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分离和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杨佚楠[2]（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影响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繁荣兴盛、生生不息。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进行文化建设实践后总结出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契合人民现实需要、适合中国文化国情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气象、新矛盾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领域始终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而深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动力来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等等都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内涵。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也变得更具世界意义,即不仅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要以世界眼光来观照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探索有力举措以确保多维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阐述为出发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价值目标、现实境况和实践举措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等,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从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两个方面进行内涵界定。在对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阐释上,首先从中西方两个角度阐述不同文化环境中关于文化的不同理解,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进行详尽阐释。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上,首先明确了核心关键词新时代的特定含义,再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道路加以表述。最后从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战略任务和伟大目标三个方面,详细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具体来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坚持以当代中国国情为现实依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涵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动力来源;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坚持以交流互鉴促进国际文化交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目标包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定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三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本章以重要历史节点为划分依据,梳理并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总结出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初步思考,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在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接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完成了从最初探索到认知深化,再到正式确立的一系列过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不仅在国际国内日新月异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实现了内涵上的丰富,还得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践行原则。第四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言,其价值目标在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追求:从个人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存在;从社会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世界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四个方面的价值目标既相辅相成、又内在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况。从实践成效来看,当今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从严峻挑战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对这些现实境况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为实践举措的探索提供明确方向。第六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本论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应当有针对性的应对前文所述及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量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坚守以人民为中的发展思想、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现代文化产业;通过打造事前正面宣传机制、事中科学引导机制、事后反思调整机制来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通过对内增强文化交流安全意识、对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来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论文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在论文选题上具有创新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概念一经提出,与此相关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但本论文选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在新时代的新特征、新需要和新问题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未来的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次,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谋篇布局上,本论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角度出发,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内容,提升了整篇文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研究框架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第三,在研究观点上有所创新。本论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术观点,如:从新中国、新时期到新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设都为新时代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可以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五个方面出发,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解决之策。然而,鉴于笔者本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视野有限,本论文仍然具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选题颇为宏大、内容涵盖丰富,仅用两三年时间、十余万字将其讲清说透,是比较困难的。此外,本论文选题属于典型的社会现实问题,且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但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本人虽在行文中结合了现实案例,但就自身而言很难开展具体的实证工作和调研活动,这使得针对该选题的实证研究难以充分进行,使该论文缺少一定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撑,在研究结论上无可避免的稍显单薄。但从理论研究的动态发展上看,这些不足之处也恰恰印证了该主题具有强大的研究空间并为笔者未来的研究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张雪松[3]（2020）在《集约型居住综合体的功能空间复合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聚集、人地矛盾的不断增加,多年来以“功能分区”和“邻里单元”思想指导发展的传统住区形态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例如导致城市肌理的割裂、交通的堵塞、居住的形态单一等。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单一的传统住区形态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和更新的需要。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复合型高密度居住建筑类型,集约型居住综合体正在我国兴起。由于我国居住综合体的实践和应用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同时,相关理论研究也多为直接参考国外样本,缺乏本土性演进。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的匮乏导致了我国的居住综合体建筑逐渐走向模式化和同质化。本文着力于从功能空间复合方式的角度,通过对居住综合体功能空间的分解和重组,致力于探索更多符合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居住综合体形式。首先,笔者通过对居住综合体的概念和特征进行解析,提出居住综合体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通过对居住综合体建设经验丰富的地区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反思我国的居住综合体现状和问题,探询我国居住综合体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机遇,作为之后研究的指导思想。其次,本文对居住综合体的功能及其空间形式进行分解研究,从居住、商业、办公三个功能入手,对每个可能存在的功能空间形式进行归纳、编号,形成基础功能单元的集合;然后依据功能空间复合的指导思想,在既定规则之下,将基础功能单元重组复合,筛选得到具有使用价值的复合样本,形成具有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居住综合体复合样本集合。最后,本文通过对以上复合样本的梳理和总结,结合我国目前的城市环境,对其中部分复合样本进行变异和组合,同时结合案例佐证,提出复合样本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能性。希望为城市复杂环境下的集约型居住综合体设计提供参考和依据。
傲日格乐[4]（2019）在《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 ——效率损失、影响机制与修正路径》文中研究指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换挡期”。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探寻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和政策要点。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是理解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因素。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由于市场环境、制度供给、政府干预思路等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保持同步。而其中,“要素错配”成为理解我国TFP增长偏低的关键视角,并衍生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长期驱动力的思考。如何通过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提升TFP水平,成为解决中国经济转型与“效率革命”的关键问题。由此,本文以我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水平和影响机制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测度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水平和分析其影响机制,探寻推动要素重置的政策路径,进而为经济转型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启示。首先,本文在“总量”维度下,基于一般核算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将要素错配“楔子”化,实现了要素错配与TFP损失的定量测度。结果显示:要素错配导致的TFP潜在损失占比平均达到24.92%,其中资本要素错配占总要素错配的比例高达93.46%,而劳动力要素错配的损失份额仅为6.44%。资本要素错配是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最主要成分,也因此主导了工业要素错配的趋势变动。从扩展的Syrquin分解结果看,在1998—2013年的样本期内,我国工业增长依然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驱动,其中资本要素的增加是驱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资本向工业部门的集中,一方面是后工业化时代资本形成与资本密集的本质需要;另一方面说明,工业部门的“强资本、弱劳动”要素配置特征依然显着,且以投资驱动为主。同时,配置效率改善对工业增长的影响远低于要素投入贡献,要素重置的贡献率远大于行业份额效应,这意味着工业部门仍有很大的通过要素重置实现增长的空间。在接下来的第四、五、六章中,本文以分析要素错配的影响机制为目标,结合现有文献中对要素错配成因的基本理论共识,分别从非中性技术进步与所有制、金融摩擦与信贷歧视、不完全市场竞争三个视角,分析了工业部门要素错配形成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以期在构建要素错配因果体系基础上,探寻修正要素错配、推动工业部门效率革命的政策路径与措施。第四章中,在考察非中性技术的影响时,为了实现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本文构建了超越对数SFA模型,实现了对技术偏向性作用下要素错配的测度,并进一步构建了要素错配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在不同的要素集聚行业中存在差异。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错配更多的表现为成本节约效应;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技术进步偏向性则通过技术依赖效应加剧了要素错配。这为制造业“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偏离的出现提供了解释。也为理解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固化与趋势特征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国有经济占比显着正相关于要素错配的成本份额损失,国有企业的政治红利也是影响要素错配的重要因素。在第五章中,本文继续从信贷歧视视角分析了信贷市场的非公平性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机制。首先在HK模型基础上,从数理层面论证了信贷歧视对企业内部与企业间要素错配的现实因果效应,并基于面板模型从企业内与企业间要素错配两个维度,检验了信贷歧视加剧要素错配的作用机制。结论证实,信贷错配确实是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形成的重要因素。基于所有制差异而形成的普遍性的信贷歧视,造成了企业资本相对稀缺以及信贷资本向低效率单元的集聚,从而造成了工业部门资本错配的持续积累。不过,信贷歧视与要素错配间存在典型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并在不同样本组中存在异质性,而企业规模实现、技术进步与研发、政府补贴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上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贷歧视对要素错配的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以及基础要素禀赋条件,也与要素错配直接相关,这意味着推动要素重置的关键集中在信贷模式的多元化、信贷市场的充分信息化等公平融资环境的营造上。在第六章,考虑到政府不当干预与不完全市场竞争是形成要素错配的重要原因,本文从不完全市场竞争的视角,考察了市场环境、企业进入退出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对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影响。结论表明:无论是劳动力错配还是资本错配,都与行业竞争性市场条件的替代变量——行业集中度显着负相关,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企业的生存压力,从而衍生更多的僵尸企业,加剧了要素错配。行业进出门槛与要素错配显着负相关,这意味着更多企业的进入、更多企业的淘汰所构建的良性市场选择机制,确实能够有效的修正要素错配。以中西部地区企业产值占比衡量的产业政策对资本要素错配存在显着正向影响,这说明简单的将要素向中西部地区集中,实际属于资本逆效率配置进程。国有企业比重与要素错配显着正相关,表明国有企业份额越高,该行业要素错配程度越剧烈,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垄断性的市场优势地位与政治红利,使其通常可以更容易的获得廉价信贷、相对充裕的土地与原材料配给,再加上产权不清导致的激励约束无效,都导致国有企业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忽视以及要素错配的加剧。最后,本文提出了修正要素错配的路径选择与政策着力点:打破所有制歧视、积极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调整不当的产业政策、加强产权保护力度,斩断攫取之手将成为我国推动要素再配置的重要政策切入点,而以“国民竞合”的形式缓解要素错配损失、以进入退出机制为重心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则应成为未来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主要政策思路。
徐淑云[5]（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李建雄[6]（20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创新研究》文中认为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中国实际来看,畜牧业关系着居民生活的健康、安全和营养。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畜牧业在农业和国民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重要,其转型升级要求也越来越紧迫。当前,我国畜牧业存在资金缺乏、养殖户积极性不高和养殖土地稀缺等若干问题,改变现状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创新生产组织模式。本文提出“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旨在充分发挥劳动、资本、土地传统生产要素的同时,激活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企业家管理等全要素作用,实现分区生产规模化、合作资本化,从供给侧升级产品结构,三维一体、三级互动,提供安全的畜产品满足消费者需要,实现全要素发展和畜牧产业链价值最大化。我国食品安全隐患较多,监管压力较大。通过导入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食品安全问题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新模式倡导纵向产业链以食品加工业为龙头,国家认定帮扶千家（占20%）食品企业,保障全国80%食品供应,全国畜牧分区规划建立七个规模化养殖基地,实施互联网+畜牧业战略,逐步建立信息化全程可追溯源系统,给予重点监管,保障食品安全。“三维一体”是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的重要特征。一维（纵向）以食品加工业为龙头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实现畜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从供给侧升级产品结构,实现精细化生产;二维（横向）养殖生产以资本化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机制,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紧密合作关系,充分调动养殖户积极性,破解畜牧养殖资金及土地稀缺两大难题;三维（空间）分区规模化、生产自动化,提供标准的、规范养殖模式,以及全国范围内实施“互联网+畜牧”的平台战略。以上横向、纵向和空间构成合纵连横立体式养殖生产组织模式。“三级互动”机制是新模式的生产组织保障,需要国家从组织、法治、市场、资金、科技和人才等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通过国家和政府宏观层面加强规划引导、行业协会和合作社中观层面加强组织沟通、企业和养殖户微观层面加强落实,三级互动,贯彻好系列制度安排,提高我国畜牧生产的组织保障和执行力。“三级互动”和“三维一体”两者辨证统一,相辅相成。其中,前者是主观因素、是动因,后者是客观因素、是结果;“三级互动”是“三维一体”的组织保障,“三维一体”又反促“三级互动”良性发展。总之,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是一个立体的、系统的组织形式,其关键在于“三维一体”和“三级互动”,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从畜牧业生产组织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市场保障、资金保障、科技保障及人才保障等方面给予扶持,从而促进我国畜牧业从传统分散养殖向粗放规模化养殖过渡,再升级为集约型精细化养殖。该模式的成功,需要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和农企引领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畜牧与金融资本、信息产业（互联网+）等新的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协调发展,共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早日实现我国农业和畜牧业现代化。
李标[7]（2014）在《中国集约型城镇化及其综合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是一次经济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与变革,是一种向全社会快速地普及现代发展文明的方式,不可逾越。尤其是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高度关联性,使得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这—增长动力的演进,以期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长足的进步。当今全球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浪潮的洗礼。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镇化在波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命令色彩”,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政府主导着以城镇人口比重测算的城镇化水平的升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着力建设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愈发重要,这也使得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表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并存的双重特征。仅仅从“自上而下”地发动城镇化这一层面考察,中国从政府角度发动城镇化的动机十分之强,也非常明显,这主要是源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具有的正向依存关系。回顾中国政府近两次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可以发现它们均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着较强的关联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以应对这一强烈地负面冲击；二十年后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首先打出了“投资牌”,在“四万亿”的投资效应逐渐释放以后,中国经济再次陷入了增长乏力的困局,这使得中国政府又一次将关注点转向城镇化,在中共中央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新四化”发展战略中,城镇化一词再次出现。表面上看,这两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似乎都是为了扩大国内需求与刺激经济增长,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确保增长都是这两次城镇化发展战略中不容置疑的要义,但是最近一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还包含着另一层意蕴——转型,这是与“小城镇、大战略”最大的不同之处。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超过50%。从世界城镇化的实践经验来看,这不仅是“农村主导型”社会向“城镇主导型”社会的转折点,也是“城市病”集中爆发的转折点。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过去多年城镇化粗放发展滋生的种种负面影响已到了不可回避的时期,希望通过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有机融合,再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实现经济的转型,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并同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质量。由此,我们不禁想问：“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作为战略提出的,那么如何实现这一战略呢?”本研究认为,集约型城镇化是践行新型城镇化的题中要义、加快新型城镇化实现的有效途径。那么,何为集约型城镇化呢?这个问题是在本研究的第三章中予以解决的。所谓集约型城镇化就是以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基准,以科学发展观理论和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为指导,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基本原则,以人的无差别化综合发展为核心目标,以内生和外生的多元因素为动力,最终实现城镇经济精明增长、乡村传统型的社会向城镇现代型的社会转变、现代文明城乡全面共享的和谐状态。在集约型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城镇空间结构布局日益紧凑、人口规模渐次合理、产业集聚度逐渐提高、产业集约发展和支撑能力逐渐增强、资源利用日趋集约、生态环境不断美化。因而,新型城镇化与集约型城镇化相比较而言,前者是一种发展战略,后者则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城镇化发展路径或模式。在中国处于改革大潮的时代背景下,开展集约型城镇化的研究工作有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基于此角度的城镇化研究成果并不多,是对这一领域的一个补充；从实践视角看,集约型城镇化是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是加快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全面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保障。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的集约型城镇化展开了系统化的研究。本研究共分为九章,由基础分析、重点分析和总结分析三大部分组合构成,其中,重点分析共计六章的研究内容形成了总论-分论-总论的框架结构。基础分析部分由导论和文献综述两部分构成。第1章导论主要是简要阐述本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重点与难点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文献综述主要是针对现有的与城镇化发展相关的理论、城镇化的基本问题以及集约型城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扎实的,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为根本目标的集约型城镇化课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且仍然存在需要深入研究的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集约型城镇化的内涵是什么、需要处理哪几大关系；二是,集约型城镇化的动力架构是怎样的一个组成、运作机理是如何的；三是,集约型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如何测度和评价,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集约度如何；四是中国实现集约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结构以及支撑体系又有哪些内容。重点分析部分由总-分-总框架结构的七章内容组成。重点分析的总论部分是本研究的第3章。这一章是最为重要的一章,是保障后续研究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理论研究分析。在这一章中,通过城、市、镇、乡村以及集约、集中、集聚、紧凑等基本概念的分析,引出了集约型城镇化的内涵。本研究认为集约型城镇化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也不同于新型城镇化。一方面,集约型城镇化的内涵要大于外延小于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集约型城镇化更加注重城镇化的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另一方面,集约型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体现,新型城镇化更适合作为一个总体性战略,而集约型城镇化则是实施这一总体性战略的具体操作途径或模式。重点分析的分论部分则是本研究的第4至7章。第4章从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四个外生性因素和五个内生性因素开始分析,进而归纳总结出集约型城镇化发展的四大动力,即制度保障力、产业驱动力、资源支撑力与环境约束力。这四大动力并不是各自简单地对城镇化施加影响,而是通过交错复杂的相互联系,协同推动城镇化的集约发展,进而形成了推动集约型城镇化演进的、相互作用的四大动力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产业驱动机制、资源支撑机制以及环境约束机制。分论部分的第5章是较为核心的一章,是对中国省域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定量研究。在该章中,本文构建了三层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1个指标构成的综合层,由经济、人口、空间、社会、资源与环境共六个维度指标构成的维度层,由46个指标构成的基础层。基于这个指标体系,因子分析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法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省域集约型城镇化呈现出差异化、梯度化、逆梯度化、不协调化的发展态势,并认为中国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应该是多维的、综合的、区域协调的、可持续的一个过程。分论部分的第6章是比较重要的一章,主要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展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表现出良好的态势,这一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期的平稳发展阶段和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在两个发展阶段中表现出了五个具体的特征：城镇化发展的增势强劲且持续、水平依然滞后、空间分散与集中共存、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区域发展差异显着。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有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暴露出来,并制约着中国城镇化的持续与健康发展。这也是在集约型城镇化发展实践过程中亟需解决的五大问题：制度创新产品输出滞后、产业发展支撑强度不高、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不足、资源承载能力相对薄弱以及生态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分论部分的第7章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章,是使用了描述性统计和经验总结方法从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经验中,寻找有利于中国推进集约型城镇化启示的分析研究。在这一章中,本文选取了英国、美国、德国三个发达国家和墨西哥、印度、韩国三个发展中国作为案例,从它们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中总结出若干条宝贵的经验,并由此发掘了对中国推进集约型城镇化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集中在空间布局、人口分布、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六个方面上。本研究的第8章是重点分析环节的又一个总论,这一章在第3至7章的基础上对中国集约型城镇化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性的战略分析。该章从集约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入手,阐述了推进集约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以及核心要点；更进一步对集约型城镇化的空间结构、支撑体系以及政策路径进行了探讨。分析表明,中国的集约型城镇化要坚持人本城镇化为核心,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打造合理的空间结构,即要形成科学合理的“扁塔状”的宏观科层城镇体系结构,要形成协调发展的“五个中心、四足鼎立”的中观城镇区域格局,要形成“集约化、功能完备”的微观城镇内部有机统一的系统；同时,也要完善支撑体系建设,既要选择合理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强化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也要加强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领域的支撑能力；另外,集约型城镇化这艘“巨轮”能否顺利航行,需要来自制度、规划、产业、资源、环境等领域的一系列措施予以保障的。总结分析部分是由最后一章的内容构成。第9章是研究的基本结论和后续展望。在该章中,我们对前文的各章研究进行梳理,从中总结出了几个基本的结论,如集约型城镇化的数理研究和微观机理研究需要加强、集约型城镇化是全面、综合、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过程、集约型城镇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集约型城镇化是布局合理与支撑强化的演进过程以及集约型城镇化的评价需要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另外,对后续研究需要着力突破的几个要点和几个方向进行了阐述,如集约型城镇化的制度创新体系设计、最优城镇人口规模、城乡共享成果机制。在共计九章的研究内容中,经过审慎思考后,笔者认为本研究可能存在如下五个创新点：一是,本研究对集约型城镇化的内涵外延进行了全面再界定、再释义。尽管已有少量学者对集约型城镇化的内涵进行了解读,但他们对集约型城镇化的定义并没有同时涵盖经济、人口、空间、社会、资源、环境六个维度,只是集中于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加以阐释,而且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释义集约型城镇化。因此,基于城镇化发展的新问题和新背景,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努力对集约型城镇化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再界定。本研究认为,集约型城镇化是一个涉及经济、人口、空间、社会、资源、环境六个维度的和谐共生发展的过程,它要严格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科学规律,要以科学发展观理论和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为指导,要以人的无差别化综合发展为核心目标,要以内生和外生的多元因素为动力,最终实现城镇经济的精明增长、乡村传统型社会向城镇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现代文明城乡全面共享的和谐状态。二是,本研究对集约型城镇化、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区分。本研究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主要是指人口和产业向城镇的集中现象,而集约型城镇化不仅涉及人口和产业的内容,还包括了空间、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内容,集约型城镇化的内涵要大于、外延小于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相较于其它类型的城镇化,集约型城镇化处于统领地位。尽管,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低碳、绿色、集约、智能的城镇化,”但是,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与集约型城镇化相比较,前者更适合作为一种城镇化的总体发展战略,后者则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形成的、能够很好地体现前者本质的一种城镇化发展路径或模式。三是,本研究挖掘了集约型城镇化的动力和动力机制。本研究认为,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拥有四个动力,即制度保障力、产业驱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和非自然资源）支撑力与环境约束力,而且这四个动力并不是各自简单地对城镇化施加影响,而是通过交错复杂的相互联系,协同推动城镇化的集约发展：制度总揽全局为集约型城镇化发展保驾护航,三次产也的集约协调发展及其结构转换为集约型城镇化提供了基本动力,自然资源和非自然资源的集约、高效、充分利用则为集约型城镇化的提质扩容给予了坚实地支撑,生态环境约束则倒逼了制度设计、产业发展和资源使用的变革从旁策动集约型城镇化发展。另外,本研究认为,在四大动力协同推进推动集约型城镇化演进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四个机制,即制度保障机制、产业驱动机制、资源支撑机制以及环境约束机制。四是,本研究设计了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指标选取的原则,为了全面反映集约型城镇化的本质,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具有三个层次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三个层次分别是：由1个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构成的综合层,由经济维度、人口维度、空间维度、社会维度、资源维度、环境维度共6个维度指标构成维度层和由46个分项细类指标构成的基础层。五是,本研究对中国省域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在完稿之际,作者对众多关于城镇化的相关研究资料的搜索和分析的结果表明依然鲜有学者开展这项工作,因此,本研究这一方面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从因子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方法下的综合评价结果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省域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了四个显着的特征：省域的差异化、区域的梯度化、个别省（市）的逆梯度化、区域内外部的不协调化。另外,基于中国省域集约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结果,本研究认为：中国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应该是多维全面综合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国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应该是可持续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国的集约型城镇化发展应该是区域协调的一个发展过程。
孙志[8]（2011）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视角：体制与政策演变及创新》文中研究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九五”时期,中央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也是中央首次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概念。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财政作为庶政之母,对于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财政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财政体制是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制度安排,具有长期性、根本性与稳定性的特点。财政政策是由包括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等构成的完整政策体系。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两个角度考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分析如何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外延开始,从转变发展方式的理论演变与发展入手,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两个角度,分析在不同历史阶段,则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得出“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义与核心内容的结论。文章提出了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指标,深刻分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具体原因,在新的起点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和健全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为导言,主要对本文涉及的重要概念,包括对经济发展、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进行了界定,并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进行了交代。第2章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包括很多学者在内,很多人都把发展与增长等同起来,即发展意味着“人均产出增长”。其最基本的观点是：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很长时期内,人们把GDP/GNP及人均GDP/GNP的增长,视为发展的重要标准,从而也就把发展单一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加,却忽视资源环境的价值,以及人口增长界限,继而导致“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观的导向下,我国出现了经济结构不合理、技术产能落后、投资、消费、外贸格局不合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因此,正确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外延至关重要。本文对早期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方式”是由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及发展经济学继承创新发展而来的,是经济增长及发展理论最新成果的体现。第3章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的演变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分析了财政体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探讨了二者间的作用机理与作用途径。在此基础之上,全面梳理了经济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作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在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下,我国采取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前15年,在以转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实行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财政体制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后,由粗放到集约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推进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因此,财政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始终站在了改革最前沿,始终推动了改革发展的进程,始终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第4章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政策的演变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建国初期,财政通过大力节约非生产性开出,压缩事业费、控制社会集团购买等,集中财力支持社会主义工商改造,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政策有效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和规范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培育了市场经济主体,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1995年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应于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我国加快公共财政建设,财政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与完善,逐步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投入,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强财政管理,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财政政策调整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通过预算安排、税收政策等多种方式,并注重把握好政策力度,促进了经济发展不断升级。第5章探讨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选择问题。首先,本文构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评判指标体系,通过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生态环境指标使得发展方式可细化、可评价。其次,本文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做了客观评价,既提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的成绩,又客观分析了我国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主要表现,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环境资源约束加大、投资消费关系失衡、城乡差距扩大,等等。最后,本文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包括优化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等。第6章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对策建议。明确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则,提出了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财政体制,加快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等；就创新财政政策提出了建议,要建立健全协调配合的财政政策体系,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支持结构优化升级,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以经济学视角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增长及发展理论最新成果的体现,加深了对概念的把握与认识；二是通过对建国后不同时期经济运行的考察,系统梳理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制度变迁与政策演变过程,详细阐述了财政体制在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性保障作用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提出健全则政体制、运行机制与管理制度对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的结论。三是在深入研究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路径选择上,富有前瞻性、比较系统地提出“十二五”时期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制度建议,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完善财政政策为重要手段,在保持分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加快建立协调配合的财政政策体系,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然,本文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时,受资料方面的限制,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上述不足,作者会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
褚伟强[9]（2010）在《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地是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农地生产潜力的充分发挥需要科学的农地产权制度进行指导和规范。农地产权制度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改革以化解农地上的生产关系矛盾。论文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为指导,兼采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成分,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实地调研法和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等方法,以时间为主线对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程进行回顾,以农地产权为标准对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进行阶段划分并分析各个阶段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实际绩效,进而总结出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规律,为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提供指导。遵循规律,根据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我国大陆地区的农村分为三类,即经济较发达区域的农村地区,外出务工农民多而常住农村人口少的经济中等发达、欠发达区域的农村地区和外出务工农民少而绝大多数农民留在农村依赖土地生存的经济中等发达、欠发达区域的农村地区,综合考虑影响三类农村地区稳定发展的各方面因素,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突破口完善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以期解决我国现存的农地问题,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李谷成[10]（2008）在《基于转型视角的中国农业生产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整个转型期,在农业资源禀赋状况并不十分理想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难题。而且,转型期中国农业在实现自身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同时,还不断适应着中国已经发生并仍然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经济与制度转型过程。如何正确总结中国农业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又还存在哪些不足,不仅对于未来中国至关重要,而且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坚持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未来农业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农业面临着外部条件剧烈变化的必然选择。作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集中体现,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投入产出过程中生产单位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的转化效率,诸如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之外的因素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和作用,最终都会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之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因为其宽阔的视野和巨大的兼容性成为一个相当理想的分析框架。整个论文基于转型的视角,以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为理论框架,以生产前沿面方法为实证框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和可行能力方法等原理,在基本面上对中国农业的供给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农业生产中的要素利用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省区变化模式（时间和空间）,行业基础,增长因素分析（微观和宏观）和人力资本投资价值等。论文主要从微观家庭禀赋、宏观制度变迁、人力资本和可行能力方法的角度深入探讨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增加农民福祉的具体政策实现路径,为深入理解转型期中国是如何改造传统农业的提供政策依据。论文属于事后研究的范畴,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全文共分作7章。第1章,论文导论部分。作为全文的一个鸟瞰,本章首先对论文的选题、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做出说明。其次,详细阐述了论文的工作目标和研究内容,及其在论文中是如何组织布局的。第三,详细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视角,包括基本假定、研究方法和详细的数据来源。最后,是文献综述部分,除了对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以外,重点是对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述评。第2章,提供一个关于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总体中国印象,即对转型期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历史变迁和基本事实进行讨论。这主要包括单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其所反映技术进步特征的实证,然后借助于生产前沿面方法的非参数分解框架,对总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度量和分解。本章的重点是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源泉的时空演变（时间演变、空间分布和空间演变）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并立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对其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性等进行实证检验。第3章,寻找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与变迁的行业基础。立足于宏观和总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基础,本章借助于生产前沿面方法参数分解框架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微观行业数据,对转型期农业内部21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度量和分解,以此寻找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源泉的行业基础,夯实整个论文的实证根基,得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使之不会因为行业差异所导致的偏差而产生政策上的误导。第4章,寻找转型期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决定性因素与源泉。本章以湖北省农户微观数据为例,从农户家庭禀赋的微观视角来寻找农业生产率的微观决定因素与增长源泉,为整个论文研究工作和政策建议提供微观基础。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效率与农户规模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命题的讨论,本章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内详细讨论了“小农户更加有效率吗”这一命题,这一视野包括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成本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等,从而弥补了传统研究往往只从土地生产率角度进行分析的局限性。第5章,寻找转型期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宏观决定性因素与源泉。本章首先在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主要经济制度变迁进行历史回顾和性质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在省际层面上进行有效数量化,然后通过建立省际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从制度变迁的宏观视角,实证分析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构成的宏观决定因素和机制,深入探讨宏观经济制度变迁对于整个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整个工作在前文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论文研究对象的宏观表现。第6章,探讨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对人力资本投资所具有的更为根本性的构建性价值予以高度强调。本章首先在对各省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定量估计的基础上,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于农业增长的直接要素效应和间接效率效应进行有效区分与实证估计,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工具性作用。然后,基于人类发展的发展观和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本章从农民应当充当中国农业转型过程的主体性角色出发,全面论证了对农民进行投资和“能力建设”对于提升农民参与整个农业发展和中国发展过程的可行能力所具备的构建性价值。第7章,论文基本结论和研究展望。包括论文整个研究所获得的基本结论和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属于总结性述评。除了论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可能取得的创新以外,还包括其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针对这些不足,论文需要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是为研究展望。论文基本结论认为,坚持向以扩大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目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是过去中国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即使考虑作为一种集约型增长方式,从其具体实现路径来看,实现技术进步与效率增进并存的“双驱动”型生产率增长才是未来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总的来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效率改善的作用有限;其对整个农业增长的贡献基本上是顺周期的,与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除了存在条件收敛性以外,其并不存在其他收敛性情况。从农业内部的各行业估计来看,不同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存在显着差异,需要采取差异性政策措施,其中普遍的技术进步特征与效率恶化现象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生产率的增长因素分析来看,农户微观家庭禀赋和宏观经济制度变迁是影响着其增长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论文基本结论还认为以往关于农业效率与农户规模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的假说需要在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内予以全面审视,小农户是否真的享有相对于大农户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取决于整个政策导向上需要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除了对农业增长存在着直接生产要素效应和间接生产率效应的工具性价值以外,更为根本的是其对于整个人类发展具有更为深刻的构建性价值。
二、中国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分离和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分离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 |
| 2.1 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述 |
| 2.1.1 文化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相关概述 |
| 2.2.1 文化发展道路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 |
| 3.1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基础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化的启迪 |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 3.1.3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 |
| 3.2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确立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知深化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式确立 |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创新发展 |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新时代背景 |
| 3.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丰富 |
| 3.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践行原则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 |
| 4.1 个人层面——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4.1.1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
| 4.1.2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 |
| 4.1.3 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 |
| 4.2 社会层面——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
| 4.2.1 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
| 4.2.2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水平 |
| 4.3 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 4.3.1 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 |
| 4.3.2 培育高素质文化国民 |
| 4.3.3 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 |
| 4.3.4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4.4 世界层面——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 |
| 4.4.1 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 4.4.2 助力人类文明平等多样发展 |
| 4.4.3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效 |
| 5.1.1 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 5.1.2 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 |
| 5.1.3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 |
| 5.1.4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 |
| 5.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严峻挑战 |
| 5.2.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 |
| 5.2.2 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 |
| 5.2.3 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 |
| 5.2.4 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 |
| 6.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 6.1.2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
| 6.1.3 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
| 6.2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 6.2.1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 |
| 6.2.2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
| 6.3 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 |
| 6.3.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 6.3.2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
| 6.3.3 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
| 6.4 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
| 6.4.1 事前正面宣传机制 |
| 6.4.2 事中科学引导机制 |
| 6.4.3 事后反思调整机制 |
| 6.5 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 |
| 6.5.1 对内增强文化交流中的安全意识 |
| 6.5.2 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集约型居住综合体的功能空间复合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中心区的紧凑发展 |
| 1.1.2 高密度居住模式多元化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动态 |
| 1.3.1 功能混合理论的研究 |
| 1.3.2 居住综合体及其相关形态 |
| 1.3.3 总结 |
| 1.4 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围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 |
| 1.5.2 比较分析 |
| 1.5.3 实地调研 |
| 1.5.4 空间模型 |
| 1.6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集约型居住综合体相关概述和基础研究 |
| 2.1 集约型居住综合体解析 |
| 2.1.1 概念的解析 |
| 2.1.2 特征分析 |
| 2.1.3 发展集约型居住综合体的必要性 |
| 2.2 居住综合体的发展历程和经验 |
| 2.2.1 早期城市混合使用项目的发展 |
| 2.2.2 高密度居住视角下的纽约 |
| 2.2.3 紧凑城市的典范——香港 |
| 2.2.4 总结 |
| 2.3 我国的集约型居住综合体 |
| 2.3.1 我国居住综合体现状 |
| 2.3.2 现存问题分析 |
| 2.3.3 总结 |
| 第三章 集约型居住综合体的功能空间复合方式研究 |
| 3.1 功能空间的分解 |
| 3.1.1 居住功能与空间形式 |
| 3.1.2 商业功能与空间形式 |
| 3.1.3 办公功能与空间形式 |
| 3.2 功能空间的复合的指导思想 |
| 3.2.1 复合的原则 |
| 3.2.2 复合的思路 |
| 3.3 功能空间的复合方式探究 |
| 3.3.1 必要性功能的复合 |
| 3.3.2 非必要性功能叠加 |
| 3.3.3 最终复合样本 |
| 第四章 基于集约型居住综合体复合样本的分析与应用 |
| 4.1 复合样本的复合逻辑 |
| 4.1.1 层叠贯通 |
| 4.1.2 组织串联 |
| 4.1.3 空间驱动 |
| 4.1.4 混合交织 |
| 4.2 复合样本的应用探索 |
| 4.2.1 样本的变异——对城市环境的回应 |
| 4.2.2 样本的组合——多样性的驱动力 |
| 第五章 关于集约型居住综合体的思考 |
| 5.1 影响复合样本实际形态的关键因素 |
| 5.1.1 场地状况的限制 |
| 5.1.2 功能的选择与配比 |
| 5.1.3 投资运营与市场运作 |
| 5.2 集约型居住综合体在国内的发展挑战 |
| 5.2.1 政策与规范的捆绑 |
| 5.2.2 经营与管理的不成熟 |
| 5.2.3 居住需求与现存状态的矛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 ——效率损失、影响机制与修正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梳理 |
| 2.1 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错配 |
| 2.1.1 要素错配的内涵 |
| 2.1.2 基于要素错配理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理论溯源 |
| 2.1.3 要素错配在经济学中的发展 |
| 2.1.4 要素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国研究 |
| 2.2 要素错配形成的理论与经验解释 |
| 2.2.1 基于理论视角对要素错配形成的解释 |
| 2.2.2 要素错配成因的经验观察 |
| 2.3 价格扭曲与要素错配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外价格扭曲现象、原因及影响的研究 |
| 2.3.2 价格扭曲与要素错配形成的相关研究 |
| 2.4 信贷约束与要素错配的相关研究 |
| 2.5 要素错配形成机制的其他相关分析 |
| 2.5.1 产权保护与要素错配 |
| 2.5.2 人力资本与要素错配 |
| 2.6 文献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3 部门要素错配与TFP变动:总量视角 |
| 3.1 要素错配测度的技术选择 |
| 3.1.1 要素错配测度的一般范式 |
| 3.1.2 要素错配测度的技术选择 |
| 3.2 基于要素扭曲因子的要素错配测度模型 |
| 3.2.1 模型设定 |
| 3.2.2 产品市场竞争均衡 |
| 3.2.3 一般核算框架中的TFP分解 |
| 3.3 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实证分析 |
| 3.3.1 样本与数据说明 |
| 3.3.2 工业部门要素错配与TFP损失的测度 |
| 3.3.3 基于Syrquin分解的进一步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要素错配变动:偏向型技术与所有制视角 |
| 4.1 要素错配测度方案的修正:SFA框架的应用 |
| 4.1.1 技术偏向性与所有制对要素错配的影响 |
| 4.1.2 要素错配测度方案的调整:从一般核算框架到SFA |
| 4.1.3 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要素错配SFA测度框架 |
| 4.2 偏向型技术内生化下的工业部门要素错配测度 |
| 4.2.1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2.2 参数估计与模型诊断 |
| 4.2.3 价格扭曲与行业间要素错配结构性分析 |
| 4.3 技术偏向性与产权扭曲如何影响要素错配:一个实证检验 |
| 4.3.1 模型设计 |
| 4.3.2 参数估计 |
| 4.3.3 偏向型技术、产权扭曲与工业要素错配变动 |
| 4.4 本章小结 |
| 5 要素错配变动:信贷歧视视角 |
| 5.1 信贷歧视与要素错配 |
| 5.1.1 信贷歧视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机理 |
| 5.1.2 信贷歧视与要素错配形成:一个数理框架 |
| 5.2 信贷歧视如何影响要素错配:一个实证检验 |
| 5.2.1 数据说明 |
| 5.2.2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 5.2.3 参数估计与结论分析 |
| 5.2.4 基于所有制属性分组样本的异质性考察 |
| 5.3 本章小结 |
| 6 要素错配变动:不完全市场竞争视角 |
| 6.1 竞争性市场、企业进出与产业政策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机制 |
| 6.2 市场竞争、企业进出与产业政策对要素错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1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 6.2.2 样本说明 |
| 6.2.3 参数估计与结论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本文的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建议 |
| 7.2.1 推动要素重置的基本思路 |
| 7.2.2 修正要素错配的着力点选择 |
| 7.2.3 以“国民竞合”为形式缓解要素错配损失 |
| 7.2.4 以进入退出机制为重心建立健全市场机制 |
| 7.2.5 以贸易自由化强化要素重置的外部推动力 |
| 7.3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二、畜牧业生产组织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关文献 |
| 二、国外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关文献 |
| 三、相关文献的成果及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及方法 |
| 一、研究解决的问题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农业产业组织理论 |
| 一、农业产业组织理论的要点 |
| 二、理论对本文的指导 |
| 第二节 畜牧学与畜牧生态学理论 |
| 一、畜牧学与畜牧生态学理论的要点 |
| 二、理论对本论文的指导 |
| 第三节 产权理论 |
| 一、产权理论的要点 |
| 二、理论对本论文的指导 |
| 第四节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要点 |
| 二、理论对本论文的指导 |
| 第三章 畜牧生产组织的一般性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畜牧生产组织的对象 |
| 一、养猪生产 |
| 二、养牛生产 |
| 三、养禽生产 |
| 第二节 畜牧生产组织的分区化 |
| 一、杜能农业圈 |
| 二、畜牧全国空间分区 |
| 第三节 畜牧生产组织的范畴 |
| 一、畜牧投入及生产性服务部门 |
| 二、畜牧生产部门 |
| 三、食品加工部门 |
| 四、畜产品运销及服务部门 |
| 第四节 畜牧生产组织的模式分类 |
| 一、农户（养殖户）组织的角度 |
| 二、畜牧产业链组织的角度 |
| 三、畜牧经济组织的角度 |
| 第五节 影响畜牧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因素分析 |
| 一、消费升级 |
| 二、人的因素 |
| 三、养殖效率及生产周期波动 |
| 四、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畜牧业三阶段的生产组织 |
| 一、1949-1978年的畜牧生产组织 |
| 二、1978-1996年的畜牧生产组织 |
| 三、1996年以后的畜牧生产组织 |
| 第二节 我国畜牧生产组织模式的实证研究 |
| 一、四川“养猪 9+5”标准化生产组织模式 |
| 二、山东畜牧金融“普惠担保”生产组织模式 |
| 三、新疆畜牧业政府主导型生产组织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经验、不足及启示 |
| 一、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成功经验 |
| 二、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存在的不足 |
| 三、对创新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外畜牧业生产组织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家庭农场”生产组织模式 |
| 一、生产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二、生产组织的成功做法 |
| 三、生产组织存在的不足 |
| 四、对创新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启示 |
| 第二节 日本“农协会”集约型生产组织模式 |
| 一、生产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二、生产组织的成功经验 |
| 三、生产组织存在的不足 |
| 四、对创新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启示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草地资源型生产组织模式 |
| 一、生产组织的基本情况 |
| 二、生产组织的成功经验 |
| 三、生产组织存在的不足 |
| 四、对创新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启示 |
| 第四节 国内外畜牧业生产组织的比较研究 |
| 一、我国畜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
| 二、国内外生产组织各因素比较 |
| 三、对创新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市场条件下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创新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演变的新趋势 |
| 一、市场条件下我国畜牧业的新趋势 |
| 二、畜牧业生产组织演变的新趋势 |
| 第二节 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新特征 |
| 一、纵向以食品加工业为龙头 |
| 二、横向以资本化为核心 |
| 三、空间以规模化为基础 |
| 四、三大特征的相互关系 |
| 第三节 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新模式 |
| 一、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 |
| 二、“三级互动”是新模式的生产组织保障 |
| 三、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的特点 |
| 四、新模式对促进畜牧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的模拟案例 |
| 一、模拟基地情况 |
| 二、新模式的改良计划 |
| 三、新模式效果及优越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创新的路径 |
| 第一节 诊断我国畜牧业现行生产组织模式 |
| 一、逐步淘汰小规模家庭散养模式 |
| 二、完善“公司+农户”生产组织模式 |
| 三、完善畜牧专业合作社生产组织模式 |
| 第二节 培育新生产组织模式的要素 |
| 一、宏观规划的要素 |
| 二、供给侧改革要素 |
| 三、法治保障的要素 |
| 四、市场机制的要素 |
| 第三节 新模式目标、原则及方案设想 |
| 一、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的目标 |
| 二、实施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的原则 |
| 三、集约型三维生产组织模式的实施方案构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我国畜牧生产组织的若干政策建议 |
| 一、创新畜牧生产组织的组织保障建议 |
| 二、创新畜牧生产组织的法治保障建议 |
| 三、创新畜牧生产组织的市场保障建议 |
| 四、创新畜牧生产组织的资金保障建议 |
| 五、创新畜牧生产组织的科技保障建议 |
| 六、创新畜牧生产组织的人才保障建议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中国集约型城镇化及其综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的内容 |
| 1.2.2 研究的方法 |
| 1.3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1.3.1 研究的重点 |
| 1.3.2 研究的难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城镇化研究理论基础的回顾 |
| 2.1.1 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观 |
| 2.1.2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 2.1.4 中心地理论 |
| 2.1.5 集聚经济理论 |
| 2.1.6 城市发展理论 |
| 2.2 关于城镇化基本问题研究的梳理 |
| 2.2.1 城镇化内涵的国内外研究 |
| 2.2.2 城镇化测度的国内外研究 |
| 2.2.3 城镇化动力的国内外研究 |
| 2.2.4 城镇化阶段的国内外研究 |
| 2.2.5 城镇化模式的国内外研究 |
| 2.2.6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外研究 |
| 2.3 关于集约型城镇化研究的归纳 |
| 2.4 简要的评述与展望 |
| 2.5 本章小结 |
| 3 集约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集约型城镇化的界定释义 |
| 3.1.1 基本概念的分类阐释 |
| 3.1.2 集约型城镇化的涵义 |
| 3.2 集约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3.2.1 人口居住的集中 |
| 3.2.2 空间布局的集约 |
| 3.2.3 产业发展的集约 |
| 3.2.4 资源利用的集约 |
| 3.2.5 生态环境的友好 |
| 3.2.6 现代文明的共享 |
| 3.3 集约型城镇化的参与主体 |
| 3.3.1 建设者——个人 |
| 3.3.2 策动者——企业 |
| 3.3.3 统领者——政府 |
| 3.3.4 补位者——第三部门 |
| 3.4 集约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的五大关系 |
| 3.4.1 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 |
| 3.4.2 城镇化与人的综合发展的关系 |
| 3.4.3 城镇化与产业集聚发展的关系 |
| 3.4.4 城镇化与信息化发展的关系 |
| 3.4.5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的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
| 4 集约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分析 |
| 4.1 影响城镇化的外生和内生因素 |
| 4.1.1 外生因素 |
| 4.1.2 内生因素 |
| 4.2 集约型城镇化的四大动力 |
| 4.2.1 制度保障力 |
| 4.2.2 产业驱动力 |
| 4.2.3 资源支撑力 |
| 4.2.4 环境约束力 |
| 4.3 集约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架构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集约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分析 |
| 5.1 集约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5.1.1 综合评价指标选择的基本原则 |
| 5.1.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维度层级 |
| 5.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说明 |
| 5.2 集约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分析方法 |
| 5.2.1 因子分析方法 |
| 5.2.2 聚类分析方法 |
| 5.3 集约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 5.3.1 因子分析的实证结果 |
| 5.3.2 聚类分析的实证结果 |
| 5.3.3 实证结果的评价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 |
| 6.1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 |
| 6.1.1 两个阶段 |
| 6.1.2 五个特征 |
| 6.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
| 6.2.1 制度创新输出滞后 |
| 6.2.2 产业支撑强度不高 |
| 6.2.3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
| 6.2.4 资源承载能力薄弱 |
| 6.2.5 生态环境约束趋紧 |
| 6.3 本章小结 |
| 7 国外城镇化的实践经验及对中国集约型城镇化的启示 |
| 7.1 世界城镇化的整体概况 |
| 7.1.1 世界城镇化的水平日益提高 |
| 7.1.2 世界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 |
| 7.2 三个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实践案例 |
| 7.2.1 英国城镇化的实践经验 |
| 7.2.2 美国城镇化的实践经验 |
| 7.2.3 德国城镇化的实践经验 |
| 7.3 三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实践案例 |
| 7.3.1 墨西哥城镇化的实践经验 |
| 7.3.2 印度城镇化的实践经验 |
| 7.3.3 韩国城镇化的实践经验 |
| 7.4 对中国推进集约型城镇化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中国集约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分析 |
| 8.1 集约型城镇化的总体思路 |
| 8.1.1 集约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 |
| 8.1.2 集约型城镇化的基本原则 |
| 8.1.3 集约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 |
| 8.1.4 集约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点 |
| 8.2 集约型城镇化的空间结构 |
| 8.2.1 科学合理的宏观城镇体系：“扁塔状”的科层组织 |
| 8.2.2 协调发展的中观城镇格局：“多中心”的鼎立结构 |
| 8.2.3 功能健全的微观城镇结构：“集约化”的有机系统 |
| 8.3 集约型城镇化的支撑体系 |
| 8.3.1 产业选择与空间布局 |
| 8.3.2 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 |
| 8.4 集约型城镇化的政策路径 |
| 8.4.1 以创新的制度设计为保障,破除制度约束 |
| 8.4.2 以合理的规划安排为指导,优化空间布局 |
| 8.4.3 以集约的产业发展为动力,加快模式转型 |
| 8.4.4 以高效的资源利用为抓手,夯实发展基础 |
| 8.4.5 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为目标,强化生态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的基本结论与后续展望 |
| 9.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9.1.1 集约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地加强 |
| 9.1.2 集约型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有效途径 |
| 9.1.3 集约型城镇化是综合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过程 |
| 9.1.4 集约型城镇化是布局合理与支撑强化的过程 |
| 9.1.5 集约型城镇化的测度需要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 |
| 9.2 研究的后续展望 |
| 9.2.1 集约型城镇化的制度创新体系设计 |
| 9.2.2 集约型城镇化的最优城镇人口规模 |
| 9.2.3 集约型城镇化的城乡共享成果机理 |
| 参考文献 |
| 研究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视角：体制与政策演变及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言 |
| 1.1 重要概念 |
| 1.1.1 经济发展 |
| 1.1.2 财政体制 |
| 1.1.3 财政政策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
| 1.2.2 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因素 |
| 1.2.3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 |
| 1.2.4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政策 |
| 1.2.5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体制 |
| 1.2.6 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
| 1.3.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 |
| 1.3.3 从财政视角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与不足 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基础 |
| 2.1 早期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历史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4 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5 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
| 2.2.2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
| 2.2.3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3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2.3.1 二元结构理论 |
| 2.3.2 中心—边缘理论 |
| 2.3.3 发展级理论 |
| 2.3.4 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 |
| 2.4 其他经济发展理论 |
| 2.4.1 新制度主义理论 |
| 2.4.2 激进主义发展理论 |
| 2.4.3 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评价 |
| 2.4.4 后发优势发展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3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演变 |
| 3.1 财政体制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 |
| 3.1.1 政府间财政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 |
| 3.1.2 政府与企业(个人)间财政分配关系与经济发展方式 |
| 3.2 改革前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关系(1949-1978) |
| 3.2.1 经济赶超: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 |
| 3.2.2 统收统支:增长支出需要的财政体制 |
| 3.2.3 二者之间的关系 |
| 3.3 改革后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关系(1978-1994) |
| 3.3.1 市场培育:以转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 |
| 3.3.2 放权让利:经济转型中的财政体制 |
| 3.3.3 二者之间的关系 |
| 3.4 建立市场经济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体制关系(1994-) |
| 3.4.1 由粗放到集约: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 |
| 3.4.2 分税制:发挥两个积极性的则政体制 |
| 3.4.3 二者之间的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4 中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演变 |
| 4.1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1949-1978) |
| 4.1.1 政策背景 |
| 4.1.2 政策内容 |
| 4.1.3 政策效果 |
| 4.2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1978-1995) |
| 4.2.1 政策背景 |
| 4.2.2 政策内容 |
| 4.2.3 政策效果 |
| 4.3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1995-) |
| 4.3.1 政策背景 |
| 4.3.2 政策内容 |
| 4.3.3 政策效果 |
| 4.4 本章小结 5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选择 |
| 5.1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判断 |
| 5.1.1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评判指标 |
| 5.1.2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判断 |
| 5.2 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
| 5.2.1 调整经济结构 |
| 5.2.2 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 |
| 5.2.3 保障和改善民生 |
| 5.2.4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
| 5.2.5 深化体制改革 6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对策建议 |
| 6.1 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原则 |
| 6.1.1 近期与中长期相结合 |
| 6.1.2 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 |
| 6.1.3 中央和地方相结合 |
| 6.2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体制 |
| 6.2.1 建立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
| 6.2.2 加快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6.2.3 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 |
| 6.3 完善则政政策 |
| 6.3.1 大力推动自主创新 |
| 6.3.2 支持结构优化升级 |
| 6.3.3 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
| 6.3.4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
| 6.3.5 保障和改善民生 |
| 6.4 提高财政管理绩效 |
| 6.4.1 加快财政法制建设 |
| 6.4.2 强化管理基础工作 |
| 6.4.3 加强预算编制管理 |
| 6.4.4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
| 6.4.5 加强财政监督 |
| 6.4.6 稳步推进预算公开 参考文献 |
（9）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现存的农地问题 |
| 二、对现有的关于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文献的简要评述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主要创新点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与主要创新点 |
| 二、结构安排 第二章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土地产权权能理论 |
| 一、土地产权具体权能理论 |
| 二、土地产权权能分离和结合理论 |
| 三、土地产权的商品化及市场化配置理论 |
| 第二节 马克思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规律理论 |
| 第三节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的指导意义和创新性要求 |
| 一、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的指导意义 |
| 二、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的创新性要求 第三章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探索 |
| 第一节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 |
| 一、“私有私营”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1949-1953 年） |
| 二、“私有公营”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1953-1956 年） |
| 三、“公有公营”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1956-1979 年） |
| 四、“公有私营”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1980 年-至今） |
| 第二节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 |
| 一、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规律的涵义 |
| 二、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阐释 第四章 符合规律的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思路 |
| 第一节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 |
| 一、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 |
| 二、主要目标 |
| 三、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
| 一、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其实质 |
|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形式 |
| 三、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 四、我国当前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五、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思路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基于转型视角的中国农业生产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目标 |
| 1.2.1 问题的具体界定 |
| 1.2.2 初步有待验证的假说 |
| 1.3 研究视角 |
| 1.3.1 基本假定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结构框架 |
| 1.4.1 论文框架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相关理论解释与讨论 |
| 1.5.2 国内外研究动态 第2章 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历史变迁与基本事实 |
| 2.1 单要素生产率变化及资源利用特征 |
| 2.1.1 劳动生产率 |
| 2.1.2 土地生产率 |
| 2.1.3 对劳动和土地要素的替代 |
| 2.2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度量与分解的非参数框架 |
| 2.2.1 基于DEA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与度量 |
| 2.2.2 基于产出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图解 |
| 2.2.3 基于产出的规模效率图解 |
| 2.3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源泉的时空演变 |
| 2.3.1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2.3.2 时间演变模式 |
| 2.3.3 空间分布模式 |
| 2.4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收敛性检验 |
| 2.4.1 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 |
| 2.4.2 σ收敛检验 |
| 2.4.3 绝对β收敛检验 |
| 2.4.4 条件β收敛检验 |
|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行业基础 |
| 3.1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度量与分解的参数框架 |
| 3.1.1 基于SFA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与度量 |
| 3.1.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具体设定 |
| 3.2 变量界定与数据处理 |
| 3.3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的行业基础讨论 |
| 3.3.1 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3.3.2 行业技术进步特征 |
| 3.3.3 行业技术效率及其变化特征 |
| 3.3.4 行业生产率增长分解与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微观增长因素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变量界定、数据处理与理论分析框架 |
| 4.2.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2 数据说明 |
| 4.2.3 变量定义与预期假说 |
| 4.3 农业效率的微观影响因素实证与讨论 |
| 4.3.1 土地生产率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劳动生产率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
| 4.3.3 农户成本利润率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
| 4.3.4 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
| 4.3.5 技术效率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宏观增长因素分析 |
| 5.1 转型期农村主要经济制度变迁历史回顾与性质分析 |
| 5.1.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扩散与稳定 |
| 5.1.2 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 |
| 5.1.3 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 |
| 5.1.4 农村税费改革 |
| 5.1.5 农业公共支出强度变迁 |
| 5.1.6 农业开放程度变迁 |
| 5.1.7 其他主要经济制度变迁 |
| 5.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3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实证估计和解释 |
| 5.3.1 第一阶段:1979-1984年 |
| 5.3.2 第二阶段:1985-1991年 |
| 5.3.3 第三阶段:1992-1996年 |
| 5.3.4 第四阶段:1997-2000年 |
| 5.3.5 第五阶段:2001-2005年 |
| 5.3.6 其他变量的表现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生产率增长 |
| 6.1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
| 6.1.1 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发展 |
| 6.1.2 人力资本的内涵 |
| 6.1.3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
| 6.2 人力资本投资的工具性价值 |
| 6.2.1 教育变量对人力资本的度量 |
| 6.2.2 人力资本的直接要素效应 |
| 6.2.3 人力资本的间接效率效应 |
| 6.3 人力资本投资的构建性价值 |
| 6.3.1 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反思 |
| 6.3.2 基于GDP增长与人类发展视角的两种发展观 |
| 6.3.3 人类发展视角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构建性价值 |
| 6.3.4 对中国发展过程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存在的创新和不足 |
| 7.3.1 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 |
| 7.3.2 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7.4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致谢 |
四、中国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分离和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D]. 杨佚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集约型居住综合体的功能空间复合方式研究[D]. 张雪松. 天津大学, 2020(02)
- [4]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 ——效率损失、影响机制与修正路径[D]. 傲日格乐.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畜牧业生产组织的创新研究[D]. 李建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12)
- [7]中国集约型城镇化及其综合评价研究[D]. 李标.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8]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视角：体制与政策演变及创新[D]. 孙志.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9]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规律研究[D]. 褚伟强. 漳州师范学院, 2010(04)
- [10]基于转型视角的中国农业生产率研究[D]. 李谷成. 华中农业大学, 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