理论层面,以解剖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之间的内在差异。在职业教育逻辑起点、职业教育取向、职业教育课程以及教学组织四个层面的对比分析中,呼应“普杜之辩”发生的必然性,以及中等职业教育“美国模式”生成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普杜之辩”的历史影响。本章明晰了“普杜之辩”作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走出欧洲框架的标志性地位,从课程的微观视角,论证了美国20世纪职业教育演进中的“普洛瑟职业主义时代”与以杜威民主主义为蓝本的“新职业主义时代”,并剖析了“单轨”制下综合中学的运行问题。结语部分,基于对“普杜之辩”的综合研究,解析出“职业教育的本土性”、“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职业主义何以在博弈中如此顽强”以及“杜威的理想能否实现”四个维度的思考,用以凸显“普杜之辩”所蕴含的思想深度。
赵鲁臻[8]（2014）在《危机下的变革：晚清陆军战术及训练研究 ——以湘军、淮军与新建陆军为中心的讨论》文中指出16～17世纪,中西军队都已将大量管状火器投入实战。然而,双方的军事发展却由此开始逐渐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为了最高效率地发挥出当时火器的威力,西方军队开始以逻辑思维精心计算如何在战场上对之作最好的运用。这就使他们的战术、训练不再是个人经验基础上的主观产物,而逐渐成为能够进行精确考量、评估并以之寻求最佳效率的管理和控制方式。通过这种努力,火器杀伤力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发挥,骑兵的地位也因之逐渐下降,无法再称雄战场。反观当时明朝军队,虽然各种火器、车营战术花样迭出,却大多为主观演绎的产物,并非精确分析论证的结果。俞大猷、戚继光等具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将领所创立的战斗、训练方式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却也都是个人军事天赋的妙手偶得,而并未发展成为标准化的规范或者条例。因而长期以来,明朝军队的战术及训练方式一直徘徊不前,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无法使火器发挥出其真正的战场效果。明清（金）交战的历史记录表明,前者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非常混乱和低效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早期枪炮,所以满族骑兵的弓马能够非常轻易地战胜明朝军队的火器。然而后来清军也照搬了对手的方式来进行火器的战斗与训练,因此同样未能发展出适应于这种武器的战术。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思维上的问题应该是自明末以至晚清中国军队战术及训练水平落后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历史文化积淀也依然影响着晚清时期湘军战术及训练变革的深度。这场变革实际上是内忧外患促动下,“经世”思潮在军事领域的反映,所以湘军的战术、编制、训练等均本着实学实用的原则。经由复古戚家军的战斗训练方式,湘军一改绿营徒壮观瞻的“花法”,代之以实用的战术以及严格的日常操练。而通过内战的实践磨练之后,又有进一步的更新创制,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湘军的战术及训练变革可以说是晚清中国军队在“经世致用”思想推动下、于长期战争实践中的一次自我更新,尤其是为绾接西方、转向现代化道路铺下了基石。然而同样囿于传统思维方式,此一变革依然停留在个人的经验与直觉之中。从实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湘军不同部队的战斗方式往往是将领个人主观偏好的表现,并未对武器性能、特点进行严格分析和精确计算来实现战术及训练的规范化、标准化。因此,湘军的战术、训练变革也就不会具有现代化的取向。虽体现了传统兵学在危机下的实用化,却不是一次划时代的突破。淮军则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更好的例证。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其于进军上海之后便迅速地接受了西式武器和战斗、训练方法。苏沪战场的各次战役表明,长期的实战确实令淮军在技战术方面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发展出一种融合中西的战术体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运用近代枪炮进行各兵种协同战斗的军队。然而大规模战事结束之后,淮军的战时经验并没有得到规范式的分析研究,并由之总结出近代火器的战斗、训练条例,反而又出现了将领自绘阵图、甚至杜撰阵式来进行战术训练的状况。久而久之,遂再度陷入传统行伍只顾观瞻、无俾实际的窠臼。此外,在传统认知模式的作用下,淮军将领不仅无法从自身的战争经验中发展出近代军事理论,甚至还无法真正理解西方的军事思想或理念。盛军统帅周盛传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一个具有趋新精神的将领,周盛传对于西式武器、操法都很有兴趣,也经常同西方教习交流。但在此过程中,他非常自然地以既有经验作为认知起点,以自己的理解来重新演绎新思想、新观点,使之符合原来的知识结构。因此不难理解,周盛传用来练兵的“西法”已是被过滤、选择和改造之后的产物,必然有形而无实。故其统帅下的盛军仍然由传统的军队建设观念和训练思路所主导。这说明在缺乏实战需要和检验的情况下,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致使淮军即便装备先进的武器、聘请西方教习,也无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甲午战败所引发的强烈危机感,则迫使时人为寻求更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进而开始真正地按照“西法”自身的逻辑去对之进行学习。这种态度的变化在军事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人开始批判传统兵学凭空杜撰、不切实用,转而积极引介西方军队的战斗、训练方法作为中国军队改革的思想资源。这就决定了甲午之后的“西法练兵”在实质上已不同于以往枪炮操作、队列操练等皮毛,而是要大规模地仿照西方军队的管理、组织和训练模式,吸收西方的军事理论、学说。袁世凯小站练兵正是将此一趋势由议论变成了现实。所以新建陆军的主要将领对于西方军事知识和理论都有相当程度的研究。这就使该军在军队建设上开始展现出一种正规化的特征,技战术训练上则朝着标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完全摈弃了各种玄虚的阵法,而是根据武器的性能、特点以及战场环境来进行各种战斗队形的训练；特别是模拟实战条件下的对抗演习,更是有助于官兵真正理解近代战斗方式的实际价值。这些管理训练方式的改弦更张,其实也意味着一种思维观念的转型：中国军队第一次尝试模仿西方军队,更多地以理性而非经验的方式来研究、处理军事事务。这一点才是小站练兵之所以可称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开端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所激化的实用心态,终于迫使晚清军队的战术及训练方式开始走出由传统思维观念所沉积而成的既有轨道,逐步转入一条适应于近代战争要求的发展路径。由之可见,晚清战术及训练乃至整个军队的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换脑筋”的思维观念转型历程。因此,必然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和外源性,从而也决定了这必是一条艰难曲折、漫漫修远之路。这段历史提醒后人,军队现代化应该先从根本之处亦即人的思维观念着手,方能令其成为一个自内而外、自然而然的进程。除此之外,晚清战术及训练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变迁的特点。越来越危急的现实问题在不断刺激时人将变革推向深入并最终突破传统思维观念束缚的同时,也引导他们愈发将目光鸠集于实用方面,并逐渐以之作为评判和选择的标准,进而导致以肤浅的方式学习西方军事文明,以功利的态度鄙薄传统文化。所以,晚清军队虽然在不断发生变革,但其精神信念却江河日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或许也是晚清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邵宝[9]（2013）在《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肇始于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与中日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对近代中国产生极大影响的留学运动。这一规模巨大的留学热潮,对清末留日学生而言,是一场涵盖从学问至生活习惯等众多领域的首批大规模海外体验；对日本社会而言,是首次接收的最大规模的外国人文化交流团。正是因为规模巨大,期间还经历了反复的调整,对两国造成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回顾清末以来的中国近代留学史,我们可以知道,引导清末留日热潮出现的三大因素是清政府驻日公使馆、1896年首批留学生以及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一般认为中国近代首批留日学生诞生于1896年,其实清政府驻日公使馆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组织地在国内招募适龄青年,将他们派至公使馆内设立的东文学堂学习。这批学生前往日本学习的时间更早,学成后活跃于当时中日两国外交界,为清政府的对日交涉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清末时期,日本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接收国,其本身受“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等思潮影响,正在积极向欧美列强诸国派遣留学生,因此对中国留学生前来留学出乎意料,并未看到教育中国留学生的意义。不过,受到委托的嘉纳治五郎并没有拒绝,在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对首批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教育。经过种种努力,嘉纳氏对首批留日学生的教育得到广泛认可,并受到清政府的高度评价。以此为契机,清政府奖励赴日留学,留学热潮由此蓬勃高涨。伴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大批到来,日本国内接收并教育留学生的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渐次创设,其中有着接收清末留日学生大本营之称的宏文学院在教育留学生方面发挥了显着作用。宏文学院设置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为使留学生掌握日语,授课时不设课堂翻译；而速成师范科由于修学期限较短,由课堂翻译协助教员进行授课。宏文学院调整留学生学习科目的时间分配,增加学生感觉困难科目的学习时间,尽可能地减轻学生们的学习负担。在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留日学生学习效果显着：普通科教育方面,宏文学院的升学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速成师范教育方面,院长嘉纳治五郎利用广阔的人脉,遍请知名学者和教员,培养的大批速成师范科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构筑起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社会对接收清末的中国留学生,一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政府和民间都持欢迎态度。1903年蔡钧密信事件时,留学生掀起罢课运动,日本社会对留学生还是持同情态度。伴随着留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由于部分留学生不务正业,沉迷于鸦片、嫖娼、赌博等不良嗜好中难以自拔,整个日本社会对清末中国的整体态度急转直下,由友好同情一变而为批判、詈骂。1905年发生的“留学生取缔规程”反对运动,更是加剧了日本社会对留学生态度的恶化。再加上报纸、杂志等媒体推波助澜的报道,不只是日本社会,甚至中国社会内部也对留学生的在日生活进行严厉批评,留学生由此陷入内外孤立的境地。围绕着1906年清政府推行的归国留学生考试结果,日本社会发出了批评日本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声音。特别是对于速成教育,人们形成了质量低下的印象。中日两国社会回荡而起的对留学生教育学校的批评之声,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停派速成教育留学生。速成教育是清末留学教育的主体,速成留学生的停派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终结。从留学生和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关系来看,二者本来应该相互信赖、相互依存,但事实上双方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道鸿沟来自于嘉纳与杨度的数次辩论。对留学生而言,他们对以嘉纳为代表的留学生教育学校主张的服从教育充满怀疑,怀疑其为清政府代言,对他们实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嘉纳以其提出的“清国保全”、“唇齿相依”理论为指导,积极接收清末中国留学生,从事留学生教育事业。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嘉纳可以说也很难跳出日本大陆政策思想的影响。他的这种思想自然引起留学生的警惕和反对,因而两者难于形成彼此信赖的关系。从整个清末留学史的过程来看,可以说中日两国社会对留学生及留学教育学校态度的急转而下、留学生与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对立关系等因素复杂地相互作用于一起,对清末留学生运动的终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今天,谈到中日两国关系,我们还经常会说一衣带水、历史悠久,有时候还能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然而我们看到两国间的交流至今也仍然存在着冲突、摩擦与误解。贯穿于清末以来中日两国交流史的这一内容至今未有改变,但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我们彼此对对方的态度是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中日两国彼此需要对方。中日两国交流事业已经跨入21世纪,希望本文研究的清末留日学生运动,能对此有些许启迪作用。
甘少杰[10]（2013）在《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文中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清王朝第一次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沉痛打击，清军的惨败和船坚利炮的入侵的严酷事实震惊了清王朝，残酷的事实昭示了原有旧式武科的训练内容和选拔项目已不能担负培养近代军事人才的重任，创建新式军事教育已成为历史所趋。林则徐、魏源等改革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型军事观的提出，西方列强的威胁与现代军事文明的示范，以及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时代主旋律成为了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推动力。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自强”相标榜，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先导的军事现代化运动在洋务派官僚的倡导下兴起。西方军事装备的利用，导致了军事教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西方近代军事训练与管理方法不断被引进，数理知识、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武器制造原理、海运知识等新兴军事教育内容相继出现。洋务运动中，军事教育仅停留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而没有推进到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现代化的层次。“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确实为军事教育现代化的推动打开了缺口，但其所提供的发展空间却是极其狭窄的。由于军事制度和军事观念没有突破，因此军队的现代化也无法真正实现。尽管如此，当洋务派启动了中国军事教育发展的乐章后，整个社会开始沿着自身的发展路径演绎。福建船政局等一系列军事工业的建立带动了民用工业的兴办，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快速发展；幼童留美教育以及留欧教育的开展，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形成在军事教育上，急功近利的思想开始逐渐转变，对于西方军事教育的学习已远远突破了“长技”的范围，扩展到了西方军事制度、军事理念方面，冲破了两千年来儒学一统天下的藩篱。到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教育改革的发起已由部分的洋务大臣倡导转为清政府的主动变法，开始了对西方军事制度和西方军事教育内容的主动吸收，尚武之风在社会中悄然形成。军事教育摒弃了各自为政、盲目发展的无计划局面，全国开始建立相对规范的军事教育体制，军事教育制度化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全面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开始审视军事教育本土化的问题，在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之间寻找契合点，军事教育开始向本土化发展。近代着名军校——黄埔军校之所以成为世界着名的四大军校之一，在于军校的办学将西方的先进训练方法和训练理念与中国的军事实际相结合，很好的实现了军事教育的本土化、特色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寻求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探索道路上，认识到了发展军事教育、建立革命军的重要性。他们积极借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救国救民的教育宗旨。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度的形成实现了党指挥枪，军事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现代军事理念。爱国爱民、精诚团结、不怕牺牲的黄埔精神的形成恰是中国传统武德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对西方军事制度的效仿、吸收和改造，无不体现了觉醒后的中国军事教育者对西方军事文化的主动态度。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军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非计划性向计划性转变的过程，体现出了民主化、世俗化、制度化、科学化、实践化的现代性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既引导了中国早期工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勃兴。在充分评价军事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存在着诸多流弊和局限，如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军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教育私人化倾向、派系林立等令人深思的教训。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国家统筹是实现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政治体制现代化是军事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是军事教育发展的保障，创新军事教育理念是实现人才兴军的关键。
二、考试制度落伍亚洲教育改革各施各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考试制度落伍亚洲教育改革各施各法（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2）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概念、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瀛海谈荟:近代之前史料笔记中的西方镜像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史料笔记中的“大秦国” |
| 一、大秦琳琅满目的物产 |
| 二、大秦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
| 三、大秦与汉魏六朝的友好往来 |
| 第二节 隋唐文献中的拂菻景象 |
| 一、拂菻地理方位的再认知 |
| 二、拂菻都城的独特风貌 |
| 三、拂菻的风俗民情 |
| 四、拂菻与隋唐的交往 |
| 第三节 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 |
| 一、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机”、“大吕宋”与“红毛番” |
| 二、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 |
| 三、西方认知背后的文化解读 |
| 第四节 清初樊守义《身见录》及谢清高《海录》——乡土天人观向多元史地观的嬗变 |
| 一、固守传统:明清之际中国人的乡土天人观 |
| 二、亲历欧美:樊守义《身见录》对欧洲都城的多元呈现 |
| 三、放眼世界:谢清高《海录》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观照 |
| 第二章 结契海外:近代诗歌中的异域城市抒写 |
| 第一节 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的新体诗与日本城市文化 |
| 一、文化移译:东洋都市所折射的西洋文明镜像 |
| 二、混杂与调适:日本城市民俗风情的独特景观 |
| 三、模仿及开放:大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
| 第二节 康有为“大地环三周”的海外诗与域外城市 |
| 一、流亡者眼中的异域之城 |
| 二、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 |
| 三、文明面纱下的生存困境 |
| 四、异域城市想象中的维新改良梦想 |
| 第三节 晚清海外竹枝词与欧州城市风情 |
| 一、伦敦的女性风貌 |
| 二、柏林的民俗风情 |
| 三、圣彼得堡的市民生活 |
| 四、海外竹枝词城市书写的语言策略 |
| 第三章 乘槎西游:近代游记中的城市面相 |
| 第一节 郭嵩焘域外游记的城市建构及其文化解码 |
| 一、英伦、法京的物质文明 |
| 二、泰西之城的人生百态 |
| 三、繁华都市的文化景观 |
| 四、文化认同的密码解读 |
| 五、盛世中华的想象建构 |
| 第二节 美国大都会与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城市观 |
| 一、异域城市的政治图景 |
| 二、美国都市双面性的揭橥 |
| 三、爱之深与责之切:移民之城的华人群像 |
| 四、从革命到保皇:美国之行对作者思想之影响 |
| 第三节 单士厘游记中的异域城市镜像 |
| 一、俄国城市的社会图景 |
| 二、意大利之城的艺术氛围 |
| 三、域外城市的文化名人 |
| 四、女性城市书写的艺术特质 |
| 第四章 都市叙事:近代小说中的西方城市想象 |
| 第一节 《孽海花》中的海外都市想象及书写 |
| 一、域外城市风情的想象 |
| 二、西方英雄人物的描绘 |
| 三、欧洲城市想象性建构的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文明小史》与文人的域外情怀 |
| 一、东洋之城建构下的媚日丑态 |
| 二、西洋城市书写中的违和叙事 |
| 三、出洋之旅叙写的众生相 |
| 第三节 《海上尘天影》与中国文人的域外壮游愿景 |
| 一、异域都市的文明气象 |
| 二、欧洲城市之飞地:上海与邹弢西学知识的习得 |
| 三、文人域外壮游的愿景 |
| 第五章 人到海西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欧洲城市 |
| 第一节 “在场”——伦敦、爱丁堡的文化空间 |
| 一、大学、教堂与本土文化的弘扬 |
| 二、博物馆、图书馆与西方文明的呈现 |
| 三、道义之交与人文关怀 |
| 四、娱乐文化场域与民众的开放意识 |
| 五、异域文化空间对作者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西洋有美——王韬游记中的女性书写 |
| 一、十九世纪中晚期国人对异域女性的认知 |
| 二、 《漫游随录》建构的新型西方女性形象 |
| 三.理解与认同:颠覆的异域女性观 |
| 第三节 《漫游随录图记》对西方城市的中土化描摹 |
| 一、异域城市景观的古典式呈现 |
| 二、西方人物书写的本土化意识 |
| 三、域外插图中的东方性想象 |
| 四、中土化描摹的文化心理 |
| 总论: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异托邦构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近代文学中涉及西方城市着作一览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孙诒让的治学之路 |
| 第一节 家学影响条件优越 |
| 第二节 聪敏好学持之以恒 |
| 第三节 结交论学见多识广 |
| 第四节 服膺乾嘉宗法二王 |
| 第二章 《周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 第一节 《周礼正义》的撰写与成就 |
| 第二节 《周礼》官联问题研探 |
| 第三节 关于“周公作《周礼》”说 |
| 第三章 《周礼正义》的刊刻 |
| 第一节 初次刊刻 |
| 第二节 楚本刊刻 |
| 第四章 《墨子间诂》的成就与影响 |
| 第一节 《墨子间诂》的撰写 |
| 第二节 《墨子间诂》的学术贡献 |
| 第三节 评价与影响 |
| 第五章 孙诒让的办学活动 |
| 第一节 创办新式学堂 |
| 第二节 难题与解决之道 |
| 第三节 教育观念及办学成效 |
| 第六章 孙诒让的政治态度分析 |
| 第一节 主张变法的开明态度 |
| 第二节 支持新政的施行 |
| 第三节 晚年同情革命的倾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引进与融合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选题的依据 |
| 1. 历史的事实 |
| 2. 实证可考 |
| 三、研究背景 |
|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五、研究方法与结构 |
| 六、研究涉及的范围与关键词汇的选用 |
| 七、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20世纪初叶中马艺术教育的形成比较 |
| 第一节 20世纪中马艺术教育思潮的雏形 |
| 一、中国美术教育目的为扞卫中华民族产业的传承 |
| 1.沿袭晚清工艺传习所的工艺美术教育 |
| 2.民国时期工业学校与职业学校的工艺教育 |
| 3.华侨教育受到中华教育思维的影响 |
| 二、马来亚殖民时期西洋美术的文化孕育与雏形 |
| 1. 英殖民地政府主流教育促成手工美术 |
| 2. 沿革英殖民地时期旅居画家艺术的传播 |
| 三、中马两国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异同比较 |
| 1. 历史文化的差异诞生了共同的艺术语言 |
| 2.复杂的时代背景拉近了艺术符号的距离 |
| 第二节 中国艺术运动为马来西亚美术教育发展的研究重点 |
| 一、中国新美术运动兼收并蓄的中西艺术思潮 |
| 1. 水墨书法与西方艺术精神思维的融汇 |
| 2. 洋务运动与西画教育东渐形成的渊源 |
| 二、先驱画家参与马来西亚抗战画展的教育启发 |
| 1. 华侨美术社团与研究会创办的力量凝聚 |
| 2. 以中国抗战思潮传播中的南洋互动关系 |
| 三、中马两地艺术活动的开展研究意义之比较 |
| 第三节“中学西用”美术教育在新时代夹缝中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西学仿照与引入西方美术教育的雏形与发展 |
| 二、马来西亚契机并存的时代美术教育所面对的挑战 |
| 三、中马两国美术教育办学际遇的挑战研究之比较 |
| 第二章 20世纪二战前后中马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策略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新式高等美术教育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刘海粟为中国美术教育奠定标杆 |
| 1. 刘海粟借洋兴中的美术教育思想与远见视界 |
| 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颜文梁实用美术的创新美术课程 |
| 1. 颜文梁实业求存思想为美术教育拓展新局面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高等美术教育南洋风的目标 |
| 一、林学大为马来西亚纯美术定下南洋思想新概念 |
| 二、南洋首二代华裔先驱画家共创南洋美术风格 |
| 第三节 中马两国高等美术教育实施发展意义比较 |
| 一、中马高等美术教育办学意义的共同点 |
| 二、中马高等美术教育东西艺术融合走向多样化 |
| 第三章 20世纪上半叶中马高等美术教育办学理念与实施比较 |
| 第一节 新中国教育课程体制艺术教育一脉相承发展的利弊 |
| 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多样化教学模式的实质 |
| 二、南京艺术学院学分制的多元课程规范衔接 |
| 三、中国艺术院校百年中西合并办学发展的利与弊问题探究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二战前后继承东方艺术教育新理念的反思 |
| 一、首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艺术教育的反思 |
| 二、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理念延续的挑战 |
| 1. 移植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办学的存在问题 |
| 2. 1967年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的创办目标的取向 |
| 3. 1968年吉隆坡美术学院的创办目标与理念 |
| 第四章 中国对马来西亚美术教育传承与发展历程的比较 |
| 第一节 印象中国与融合南洋色彩的美术作品风格特征的深思 |
| 一、移居侨民身份认同与美术特征对峙的挑战 |
| 1. 多重艺术情感的身份认同意识 |
| 2. 强烈祖国情怀的美术创作符号再现 |
| 二、早期中国南来华侨画家融合南洋色彩的题材 |
| 1. 华侨画家为移居家园增添南洋气息 |
| 2. 五一三种族事件后的美术创作气氛 |
| 三、中国艺术教育百年历程美术作品风格特征的比较 |
| 第二节 中马水墨传统绘画技法与跨媒介艺术火种的碰触 |
| 一、中国水墨传统技法在马来西亚高等美术教育领域的传承 |
| 1. 独立前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美术学校国粹画科设立的意义 |
| 2.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课程与科系的设置结构 |
| 3. 独立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水墨画科的追随 |
| 二、马来西亚水墨画媒介的艺术创新与转型 |
| 三、中马两国现代水墨画家创作理念与风格异同之比较 |
| 结论 |
| 致谢 |
| 作者简介及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相关文献回顾 |
| 1.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文献 |
| 2.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文献 |
| 3. 吉隆坡美术学院文献 |
| 4. 中国美术教育研究 |
| 5. 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的专题研究 |
| 附件二:20 世纪中马来西亚美术教育大事记 |
| 附件三:20 世纪中马各高等艺术院校资料简介与综述 |
| 附件四:中马艺术院校招生宣传资料 |
| 附件五:中马高等艺术院校章程(节选) |
| 附件六:20 世纪中马高等艺术教育课程设置概况综述(部分节选) |
| 附件七:20 世纪中马艺术教育工作者兼画家的高等艺术教育背景概况综述 |
| 附件八:20 世纪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美术师资习艺来源状况综述 |
| 附件九:采访中马两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状况工作表和采访文稿(节选) |
| (一)苏州美专校友严定宪访谈录 |
| (二)苏州美专校友陈士宏访谈录 |
| (三)苏州美专校友唐令渊访谈录 |
| (四)苏州美专校友尢玉淇访谈录 |
| (五)前吉隆坡美术学院院长谢有锡访谈录 |
| (六)槟城锺灵独中美术主任陈昌孔访谈录 |
| (七)槟城槟华女子独立中学美术老师刘达勇访谈录 |
| (八)雪兰莪巴生兴华中学美术主任谢金聪访谈录 |
| (九)柔佛麻坡中化中学美术老师陈培仁访谈录 |
| (十)槟城资深水彩画家兼钟灵国民型中学退休美术老师蔡传仁访谈录 |
| (十一)与锺金钩院长会见冯健亲院长的访谈录 |
| 附件十:中马高等艺术院校创办人或校长相关私人来往书信内容(节选) |
| 一、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创始人来往信函内容 |
| 二、马来西亚艺术院校的创始人来往信函内容 |
| 附件十一:马来西亚美术教育课题专题报道 |
| 一、吉隆坡美术学院院长美术教育课题专题报道 |
| 1 大马美育渐入佳境 |
| 2 绘画在当代艺术进程中的定位和前景与创作动机 |
| 二、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锺金钩院长美术教育课题专题报道 |
| 附件十二:其他相关马来西亚美术教育传承发展的重要文章 |
| 一、陈世集:《小谈星洲木刻版画与创作》 |
| 二、刘抗,《刘海粟与中国的近代艺术》 |
| 附件十三: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与吉隆坡美术学院学生作品选 |
| 附件十四:20 世纪国际时事发展形势与马来西亚美术教育发展史料对照汇编总表 |
| 附件十五:20 世纪中国与马来西亚美术教育大事记历程年表 |
（5）在挣扎中前行：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铸就“大国工匠”时代要求与职业教育课程现实的背离 |
| (二)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难以逾越传统课程模式的历史追问 |
| (三) 个人研究兴趣与经历 |
| 二、已有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职业教育课程演变的研究 |
| (二) 关于文化传统、教育传统对职业教育影响的研究 |
| (三) 国内外课程史研究范畴及方法的发展趋势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审视及思考 |
| 三、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意义 |
| (一) 揭示了社会演化过程中知识的控制与角逐 |
| (二) 演绎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本真要义 |
| (三) 彰显了传统与反传统、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张力 |
| 第一章 职业教育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与路径探寻 |
| 一、教育史学视阈下课程史研究 |
| (一) 教育史学第一次转向推动课程史研究的形成 |
| (二) 教育史学第二次转向促进课程史研究多元化发展 |
| 二、课程论视阈下课程史研究 |
| (一) 重振课程理论：课程史研究的重要使命 |
| (二) 基于课程理解范式的课程史研究 |
| 三、本课题的问题史视角和研究设计 |
| (一) 问题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 (二) 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模仿与规顺：传统教育内容解构中的技艺教育课程孕育 |
| 一、发展背景：西学引入前我国教育状况 |
| (一) 传统学校教育与师徒制的隔离 |
| (二) 传统学校教育面临发展危机 |
| 二、思想及制度领域：西学引入进程中技艺教育的形成 |
| (一) 翻译之学 |
| (二) 制器之学 |
| (三) 政治之学 |
| (四) 技艺之学 |
| 三、实践领域(上)：洋务时期专业技术学堂课程的形神分离 |
| (一) 福州船政学堂课程实施 |
| (二) 江南制造局附属教育机构课程实施 |
| (三) 洋务时期专业技术学堂课程实施的特点评析 |
| 四、实践领域(下)：维新时期学堂课程的中西博弈 |
| (一) 大批书院课程革新与教学传统 |
| (二) 农务学堂课程实施尝试与突破 |
| (三) 维新学堂课程改革的特点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挣扎与妥协：传统教育制度瓦解中的实业教育课程建构 |
| 一、发展背景：科举废止、学制建立 |
| (一) 科举废止对实业教育课程发展的不利影响 |
| (二) 新学制建立对实业教育课程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二、思想领域：赴日考察官商的实业教育课程观 |
| (一) 官吏的实业教育课程观 |
| (二) 绅商的实业教育课程观 |
| (三) 两种实业教育课程发展逻辑及对实践的影响 |
| 三、制度领域：学制更迭中实业学校及课程设计的变迁 |
| (一) 实学内涵阐释的具体化 |
| (二) 实业学校地位及层级设置的变化 |
| (三) 实业学校课程设计的变迁 |
| 四、实践领域：中央官制下实业学校课程实施 |
| (一) 中央官制下的实业学校课程管理 |
| (二) 地方实业学校课程实施的有限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觉醒与自立：传统教育观念革新中的职业教育课程实践 |
| 一、发展背景：实业教育实施问题与职业教育发展困境 |
| (一) 实业教育“取貌遗神”的问题揭示 |
| (二) 影响职业教育大滑坡的因素分析 |
| 二、思想领域：欧美职业教育课程理论的借鉴与改造 |
| (一) 欧美教育理论和课程论的传播与转化 |
| (二) 我国职业教育及其课程研究的自觉探索 |
| 三、制度领域(上)：20世纪20年代教育团体主导下的制度创新 |
| (一) 以“教育本义”取代“教育宗旨”,立足“儿童本位”改革职业教育 |
| (二) 职业教育课程从实业学校拓展至中小学、师范学校的制度探索 |
| (三) “学制系统草案”对职业科课程的设计与讨论 |
| (四) 壬戌学制对职业课程的立体构思 |
| (五) 职业教育设施标准的系统要求 |
| 四、制度领域(下)：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制度规限 |
| (一) 教育家对壬戌学制职业教育设计的反思与修正 |
| (二) 国民政府回归双轨制对职业教育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五、实践领域：职业教育课程的本土化实践——以中华职教社教育实验为例 |
| (一) 职业教育课程在三类学校中的不同表现 |
| (二) 中华职业学校机械科课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的历史逻辑 |
| 一、不容忽视的教育传统及影响 |
| (一) 影响我国近代教育传统变革的主要因素 |
| (二) 我国近代教育传统变革的基本过程 |
| (三) 我国教育传统制约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的特点及表现 |
| 二、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的三对矛盾 |
| (一) 中西矛盾 |
| (二) 内外矛盾 |
| (三) 上下矛盾 |
| 三、职业教育课程发展的两种逻辑 |
| (一) 学校系统化规约下的课程发展逻辑 |
| (二) 社会工业化驱动下的课程发展逻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一、监狱概念及研究时间断限 |
| 二、问题缘起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以监狱改良为研究对象的论着 |
| 二、以监狱改良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清末的监狱改良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前监狱管理之情况 |
| 第二节 清末监狱改良的背景 |
| 一、从“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 |
| 二、“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对清末监狱改良的助推作用 |
| 三、国际监狱改良对中国近代监狱改良的影响 |
| 第三节 日本模式对我国的影响 |
| 一、清末学习日本动因的形成 |
| 二、对日本监狱制度考察的原因和结论 |
| 三、从《监狱学》到《大清监狱律草案》、《监狱规则》 |
| 第四节 从张之洞到沈家本------清末监狱改良从思潮到具体践行 |
|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狱政思想的形成 |
| 二、张之洞监狱改良思想的具体实施 |
| 三、沈家本的狱制思想及其实践 |
| 第五节 清末监狱改良的具体措施 |
| 一、制定监狱法规 |
| 二、改革监狱管理机构 |
| 三、设立罪犯习艺所 |
| 四、筹建模范监狱 |
| 五、培训监狱官吏、储备管理人才 |
| 第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监狱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监狱立法概况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监狱改良措施 |
| 一、旧监狱改良办法 |
| 二、将监狱看守所名称加以统一 |
| 三、颁布新的《拟定监狱图式通令》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监狱规则》 |
| 一、立法背景 |
| 二、北洋政府时期《监狱规则》的体例结构和颁布的法律、法规 |
| 三、北洋政府时期《监狱规则》的内容特点 |
| 第四节 北洋政府时期监狱改良的动因及具体实施 |
| 一、北洋政府谋求国际社会承认的需要 |
| 二、废除“领事裁判权”及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助推作用 |
| 三、实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求 |
| 四、实施《暂行新刑律》的必然要求 |
| 第五节 北洋政府时期监狱制度的现代化 |
| 一、监狱的建设与管理制度 |
| 二、监狱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 |
| 三、监狱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及其权责分工 |
| 四、监狱各具体职务的任用要求及其职责 |
| 五、监狱职员的薪俸 |
| 第六节 监犯的权利及其实施 |
| 第七节 北洋政府时期狱政管理制度 |
| 一、收监制度 |
| 二、监禁和戒护制度 |
| 三、劳役与教诲、教育制度 |
| 四、给养与卫生制度 |
| 五、释放制度 |
| 第八节 北洋政府时期地方监狱的狱政管理 |
| 一、地方监狱监房的建置及组织机构 |
| 二、北洋政府时期地方监狱的狱政管理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狱改良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监狱立法及有关措施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狱行刑改良及其计划 |
|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监狱的设置 |
| 第四节 国民党政府的监狱分类 |
| 一、司法行政部门的普通监狱 |
| 二、看守所、管收所及其警察部门的拘留所 |
| 三、特殊监狱 |
| 第五节 国民政府南京时期的狱政管理制度 |
| 一、收监制度 |
| 二、监禁制度 |
| 三、戒护制度 |
| 四、劳役制度 |
| 五、教诲教育制度 |
| 六、给养制度 |
| 七、接见与书信制度 |
| 八、赏罚制度 |
| 九、假释和释放制度 |
| 第六节 国民政府南京时期地方监狱的狱政管理 |
| 一、组织机构与职员奖惩 |
| 二、狱政管理与戒护制度 |
| 三、教诲与教育制度 |
| 四、给养与卫生制度 |
| 第四章 近代狱政改良对我们的启示 |
| 第一节 从《大清监狱律草案》到《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监狱规则》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对监狱丁作的影响 |
| 一、对一般死缓犯的减刑实行普遍限制 |
| 二、对累犯及八种特殊犯罪减刑实行特别限制 |
| 三、关于无期徒刑犯的减刑 |
| 四、《刑八》实施后给监管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
| 第四节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监狱工作的影响 |
| 一、明确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 |
| 二、增加了由监狱执行的罪犯类型和数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普杜之辩”的历史由来 |
| 第一节 工业发展至强与职业学校至弱 |
| 一、中等职业教育的消极政策 |
| 二、格兰特·维恩答案引发的质疑 |
| 第二节 民主主义与职业学校发展缓滞 |
| 一、作为等级制度延续的职业学校 |
| 二、民主主义阵营的“平等教育”诉求 |
| 三、与民主政体相宜的公立学校 |
| 第三节 自由教育传统与职业主义困境 |
| 一、中等学校演进的张力与“自由教育的向心力” |
| 二、卡拉马祖案与“经典的教育元素” |
| 三、十人委员会报告与“标准化课程” |
| 第四节 手工教育运动与职业主义的尴尬命运 |
| 一、公立学校批判 |
| 二、手工教育运动 |
| 三、基于“普通”教育价值的手工课程 |
| 四、奥克姆蒂观念与来自劳动联盟的抵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普杜之辩”与职业主义确立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运动兴起与德国影响 |
| 一、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批判策略 |
| 二、德国模式与凯兴斯坦纳访美 |
| 三、《道格拉斯报告》 |
| 第二节 库利议案与“普杜之辩”引发 |
| 一、芝加哥计划 |
| 二、库利议案 |
| 第三节 中等职业教育模式之争 |
| 一、“普杜之辩”相关说明 |
| 二、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与“双轨”制计划 |
| 三、杜威民主主义阵营与“双轨”制批判 |
| 第四节 民主与效率之争 |
| 一、民主社会中的效率主义 |
| 二、效率时代的民主主义 |
| 第五节 职业主义的不完全胜利与民主主义的持续影响 |
| 一、职业主义阵营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立法的实际推进 |
| 二、职业主义的确立与妥协 |
| 三、民主主义的影响与受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普杜之辩”背后职教观之异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逻辑起点比较 |
| 一、教育“二元论”传习 |
| 二、教育“二元论”批判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取向比较 |
| 一、为职业而教育 |
| 二、通过职业而教育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课程比较 |
| 一、工作课程 |
| 二、整合课程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教学组织比较 |
| 一、工作逻辑 |
| 二、设计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普杜之辩”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走出欧洲母国的框架(1906——1917) |
| 一、中等职业教育的“美国模式” |
| 二、职业教育基本命题的“美国定义” |
| 三、“普杜”职业教育思想的“世界性” |
| 第二节 普洛瑟时代(1917——1963) |
| 一、职业主义时代 |
| 二、《史密斯-休斯法案》实施与职业主义推行 |
| 三、“生活适应教育”运动 |
| 四、基于“工长会议”计划的CBE课程 |
| 第三节 朝向杜威的理想(1963——) |
| 一、新职业主义时代 |
| 二、生计教育运动与“K-12+职业群集课程” |
| 三、STW、STC运动与“三项课程整合” |
| 第四节 “单轨——分层”范式 |
| 一、“钟摆”政策与综合中学效率之问 |
| 二、“课程分层”与非民主的堡垒 |
| 三、“单轨”与“双轨”的辩证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普杜之辩”与职业教育的本土性 |
| 二、“普杜之辩”与职业教育的合理性 |
| 三、职业主义何以在博弈中如此顽强 |
| 四、杜威的理想能否实现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危机下的变革：晚清陆军战术及训练研究 ——以湘军、淮军与新建陆军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清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二) 主题相关研究概览 |
| 三、概念、思路与方法 |
| (一) 概念解释与说明 |
| (二) 思路与目标 |
| (三) 主要方法 |
| (四) 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沉沦：明清之际中国战术及训练方式的落后 |
| 第一节 明代后期战术及训练的发展：兼与西方比较 |
| 一、明代后期军队的战术及训练：以“戚家军”为例 |
| 二、16-17世纪西方战术及训练变革 |
| 三、不同的走向：中西比较及启示 |
| 第二节 满洲骑兵的崛起与称雄 |
| 一、满洲骑射战术及同明军的比较 |
| 二、骑射战术在明金交战中的完胜 |
| 三、明金(清)双方战术的调整 |
| 第三节 小结：骑射战术称雄的原因与影响 |
| 一、弓马战胜枪炮的一种解释 |
| 二、骑射称雄对清代战术发展的影响 |
| 第二章 回归：湘军的战术及训练变革 |
| 第一节 儒生变悍将：变革的思想背景 |
| 一、经世致用：传统兵学回归实际 |
| 二、义理之学：将帅志节的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编制、武器与基本战术 |
| 一、编制与武器简述 |
| 二、基本战术分析 |
| 第三节 实战表现与影响的扩展 |
| 第四节 小结：变革的意义与局限 |
| 第三章 转向：淮军改用“泰西阵法” |
| 第一节 转变的背景 |
| 一、孤军入死地：苏沪战场的环境 |
| 二、李鸿章的个人经历与品性学养 |
| 第二节 淮军战术在实战中的变化 |
| 一、“泰西阵法”简述 |
| 二、参用西法：湘式战术中的新变化 |
| 三、融合中西：新战术初露端倪 |
| 四、自成体系：新战术粗具规模 |
| 五、平捻作战：新体系趋于完善 |
| 第三节 盛军小站练兵：淮军驻防时期的个案研究 |
| 一、编制结构与武备概况 |
| 二、基本战术及训练概述 |
| 三、问题透视：主导思想陈旧 |
| 四、症结之处：思维方式所限 |
| 第四节 小结：淮军现代化缘何功败垂成 |
| 第四章 激变：甲午之后的改弦更张——以新建陆军为个案 |
| 第一节 背景：甲午战后的思想震动 |
| 一、危机引发的思想亟变 |
| 二、军事领域的反思 |
| 第二节 袁世凯其人：主导者的特质 |
| 一、早年军事经历 |
| 二、个人行事风格 |
| 第三节 新建陆军的编制、训练及战术 |
| 一、编制与武备概况 |
| 二、军队建设与训练的新特点 |
| 三、基本战斗方式与演习概述 |
| 第四节 小结：危机催生的激变及其隐忧 |
| 第五章 总结：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晚清战术及训练演变 |
| 一、文化基因：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问题 |
| 二、历史积淀：晚清战术及训练变革的特征 |
| 三、以史为鉴：晚清军事现代化的启示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期成果 |
（9）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末留日本动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的首批留日学生 |
| 一、东文学堂培养的日语翻译人才 |
| 二、驻日公使裕庚的积极斡旋 |
| 三、与日本社会的交往 |
| 四、留学效果及意义 |
| 第二节 清政府留学生派遣政策的确立过程 |
| 一、清末社会对新式教育的诉求 |
| 二、日本方面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态度 |
| 第三节 清政府速成留学生的派遣与废止 |
| 一、清政府留学生派遣的转向 |
| 二、接收留学生的日本学校 |
| 三、速成留学的终结 |
| 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学校对留学生实施的近代教育——以宏文学院为中心 |
| 第一节 宏文学院实施的近代教育 |
| 一、嘉纳治五郎的教育设想 |
| 二、普通科及速成师范科的教育内容 |
| 第二节 留学生对近代日语形成产生的影响 |
| 一、宏文学院的日语教授法 |
| 二、教学相长：留学生发挥的积极作用 |
| 三、留学生日语学习观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留学生与日本社会的摩擦 |
| 第一节 衣：受人嘲笑的服装与辫发 |
| 一、辫发带来的不便与烦恼 |
| 二、改易和服的良苦用心 |
| 第二节 食：难以适应的饮食生活 |
| 一、对日本饮食难以习惯与认同 |
| 二、对日本饮食不习惯的解决办法 |
| 第三节 住：空间狭小的榻榻米 |
| 第四节 其他不同文化与生活习惯引起的摩擦 |
| 一、噪音问题 |
| 二、卫生问题 |
| 第五节 留学生活对留学生日本观形成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留学生进行的革命活动 |
| 第一节 革命取向的形成 |
| 一、政治意识的觉醒 |
| 二、清政府的防制与镇压 |
| 第二节 代表性的革命活动 |
| 一、拒俄学生军事件 |
| 二、反对“留学生取缔规程”运动 |
| 第三节 留学生的翻译及出版活动 |
| 一、翻译团体及出版杂志 |
| 二、对近代文化产生做出的贡献 |
| 小结 |
| 第五章 部分留学生与日本女性的交往 |
| 第一节 留学生的课外生活 |
| 一、留学生的课外时间 |
| 二、留学生与日本普通女性的交往 |
| 第二节 留学生的嫖妓问题 |
| 一、日本当时社会的娼妓问题 |
| 二、留学生嫖妓带来的问题 |
| 第三节 裸足与缠足：留学生女性审美观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日本社会对留学生态度的演变 |
| 第一节 清末留日学生与就读学校之间的关系 |
| 一、嘉纳治五郎与杨度的辩论 |
| 二、从服从教育到公理主义教育 |
| 三、杨度的疑虑与嘉纳态度的变化 |
| 第二节 日本社会对留学生的态度变化 |
| 一、对留学生的初期印象 |
| 二、对留学生态度的转变 |
| 三、两国舆论对速成教育的批评 |
| 四、嘉纳治五郎最后的努力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1 军事与军事教育 |
| 1.1.2 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与军事教育现代化 |
| 1.2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1.2.1 选题的缘由 |
| 1.2.2 选题的意义 |
| 1.3 研究范围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军事教育史着作 |
| 1.4.2 军事教育论文 |
| 1.4.3 教育史、军事史着作 |
| 1.4.4 现代化理论相关资料 |
| 1.5 研究构想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发展历程 |
| 2.1 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发展的背景 |
| 2.1.1 清末的军备废弛 |
| 2.1.2 “沧海微澜”——鸦片战争时期军事改革的呼声 |
| 2.1.3 湘军、淮军的编练 |
| 2.2 洋务运动时期现代军事教育萌芽 |
| 2.2.1 “制器兴学”——洋务军事学堂的创立与发展 |
| 2.2.2 洋务运动时期军事教育的特点 |
| 2.3 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教育改革 |
| 2.3.1 武举制度的废除与武备学堂的兴建 |
| 2.3.2 军事教育体制的建立 |
| 2.3.3 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教育的特点 |
| 2.4 民国早期现代军事教育的发展 |
| 2.4.1 辛亥革命对军事教育的推动 |
| 2.4.2 北洋政府时期军事教育艰难前行 |
| 2.4.3 民国早期军事教育发展的特点 |
| 第3章 清末民国早期海军军事教育现代化 |
| 3.1 海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动因 |
| 3.1.1 “船坚炮利”——来自西方国家的海上威胁 |
| 3.1.2 “师夷制夷”——海防意识的萌发 |
| 3.2 海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3.2.1 甲午战争前的海军教育 |
| 3.2.2 甲午战争后海军教育的恢复 |
| 3.2.3 民国时期海军教育的发展 |
| 3.3 海军留学教育 |
| 3.3.1 求知异域：海军留学教育的兴起 |
| 3.3.2 东渡扶桑：甲午战后大规模的海军留日活动 |
| 3.3.3 规范多元：民国初期海军留学教育的发展 |
| 3.3.4 海军留学教育的历史评价 |
| 3.4 海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特征 |
| 3.4.1 教育层次的单一性 |
| 3.4.2 教育思想的双重性 |
| 3.4.3 课程设置的西化性 |
| 3.4.4 教学方法的实战性 |
| 3.4.5 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
| 第4章 清末民国早期陆军军事教育现代化 |
| 4.1 陆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动因 |
| 4.1.1 “痛定思痛”——甲午海战的反思 |
| 4.1.2 “整军御侮”——谋求全面军事教育改革 |
| 4.1.3 “风起云涌”——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
| 4.1.4 “军制变迁”——陆军军事教育发展的内在诉求 |
| 4.2 陆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历程 |
| 4.2.1 “跛足前行”—— 甲午战前陆军军事教育概况 |
| 4.2.2 “整军练武”——新式陆军的训练 |
| 4.2.3 “举国划一”——陆军军事教育体系的确立 |
| 4.2.4 “官兵并重”——民国初期的陆军军队教育 |
| 4.3 陆军留学教育 |
| 4.3.1 “涓涓细流”——甲午战前的陆军留学教育 |
| 4.3.2 “以日为师”——甲午战后波澜壮阔的陆军留日教育 |
| 4.3.3 陆军留学教育与陆军军事现代化 |
| 4.3.4 陆军留学教育的局限与不足 |
| 4.4 陆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特征 |
| 4.4.1 教育层次的多样性 |
| 4.4.2 课程设置的科学性 |
| 4.4.3 教育制度的模仿性 |
| 4.4.4 教育发展的滞后性 |
| 4.4.5 教育改革的不彻底性 |
| 4.4.6 教育管理的私有性 |
| 第5章 清末民国早期空军军事教育现代化 |
| 5.1 空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动因 |
| 5.1.1 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的提出 |
| 5.1.2 国内航空人员的匮乏 |
| 5.2 空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历程 |
| 5.2.1 南苑航空学校 |
| 5.2.2 其他航空学校的创办 |
| 5.3 空军留学教育 |
| 5.4 空军军事教育现代化的特征 |
| 5.4.1 教育发展的主动性 |
| 5.4.2 办学形式的开放性 |
| 5.4.3 教育实施的地方性 |
| 第6章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个案研究 |
| 6.1 “将军摇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现代化办学特征分析 |
| 6.1.1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办 |
| 6.1.2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办学特征 |
| 6.1.3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历史影响 |
| 6.2 “军校楷模”——黄埔军校现代化办学特征分析 |
| 6.2.1 黄埔军校的创办 |
| 6.2.2 黄埔精神的形成与实践 |
| 6.2.3 黄埔军校的办学特征 |
| 6.2.4 黄埔军校的历史影响 |
| 结语 |
| 一、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特征 |
| 二、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的社会影响 |
| 三、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考试制度落伍亚洲教育改革各施各法（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2]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3]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D]. 邱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4]引进与融合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发展比较研究[D]. 梅德顺. 南京艺术学院, 2016(02)
- [5]在挣扎中前行：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史[D]. 夏英.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2)
- [6]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D]. 徐达.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7]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D]. 路宝利.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8]危机下的变革：晚清陆军战术及训练研究 ——以湘军、淮军与新建陆军为中心的讨论[D]. 赵鲁臻. 南开大学, 2014(04)
- [9]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D]. 邵宝. 苏州大学, 2013(12)
- [10]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D]. 甘少杰. 河北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