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影响下周氏兄弟留日文学观

一、中外影响下的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观（论文文献综述）

孙尧天^[1]（2021）在《诗歌、政治与伦理——晚清群学思潮与早期鲁迅诗学观之关联探析》文中指出鲁迅早年通过诗学方式回应了晚清群学思潮,他也在这一背景下表达了有关群己关系的新认识。一些改革者延续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强调文学内在的转移性情的功能及其对于构建群体的政治意义。相比之下,鲁迅虽同样注重情感的重要性,但他批判从外部政治视角规范诗歌的思路,为此,他重新解释了"诗言志"的传统,主张诗歌是人类生命意志的自由抒发。同时,鲁迅并不因为推崇个体主义而反对群体,他恰恰在卡莱尔的浪漫主义诗学原理的启发下,强调诗人和民众的情感共通,并由此诉诸群体的觉醒。从生命的感性本体出发,鲁迅致力于凸显文学的"不用之用",这种观点既解放了读者的主体能动性,又力图从根本上实现从自我到群体的变革。

彭修银,杨瑞峰^[2]（2016）在《周作人“人情文学”观的形成及其日本渊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情"在周作人文学观念中具有极大的统摄性价值和鲜明的总体论特征,因此,以"人情文学"指称周作人的文学观相对更为合理。具体而言,"人的文学"为"人情文学"观奠定了发展的轨范;"写实"与"移情"是周作人文学观念在写作策略和功用层面的进一步完善,表征着"人情文学"观的明显胎动;对"人情"的置重则将周作人的文学视野聚焦到"文学"本身,意味着其"人情文学"观的最终定型。周作人"人情文学"观的形成过程深受日本文学影响,"日本渊源"是周作人"人情文学"观一块无法抹去的印记。

李妮文^[3]（2016）在《周作人附逆期间的生存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周作人附逆时期（1937—1946年）的生存与思想为研究对象,重点对周作人附逆期间具体生命境遇中的渴念与追求,意向与筹划进行“同情”之理解,对周作人附敌后各个阶段的精神流变与生存态势进行综合把握;将周作人的人生选择、思想构建、文学写作（创作）置于其生存意义与价值需求层面进行把握,并结合“沦陷区”的具有政治语境加以审视,以期展示出周作人作为具体生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具体说来,本文分为以下几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故园未毁不归去”,主要展示1937‐1938年间,周作人在时局巨变中的北平所面临的具体生存问题,如经济危机、家庭矛盾、社会舆论压力等等。结合这些具体的境遇与生命体验,分析周作人留守北平期间文学叙事的内涵与特质,把握周作人投敌前的矛盾与焦虑,以及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所做出的人生抉择。第二章“回首冤亲一惘然”,从附敌之初周作人的“不辩解主义”开始,揭示“老而为吏”的周作人如何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政治官僚。同时结合沦陷区的伪政治语境和周作人所面临的身份认证危机,重点剖析周作人“东亚文化一元论”思想的形成动机与过程,并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内涵加以详细阐释。第三章“入官入道两蹉跎”,通过对其附逆后期思想与行为的分析,探讨心态及思维意识均已官僚化的周作人在此时期出现了怎样的情感转折,剖析周作人这一期间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最后,分析周作人在被捕前夕宣扬的“道义之事功化”所蕴含的为自己“开脱罪名”的企图。第四章“周作人附敌期间思想与行为之批判”,分别从思想特质与实际效果两个层面剖析了周作人思想的失败之处。指出,周作人一方面客观上充当了日本侵华政策的辩护士,另一方面其思想上的“脱离现实”,“回避矛盾”的特点也使得其思想缺乏应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沦为痴人呓语的地步。

雷淑艳^[4]（2014）在《“五四”前期周作人“未来国民”观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五四”前期周作人“未来国民”观念研究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周作人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面对当时国家的不堪状况，周作人认为，欲兴国必先兴民，改造国民劣根性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国民自身的改良和进步也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和配合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二者之间形成一种类似“人推动社会进步，社会促进人逐步完善”的良性循环、不断发展的关系，“未来国民”才可能变成现实。所以，周作人在观察研究中，结合先进的科学理论，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未来国民”的相关理论体系。在周作人关于“未来国民”的相关理论中，可以明显发现这一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也是这一缺陷的存在，导致了周作人的“未来国民”在“新村”运动落幕后也被迫宣告破产，随着“五四”热潮的消退也一并消退了。为方便论述，笔者将周作人的“未来国民”的观念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即儿童的培育——建构“未来国民”的基石、成人的觉醒——建构“未来国民”的中流砥柱和“新村”——“未来国民”的实现方式。论文由绪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言部分首先对周作人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自己心目中的未来国民进行简单的陈述。然后系统阐述新时期国内外对周作人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以及研究价值。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儿童的培育——建构“未来国民”的基石。因为周作人把儿童看作是未来的理想国民，所以重视理想国民储备阶段的儿童培养是塑造理想国民的基础所在。这一章中主要从论述周作人在国民改造方面对于儿童自身重视的背景、其理论的提出及作出的相关努力和重视儿童的原因这三个方面阐释周作人塑造理想国民的理论主张。第二章：成人的觉醒——建构“未来国民”的中流砥柱。本章依旧从周作人“未来国民”观点中“民”的角度进行论述，侧重点是其“成人国民”部分。通过对当时中国“人”缺失现象及危害的描述、周作人针对中国“人荒”现象提出的反抗封建专制思想统治的理论阐述和周作人国民自我觉醒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三个方面，解说了其“未来国民”理论中“人”的自主意识的关键作用。第三章：“新村”——“未来国民”的实现方式。本章重点讨论周作人理想中的有利于人与社会良性发展的社会模式——日本“新村”和其“未来国民”理论观念失败的原因。在社会模式方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是周作人在现实社会中对“新村”运行模式的苦苦寻觅以及周作人之所以赞成“新村”模式的原因。其次是对“新村”平和改良社会手段的介绍，并讨论了周作人选择“新村”为自己理想社会模式的原因。在失败原因方面，分别从经济落后和过分依赖人性中的善这两方面进行论述。结语部分梳理周作人“未来国民”观念主张，肯定其积极部分，指出其中欠妥的因素，为当下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一点借鉴。

逯若翠^[5]（2014）在《“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论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矛盾与同一》文中研究指明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最早的理论倡导者，更是在创作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实践者。周作人创作了大量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事文章，并且创作了大量美文，开创了闲适、冲淡的中国现代小品文体，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折射出深厚的思想光芒，对周作人的散文研究从“五四”时期就己开始，学者们普遍都注意到了其“浮躁凌厉”到“平和冲淡”两种创作风格之间的不同与突变，大多数学者将这种变化视为周作人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对立和倒退，然而通过对其创作文本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单纯构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在文化价值方面既有转折也有延续和坚守，故呈现出一种矛盾同一的特点。本文试图阐述周作人散文的矛盾同一关系，并探索这种创作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写作内容、艺术特色和思想意识三个方面论述周作人散文创作上的矛盾性。写作内容上表现为针砭时弊与抒写生活情趣的矛盾性，批判儒家文化与宣扬儒家之道的矛盾性；艺术特色上表现为浓烈尖锐的言语与平淡婉曲的用词的矛盾性，辛辣式幽默与闲谈式幽默的矛盾性；思想意识上表现为无畏与忧虑，叛逆与隐退的矛盾性。第二部分从周作人对纯文学的追求、对“人”的坚守、对新文明新秩序文化价值的坚守三方面论述了周作人散文创作上的同一性，阐述周作人两种创作风格在文化价值追求上的内在一致性。第三部分从内外因两个维度探索周作人散文呈现“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艺术风貌的原因。外因主要从周作人对社会政治的忧惧和对启蒙的质疑两点入手；内因从周作人复杂的思想构成、独特的个人气质、矛盾的文学审美取向三点进行阐述。本论文立足于周作人散文作品文本分析，论述周作人两种不同风格作品的矛盾性和同一性，希望能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质，揭示其作品的内在艺术价值。

李雅娟^[6]（2013）在《以“人”为目标的文学政治实践 ——周作人思想研究（1906-1946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把周作人从日本留学阶段到抗战结束时期（1906-1946年）的核心思想特征理解为一种以“人”为目标的文学政治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梳理周作人思想在形式方面的具有某种连续性的线索与脉络。周作人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为不受动物性本能控制的自觉意识和不受外在权威控制的自主能力,因此在“人”的实现过程中,他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周作人的“个人”又是一种伦理主体,个人独立性的实现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背景进行思考。围绕这一“人”的目标,文化与政治成为周作人思想中的一对核心矛盾。同时,“人”的目标一以贯之,为周作人的思想赋予了一种形式感。因此,在因沦陷时期卷入与敌合作的政治事件,而使其思想在内容上呈现出某种断裂（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发生某种颠倒）时,其思想的形式得以维持某种延续性和统一性。本文用“文学政治实践”来命名周作人思想的形式特征,试图将本文的中心论题——周作人思想内容的构成以及发生变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结果,放置在其思想形式的连续性以及思想内容与思想形式的关系中来考虑。本文用以指称周作人思想的形式特征的“文学政治实践”,意指以文学的方式展开的政治性实践：一方面,周作人期待发挥思想的力量来改造现实,从而使其思想具有了实践性特征,并与国家政治在关于“人”的政治理想方面产生了一致性。另一方面,周作人不是依靠理智的论辩、说教来灌输思想,而是希望通过情感的感染力来转移思想。因此,他选择了文学作为发挥思想之力的载体。即使30年代之后,周作人不再期待文学承载思想之力,但用以置换“文学”的“文章”,仍然在要求具有个人情感性与文章之美的意义上,保留了文学性的特征。因此,周作人的思想实践又始终是以文学的方式展开。此外,自称“杂家”的周作人,其思想内容的资源来自多种知识体系以及多种文化传统中的思想因子。根据其不同时期政治意识的引导,这些思想因子被阐释、变形、改造,进而重新组合、调和、构型,最终显现为具有周作人自己的问题意识的思想形态。他的问题意识中所处理的“人”的问题,是同时以“人”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与政治的交集所在,而文化倚赖思想之力与政治倚赖行动之力的两种不同方式,使文化与政治在成为周作人思想内容的主线的同时,又构成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基于上述思想形式与思想内容两方面的认识,本文将研究时段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留日与居绍时期、20年代、30年代、40年代）,讨论周作人应因于各个时期的现实政治状况,形成了怎样的政治意识,据此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建构中调用怎样的文化资源,并如何思考、呈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据此选择怎样的文学样式作为实现其思想的载体。具体章节安排如下：导论部分,首先在总结周作人既有研究视野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将文化政治的研究视野与国家政治的研究视野结合起来,形成周作人思想研究的整体性研究视野,以期呈现其连续而又变异、复杂而又统一的整体性面貌。其次解释本文将周作人思想的形式特征表述为“文学政治实践”的理由,并依据周作人各个时期在思想建构中对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和呈现,以及据此所选择的文学样式,梳理本文的研究思路,进而尝试说明周作人思想中的文化意识,一方面总是在文化与政治的结构关系中出现而具有政治性维度,另一方面由于包含“美意识”又同时具有超越政治的独立性维度。第一章《“自由精神”及其实现》包括三节。讨论留日时期周氏兄弟建立以文学主导的文学-政治观,在接受章太炎种族革命的政治意识的前提下,以实现人的“自由精神”作为“立人”与“立国”的一致目标,并据此选择、译介各自性之所近的外国文学样式作为其载体。回国后,这一文学启蒙的指导理念,进一步推广到二人各自所从事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在与民国建立的共和政治理念相一致的前提下,各自将自身从日本艺术思想中所吸收的“美意识”带入对民国。“新文化”的建设中。周作人选择的“悲哀”文学、以及侧重民族文化传承的“国民文化”建设工作,带有鲜明的东方文化性格。第二章《个人主义文学的确立》包括三节。讨论北上加入新文化运动的周作人,由于自身所处的民国政治实质上是军阀专权,具有封建专制性质,因此他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前提,确立起个人主义的文学思想。由于“人”的目标所具有的伦理性意义,周作人建构的“个人”观念,先是受到世界主义思潮影响,形成以个人-人类为两极的结构关系。其后接受东方文艺作品的思想艺术,形成以个人-人情为两极的结构关系。据此,人道主义文学作品、希腊与日本的古典文艺作品、小诗、文学童话、希腊神话先后进入他的文学翻译视野。随着政治压制的强化,他对个人主义文学思想力量的期待,逐渐转向从事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提倡“思想自由”,为个人的独立思想争取生存权。第三章《个人自主性与“现代中国”的建构》包括三节。讨论面对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形成的政党政治局面,使民众政治的政治理念成为时代精神之后,周作人对五四个人主义的调整。借助大乘佛教以“利他”为主的菩萨慈悲精神,周作人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化解为个人对理性化、社会化的“自然”的“顺应”。个人主体性不是在与社会对立的意义上,而是在超越个人私欲、揭示“自然”真理的意义上重新得到张扬。这一新的思想形态被表述为“人情物理”,并以此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周作人由此开启了以建立现代生活观为目标、带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的“现代中国”的建构。与此同时,对于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时代课题,在运用反抗性文学资源反对资本主义私产制度失败之后,周作人借助西欧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使文学与政治统一于生活合理化的政治理想中。据此提出“言志派”文学观,“力的文学”转变为“知的文学”。此前期待于个人主义文学的思想之力,由此转变为对于文字的理性认知功能的期待。“文学”转换为“文章”,重新焕发了中国传统文章的纪实功能与文章之美,并在“知”的方向上将个人与社会重新联结起来。与“通俗文章”观相应地,周作人在中国农业社会形态的农民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现与民众政治理念具有相通性的“人民的历史”。第四章《政治困境中的思想表达》包括两节。讨论40年代,具有了官僚知识分子身份的周作人,在面对政治不自主而竭力维持文化自主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凌驾于文化之上,其思想建构发生的变形和变质。由于个人身份在政治角色与文化角色上的分裂,周作人的言论也分裂为政治性姿态表达,与寻求继续推进其文学政治实践的思想表达。前者表现为40年代提出的“儒家文化中心论”。后者表现为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形成分立结构的背景下,不断探寻能够成为定义东方现代化的文化主体。其思想资源从来自日本文化的“人情美”转为“东洋人的悲哀”,表明随着政治情势的恶化,周作人的问题意识,从在日本文化中探寻东方文化主体,转变为从文化上寻求对现实政治进行合理解释。周作人为日本武力行为找到的文化解释,是中国所无的“宗教”。这一思考终止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在政治环境和个人身份完全改变了的40年代北平沦陷区,这一思考却悖论性地从现实中获得了新的形态和问题意识,即民间信仰能否成为意义世界（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生成的源泉?这一问题,实际上成为他自身与沦陷区人民实质上处于“亡国奴”地位及其心理经验的投影。结语从周作人与对其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本文化之间的复杂纠葛,大略论及周作人思想的现实意义及其悖论性。

徐从辉^[7]（2011）在《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思想研究、散文研究、民俗研究、翻译研究、史料的整理与发掘等几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周作人研究者。

黄开发^[8]（2011）在《近十几年的周作人研究(下)》文中研究表明三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已较少泛泛而论,研究者更多地是努力从新的视角阐发周文艺思想的特质,从更多的方面呈现整体,注意揭示不同阶段文学思想的转变,探究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联系。其中,周作人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新文学传统的复杂联系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取得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成果。刘全福《发"新潮"于"旧泽"———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对我国传统文论的消解与重构》瑘莹认为,周作人留日时期的

曹阳^[9]（2010）在《《知堂回想录》与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知堂回想录》为切入点,深入分析《知堂回想录》对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并通过梳理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基于《知堂回想录》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对该书使用的取舍和艺术价值的评价等,审视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从而指明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应如何加强利用《知堂回想录》,以期继续推进周作人研究的发展。本文正文部分拟分四个章节:第一章《知堂回想录》的产生和传播史,回顾了《知堂回想录》自成书以来的传播历程。分为三节,第一节简述了《知堂回想录》的文章内容和艺术特点,第二节从《知堂回想录》在港台地区出版发行和在大陆逐步解禁并最终进入学术界以及大众视野这两个方面来展示《知堂回想录》的传播史。第三节结合《知堂回想录》的传播史谈到了新时期初期周作人研究的三个特点。第二章《知堂回想录》对于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影响,梳理了《知堂回想录》与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关系,总结了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基于《知堂回想录》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第一节分析了《知堂回想录》成为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重要研究资料的原因。第二节分三个部分,从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者们对《知堂回想录》中加以肯定并广泛使用的内容,彻底否定批驳的内容和持谨慎态度采取客观中立态度的内容来论述《知堂回想录》对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三章从新时期《知堂回想录》研究看周作人研究特点,主要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特点,包括重视信任《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回忆新文化运动之前生平的内容,否定批驳《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回忆新文化运动之后生平的内容,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与《知堂回想录》产生了严重错位的现象,对周作人晚年思想变化和翻译着作研究不够重视以及经常出现对《知堂回想录》的误解和错误引用的情况。第四章从新时期《知堂回想录》研究看周作人研究的发展方向,以强调学术界在现有周作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知堂回想录》的使用,不断推进周作人研究的发展为主旨,从加强《知堂回想录》散文艺术特点的研究,进一步挖掘《知堂回想录》的史料价值,强化《知堂回想录》的考据研究和发挥《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大量抄录和解说其着作的特点,将该书更多地与周作人的作品研究联系起来等四个方面探讨周作人研究发展的可能性。

屈小会^[10]（2010）在《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守望者》文中认为韩少功出生于1953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过六年知青,使得城市中长大的他亲近乡村大地,接触到农民的生活、方言和观念世界。这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是其文学的主要视野。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着名的作家,其小说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韩少功拥有强烈的语言意识,普通话作为全社会交流之用的公共性语言,既有工具性的一面,又有文化性的一面。韩少功作为一个南方方言区湖南的作家,是一个逐渐普通话化的过程,也是在用方言逐渐地丰富和改造普通话的过程,本论文关注他对现代汉语表现力的开拓与问题意识。韩少功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写社会“问题”小说走上文坛,用现实主义典型化叙事,追求反映真实的生活,追求语言自然化的效果。1985年,韩少功引领起“寻根”文学的创作热潮,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有着美学上的创新冲动,进行语言形式实验,追求语言陌生化效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少功经过语言学的转向,在《马桥词典》中,通过小说叙事来反映方言与普通话如何沟通的问题。本论文试对这韩少功这三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解读分析,追踪他的语言观念的成长,还有他的文学语言风格的转变,关注他的汉语危机意识和对丰富现代汉语表达所做的努力。

二、中外影响下的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外影响下的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1）诗歌、政治与伦理——晚清群学思潮与早期鲁迅诗学观之关联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2）周作人“人情文学”观的形成及其日本渊源（论文提纲范文）

（3）周作人附逆期间的生存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五四”前期周作人“未来国民”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论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矛盾与同一（论文提纲范文）

（6）以“人”为目标的文学政治实践 ——周作人思想研究（1906-1946年）（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知堂回想录》与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守望者（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外影响下的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文学观（论文参考文献）

• [1]诗歌、政治与伦理——晚清群学思潮与早期鲁迅诗学观之关联探析[J]. 孙尧天. 文艺理论研究, 2021
• [2]周作人“人情文学”观的形成及其日本渊源[J]. 彭修银,杨瑞峰.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6)
• [3]周作人附逆期间的生存与思想研究[D]. 李妮文. 东华理工大学, 2016(11)
• [4]“五四”前期周作人“未来国民”观念研究[D]. 雷淑艳. 河南大学, 2014(02)
• [5]“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论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矛盾与同一[D]. 逯若翠.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02)
• [6]以“人”为目标的文学政治实践 ——周作人思想研究（1906-1946年）[D]. 李雅娟. 北京大学, 2013(10)
• [7]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J]. 徐从辉.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5)
• [8]近十几年的周作人研究(下)[J]. 黄开发. 鲁迅研究月刊, 2011(04)
• [9]《知堂回想录》与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D]. 曹阳. 四川师范大学, 2010(05)
• [10]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守望者[D]. 屈小会. 华东师范大学,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