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十大知识英雄

一、2001十大知识英雄（论文文献综述）

尤达^[1]（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指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潘力维^[2]（2021）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舞剧的历史发展及创作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少数民族舞剧是我国民族舞剧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却很少被理论界所重视,对其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单一舞剧作品的形态分析与文化特征表达方面,是对现象的揭示或对创作生态的分析,而缺乏创作审美上的理论解释与归纳。本论文在对史料进行全面梳理的同时,注重的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既要从社会因素、文化要素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环境,也要以人民为中心,探讨人民个体与民族整体、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纵观少数民族舞剧的创作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题材内容上往往集中在民间传说、抗争外敌与现实命运三个方面。分别展现着对各族人民共有品质的讴歌、中华民族在共御外敌过程中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各族人民致力于实现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共同理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逐步牢铸。在创作初期,少数民族舞剧往往通过各族人民共创、共建新中国的“一体化”叙事有效促进了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归属。近年来,少数民族舞剧开始突破以往图解政策的刻板叙事与对少数民族风情的猎奇式解读,开启了现实关怀、真情实感的共同体叙事。在少数民族舞剧语言的系统建构过程中,实现从节律性民族舞蹈向旋律性舞剧语言的转换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将主干动作转化为舞剧的主题动机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舞蹈语言的改造应当把握相应的“度”,以促进其表意能力的进一步加强。而在形态上,近年来各少数民族舞剧的创作热情越发高涨,除了以蒙古族、彝族为代表的既具现实性、又受市场欢迎的舞剧创作,多个民族也在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助推中实现了“零的突破”,我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形态多样化特征更加鲜明,从而拓展了我国民族舞剧的风格多样化。少数民族舞剧从创生伊始就对传播中华民族形象、建构中华民族精神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在当下复杂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舞剧需要更为尊重文化共性、通过更为符合舞剧本质的“共同体叙事”,以自觉自信的创作态度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支撑。

杨雅琼^[3]（2021）在《姚民哀会党武侠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民初旧派武侠小说五大家之一,姚民哀创作过《山东响马传》《盐枭残杀记》《江湖豪侠传》及《南北十大奇侠传》等精彩小说,将革命、武侠与会党交织在一起,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领域,成为了近代会党武侠小说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在通俗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史料不足及学界重视程度不够,到目前为止,姚民哀本人复杂的身世及其作品的系统研究并不充分,亟待进行深入研究。姚民哀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的多重身份造就了他的复杂思想,他所接受的传统儒家教育、江湖艺人经历及种族革命思想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促成了他对武侠小说创作的革新。为了研究姚民哀会党武侠小说的特色,探究通俗小说现代转型的多元化,本文在全面搜集、阅读姚民哀于各个时期发表在报纸上的小说的基础上,总结出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并按其作品的创作时间及内容深广度将他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以此进一步探究其作品独特的思想内涵及艺术手法,重估其在通俗文学史上的价值。本论文主要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着重介绍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姚民哀的人生经历与创作阶段,主要探究其家学渊源、艺人经历、报人身份及革命活动对其创作的影响,并分析其死亡原因;接着将姚民哀的创作历程分为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概述每个阶段作品的成因及特点,同时对他一些长期被忽视的短篇小说进行挖掘,从整体上把握其作品发展的内在脉络。第二章研究他会党武侠小说独特的思想内蕴,他搜集会党中“先进人物”的事迹,融入自己的想象,将他们作为小说主人公,用革命进行思想包装,对传统武侠小说的“侠客”形象进行了重塑;同时,他也看到江湖是自由与残酷并存之地,认识到秘密会党与革命结合后兼有进步性和局限性;而身处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关口,知识分子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姚民哀将其融入小说创作中,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朴素的国家意识,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第三章研究其会党武侠小说的艺术特色,重点分析他是如何以“会党为经,武侠为纬”,将“会党”、“武侠”及“革命”融为一体,又是如何将自己在说书过程中积攒的评弹艺术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对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叙事视角以及小说语言等几方面作出了革新,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到地方文化资源在小说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最后分析了他作品的市民性与纪实性。结语部分概述了姚民哀会党武侠小说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本论题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姚民哀的小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应以一种历史的、过渡的眼光来看待。

黄元军^[4]（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认为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LEE W00NG^[5]（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李想^[6]（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梁丹玉^[7]（2020）在《中国芭蕾舞剧的当代诉求与学派建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芭蕾舞剧从以“实践先行”大胆地迈出了“民族化”的第一步到探索如何使中国文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接榫,已走过了七十年的岁月。自中国芭蕾舞剧诞生之日起,就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中国舞剧形象而走上了一条与西方芭蕾舞剧不同的创作道路。不论是最初实践阶段以“民族化”为口号对西方芭蕾进行中式改造,还是如今以更自觉的心态进入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探索芭蕾的“中国学派”,七十年的中国芭蕾舞剧创作实践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随时代诉求的变化,中国芭蕾舞剧价值取向的具体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芭蕾中国学派等问题还未引起舞界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这便是本文所着意要研究的方向,也是本论文的创新点。对中国芭蕾舞剧学派建构的展望是以其历时性的研究作为前提,在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原则下,借助马克思“艺术生产”的理论视角对芭蕾舞剧研究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不论是芭蕾编导们还是其作品都是所处历史时期的产物,对芭蕾舞剧作品及其编导的研究必须回到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中。中国芭蕾舞剧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历史节点,是以引起中国芭蕾舞剧风格取向变化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时间作为节点划分依据,节点前后的芭蕾舞剧作品在编导个人风格的差异性中又呈现出某种时代的共性。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芭蕾舞剧的本体特征包括叙事结构、形象及其文化特征以及肢体语汇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中国芭蕾舞剧不同于西方芭蕾舞剧的体现,也是芭蕾舞剧中国学派得以展望之根本。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国芭蕾舞剧应关注当今世界芭蕾舞剧的多元形式,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芭蕾中国学派的建构是中国芭蕾舞剧自诞生之日起便萦绕在艺术工作者心中的庞大论题,芭蕾“中国学派”这一论题还应随着芭蕾舞剧的不断发展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李红^[8]（2020）在《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传统说话艺术可溯之源长,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已经出现说故事的因素,先秦瞽曚俳优说唱孕育了最早的说话艺术。到了后代,隋代侯白“能说一个好话”,唐代宫廷与民间都有频繁的说话活动。宋代是中国传统说话繁荣发展时期,不仅出现专门的“说话四家”,还有勾栏瓦舍这样的专门演出场所供说话艺术活动。说话艺人组织了专门的行会、书会,挂牌演出,盛极一时。宋代说话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到元代实现了从口头到书面的飞跃。本文研究课题是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元刊平话刊行于元代,它既是元代通俗小说的代表,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又是中国传统说话艺术高度繁荣的表现,课题本身显现着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本文将元刊平话置于传统说话视域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笔者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新视角下,通过努力做出一点点新意,能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元刊平话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谈及的元刊平话主要指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不涉及其它。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指的是元代建安虞氏书商在元至治年间刊刻发行的讲史平话,是五种平话的合称,包括:《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这些平话作品每一种都分上中下三卷,除封面插图外,正文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篇幅为图像,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这种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讲史平话,称之为“全相平话”。论文共六章内容,叙述过程中均采用元刊平话作品简称,分别从平话概念的界定;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这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论文第一章是平话概念的界定。平话一词最早作为方言出现,是广西方言的一种,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历史上人口流动与当地语言融合而成的一种方言形式。福建闽东地区也有被称为平话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作为方言的平话与元代刊行的平话文本似乎并无关系,实际上两者存在一定联系。平话一词不同于话本,不同于词话、诗话等同时代其他说唱文本。“平话”与“评话”一度混称,实则是不同概念,论文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元刊平话是元代刊印的用当时流行的白话写成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传统说话繁荣发展从口头到书面的重要体现。论文第二章论述从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传统说话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击鼓说唱俑的出土成为传统说话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传统说话在两宋呈现繁荣局面,出现专门说话家数,两宋说话繁荣发展直接促进了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在元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模仿说话人套语、表演方式、临场敷演等特点,同时依傍史书,借鉴民间传说及同时代元杂剧逐渐成书。论文第三章论述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作为元代通俗小说代表,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话语上都具有鲜明特征。元刊平话采用顺序联结性的线性叙事结构,围绕主要人物串联故事情节,在历史全知叙事视角下,从大时空叙事开始,长于预叙,以说话人的口吻体现叙述者声音,其间多穿插诗词韵语赋文,呈现诗性叙事话语特征。元刊平话不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从普通大众审美需求出发,体现民间宗教思想,抒写平民英雄,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论文第四章论述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采用“全相”模式,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文字简化,与市民阶层白话无异,这种浅俗直观的形式会拥有更多读者,使普通大众的阅读过程轻松愉快,对普通读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平话作品行间距较密,没有标点符号断句,阅读起来难免不便,阴文刻印给读者十分醒目的感觉,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阴文提示的内容或者页码,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论文第五章论述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继承传统说话口头表演流畅、自然、朴实、生动、善于敷演等特点,虚构故事,带有鲜活可爱的民间气息,呈现出虚实相生、亦奇亦俗、浅显直率的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基本依据史实,在实的基础上又多敷演虚构;善于造奇,满足普通读者猎奇心理,追求人物描写的俚俗之气;平话去繁就简突出主线,粗线条讲述故事,洒脱豪迈,直率地表达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反映民众心声,通俗易懂,保有通俗小说草创时期的最初形态。论文第六章论述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元刊平话是传统说话艺术及通俗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具有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元刊平话上承传统说话,不仅促进后世“评话”、“评书”艺术的再兴,更对明代章回体小说产生重要影响。元刊平话作品为章回体小说在故事内容和整体框架上提供了前提准备,章回体小说继承了元刊平话诸多特点,同时也进行了较大改造,《三国演义》与《封神演义》是成功改造的代表。通过《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章回体小说直承元刊平话而来,正是有了元刊平话作品前期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才有了后来章回体小说的巨大成功。总的来说,元刊平话承继中国传统说话艺术而来,是传统说话口头讲史到书面讲史的飞跃,这个飞跃完成的标志就是平话。元人用笔将口头讲史故事记录下来,并开创性地编成小说予以刊行,使中国通俗小说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元刊平话代表着中国通俗小说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证的繁荣时期,在中国传统说话发展视域下审视元刊平话,不仅可以厘清传统说话发展脉络,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处在开创时期的元刊平话,其成书过程、表现形式、审美特点等对后代章回体小说的重要影响,元刊平话直接促进了后世章回体小说的出现与全面繁荣。

王海艳^[9]（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王丽红^[10]（2020）在《内蒙古旅游十大文化符号品牌传播体系模型建构》文中提出我国旅游业正从简单的观光旅游转入深度文化旅游,文化旅游是当前旅游业中全新的发展形态,它更加突出旅游体验的文化性、深度性。如何转型为文化旅游,打造独一无二的旅游品牌,笔者认为文化符号的意义就是文化旅游的核心,也是旅游品牌的价值定位来源。内蒙古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整体的旅游水平不够高,旅游品牌传播存在传播内容分散化、同质化,标识语缺乏想象力,文化内涵挖掘度不够高问题;媒介整合力度弱、媒介渠道运用不足,以及网络媒体缺失等问题;传播效果不够理想,传播力不足、营销传播策略单一、名人效应缺失等问题。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第二章是对目前旅游品牌传播研究现状的总结以及相关理论概念的介绍。第三章研究内蒙古旅游品牌发展现状及十大文化符号的构建和传播,第四章调查十大文化符号的传播效果,根据前文的研究总结目前十大文化符号传播的问题,第五章根据旅游十大文化符号品牌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构建十大文化符号品牌传播体系,并提出了十大文化符号传播战略模型以及以接触点为核心的传播模型,以期解决内蒙古旅游传播面临的实际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内蒙古旅游品牌传播的实践能力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2001十大知识英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十大知识英雄（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舞剧的历史发展及创作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姚民哀会党武侠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芭蕾舞剧的当代诉求与学派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0）内蒙古旅游十大文化符号品牌传播体系模型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1十大知识英雄（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舞剧的历史发展及创作实践研究[D]. 潘力维.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姚民哀会党武侠小说研究[D]. 杨雅琼. 扬州大学, 2021(09)
• [4]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6]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7]中国芭蕾舞剧的当代诉求与学派建构[D]. 梁丹玉.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8]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D]. 李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10]内蒙古旅游十大文化符号品牌传播体系模型建构[D]. 王丽红. 烟台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