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护士神经衰弱患病问题的初步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闫子琪[2]（2021）在《慢阻肺患者的医疗实践研究 ——基于兰州的田野调查》文中指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主要危害老年人口健康的慢性疾病,基于目前全球的老龄化趋势,慢阻肺造成的影响和负担日益加重。但与这种影响不相称的是人们对慢阻肺患者的日常生活却知之甚少,慢阻肺往往与人的生活习惯有着较大关系且现代生物医学对慢阻肺的治疗效果有较大限制,因而慢阻肺的医疗实践与社会文化因素联系较强。因此,从人类学社会文化研究的角度介入慢阻肺患者的医疗实践和防治有其必要性。本文通过在兰州L医院的田野调查对慢阻肺患者的医疗实践进行研究,呈现了慢阻肺患者的疾病认知、疾痛叙事以及行动策略。一方面展现慢阻肺患者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试图探寻慢阻肺患者的疾病认知慢阻肺的早期发现与治疗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疾病认知和疾病带来的影响下,患者采取了何种行动策略。最终结合患者的医疗实践与相关研究为慢阻肺疾病和患者的防治及照护提出建议。本文基于人类学对医疗实践的研究,紧扣医疗、健康与文化的脉络,主要探讨了三个议题。首先,慢阻肺患者的病因观。慢阻肺患者的病因观受到现代生物医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同时也反映着这些患者真实的身体感受与经验,这种多重影响下疾病认知也影响着患者医疗行动的选择。其次,慢阻肺患者的疾痛叙事。慢阻肺导致患者的身体不受控制、心理抑郁、家庭与工作社交关系紧张,致使其生活呈现失序的状态。这种失序的状态充斥在慢阻肺患者的疾痛叙事中。最后,慢阻肺患者的行动策略。在其疾病认知以及个人与生活失序的情况下,慢阻肺患者尝试种种策略去恢复秩序。有人无法适应环境或者空气污染选择换个地域生活并戒烟,有人心理抑郁转向修行寻求力量,有人生活没有意义从帮助病友中重新找到存在的价值。从个体改变到集体互助、从生物医学到灵性修行,慢阻肺虽然击垮了患者的身体与生活,但却不能击碎他们生的希望。结合患者的医疗实践以及关于慢阻肺的相关研究,本文为慢阻肺疾病及患者提出防治与照护建议,一方面需要发挥社会文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强社会支持与正式照护的力量,这应当成为我国未来推进建设健康中国以及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内容。通过对慢阻肺患者的医疗实践的研究,我们发现:第一,在人类学疾病认知的研究中,地方性知识、身体感受与生物医学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患者疾病认知的形成。在对地方性知识影响疾病认知进行探讨时,还要关注地方性知识背后的形成过程,其中蕴含着地方社会区域历史的发展过程。第二,在照护研究中,正式照护与非正式照护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本文认为应当仍然以非正式照护为基础,正式照护作为非正式照护的补充。只有当非正式照护力量不堪重负时,才在非正式照护的基础上引入正式照护。第三,对疾病的理解尤其是治疗需要多元因素共同作用,单纯依靠现代生物医学的临床治疗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之内,尤其是在慢性疾病的预防、照护与疗愈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
李全平[3]（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认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黄欣茹[4]（2020）在《《疾病：缘何而来》（第一章）翻译项目报告》文中指出人类永远无法逃避的话题之一便是疾病。疾病名录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类认知不断深入,医学也不断取得进展,曾经在疾病名录中岿然不倒的名称已经消失,但也有新的名称被添加进来。《疾病:缘何而来》（Unwell:What makes a disease a disease）为医学科普书籍,从疾病命名、历史沿革、文化社会因素等角度探讨了疾病对人类的影响。经多方查找,未发现此书的中文译本。进而笔者节选第一章进行翻译,以期以小见大,提升公众对疾病的认识,正确看待自己及他人的健康状况。本次翻译实践报告由项目介绍、任务描述、案例分析和实践结论四部分组成。实践重点包括以下几方面:词汇方面专业术语较多,普通名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特殊含义或蕴含源语文化背景;在句子方面,又多被动句、长难句,与汉语句式多有不同。诺德——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提出相对完整的翻译理论,在其指导下,用文本分析模式分析整体结构、重点词句、语言特色等,在翻译过程中结合分析所得,选用直译、意译、注释、重组句子结构等多种方法,以实现文本功能、传递原作文意为目的,生成译文文本。但本次翻译实践也存在一些待解决问题。第一,对无权威译文的术语,采取字面翻译法是否得当;第二,对于某些术语翻译,选择受众更为熟悉的译文时,是否会削弱受众接触较少的译文的大众熟悉度;第三,翻译时如何处理幽默因素,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陈佳雯,汪慧,董菡珺,王燕,陈蕊,王争,袁蕙芸[5]（2018）在《医务人员常见疾病现状调查分析》文中提出目的了解医务人员疾病分布情况、工作情况,提出改善其健康状况的合理建议与对策。方法通过问卷对上海8家医院1 600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医务人员患肌肉骨骼疾病比例较其他疾病更高。不同年龄段医务人员自评患颈椎病、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症、脂肪肝、高血脂、高血压、贫血等疾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工作年限的医务人员自评患颈椎病、腰肌劳损、上感、腰椎间盘突出症、脂肪肝、高血脂、神经衰弱、高血压等疾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周均工作时长的医务人员自评患颈椎病、上感、神经衰弱等疾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疾病与年龄、工作年限呈正相关（P<0.05）,与周均工作时间呈负相关（P<0.05）。结论应依托信息平台建立医务人员健康管理体系,加强工作防护,提高医务人员健康水平,从而提升服务质量。
林文颖[6]（2018）在《耳穴贴磁对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本研究将耳穴贴磁应用于卒中后睡眠障碍（PSSD）患者,观察耳穴贴磁对其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指数）、睡眠效率（国际统一睡眠效率值）、生活质量（脑卒中特定生活质量量表）的影响,旨在评价耳穴贴磁改善PSSD的疗效,为PSSD患者提供一种简便、有效、安全的康复护理方法。方法根据诊断、纳入、排除标准,于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选取符合条件的PSSD患者93例,用Excel产生随机数字将纳入的患者随机分为耳穴贴磁组、王不留行籽组、常规护理组,每组各31例。三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耳穴贴磁组患者予以耳穴磁疗贴按压,王不留行籽组予以王不留行籽按压,两组均选择神门、皮质下、交感、心、肾、枕、垂前耳穴,采用对压法,力度以患者耐受为度,每日按压耳穴4次（三餐后及睡前）,每次每穴按压20～30秒,两耳交替,每隔3天更换一侧耳廓贴压,共治疗4周。试验前后,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睡眠效率值、生活质量（SS-QOL）量表评分,观察并记录患者睡眠状况、生活质量的变化,评价其疗效。结果1 PSSD患者的基线资料情况试验前三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程、职业等）、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居住环境、饮酒、吸烟、熬夜、午休等）、评价指标基线（PSQI量表评分、睡眠效率值、SS-QOL量表评分）比较分析,三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 PSSD患者完成试验情况本研究共纳入93例患者,其中83例完成试验,耳穴贴磁组完成28例,剔除1例（原因:患者在试验期间未配合试验研究）,脱落2例（原因:患者提前出院,出院失访）;王不留行籽组完成27例,剔除2例（原因:患者在试验期间未配合试验研究）,脱落2例（原因:患者提前出院,出院后失访;患者依从性差）;常规护理组完成28例,剔除1例（原因:患者在试验期间未配合试验研究）,中止1例（原因:患者出现病情恶化）,脱落1例（原因:患者提前出院,出院后失访）。3 PSSD患者试验后的临床效果评价3.1睡眠质量3.1.1 PSQI评分三组试验后比较,耳穴贴磁组睡眠质量的提高优于王不留行籽组（P<0.05）,耳穴贴磁组、王不留行籽组睡眠质量的提高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P<0.01）。其中:耳穴贴磁组在入睡时间,日间功能障碍维度的评分较王不留行籽组有所下降（P<0.05）;耳穴贴磁组在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维度评分上较常规护理组有明显下降（P<0.01）;王不留行籽组在睡眠质量、睡眠障碍维度评分上较常规护理组有明显下降（P<0.01）,在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日间功能障碍维度评分上较常规护理组有所下降（P<0.05）。三组试验前后比较,患者睡眠质量均较试验前有所改善。其中,耳穴贴磁组、王不留行籽组在各维度评分方面较试验前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常规护理组在睡眠质量、入睡时间、日间功能障碍方面较试验前有统计学差异（P<0.05）。3.1.2睡眠效率值比较三组试验后比较,耳穴贴磁组与王不留行籽组睡眠效率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耳穴贴磁组、王不留行籽组睡眠效率值较常规护理组有所提高（P<0.01、P<0.05）。三组试验前后比较,耳穴贴磁组、王不留行籽组试验后睡眠效率值有明显提高（P<0.01）;常规护理组睡眠效率值试验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2生活质量三组试验后SS-QOL量表评分比较,耳穴贴磁组生活质量的提高明显优于王不留行籽组、常规护理组（P<0.01）;王不留行籽组生活质量的提高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P<0.01）。具体表现,耳穴贴磁组在改善患者精力、家庭角色、个性、社会角色方面明显优于王不留行籽组（P<0.01）;耳穴贴磁组在改善患者精力、家庭角色、情绪、个性、社会角色、工作或劳动方面的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P<0.01）;王不留行籽组在改善精力、家庭角色、情绪方面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P<0.01）,在改善个性、社会角色方面的效果优于常规护理组（P<0.05）。三组试验前后比较,除视力方面的变化无差异外,其余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安全性观察经安全性观察,三组患者在试验期间并未出现晕厥、异常感觉、皮肤损伤或过敏等耳穴疗法的不良反应。结论1耳穴贴磁、王不留行籽耳穴贴压均可一定程度改善PSSD患者的睡眠状况。耳穴贴磁组的疗效优于王不留行籽组。2耳穴贴磁、王不留行籽耳穴贴压可有助于提高脑PSSD患者的生活质量。耳穴贴磁组的疗效在一定程度上优于王不留行籽组。
李春亭[7]（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陈佳雯[8]（2018）在《医务员工职业健康现状研究 ——以上海部分医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医务员工的健康状况与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密切相关。本文旨在通过了解医务员工的患病与职业伤害发生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及规律,探讨医务员工职业健康管理与促进对策,为提高医务员工健康水平提供依据,从而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法:本研究在明确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法、专家咨询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调查医务员工常见疾病与职业伤害现状,通过数据处理法分析可能影响医务员工职业健康的因素,发现其内在规律。结果:1.被调查的医务员工自评患病比例最高的前五位疾病分别为颈椎病（25.42%）、腰肌劳损（21.94%）、上呼吸道感染（17.26%）、腰椎间盘突出症（15.85%）、脂肪肝（13.04%）等。被调查医务员工他评患病比例最高的前五位疾病分别为颈椎病（66.22%）、腰肌劳损（53.71%）、腰椎间盘突出症（52.51%）、神经衰弱（33.11%）、抑郁（26.89%）等。2.被调查医务员工认为身边医务员工患有神经衰弱、抑郁等心理疾病,比例分别为33.11%和26.89%,而被调查医务员工自评患有神经衰弱、抑郁比例仅为10.23%、4.75%。3.已患有一种或多种疾病的被调查医务员工中,有81.70%的人选择“不请假,经常带病工作”,而请假天数为“1-30天”、“31天以上”的被调查者比例分别为16.83%、1.46%。而在这些不请假,经常带病工作的被调查医务员工中,病情对工作造成“妨碍较大”、“有点妨碍”、“没有妨碍”的比例分别为了2.53%、76.41%、21.06%。4.被调查医务员工在近12个月内受到职业伤害比例最高的前五位分别为语言伤害（45.08%）、针刺伤（20.54%）、碰撞伤（9.23%）、切割伤（8.16%）、喷溅伤（7.76%）。5.40-49岁年龄段的被调查者患有颈椎病、腰肌劳损、腰突症、脂肪肝、贫血等疾病的比例较其他年龄段的被调查医务员工更高,分别为41.52%、33.48%、30.36%、18.75%、10.71%,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6.年龄在30-39岁的被调查医务员工较其他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受到语言伤害、针刺伤的比例更高,分别为49.55%、23.14%,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7.非手术科室被调查医务员工自评患有颈椎病、上呼吸道感染的比例相较其他科室的被调查者更高,分别为28.38%、19.95%,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8.被调查的手术科室医务员工受到的语言伤害、针刺伤、碰撞伤、切割伤、喷溅伤、扭伤等职业伤害比其他科室员工的更高,分别为51.03%、36.83%、14.20%、13.99%、13.99%、11.52%,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9.不良习惯、定期体检、兼职情况、年龄、岗位年限、加班情况、负面的媒体导向是被调查医务员工患病情况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4.469、1.673、1.584、1.563、1.371、1.301、1.209（P<0.05）;关注自身健康、组织关怀是被调查医务员工患病情况的保护因素,OR值分别为0.757、0.778（P<0.05）。10.20-29岁被调查医务员工中存在熬夜晚睡、喝水较少、憋尿或憋便、三餐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合理的不良习惯比例较其他年龄段被调查者更高,分别为64.21%、63.86%、47.54%、48.77%、32.11%,30-39岁被调查医务员工仅次之,分别为:64.18%、55.15%、44.85%、35.82%、29.79%。而30-39岁的被调查医务员工存在久坐或久站、缺乏身体锻炼、抽烟的比例较其他年龄段被调查者更高,分别为68.78%、64.18%、4.60%,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11.不良习惯、职业暴露、门急诊天数、值夜班频率是被调查医务员工职业伤害发生情况的危险因素,OR分别为7.041、1.302、1.220、1.162（P<0.05）;科室、工作中的安全感、组织公正为职业伤害发生情况的保护因素,OR分别为0.453、0.698、0.719（P<0.05）。结论:（1）医务员工健康状况堪忧;（2）医务员工患病受到多种因素影响;（3）组织及个人因素都会影响职业伤害发生情况,其中不良习惯的影响严重;（4）医务员工存在较多不良习惯,自我保健意识不足。
田孟[9]（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马得汶[10]（2017）在《西北民族地区医疗过程中的疾病与文化 ——基于西宁市田野调查的医学人类学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以西宁市两家三甲医院为田野调查点,对文化在医疗过程中的参与和作用进行了研究。生物医学作为科学发展的产物,将疾病治疗视为生理性病变的诊疗过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关注文化与疾病治疗的关系。在不同地区、各种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中,患者对疾病治疗的感受和经历,通常都存在几个基本环节,其中包括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择医、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治疗、患者及家属寻求的其他治疗办法、治疗物（医学药品和非医学药品）的文化属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及患者对疾痛的感受和叙事等。这些事项都是理解疾病与治疗的重要方面。生物医学及相关研究较少从患者医疗实践角度进行关注,而民族学、人类学对文化与疾病治疗的研究,却可以在此研究领域精耕细作,推进相关学科整体发展。本论文研究是在生物医学忽视医疗与文化关系的背景下,立足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而实施的科学探索。生物医学提供当前医疗的主流思路和方法,患者自身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性、民族文化传承及宗教民俗与疾病治疗的关系,都很容易被掩蔽在受生物医学训练的、医生主导的诊疗环境中。突出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揭示其文化传统在疾病治疗、健康维护中的参与和价值,有助于人们对疾病治疗与文化的关系形成一个整体的、更加客观的认识。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是研究的基本方法所在。论文使用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利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医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重点从医学人类学角度出发,讨论了在地方性环境中,文化在医疗过程中的参与和作用。在西宁市三甲医院展开的田野调查使用了开放式、半结构式和结构式访谈,通过调查者与患者、医生的面对面沟通,在医疗过程环境中获取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同时,通过临床观察、参与观察方法,对患者和医生的治疗实践进行记录。研究中使用调查问卷,了解被调查群体的整体情况。对于一些多发性慢性疾病的研究,还使用了“患者主位评估”等方法。医患话语分析也是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方法。患者的话语是其心理和地方性文化最生动的反映。民族学人类学的个案分析方法也在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在进入田野前,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学习阅读,为医院调查做准备。进入医疗机构后,首先是实地观察,熟悉调查环境。接着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访谈。调查前期,笔者对多民族患者、两家医院的医生进行开放式访谈,从患者和医生的话语中扑捉他们关注的事项,了解患者、医生的文化和治疗行为。这样,患者和医生的医疗实践中一些值得研究关注的事项就会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如门诊环境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疾病认知,藏族患者的择医,回族、撒拉族患者的医疗实践与宗教文化的联系,医患双方在医疗场域对各自需求的强调等等。通过门诊与临床观察、医患话语了解到这些事项后,接下来的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结构式访谈在医患群体中对这些事项进行了专题研究,从而更为高效和精准地收集案例资料。同时,在医生、患者群体中展开医患需求问卷调查,在藏族、回族、撒拉族患者中进行疾病治疗与民族文化调查。这些工作完成后,通过对案例进行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最后形成对地方性文化与疾病治疗的整体性认识。论文作为田野调查的成果,是一部关于西北民族地区的医疗民族志。文化和疾病治疗及健康维护关系密切是论文的基本观点,重视文化在疾病治疗和健康维护中的作用是论文的基本主张。论文各章节通过对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择医、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治疗、患者及家属寻求的其他治疗办法、治疗物（医学药品和非医学药品）的文化属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患者对疾痛的感受和叙事等事项的具体研究,将人们对文化与疾病治疗关系的认识从感性层面上升到了理论层面——即能够使用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的医疗过程这一理论框架去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阐释这一问题。研究成果是在医疗和健康领域对文化的作用和价值的新的审视。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针对患者需求、藏族患者择医、医患相互理解等问题发表了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对于医学人类学研究而言,论文的学术贡献及其启示意义在于:医疗过程中有医生主导的一面,也有患者能动的一面。研究强调患者主位视角的医疗实践,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医疗和健康,为全社会在医疗卫生事业中挖掘文化、重视文化、运用文化提供铺垫作用;对高血压、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主位视角研究,有助于医疗界和医生重视社会生活、心理因素对疾病诱发的作用,可以为患者和医生提供治疗参考;从供求对接障碍审视当前的医患关系紧张状态,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相关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医患关系一般性的认识。对藏族、回族、撒拉族民族文化对医患关系影响的分析是对医患关系研究领域的拓展,为认识民族地区医患关系的特殊性提供了启示。研究指出,文化调适是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疾痛叙事部分,研究不但记录患者对疾病的感受和表述,更注重医学人类学所一贯秉承的关怀和道德立意,为人类心灵提供文化滋养;研究突出患者主位视角,患者的治疗经历和疾病认知,就是从医疗角度对当地民族宗教文化的生动反映,因而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研究和地方性医疗文化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推动了医学人类学视角的医患关系研究,对民生、政策调整都是一个详实的参考。论文第一章是对田野点的描述。内容包括医院社区的定义,两家医院的生态和运作,医院社区中医患群体的认知与心理特点。第二章考察了疾病认知环节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患者自身对疾病的认知是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的医疗过程的起始阶段。本章在简要回顾了西医、中医、民族医学疾病认知的基础上,指出患者主位疾病认知也是疾病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接着结合甲状腺疾病,从社会生活、心理因素探讨了患者主位视角的疾病认知。第三章关注择医环节中文化因素。本章考察了民族文化对藏族患者择医的影响。很多藏族患者或其家属请活佛、阿克打卦,将活佛建议视为择医的重要依据。打卦择医的患者们在医院治疗期间的表现也会存在差异,这一部分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第四章、第五章探讨治疗环节中的文化因素。这两章分析了民族文化对疾病治疗的影响。第四章藏族文化对疾病治疗影响的研究因为是在藏族医疗文化氛围浓厚的Y藏医院做调查,所以分为医生的行为和患者的行为两部分。患者的行为又分为医生的治疗和患者在民族宗教文化中寻求治疗两个方面。藏药加持突出体现出了治疗物的文化属性。藏族文化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第五章是从民族宗教文化视角对回族、撒拉族患者治疗实践的考察。回族、撒拉族患者普遍认为疾病和健康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患者采取的治疗方式是多元的,既有医学领域的寻医问药,也有民族文化领域的做都哇、吹都哇、举乜贴等,但是这些治疗实践都是行赛拜布,最终疾病能不能治愈,在患者看来都是真主的前定。回族、撒拉族患者强调举意的重要性,认为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因为病痛忘记真主,也不能将治愈归功于医生从而举伴真主。第六章是对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环节的探析。本章通过对多民族患者的访谈与观察,秉承马林诺夫斯基文化人类学研究对“需求”关注,分析了患者和医生需求的层次性和多元性,进而提出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基于供求形成的相互关系状态。这种双向供求关系在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经济层面、沟通层面、角色层面、道德层面、管理服务层面都可能出现对接障碍,从而影响到医患关系和谐。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文化的调适作用和医患双方的相互理解。第七章是从疾痛叙事中探寻患者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关怀的可能性。在回族、汉族、藏族等多民族疾痛叙事语境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性问题:一是疾病是患者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通常都意味着一种苦痛,这是疾病的本质;二是身心是一个整体,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疾病治疗和健康十分重要,负面的思想以及强烈的贪欲追求也是制约疾病康复的重要因素;三是道德也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维护身心健康的一味药,医疗场域中因为患者及家属处于苦痛之中,所以道德认同是一种普遍共识。最后,论文从文化与疾病的密切关系、医患关系中文化的调适作用、传统医学理念的时代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总结。经过研究提出:首先,多元医疗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对于多元医疗的理解,我们以往是从多种医疗方式并存的角度出发的。然而,从具体患者的疾病治疗经历这一视角中,同样也可以形成多元医疗。其次,民族宗教文化对患者心理和行动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例如藏族患者和回族、撒拉族患者对疾病的理解、择医、治疗等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再次,医生和患者的需求不能机械套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论文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医患双向供求关系中存在的对接障碍是分析和理解医患关系的较新视角,文化对这种对接障碍起着重要的调适作用。总之,论文研究说明:文化积极参与医疗过程,人的身心是一个整体,文化对疾病治疗和身心健康的作用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医学离不开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疾病治疗不仅是一个生理性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参与过程。论文研究正是从患者医疗实践中,揭示了一个与生物医学完全不同的医疗面貌,由此推动医疗和健康事业从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进行更好地转变。
二、职业护士神经衰弱患病问题的初步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职业护士神经衰弱患病问题的初步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慢阻肺患者的医疗实践研究 ——基于兰州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慢性病的人类学研究 |
| (二)照护的人类学研究 |
| (三)慢阻肺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写作伦理说明 |
| (一)文献研究 |
| (二)田野调查 |
| (三)研究与写作伦理说明 |
| 第一章 慢阻肺的全球图景及L医院概况 |
| 第一节 慢阻肺的全球图景 |
| 一、慢阻肺的全球分布 |
| 二、中国的慢阻肺现状 |
| 第二节 L医院概况及科室日常医疗实践概况 |
| 一、L医院概况 |
| 二、科室空间结构 |
| 三、科室人员构成 |
| 四、科室日常工作 |
| 第三节 住院患者及家属概况 |
| 一、患者基本情况 |
| 二、家属的日常活动 |
| 三、患者的日常生活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慢阻肺患者的病因观 |
| 第一节 病因观与身体感知 |
| 第二节 病因观与地方性知识 |
| 第三节 认知不足导致的疾病 |
| 小结 |
| 第三章 慢阻肺疾痛叙事中的失序 |
| 第一节 身体失序 |
| 一、渐进性身体失控 |
| 二、突发性身体失控 |
| 第二节 心理失序 |
| 第三节 生活失序 |
| 一、工作与社交中断 |
| 二、紧张的家庭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慢阻肺患者的医疗行动策略 |
| 第一节 个体策略 |
| 一、寻找诗意的栖居 |
| 二、戒断危险因素 |
| 第二节 集体互助 |
| 第三节 替代医疗 |
| 小结 |
| 第五章 慢阻肺疾病的防治实践及其建议 |
| 第一节 系统性早期医学筛查 |
| 第二节 慢阻肺的综合预防措施 |
| 一、戒烟与慢阻肺综合宣传 |
| 二、文化嵌入疾病预防 |
| 三、政治经济地位与疾病预防 |
| 第三节 完善患者照护体系 |
| 一、非正式照护 |
| 二、正式照护 |
| 小结 |
| 结论 |
| 一、身体经验、地方性知识与生物医学 |
| 二、正式与非正式照护 |
| 三、慢性病医疗实践中的文化考量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疾病：缘何而来》（第一章）翻译项目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项目介绍 |
| 1.1 项目来源 |
| 1.2 项目意义 |
| 1.3 项目文本分析 |
| 1.4 项目结构 |
| 第二章 任务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2 翻译过程 |
| 2.3 译后处理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 |
| 3.1 翻译重点与难点 |
| 3.2 翻译理论阐述 |
| 3.3 翻译方法运用 |
| 3.3.1 词汇翻译 |
| 3.3.2 句子翻译 |
| 第四章 实践结论 |
| 4.1 翻译启示 |
| 4.2 待解决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原文 |
| 附录二 译文 |
| 附录三 术语表 |
| 致谢 |
（5）医务人员常见疾病现状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方法 |
| 1.3 统计学处理 |
| 2 结果 |
| 2.1 一般情况 |
| 2.2 常见疾病 |
| 2.3 不同年龄段医务人员健康状况 |
| 2.4 不同工作年限医务人员健康状况 |
| 2.5 不同周均工作时间医务人员健康状况 |
| 3 讨论 |
（6）耳穴贴磁对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理论研究 |
| 1 西医对PSSD的认识 |
| 1.1 PSSD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
| 1.2 脑卒中相关性睡眠障碍的临床表现 |
| 2 祖国医学对PSSD的认识 |
| 2.1 病名的认识 |
| 2.2 病因病机的认识 |
| 3 中西医治疗PSSD的临床研究进展 |
| 3.1 药物治疗 |
| 3.2 非药物治疗 |
| 4 耳穴疗法的理论基础 |
| 4.1 耳穴疗法的治病机理 |
| 4.2 常用耳穴疗法 |
| 4.3 耳穴疗法治疗PSSD的研究现状 |
| 4.4 选穴依据 |
| 5 研究假设 |
| 6 创新性 |
| 第二部分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1.1 对象来源及研究设计 |
| 1.2 诊断标准 |
| 1.3 纳入标准(同时符合以下标准者,方可入选) |
| 1.4 排除标准(符合以下其中一项者,即予排除) |
| 1.5 病例剔除标准、脱落标准、中止标准及处理原则 |
| 1.6 样本含量估算 |
| 1.7 随机序列的产生及分组 |
| 2 研究方法 |
| 2.1 干预方法 |
| 2.2 评价工具 |
| 2.3 统计学处理 |
| 2.4 质量控制 |
| 2.5 伦理考虑 |
| 2.6 技术路线图 |
| 第三部分 结果 |
| 1 患者入组及完成试验情况 |
| 2 试验前三组基线资料情况 |
| 2.1 试验前三组患者一般资料基线比较 |
| 2.2 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比较 |
| 2.3 评价工具基线比较 |
| 3 试验后疗效评价工具 |
| 3.1 主要评价工具 |
| 3.2 次要评价工具—SS-QOL量表评分 |
| 3.3 安全性观察 |
| 第四部分 分析与讨论 |
| 1 PSSD患者的一般资料分析 |
| 2 试验研究的患者纳入情况分析 |
| 3 耳穴贴磁对PSSD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
| 3.1 耳穴贴磁对PSSD患者的睡眠效果分析 |
| 3.2 耳穴贴磁对PSSD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分析 |
| 4 安全性观察分析 |
| 结论 |
| 本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文献综述 耳穴治疗卒中后睡眠障碍的临床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医务员工职业健康现状研究 ——以上海部分医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相关概念 |
| 1.1.2 国内医务员工健康概况 |
| 1.1.3 医务员工职业健康影响因素 |
| 1.1.4 医务员工职业健康宏观环境概述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研究法 |
| 2.3.2 专家咨询法 |
| 2.3.3 问卷调查法 |
| 2.3.4 数据处理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一般情况 |
| 3.2 医务员工职业健康现状研究——以上海部分医院为例 |
| 3.2.1 肌肉骨骼疾病是医务员工的常见疾病 |
| 3.2.2 医务员工自评、他评心理健康不一致,且缺乏有效压力舒缓途径 |
| 3.2.3 医务员工带病上班情况普遍 |
| 3.2.4 医务员工受到语言伤害较多见 |
| 3.2.5 40-49岁的医务员工自评患常见疾病比例最高 |
| 3.2.6 30-39岁的医务员工最易发生职业伤害 |
| 3.2.7 非手术科室的医务员工自评患病比例更高 |
| 3.2.8 手术科室的医务员工更容易发生职业伤害 |
| 3.3 医务员工患病情况影响因素及其规律研究——以上海部分医院为例 |
| 3.3.1 单因素分析 |
| 3.3.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3.3.3 医务员工患病情况影响因素及其规律研究 |
| 3.4 医务员工职业伤害发生影响因素及其规律研究——以上海部分医院为例 |
| 3.4.1 单因素分析 |
| 3.4.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3.4.3 医务员工职业伤害发生影响因素及其规律研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
| 4.1 研究结论 |
| 4.1.1 医务员工健康状况堪忧 |
| 4.1.2 医务员工患病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
| 4.1.3 组织及个人因素影响职业伤害的发生,其中不良习惯影响严重 |
| 4.1.4 医务员工普遍存在较多不良习惯 |
| 4.2 改善策略与建议 |
| 4.2.1 环境维度 |
| 4.2.2 组织维度 |
| 4.2.3 个人维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5.1 研究创新 |
| 5.2 研究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专家咨询提纲 |
| 附录二 医务员工职业健康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第一轮) |
| 附录三 医务员工职业健康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第二轮) |
| 附录四 医务员工职业健康现状与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10）西北民族地区医疗过程中的疾病与文化 ——基于西宁市田野调查的医学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选题及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医院社区的生态和运作 |
| 第一节 医院社区的定义：文化交织的多元社区 |
| 一、进入田野点 |
| 二、地方传统与多元文化 |
| 三、医院社区中多元文化与观念的交汇 |
| 第二节 X医院的生态与运作 |
| 一、X医院的院内布局 |
| 二、X医院的周边环境 |
| 三、X医院的特点与运作 |
| 第三节 Y藏医院的生态与运作 |
| 一、Y藏医院的院内布局 |
| 二、Y藏医院的周边环境 |
| 三、Y藏医院的特点与运作 |
| 第四节 医院社区中医患群体的认知与心态 |
| 一、患者及家属的心态 |
| 二、医护人员的心态 |
| 三、地方宗教文化对医患群体认知和心态的影响 |
| 第二章 文化与疾病认知：甲状腺疾病的多民族患者考察 |
| 第一节 文化与疾病认知 |
| 一、文化与西医的疾病认知 |
| 二、文化与中医的疾病认知 |
| 三、文化与民族医学的疾病认知 |
| 四、患者主位视角的疾病认知 |
| 第二节 患者主位视角：甲状腺疾病的门诊研究 |
| 一、甲状腺疾病 |
| 二、患者访谈 |
| 三、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主位视角疾病认知 |
| 第三节 社会生活、心理因素与患者主位视角的疾病认知 |
| 一、患者自我评估 |
| 二、疾病完全由社会生活、心理因素诱发的事例 |
| 三、疾病部分由社会生活、心理因素诱发的事例 |
| 第三章 藏族患者择医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因素对藏族患者择医的影响 |
| 一、择医 |
| 二、择医的本质是决策 |
| 三、宗教信仰与藏族患者的择医 |
| 第二节 医生和患者对打卦择医的看法 |
| 一、医生对打卦择医的看法 |
| 二、患者对打卦择医的看法 |
| 第三节 藏族患者打卦择医的差异表现 |
| 一、患者的内心矛盾 |
| 二、患者决策最终依从打卦结果 |
| 三、患者决策最终服从医生建议 |
| 第四章 治疗中的民族宗教文化与医患实践：藏族的事例 |
| 第一节 Y藏医院医生的做法 |
| 一、医生们的“早课” |
| 二、藏医特色治疗方法与民族文化 |
| 三、晚上熏香查房 |
| 第二节 患者及家属的做法 |
| 一、患者及家属在医院治疗时的做法 |
| 二、患者及家属在家乡的做法 |
| 三、急重症患者的“多点同步治疗” |
| 第三节 藏药制作与宗教信仰 |
| 一、制药的文化程序：药物加持 |
| 二、加持者的境界与药效 |
| 三、藏药制作期间的性别与性禁忌 |
| 第四节 藏族民族文化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
| 一、藏医治疗方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
| 二、文化对患者观念的作用及其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
| 三、藏族医德文化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
| 第五章 宗教文化视角下患者疾病治疗的认知与实践：回族、撒拉族的事例 |
| 第一节 患者观点：疾病、健康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 |
| 一、患者对疾病的理解与宗教文化相关联 |
| 二、礼拜和大小净对疾病预防及健康益处很大 |
| 三、举意和托靠非常重要 |
| 第二节 赛拜布：患者实践的多元性 |
| 一、寻医问药 |
| 二、做都哇、吹都哇和举乜贴 |
| 三、其他做法 |
| 第三节 多元归于一元：治愈与否都是真主的定然和拨派 |
| 一、医生的作用 |
| 二、认真行赛拜布 |
| 三、疾病治愈与否都是真主的拨派和定然 |
| 第六章 医患关系的多民族患者访谈与观察 |
| 第一节 患者的多元需求 |
| 一、患者的根本需求 |
| 二、患者的重要需求 |
| 三、患者的衍生需求 |
| 第二节 医生的多元需求 |
| 一、医生的根本需求 |
| 二、医生的重要需求 |
| 三、医生的衍生需求 |
| 第三节 医患供求关系中的对接障碍 |
| 一、技术、心理和经济层面的对接障碍 |
| 二、沟通和角色层面的对接障碍 |
| 三、道德和管理服务层面的对接障碍 |
| 第四节 医患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
| 一、从认知看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 |
| 二、从诊疗情境看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 |
| 三、从医院管理制度看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 |
| 第七章 多民族语境下的疾痛叙事 |
| 第一节 疾痛与人生 |
| 一、作为苦痛的疾病：回族M阿姨的故事 |
| 二、曾经年轻的岁月：汉族M阿姨的病榻叙事 |
| 三、疾病的本质是苦难 |
| 第二节 七分精神三分病 |
| 一、心病难医：叛逆期的回族小姑娘 |
| 二、身不由己：一位土族教师的疾病 |
| 三、瘾好与疾病：要做“英雄”不要做“狗熊” |
| 第三节 道德也是一味药 |
| 一、孝亲：渴望孝顺的回族夫妇 |
| 二、齐家：一位打嗝的妻子 |
| 三、重德：医疗场域中的道德认同 |
| 结语 |
| 一、文化与疾病治疗关系的再思考 |
| 二、医患关系中文化调适的学术及实践价值 |
| 三、健康、医疗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意义与时代贡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职业护士神经衰弱患病问题的初步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慢阻肺患者的医疗实践研究 ——基于兰州的田野调查[D]. 闫子琪. 兰州大学, 2021(02)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4]《疾病：缘何而来》（第一章）翻译项目报告[D]. 黄欣茹. 安徽大学, 2020(08)
- [5]医务人员常见疾病现状调查分析[J]. 陈佳雯,汪慧,董菡珺,王燕,陈蕊,王争,袁蕙芸. 重庆医学, 2018(26)
- [6]耳穴贴磁对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D]. 林文颖.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8(06)
- [7]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8]医务员工职业健康现状研究 ——以上海部分医院为例[D]. 陈佳雯.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2)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10]西北民族地区医疗过程中的疾病与文化 ——基于西宁市田野调查的医学人类学研究[D]. 马得汶. 兰州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