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全球化视角下的苏联解体

一、社会主义必须回应时代的要求——从全球化视角看苏联解体（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贾绍俊^[2]（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万英^[3]（2020）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要求高校党委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意识形态漂浮在话语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有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有效果,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要有效,沿着“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的路线是争夺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因而,话语有效是高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有效的要素之一,也是其逻辑起点。基于话语对构建话语体系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文章由七部分构成,即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简要评析。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阐释核心概念、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论述有效性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概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理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在中国的渊源脉流。本章还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为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阐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从它的本质属性、对大学生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的影响、凝聚高校师生的功能,以及它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对话语权的维护作用等方面论述它的评价标准。第三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本章论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第四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大学生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影响,三重话语存在内在的张力。对于这些话语,重点是把其消极性概括出来,目的是为了规避、消解其危害性,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些话语,而是要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五章论述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诸多挑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提出从五个方面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主体能动性方面,切实发挥高校党委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责。发展动力方面,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确保话语的生命力,而创新是有原则的创新。硬实力方面,主张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以硬实力破解西方的话语迷障。软实力方面,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文化软实力夯实话语的凝聚力。话语机制方面,发挥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而转换的目的是更好的发挥各种话语的优势,而不是以一种话语否定另一种话语。

范瑞滨^[4]（2020）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指出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准确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世界历史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注重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凭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论文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揭示和阐述;接下来以大历史的长焦距,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意图勾画出经200年来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化历程的时代画卷,阐明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揭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样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现代化作为一项旷古未见之宏大事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论文分别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型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布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等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核心要素入手,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的独特结构和本质特征,意图通过这种结构性分析,揭示和阐释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遵循和发展。“引言”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六章。论文的“引言”主要简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揭示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简要论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第一章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以及运用其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确定了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借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可有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方向,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把握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作用,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第二章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本论文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阐明了民主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的政治保障。然后,本论文依次剖析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独立自主的进行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剖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本论文在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运用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开创了多样化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第四章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把握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阶段论思想的基础上,本论文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探索所奠定的基础。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基础,有效把握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注重驾驭资本、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本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利用和驾驭资本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贡献。第六章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本论文在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结语”中,对论文分析和阐述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在阐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本论文的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背景与具体的条件,历史性透视表明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闭关锁国、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的顺利推进不可能缺乏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

王人骏^[5]（2020）在《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是英国颇具影响力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同时他还兼有英国议会上议院议员、工党党员的身份。面对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德赛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挖掘马克思的市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市场动力”理论,并通过全球化视阈赋予了市场动力理论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德赛的经济思想在国内译介甚少,鲜为人知,通过深入研究和解读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有助于了解西方新左派的经济思潮,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动向。德赛的经济思想兼容并蓄,内容丰富。他将自己的学说、理论置于全球化的宏观视阈中,通过对德赛全球化视野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把握全球化历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和非资本主义的演进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德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价值,赋予了市场动力理论动态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在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微观生成中,他不仅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传统,还批判地吸收了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术思潮,同时结合个人经历,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理路。德赛通过历史批判、整体思维、时空视角、逻辑解释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市场动力理论作为德赛经济思想的核心具有三重维度,三者之间是一个递进关系。首先,自由是市场的动力。自由逻辑下调节着阶级关系、形成了经济关系,自由市场还创造了社会财富。德赛指出,阶级关系的演变透射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但阶级矛盾可以通过阶级合作和共生来缓解;经济关系的形成反映出对市场客观规律的遵循,但市场规律随着市场的时空转换暂时难以超越;自由市场创造的所谓公平和富裕则是德赛对不平等社会的一种妥协式解答。其次,市场是社会存在的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活动场域,在市场关系下,资本主义围绕利润率周期性运动,围绕价值规律均衡增长,并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下不断开拓空间。德赛认为,围绕利润率周期性增长是资本主义运行的机理,周期性增长产生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统一之中;围绕价值规律的均衡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具有长期存在的可能;利润率下降的动力激发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在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下反而能够促使资本主义持续存在与发展。最后,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是社会转型的动力。全球化重新复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经济学思想,德赛指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空间极限,既是地理空间的界限,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极限,市场的空间极限回答了“社会何以跃迁”的问题;自由市场也存在着时间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危机中发展递进,新的社会关系也将在危机中孕育生成,市场的时间危机回答了“社会转型何时实现”的问题;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为时空超越准备了条件,市场中酝酿着社会转型的契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中回答了“社会理想如何实现”的问题,社会转型发生在资本主义充分成熟,市场动力发挥最大优势、达到最大极限之时。从市场动力理论出发,德赛总结了资本主义三种发展模式的经验,并对社会主义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反思,资本主义模式并没有完全拒绝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方案最终发展趋向于市场机制,德赛认为不同的体制在对抗中不是变得不同,而是变得更加相似。在对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制的批判反思中,德赛构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认为社会主义因素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蕴含在自由市场机制当中,社会跃迁的契机要到资本主义内部去寻找,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繁荣之上,等到资本主义将世界整合为一个整体,市场动力机制没有潜力可以释放时,资本主义将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之中走向新的社会跃迁。在德赛看来,这个新的社会是一个社会自觉的共同体,市场与政府相互协调,全球实现了理性治理。德赛认为社会主义要等到资本主义完全成熟时才能实现是马克思的本意,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全球化兴起与发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覆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复活。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展现了空间在场的逻辑,丰富了经济学人文主义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德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现实解释力,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描绘了现实色彩。但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也还有一些缺陷,比如夸大了自由市场的力量,放弃了对私有制的批判,拒绝了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幻象和同情,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值得商榷等等。在新一轮全球化趋势下,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特别是挖掘德赛这一批新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出发,尊重市场力量,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思想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能从中汲取诸多的有益元素,这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孙国栋^[6]（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张燕^[7]（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快速崛起为引领世界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超越公共外交”的价值理念并积极付诸实践,以实现让世界认识中国、认可中国、认同中国。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必须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念与价值创新做出理论回应,本研究提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正在孕育出新的理论体系、形态与范式,并将其作为再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公共外交发展的新趋势,进而超越传统公共外交与新公共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关照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如何走出去,面对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如何让世界理解与接受中国,中国需要走出一条新的外交理路,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实践探索的总方向;二是中国与世界如何一起走,让中国走出去就必须与世界一起走,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发展无法割离,这是时代赋予崛起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所孕育出的理论体系与范式,其实践源于中国,又超越中国,实现了“三个目的”的统一——以中国为目的、以人类为目的与以生命为目的。本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什么”“来自哪里”“应用在何处”“会遇到什么”“如何应对”的逻辑思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进行了整体剖析,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在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与公众共同参与的,以国内外民众为对象的,以促进不同国家历史、制度与文化的交互式对话,实现共享发展,最终建构一个超越普世价值的、包容式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策略选择,分别是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制度运行体系的战略建构、文明对话体系的共识建构以及机制交流体系的实践建构。研究结果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一场公共外交实践与研究的历史性革命,一方面它超越了公共外交将实现国家利益作为终极目标的价值导向,追求人类以及生命共同体的终极价值,跨越了国家、历史与文明;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这就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将促进公共外交学科的成熟与完善。

孙秦敏^[8]（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关乎国家命运、关乎民族安危。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意识形态工作依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既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时期,也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如何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结合意识形态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新变化,将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转化成实践需要的现实动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时代交付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坚守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用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有力回击错误思潮。中国共产党早已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逐渐将价值理念层面的意识形态转化到具体社会实践之中,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力量。本文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出发,探寻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按照系统分析法全面解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科学内涵及发展动力。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发展策略。按照“发现问题——解构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具体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本问题。通过对主题相关概念“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分析界定,理清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而全面解读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科学内涵。立足内涵,分析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本要素及特征,并对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资源基础。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有着丰富的资源基础:其理论渊源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借鉴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和贡献;其实践基础有夯实的经济基础、较好的治理成效、较完整的制度规范、良好的领导核心形象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神话”的破灭;其价值诉求在于围绕两个巩固任务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增强意识形态引领力、立足人民主体立场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由此,建构起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由来已久,主要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工作的推进、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工作的调适以及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其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建设以及创新发展意识形态工作。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挑战。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国际方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国内方面社会转型以及思想领域的各种情况的变化、自身发展方面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本身存在的困境等。第五部分主要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遵循的原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从而保证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正确方向。致力于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需要遵循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样化思想文化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保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科学有序地推进。第六部分主要论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遵循基本原则,应努力做到:其一,推进理论创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二,推进手段创新,壮大思想舆论主阵地;其三,推进话语创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其四,推进基层工作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

商琳^[9]（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大变局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意识形态是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是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极为重要的环节。不仅关系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地位及其影响力,更关系着一个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及一个政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话语能力是一种建立与其意识形态所代表的理念、思想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并进行深入阐释和广泛传播所需要的能力。加强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是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主导地位、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前提基础和重要途径。面对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要想完成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必然要实现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强起来”。因此,如何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内实现话语的社会整合、强化国家意识、提升话语的内在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对外实现中国话语在世界舞台上话语地位的提升,强化话语的外在影响力,就成了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球化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时代背景,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呈现的新问题,综合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文化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坚持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对苏联和美国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经验借鉴,以及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面临的时代新课题的综合考量,最终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的目标、原则和思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要以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有话可说”,“说得动听”,“被广泛倾听”为目标指引,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等原则,以创新话语内容、丰富话语载体和优化话语主体为主要思路,推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的全面提升。

朱雄君^[10]（2019）在《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灵魂和力量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中国共产党兴党强党之要义。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守的重要遵循。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旗帜,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信仰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信仰安全的战略地位,坚持将维护信仰安全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着力在加强理论武装、严肃政治生活、激发内生动力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全党坚守信仰、维护信仰、锻造信仰、践行信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极端重要的战略考量,本文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从信仰安全的学理基础入手,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结构构成、战略意义、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借鉴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维护的主要路径,为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首先,本文阐明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执政安全等与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主题有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提出信仰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维护的重大安全,并从总体上阐明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其次,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学理基础。一是论证信仰安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安全的核心构成,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身的执政安全,就必须维护好自身的信仰安全。二是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涵与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在对信仰、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信仰安全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和诠释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涵进行了学理分析,提出信仰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维护的核心安全。三是对信仰安全的内在结构进行理论探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主体层次、内容体系、影响因素的分析,厘清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在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再次,本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战略地位。一是从理论层面分析信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价值,提出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支撑和力量源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价值;二是从历史层面考察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生命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的历史考察,提出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兴党强党的要义。三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当代实践,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正确方向、生机活力、强大力量四个方面论证信仰安全的战略意义。然后,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一是从信仰客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体系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包括:时代的变迁对信仰体系的真理力量的挑战,功利性泛滥对信仰体系的价值基础的侵蚀,多元化思潮对信仰体系的一元地位的冲击,大众化滞后对信仰体系的神圣魅力的消融。二是从信仰主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主体安全存在的重大隐患,主要包括:“批发式”入党降低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尊崇,“浅尝试”学习削弱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认同,“两面人”现象动摇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坚守,“宽松软”管理弱化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锻造;三是从信仰结构的角度探讨了个体性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一些党员、干部信仰模糊,部分党员、干部信仰淡化,少数党员、干部信仰动摇,个别党员、干部信仰缺失,极少数党员、干部存在信仰背叛问题。四是探讨了信仰安全问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是从党员、干部的个体视角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严重后果,从执政安全的战略维度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巨大威胁,从民族复兴的宏观视野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潜在风险。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但是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保信仰安全,就必须有效应对和化解时代变迁、功利主义、多元化思潮、大众化滞后对信仰体系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着力解决党员、干部队伍入口关不严、理论学习不深入不透彻、组织生活“宽松软”、“两面人”现象给信仰安全带来的隐患,着力解决少数党员、干部信仰模糊、信仰淡化、信仰动摇、信仰丧失、信仰背叛的问题,特别是要防止党员、干部个体层面的个体性信仰安全问题向全党层面的总体性信仰安全问题的扩大和蔓延。最后,针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信仰安全的内在运行规律,借鉴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的历史经验,本文提出了维护信仰安全的主要路径:一是要加强理论武装,打牢信仰的理论之基。具体来说包括以下路径: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增强信仰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着力加强理论转化,增强信仰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有效开展理论教育,增强信仰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二是要强化规矩纪律,维护信仰的神圣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将信仰合格作为党员发展的首要标准,让信仰守望成为必须遵循的重要底线,把信仰维护贯穿监督执纪的全部过程。三是要严肃政治生活,强化信仰的组织锻造。就是要将坚定信仰作为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将信仰淬炼作为党性锻炼的核心内容、将信仰仪式作为组织生活的规定动作。四是要激发全党活力,推动信仰的广泛实践。关键举措包括:在坚持学思践悟中做到知行合一,在抓住“关键少数”中推动以上率下,在铸就信仰丰碑中激发实践力量。

二、社会主义必须回应时代的要求——从全球化视角看苏联解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主义必须回应时代的要求——从全球化视角看苏联解体（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主义必须回应时代的要求——从全球化视角看苏联解体（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D]. 万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4]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5]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D]. 王人骏. 吉林大学, 2020(08)
• [6]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D]. 张燕. 兰州大学, 2020(01)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D]. 孙秦敏.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能力建设研究[D]. 商琳.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10]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D]. 朱雄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