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创新是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切入点（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张冉[2]（2020）在《邓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必然性。农业是国家稳固的基础,发展农业产业化对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起承转合的作用,有利于农民提高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有利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符合广大农民想要快速致富的愿望。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支持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由此必须从大局出发,从城乡关系出发、从提升国民经济的层面出发,将发展农业产业化放在国家的战略高度,认真审视、充分认识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通过运用比较分析、实地调查、文献查阅等方法,针对邓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少,农业产业化链条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农产品专业市场不够专业等问题,以及龙头企业与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种养殖大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密切,在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打造优势品牌等方面的不足,结合河南省内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新郑市和山东省潍坊市的先进发展经验,通过扩大招商引资等方式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集聚规模,推进现有企业技术改进和培育提升,强化对于现代农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入,夯实优质农产品原料基础,构建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种养大户三者之间的产业化联合体的紧密结合。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具有邓州特色的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有的放矢解决邓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常玉柱[3]（2021）在《新疆阿拉尔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三农”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农业产业化直接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更多的农民从农村走出来成为新市民,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城镇化的推进,城镇生产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城镇的就业机会和岗位更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这部分农民不再依赖于“土地”而生活,越来越多“包产到户”的土地被闲置,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已经成为推动发展的引擎,领跑农村经济发展。统筹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对于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以阿拉尔为例,研究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以期对当地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问题研究的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国内外的研究进展,介绍了问题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创新分析,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论文技术结构。第二章阐述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介绍了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况。第三章对阿拉尔农业产业化水平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第四章对阿拉尔城镇化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阿拉尔城镇化水平分析的方法、过程,对阿拉尔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第五章分析了阿拉尔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的现状,同时,分析对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测算进行了分析。第六章对发挥农业产业集群作用、协调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措施,以期为推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阿拉尔的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城镇化发展进程越快,经济和科技发展越快,农业产业化的效果越好。农业现代化自身具有反向作用,城镇化对自身具有加强作用。第二,从分析后指标上来看,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随着阿拉尔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资金就越多,农民通过进城、购物、购买房地产等方式,进而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发展。第三,阿拉尔的城镇化发展相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对滞后,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田永霞[4]（2020）在《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及时空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再一次把全党全社会目光的焦点集中在农业、农村、农民身上。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让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从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产业兴旺是重点,其中谈到要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所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分析全国范围内各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切入,在探讨目前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和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首先对农村三产融合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然后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农村三产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这一评价体系,对全国各省市的三产融合的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评价指标里三种产业融合模式的特点与产业融合的切入点;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对全国区域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建设提出了相应建议。首先,作者对相关量化评价方法进行了梳理,建立了适合本文的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从三种融合模式以及产业融合的经济效应四个方面搭建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在准则层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以及指标的完整性确定了 12个具体指标。第二,根据所构建的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 2008年、2011年、2014年、2017年全国31个省份（除去香港、澳门、台湾）的产业融合水平,并且度量了指标体系中的三种产业融合模式分别与经济效应的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处于上升态势,到2017年已经有近三分之二的省份进入了发展阶段,但距离成熟阶段还有上升的空间。不同产业融合模式与经济效应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程度与趋势存在差异。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模式与经济效应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趋缓,但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有减小趋势;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模式与经济效应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处于不断优化的变化趋势,但空间分异规律较为复杂;农业服务业融合模式与经济效应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是目前发展最好的,到2017年已经有近一半省份进入了初级协调阶段,区域间总体分异规律是东部优于西部。第三,利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融合主体应该采取的融合模式。本研究各地区对于融合模式的选择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对于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产业融合主体主要是农业龙头企业,该主体在推进产业融合过程中要注意加强与小农户的合作。对于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模式,起主导作用的融合主体是地区政府或农业旅游合作社等平台,但是在具体实施层面,还是由小农户等基层经营单位来推进施行。对于农业与服务业融合这一模式,起主导作用的一般是农业科技公司和合作社联社这一类型的新型经营主体。最后,基于上述研究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大力促进农村产业融合要素优化,建议各地区选择融合模式时应该因地制宜,扩宽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的实现路径,要更多层面挖掘农村多功能性,要利用科技构建农业服务业平台体系建设助力农村产业融合等。
李宝宝[5]（2020）在《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龙头企业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是引领农业发展的先锋力量之一。在国家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决策后,各级农业龙头企业纷纷依据国家政策指导及要求对自身做出调整和建设,从不同角度致力于供给侧改革。本研究是以国家统计局“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切入点和路径研究”课题为基础,归纳出企业供给侧改革的15条路径,通过对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数据的整理,大量搜集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资料和数据,最后以对企业实际调查为主,并分级、分类依据选择路径的企业数量由多到少对路径进行了排序,依据统计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看,政府政策的支持或者导向,对农业龙头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从企业层面看看,传统的品牌建设、新科技新技术的投入、市场开拓仍然是企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途径,但是绿色化生产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在供给侧改革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近几年提出的,总体上看,并不占主导位置,但在中小型企业中有上升趋势。（4）企业成立研究院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选择,虽然总体上企业引进人才,和科研院所合作成立研究院数量并不多,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多。根据调查总结了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典型做法,分析了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选择的制约因素,包括五个方面:规模较小,实力弱;质量有待提高,受自身管理水平影响大;科技投入不足;人才缺乏;政府部门的扶持政策有待完善。同时对国内有关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的典型做法进行了总结罗列,分析出借鉴意义。最后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改革路径选择的对策建议:政府层面包括积极主动,创新组织领导;加大对龙头企业的财政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兼并壮大;加大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企业层面包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扩大品牌影响力;引进人才与技术,发展电子商务;着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拓宽融资渠道;着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赵晶琼[6]（2020）在《甘肃省农业产业化对贫困治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36个脱贫县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农业产业化扶贫作为一种贫困治理模式,不仅适应了新时代下我国农业发展的要求,能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且有助于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改善区域贫困程度,巩固和扩大贫困治理的成果,助力脱贫且不返贫目标的实现。甘肃省作为西部地区的农业大省,贫困人口基本集中在农村地区,依靠农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自然成为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农业基础设施配备不足,省内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程度不相同,不均衡的问题依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自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推广实施以来,甘肃省农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均取得了良好突破,但是否切实有效地提升了贫困治理水平?对贫困治理发挥了多大的影响作用?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是否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和贫困治理方略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着力要求。因此,本文立足于甘肃省率先脱贫的两批脱贫县农业产业化和贫困治理的现状,实证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对贫困治理的影响,目的是在得出农业产业化对贫困治理影响效果和区域异质性的基础上,探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县如何更好提升贫困治理成效、达成可持续脱贫目标、激活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基于此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甘肃省2018年10月和2019年5月退出贫困县序列的36个脱贫县,搜集甘肃统计年鉴和各县市统计公报等近1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农业产业化指标体系来衡量并测算农业产业化水平;比较并选取合适的贫困度量方法来测算贫困治理成效,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甘肃省率先脱贫的脱贫县农业产业化水平的发展趋势与贫困程度的走向,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利用36个脱贫县的整体样本以及分地区的区域样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总体来看,随着甘肃省率先脱贫的脱贫县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贫困程度逐年降低,贫困治理成效显着,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农业产业化减缓了区域贫困程度,无论是36个县的总样本还是地区分样本,农业产业化对提升贫困治理成效的影响均显着。但考虑到各地区基础条件和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在重视农业产业化对贫困治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的贫困治理要进行有的放矢并综合施策。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巩固和创新农业产业化扶贫制度建设。二、依托各地区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创新贫困治理。三、创新产业化经营模式,鼓励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四、拓宽农业信息化平台建设,夯实信息化体系。五、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资源的流动与共享。
陈齐畅[7]（2020）在《社会资本、契约选择与养殖户标准化生产行为 ——以中国白羽肉鸡生产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畜牧养殖行业因为投资大、技术水平要求高,是高风险行业。高风险的行业与低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关系水平之间的落差又给我国的食品质量安全带来巨大隐患。表现出来的畜牧养殖不标准、不规范,严重制约了我国畜牧产业的发展。白羽肉鸡产业因为生产周期短,生产规模大,将不标准、不规范的生产后果放大。白羽肉鸡养殖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对于解决我国肉鸡产业发展问题,促进畜牧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研究尝试揭示社会资本、契约选择对肉鸡养殖户进行标准化生产行为的影响以及白羽肉鸡养殖户采纳标准化生产行为的内在机制。第一章对科学问题以及所处的背景作介绍,并简要描述研究的目标、范围和内容、框架等。第二章梳理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文献回顾。第三章介绍了我国肉鸡产业发展现状及数据来源。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章分别是本研究的四个主要内容。第四章肉鸡养殖户的社会资本对契约选择的影响。运用超博弈理论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嵌入有益于增加公司和农户的合作。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从信任、规范、人际网络等方面考察社会资本对契约选择的影响。基于肉鸡养殖户的调研数据,对社会资本对契约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1）养殖户进行市场模式还是公司+农户模式选择时,社会资本的三个方面,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信任社会资本、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均起到显着性影响;并且信任社会资本与人际网络社会资本对养殖户选择公司+农户模式有着显着正向影响;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对养殖户选择公司+农户模式有着显着负向影响。（2）养殖户在选择合作社模式还是公司+农户模式时,互惠规范社会资本越大,养殖户就越倾向于选择合作社+农户模式。（3）养殖户在选择垂直一体化模式还是公司+农户模式时,信任社会资本越高,养殖户就越倾向于选择稳定性程度更高的垂直一体化模式。因此社会资本中不同维度对养殖户契约选择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增加信任社会资本和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会促成选择公司+农户,增加互惠规范社会资本会促成选择合作社+农户。提高信任社会资本,会促成垂直一体化模式。第五章契约选择对肉鸡养殖户标准化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契约理论将契约稳定性分解为组织服务、契约激励和资产专用性,并结合调研数据进行量化;然后基于农业部标准化评估标准将白羽肉鸡生产的标准化行为划分为六个分项标准,并对该六个分项标准进行打分。其中完全标准化率分别为:肉鸡品种良种化76.6%,养殖设施化78.1%,生产规范化57.7%,防疫制度化68.9%,污染无害化75.5%,监管常态化75.4%。然后使用组织服务、契约激励和资产专用性作为解释变量,个体特征、生产特征、交易特征、风险特征、家庭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对肉鸡品种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污染无害化、监管常态化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出结论如下:（1）在对标准化生产的分项六化的影响中,控制变量包括养殖户个体特征、生产特征、交易特征、家庭特征、风险特征基本上对于标准化生产的行为选择无太大影响。（2）契约选择模式对标准化生产的分项六化影响均表现出至少一方面的显着性正向影响。（3）契约激励、组织服务、资产专用性对标准化六化影响程度表出现差异。契约激励和资产专用性对污染无害化无显着性影响,组织服务对资产专用性有显着影响;组织服务对监管常态化无显着性影响,而契约激励和资产专用性对监管常态化有显着的影响。因此在对标准化生产行为推广时,需要针对性着力,比如对污染无害化的提升更要着力在组织服务,对于肉鸡良种化、养殖设施化、防疫制度化就可以在契约选择模式的三个方面整体着力,对于监管的常态化就可以重点提升契约激励以及资产专用性。第六章社会资本、契约选择对标准化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对社会资本、契约选择对标准化生产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构建标准化生产行为决策模型。基于肉鸡养殖户的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对肉鸡养殖户的社会资本、契约选择以及标准化生产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全样本模型之中,肉鸡养殖户标准化生产行为受标准化生产主观规范的直接影响和综合影响都是最大。社会资本和契约稳定性通过影响标准化生产意向,标准化生产态度以及感知行为控制等中介变量而发生作用,其中社会资本中的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对标准化生产意向的影响最为明显。按契约选择模式进行群组划分的实证模型检验,也验证了全样本的研究规律。按地域进行群组划分的实证模型检验,四个区域表现出和全样本模型相似的规律。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认知以及契约强制性、组织服务性认知均会最终影响到肉鸡养殖户的标准化生产行为。第七章养殖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对肉鸡生产的技术投入产出指标,经济投入产出指标进行核算和比较分析。然后从三个方面分别去探讨肉鸡生产绩效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肉鸡生产绩效和契约稳定性程度之间的关系,肉鸡生产绩效和标准化生产程度之间的关系。结论分别是:（1）信任社会资本在1%水平上对每只鸡的总生产成本有负的显着性影响;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在10%水平上对每只鸡的总生产成本有负的显着性影响;人际网络社会资本在1%水平上对每只鸡的总生产成本有正的显着性影响,验证了更高社会资本对应更高生产绩效的前提假设。（2）契约选择模式对只鸡的总生产成本具有在1%水平上显着的正向影响。（3）肉鸡良种化在1%水平正向影响,养殖设施化在5%水平上负向影响,生产规范化在5%水平上正向影响,污染无害化在5%水平上负向影响,验证了标准化对生产绩效有显着影响的假设。由此说明了加强社会资本有益于提高契约选择模式的稳定性,有益于标准化生产行为,有益于提高生产绩效。第八章是本文的总结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分别是:（1）针对性的提高社会资本;（2）完善组织服务,促成高稳定性契约选择模式生产的发展;（3）加大对更稳定契约选择生产模式的宣传和引导;（4）从政府、企业、养殖户多角度出发,促进肉鸡行业标准化生产的发展。
袁浩博[8]（2019）在《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融合的概念源于国外,最早出现在信息通信业。此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融合进行了研究。基于宏观研究的视角,产业融合不仅局限在信息产业及其相关部门,而且在所有的产业都可以发生,具体讲,产业融合是指相互渗透、交叉,并融合为一体的不同产业或不同行业中的同一产业,最终得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而农村产业融合是由产业融合的概念发展而来,是指以农业为基本依托,跨界集约化配置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使得农村三次产业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协同发展。本文研究的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主要包括农业内部种植业与养殖业、农业与信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与休闲、旅游、文化等服务业和科学技术对农业产业的渗透融合。产业融合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且通过产业间的渗透、交叉和重组等方式,重构和升级产业功能,从而发生产业形态的变化。当今,农村产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渐由原来的产业分立、界限清晰,向各产业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融合演进。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对农村三次产业的渗透,极大增进了农产品生产技术的变革及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传统的农业产业也在不断拓展其原有产业的内涵与外延,通过与二三产业的技术、产品、市场之间的融合,使之逐渐模糊了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界限,并突破了原有产业的发展空间,建立起农村三次产业之间融合、互补联动的多功能、综合性、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较之以往发生了新的变化,随之而来产生了新的问题。诸如供求结构失衡、成本攀升、库存高企、资源环境约束等严峻挑战,农业农村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有待于进一步开拓。为此,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其上升到了战略高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由此可知,推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难题的破解、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吉林省作为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必须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改变原有产业结构的单一模式,实现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这既体现了产业内部发展逻辑,又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因此,从一产基础强化、二产结构优化、三产功能健全等方面探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实践农村三次产业多种融合模式是当下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本论文以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实地调研、查阅资料与咨询专家相补充的方法,对吉林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进行摸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融合及农业产业发展理论,借鉴农村产业融合实践的成功经验,对吉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融合程度及影响效应等作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判断,并力求为推进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提出有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共分五部分,包含六个章节及结论。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第二部分即第二章,是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本章在界定农村产业融合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和行为主体的角度阐述了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奠定了研究报告的理论基点。第三部分即第三章,是本论文对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分析部分。本章重点分析了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及必要性,指出当前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依据;第四部分由第四章和第五章组成,是论文的实证分析部分。第四章通过实证分析,采用产业贡献度法和构建融合体系,测定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程度;第五章利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对农业竞争力水平、农村产业结构、农民收入水平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影响及产生的经济效应。第五部分即第六章和结论。这部分通过全文的论证分析,提出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并得出全文研究结论。第一,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在整体上处于低度融合阶段。通过采用产业贡献度法和构建融合体系,对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程度测定得知,尽管吉林省农村二三产业对农业产业发展的拉动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强化,但目前农业内部种植、养殖、畜牧业的融合及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也只是处于初始阶段,属低水平的融合。究其原因,主要受产业融合主体即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及相对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第二,农村三次产业渗透融合发展,可从多个维度推进形成综合性、多层次、多功能及一体化农村产业体系。从横向看,产业融合通过拓展农业产业功能,尤其是深度利用二三产业资源和在市场中的重新定位,使现代农业的功能和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宽,新的农业形态在产业融合的模式下呈现;从纵向看,农村三次产业的纵向融合发展,即农工商一体化,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条,使农业的发展空间和盈利重心不断向产前和产后高附加值的环节延伸。第三,进一步推进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必须转变农村产业发展理念,由以往的三次产业分立发展到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变。树立融合型的创新发展理念,全省各地根据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态势,产业之间可通过不同方式渗透及交叉重组,实现产业、要素和资源跨界融合。努力探索“互补优势、共享利益、全链协作、共担风险、运营持久”的互利共赢关系。第四,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农业作为基点,把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吉林省是农业大省,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基本供给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因此,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尤其是提高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程度,必须做强农业优势产业、提升农产品加工业、做大农业服务业。第五,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增强产业融合主体的发展能力。充分发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的基础作用及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强化财政金融扶持产业融合主体。财政涉农资金要逐步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加大金融服务的创新力度,加快提升产业融合主体综合素质。第六,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产业分工与产业融合反映了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两种状态和发展趋势。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始终是在不断发展。产业分工是产业融合的基础,产业融合反映了由于技术进步、业务渗透、价值链整合,使分立的产业之间形成了一种融合、协作、协调的趋势和状态。由于产业融合会催生新的产业,所以产业融合又可以认为是产业分工新的起点。作为交叉互动的产业融合与产业分工,共同推进着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
徐丹华[9]（2019）在《小农现代转型背景下的“韧性乡村”认知框架和营建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农村被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基于大国小农的现实,乡村营建出现了小农现代转型的迫切需求与乡村社会经济环境格局不断变动的新趋势,亟需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持。“韧性”科学是复杂系统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理论工具。因此,本研究从韧性视角出发,选取应对变化能力较为脆弱、小农问题最为突出的农业型乡村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研究问题“基于小农现代转型背景,如何认知、如何营建应对复杂动态风险的韧性乡村”,按照“理论逻辑搭建-关联机制解析-认知框架诠释-营建策略建构”的研究路径,以复杂适应系统为认识论基础,基于韧性理论的分析工具,识别影响乡村系统韧性的关键要素与作用机制,建构“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据此提出“韧性乡村”的营建策略和方法,并以浙江遂昌县古坪村为实证研究载体,为农业型乡村的“韧性乡村”营建提供借鉴。主要研究内容为:（1）乡村营建要素特征与系统韧性的关联机制解析。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层面分别选择我国乡村演化的四个时期与当前乡村的三种主要类型,在微观上从空间营建“主体-产业-空间”向度进行解析,在宏观上利用“社会-经济-环境”维度的“韧性乡村”评估方法进行韧性状态判定,建立两者的关联机制,并厘清当下乡村产业分异中农业型乡村韧性发展面临的路径困境。（2）“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诠释。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认识论基础和韧性理论的分析工具,在乡村演化过程中,识别系统开放性、村民组织化、主体话语权、产业与空间的复杂性等要素对系统韧性的作用机制,归纳出先决条件、决定要素和表观特征等“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3）“韧性乡村”的营建策略建构。提出融合内部与外部动力的乡建共同体、小农话语赋权的主体营建策略,旨在深化与延长多元复合产业链的产业营建策略,通过生态基底建构、乡村性保存与社区认同设计等实现综合韧性目标的空间营建策略,以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提升系统综合韧性。并确立“韧性乡村”的情景规划方法与实施原则。（4）“韧性乡村”营建的实证研究。以农业型乡村浙江古坪村为研究对象,基于“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提出“团结大乡建”共同体、产业情景策划与适应性更新等营建策略,对小农现代转型背景下的“韧性乡村”营建实践提供前期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等过程具有实证与借鉴价值。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基于现代转型小农的主体适应性,通过乡村营建要素特征与系统的韧性状态关联,提出了“韧性乡村”的认知框架;在方法层面,从韧性的视角建构乡村人居环境在主体、产业与空间维度的营建策略与方法,对乡村应对各类不确定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刘芮[10]（2019）在《“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研究》文中认为对于农民而言,享有一项具有真正“财产属性”的农地权利,是一直以来的愿望。民间对于开放农地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些都在中央立法以及相关政策中及时予以反映。自2014年中央正式提出土地经营权的概念以来,法学界系统研究土地经营权的学术成果并不多。“三权分置”模式下的土地经营权是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根据既有的法律规范与现行立法政策,从权利的法理定位、权利的静态构造、权利的动态构造三大维度系统研究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对于落实“三权分置”模式的改革,推进物权法理论研究,具有突出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围绕“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问题展开,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土地经营权的法理定位。内容包括土地经营权的概念界定、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界定、土地经营权与已有农地权利的关系界定。通过论述土地经营权概念的原则、对象、关键与核心,分解土地经营权概念在法律层面上的含义,土地经营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取得的、在农村土地上以农业产业化生产为目的的一项不动产用益物权。土地经营权的属性可以从权利的私权性质和物权性质分别展开分析。就私权性质而言,建构私权性质的土地经营权,是在集体土地领域里建立商品经济体制的最关键举措,为解决我国农地利用效率低下提供方案,为清晰化国家与集体组织、农户之间的土地关系提供依据;就物权性质而言,土地经营权具有直接支配性、受物权保护的绝对性与完整性。将土地经营权设定为一项不动产用益物权,可以发挥集体土地的使用价值,应对农业生产主体弃耕抛荒的困境、有助于发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多项制度功能。土地经营权与已有农地权利的关系,包括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土地经营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就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而言,以用益物权属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构建土地经营权的基础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就土地经营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而言,为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关系。第二部分,土地经营权的主体。包括定名、定位、定型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一般法律概念的角度、民事主体意义的角度、物权主体意义的角度分层次论述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定名问题,并探讨土地经营权主体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以及系统论述土地经营权主体的构成资格、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属性与范围,认为包括承包农户在内的、所有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为目的的民事主体,均可为土地经营权主体。第三部分,土地经营权的客体。土地经营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不动产用益物权,没有违反“一物一权”原则,以“权利行使理论”界定土地经营权客体具有合理性。同时,结合我国农地权利分置的法权结构与农地用益物权客体构成的一般要件、我国农地制度变迁对土地经营权客体界定的启示,从客体的定性、定量方面,提出并论证土地经营权客体的法构造,即集体所有的可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村土地。第四部分,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就承包型土地经营权而言,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与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大体一致,但不同之处在于,承包型土地经营权原则上不具有处分权能,有关主体在合同中另有约定的应尊重其约定,满足特定的条件时可转为转让型土地经营权。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主要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包权、互换权、入股权、补偿请求权。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人的义务主要有合理使用土地的义务、不得弃耕抛荒等义务。就转让型土地经营权而言,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包括占有（直接占有农村土地）、使用（经营自主性、用途限制性）、收益（天然孳息、法定孳息）和处分（权利处分权）。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人享有的权利主要有地上物所有权、依约使用土地的权利、流转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物权请求权、续期请求权。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人享有的义务有支付土地使用费、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保持与优化地力。同时,从物权法理论、民法平等性价值以及法律公平理念入手,认为在土地经营权之上设定权利负担且该负担有可能减损承包农户之既有权利时,才需要采“经过承包方的（书面）同意”的做法。第五部分,土地经营权的设立。依据物权法理论,从土地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设立的一般概念和特征出发,并以权利设立方式的不同,区分“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与“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两种类型。其中,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为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根据,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是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根据。此种“二分法”对于土地经营权法构造的设计具有核心意义,能够使土地经营权制度真正承载中央提出的“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目标。两种类型的土地经营权的物权设立规则有所区别:承包型土地经营权可采形式主义登记,即当事人在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发生对外转让其权利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合同成立时,承包型土地经营权随之设立;转让型土地经营权应采实质主义登记,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属于物权合同,该合同成立后,需进行登记才可设立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第六部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我国新时代农地制度改革的落脚点,其关键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形式包括:转让、抵押、入股、出租、赠与和继承。其中,土地经营权转让为一种不动产物权变动,成立要件包括主体要件与意思要件两方面,生效要件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土地经营权抵押不存在法律障碍,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可以有效缓解权利人融资困难等资本层面的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于设立土地经营权抵押具有必要性;土地经营权入股是土地经营权资本化最重要的模式。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制度设计需要考量的是,入股的形式、股份组织的运行机制、入股风险防范措施等。土地经营权出租是土地经营权债权性流转方式,应当从五层涵义上分析理解此种流转方式。土地经营权赠与在现行法上为诺成性法律行为,未来立法可以采用国际通行的公证的方式,将土地经营权赠与合同纳入要式合同范畴。土地经营权继承属于权利继承,是土地经营权作为一项纯粹财产权利的必然要求,具有成为继承权客体的正当性基础。第七部分,土地经营权的变更与终止。土地经营权的变更包括内容变更和客体变更。土地经营权内容变更应严格遵循物权法定原则,在法律规定的典型内容的范围内进行变更;土地经营权客体变更包括“土地经营权客体变更之增加”和“土地经营权客体变更之减少”两种情形。前者指的是“原土地范围内的客体增加”,即在双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后,可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后者包含“农村土地的部分灭失”和“农村土地的分割”两类情形。土地经营权变更的程序是,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物权变更登记手续、向集体组织申请办理备案手续。土地经营权终止的原因有:权利期限届满、违反法定义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土地被征收、权利人死亡后不发生继承、土地灭失等。土地经营权终止的法律效果是:承包农户或集体组织产生原物返还请求权、原土地经营权人具有注销登记义务、原土地经营权人享有地上物取回请求权、原土地经营权人享有补偿请求权。
二、组织创新是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切入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组织创新是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邓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研究 |
| 1.2.2 国内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实地调研法 |
| 1.3.3 对比分析法 |
| 1.4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产业化 |
| 2.1.2 龙头企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规模经济理论 |
| 2.2.2 产业组织理论 |
| 2.2.3 交易费用理论 |
| 2.2.4 产业分工理论 |
| 第三章 邓州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
| 3.1 邓州的农业发展概况 |
| 3.1.1 机械化水平 |
| 3.1.2 农民收入状况 |
| 3.1.3 特色农业生产结构 |
| 3.2 邓州农业产业化发展历程 |
| 3.3 邓州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
| 3.3.1 种植业 |
| 3.3.2 畜牧业 |
| 3.3.3 邓州市产业布局特点 |
| 3.4 邓州农业龙头企业现状 |
| 3.5 邓州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 |
| 3.5.1 龙头企业带动型 |
| 3.5.2 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 |
| 3.5.3 特色产业带动型 |
| 3.5.4 一村一品发展模式 |
| 3.6 邓州农业产业化的优势 |
| 3.6.1 种植业基础雄厚 |
| 3.6.2 畜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
| 3.6.3 市场潜力巨大 |
| 3.6.4 龙头企业快速发展 |
| 3.6.5 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 |
| 第四章 邓州农业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1 龙头企业竞争力不强,缺乏品牌意识 |
| 4.2 产品研发能力不高,农产品加工水平不强 |
| 4.3 主导产业不突出,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小 |
| 4.4 缺乏专业人才,产业再加工能力弱 |
| 4.5 农产品专业市场数量少,市场管理缺位 |
| 4.6 利益联结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 |
| 4.7 发展战略和决策机制不科学,经济发展环境不完善 |
| 第五章 国内农业产业化发达县域的经验借鉴 |
| 5.1 河南新郑市发展先进经验 |
| 5.1.1 特色红枣产业突出 |
| 5.1.2 拥有众多知名农产品品牌 |
| 5.1.3 区位优势显着 |
| 5.1.4 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 |
| 5.2 山东潍坊市发展先进经验 |
| 5.2.1 实行区域化发展 |
| 5.2.2 |
| 5.2.3 科技创新能力强 |
| 5.2.4 完善的市场体系 |
| 第六章 加快邓州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措施 |
| 6.1 要立足资源优势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 6.2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
| 6.3 抓好产业层面的技术创新 |
| 6.4 壮大龙头企业,增强辐射能力 |
| 6.5 完善农村电商服务,扩宽销售渠道 |
| 6.6 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 |
| 6.7 规范主体行为,密切联结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新疆阿拉尔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内容及结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 |
| 2.2 协调发展理论 |
| 2.3 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 |
| 第3章 阿拉尔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其分析 |
| 3.1 阿拉尔基本概况 |
| 3.2 阿拉尔农业产业化水平现状分析 |
| 3.3 未来阿拉尔农业产业化发展环境分析 |
| 第4章 阿拉尔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其分析 |
| 4.1 阿拉尔城镇化进程及发展现状 |
| 4.2 阿拉尔城镇化发展存在主要问题 |
| 第5章 阿拉尔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
| 5.1 阿拉尔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现状 |
| 5.2 阿拉尔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
| 5.3 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
| 5.4 协调发展度测算分析 |
| 5.5 结论 |
| 第6章 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6.1 紧抓龙头企业联动发展,促进农业产业与农村城镇协调发展 |
| 6.2 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
| 6.3 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及时空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产业融合及理论渊源 |
| 2.1.2 农村产业融合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 |
| 2.2.2 农村产业融合的测度 |
| 2.2.3 农村产业融合模式与动力机制 |
| 2.2.4 农村产业融合影响因素与发展效应 |
| 2.2.5 农村产业融合主体与利益联结机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选择 |
| 3.1 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 |
| 3.1.1 案例分析 |
| 3.1.2 产业融合的切入点 |
| 3.2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模式 |
| 3.2.1 案例分析 |
| 3.2.2 产业融合的切入点 |
| 3.3 农业服务业融合模式 |
| 3.3.1 案例分析 |
| 3.3.2 产业融合的切入点 |
| 3.4 农村产业融合的模式选择 |
| 3.4.1 不同主体的模式选择 |
| 3.4.2 不同地区的模式选择 |
| 第四章 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
| 4.1 指标体系设计思路及构建原则 |
| 4.1.1 设计思路 |
| 4.1.2 构建原则 |
| 4.2 相关指标选取及指标解释 |
| 4.2.1 指标选取 |
| 4.2.2 指标解释 |
| 4.3 指标数据处理及评价方法选取 |
| 4.3.1 指标数据预处理方法 |
| 4.3.2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4.3.3 评价方法选取 |
| 第五章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实证研究 |
| 5.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产业融合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分析 |
| 5.3 子系统耦合度测评及时空差异分析 |
| 5.3.1 耦合模型构建 |
| 5.3.2 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大力推进生产要素融合优化 |
| 6.2.2 因地制宜选择融合模式 |
| 6.2.3 扩宽产业链延伸型模式的实现路径 |
| 6.2.4 积极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
| 6.2.5 借助科技构建农业服务业平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简要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龙头企业 |
| 2.1.2 供给侧 |
| 2.1.3 需求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萨伊定律”理论 |
| 2.2.2 凯恩斯经济理论 |
| 2.2.3 “拉弗曲线”及里根经济学 |
| 3 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现状研究 |
| 3.1 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现状 |
| 3.1.1 数量逐年增加,规模不断扩大 |
| 3.1.2 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
| 3.1.3 供给侧改革初显成效 |
| 3.2 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改革路径和措施 |
| 3.2.1 路径数据来源 |
| 3.2.2 路径数据分析 |
| 3.2.3 路径数据总结 |
| 3.2.4 小结 |
| 4 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选择的制约因素 |
| 4.1 规模较小,实力弱 |
| 4.2 质量有待提高,受自身管理水平影响大 |
| 4.3 科技投入不足 |
| 4.4 人才缺乏 |
| 4.5 政府部门的扶持政策有待改善 |
| 5 国内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相关经验与借鉴 |
| 5.1 广东省梅州市政企合作路径 |
| 5.1.1 基本情况 |
| 5.1.2 政府层面做法 |
| 5.1.3 企业层面做法 |
| 5.2 浙江省丽水市“丽水山耕”品牌建设路径 |
| 5.2.1 基本情况 |
| 5.2.2 主要做法 |
| 5.3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路径 |
| 5.3.1 基本情况 |
| 5.3.2 主要做法 |
| 5.4 国内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改革路径相关经验的借鉴意义 |
| 5.4.1 政府对农业龙头企业的促进作用 |
| 5.4.2 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改革的主力军作用 |
| 5.4.3 供给侧改革中多方参与的关键作用 |
| 6 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选择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层面 |
| 6.1.1 积极主动,创新组织领导 |
| 6.1.2 做好对龙头企业的财税支持 |
| 6.1.3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兼并壮大 |
| 6.1.4 加大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
| 6.2 企业层面 |
| 6.2.1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扩大品牌影响力 |
| 6.2.2 引进人才与技术,发展电子商务 |
| 6.2.3 着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
| 6.2.4 拓宽融资渠道 |
| 6.2.5 着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与不足 |
| 7.2.1 本文的创新 |
| 7.2.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7.3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6）甘肃省农业产业化对贫困治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36个脱贫县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产业化 |
| 2.1.2 贫困治理 |
| 2.1.3 农业产业化扶贫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治理理论 |
| 2.2.3 规模经济理论 |
| 2.2.4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
| 2.3 农业产业化影响贫困治理的作用机制 |
| 2.3.1 微观机制 |
| 2.3.2 宏观机制 |
| 第三章 甘肃省农业产业化与贫困治理的综合测度 |
| 3.1 农业产业化水平测度 |
| 3.1.1 农业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2 测算结果 |
| 3.2 贫困治理的度量和测算 |
| 3.2.1 贫困治理度量方法 |
| 3.2.2 度量结果 |
| 第四章 农业产业化影响贫困治理的实证分析 |
|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4.1.1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4.1.2 模型构建 |
| 4.2 实证检验 |
| 4.2.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相关性分析 |
| 4.2.3 单位根检验 |
| 4.2.4 模型识别与分区域回归 |
| 4.3 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社会资本、契约选择与养殖户标准化生产行为 ——以中国白羽肉鸡生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和方法 |
| 1.4 数据来源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白羽肉鸡行业及行为主体 |
| 2.1.2 社会资本 |
| 2.1.3 契约选择及其稳定性 |
| 2.1.4 垂直协作模式 |
| 2.1.5 标准化生产 |
| 2.2 相关理论回顾 |
| 2.2.1 产业组织理论 |
| 2.2.2 交易成本决定论 |
| 2.2.3 契约理论 |
| 2.2.4 生产者行为理论 |
| 2.2.5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农业产业化组织中契约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2 产业链组织与养殖户生产行为研究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肉鸡产业发展现状及数据统计分析 |
| 3.1 中国白羽肉鸡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白羽肉鸡起源、生产及消费 |
| 3.1.2 白羽肉鸡的垂直一体化和标准化生产进程 |
| 3.2 四省白羽肉鸡产业现状 |
| 3.2.1 规模现状 |
| 3.2.2 产量与企业现状 |
| 3.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1 样本选择 |
| 3.3.2 问卷设计与调查内容 |
| 3.3.3 变量选择 |
| 3.3.4 样本与数据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肉鸡养殖的社会资本对契约选择的影响 |
| 4.1 社会资本与契约选择的静态博弈 |
| 4.2 社会资本对契约选择影响的理论及实证模型构建 |
| 4.3 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 |
| 4.4 社会资本对契约选择的影响实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契约选择与养殖户标准化生产行为的实证分析 |
| 5.1 养殖户标准化生产行为认知及采纳情况 |
| 5.2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5.3 实证模型构建及其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统计性描述 |
| 5.3.3 卡方检验 |
| 5.3.4 模型估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资本、契约选择与标准化生产行为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6.2 结构方程模型介绍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1 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 |
| 6.2.2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步骤 |
| 6.2.3 问卷设计与描述统计 |
| 6.2.4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3.1 模型的拟合结果 |
| 6.3.2 假说的检验 |
| 6.3.3 结果分析 |
| 6.4 不同契约选择模式养殖户标准化生产心理决策机制比较分析 |
| 6.4.1 样本的特征分析 |
| 6.4.2 基于契约稳定性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
| 6.4.3 基于契约稳定性的模型结果分析 |
| 6.5 不同地区的养殖户标准化生产心理决策机制比较分析 |
| 6.5.1 样本的特征分析 |
| 6.5.2 基于地域划分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 |
| 6.5.3 基于地域划分的模型结果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肉鸡养殖户生产绩效的影响因素与实证 |
| 7.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7.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1 技术投入产出指标 |
| 7.2.2 成本收益指标 |
| 7.2.3 基于契约选择模式的影响因素的统计性分析 |
| 7.3 生产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社会资本对生产绩效的影响 |
| 7.3.2 契约选择对生产绩效的影响 |
| 7.3.3 标准化生产行为对生产绩效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针对性的提高社会资本 |
| 8.2.2 完善组织服务,促成高稳定性契约选择模式生产的发展 |
| 8.2.3 加大对更稳定契约选择模式的宣传和引导 |
| 8.2.4 从政府、企业、养殖户多角度出发,促进肉鸡行业标准化生产发展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文章 |
（8）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产业融合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农村三次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
| 1.2.3 关于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因与模式研究综述 |
| 1.2.4 关于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支持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融合的内涵与形式 |
| 2.1.2 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形式 |
| 2.2 农业发展与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2.1 主要农业发展理论 |
| 2.2.2 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3 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1 降低交易成本是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 |
| 2.3.2 创新驱动是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动力 |
| 2.3.3 政府放松管制是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动力 |
| 2.3.4 消费结构变化是推动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的需求动力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条件与进展 |
| 3.1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 |
| 3.1.1 自然资源条件 |
| 3.1.2 社会环境条件 |
| 3.2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
| 3.2.1 产业融合利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
| 3.2.2 产业融合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 3.2.3 产业融合有利于乡村振兴 |
| 3.2.4 产业融合有利于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
| 3.3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进展 |
| 3.3.1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 3.3.2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测度分析 |
| 4.1 已有研究方法分析 |
| 4.1.1 相关系数分析法 |
| 4.1.2 赫芬达尔指数法 |
| 4.1.3 投入产出分析法 |
| 4.1.4 熵指数 |
| 4.1.5 产业贡献度法 |
| 4.2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度测定 |
| 4.2.1 构建模型遵循的原则 |
| 4.2.2 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度测定方法 |
| 4.2.3 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度测定 |
| 4.2.4 测度结果分析 |
| 4.2.5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总体融合程度测定 |
| 4.2.6 测度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效应分析 |
| 5.1 相关指标选取及说明 |
| 5.1.1 农村三次产业融合水平 |
| 5.1.2 农业竞争力水平 |
| 5.1.3 农村产业结构 |
| 5.1.4 农民收入水平 |
| 5.1.5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
| 5.2 基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检验 |
| 5.2.2 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2.4 基于B-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农业竞争力方面 |
| 5.3.2 农村产业结构方面 |
| 5.3.3 农民收入水平方面 |
| 5.3.4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方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增强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发展能力 |
| 6.1.1 引导土地有序向产业融合主体流转 |
| 6.1.2 强化财政金融扶持服务产业融合主体 |
| 6.1.3 加快提升产业融合主体综合素质 |
| 6.2 稳步提高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程度 |
| 6.2.1 做强农业优势产业 |
| 6.2.2 提升农产品加工业 |
| 6.2.3 做大农业服务业 |
| 6.3 建立与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 |
| 6.3.1 完善订单协作型利益联结 |
| 6.3.2 推广农业股份合作型利益联结 |
| 6.3.3 强化链式利益联结 |
| 6.4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扶持政策 |
| 6.4.1 财税政策 |
| 6.4.2 金融政策 |
| 6.4.3 产业政策 |
| 6.4.4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政策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小农现代转型背景下的“韧性乡村”认知框架和营建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背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建设新趋势 |
| 1.1.1 “大国小农”格局的现实背景 |
| 1.1.2 小农现代转型的迫切需求 |
| 1.1.3 乡村不断受到动态风险的挑战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定位: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2 研究目的 |
| 1.3.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论述框架 |
| 1.5 研究特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解析 |
| 2.1 响应危机、以问题为导向的乡村人居环境理论演进 |
| 2.1.1 国外乡村理论研究动态 |
| 2.1.2 国内乡村研究发展趋势 |
| 2.2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与实践评析 |
| 2.2.1 国外相关政策与实践启示 |
| 2.2.2 国内乡村政策与营建实践 |
| 2.3 本章小结 |
| 3 “韧性乡村”的理论基础 |
| 3.1 乡村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基础认知 |
| 3.1.1 传统概念下的系统论 |
| 3.1.2 复杂适应系统 |
| 3.1.3 乡村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基础认知 |
| 3.2 韧性城市和韧性乡村 |
| 3.2.1 韧性城市:从防灾到应对多元化风险 |
| 3.2.2 韧性乡村:从突变扰动到渐变扰动 |
| 3.3 分析工具与研究逻辑搭建 |
| 3.3.1 “韧性乡村”评估方法 |
| 3.3.2 乡村营建的三向度:空间、产业、主体 |
| 3.3.3 “路径、构成、维度”的研究逻辑 |
| 3.4 本章小结 |
| 4 外部扰动下乡村营建要素特征的动态演化与韧性状态评估 |
| 4.1 传统自洽时期:重农思想下的乡村自组织(-1949): |
| 4.1.1 土地、赋役与基层管理的制度演进 |
| 4.1.2 重农思想下的人口自组织活力 |
| 4.1.3 家庭组织化、兼业化的生产行为 |
| 4.1.4 乡里共同体下的村落建设 |
| 4.1.5 乡村主体不断适应的韧性系统 |
| 4.2 二元限制时期:国家意志下的乡村他组织(1949-1978) |
| 4.2.1 乡村开放性的制度限制 |
| 4.2.2 他组织压力下的逆城镇化 |
| 4.2.3 集体化的农工分化 |
| 4.2.4 节俭单一化的空间建设模式 |
| 4.2.5 半开放系统的韧性僵化 |
| 4.3 快速变革时期:市场导向下的乡村原子化(1978-2002) |
| 4.3.1 转型期下的村庄自治 |
| 4.3.2 单向流入城市的乡村人口 |
| 4.3.3 城镇化中的产业发展起落 |
| 4.3.4 设计初步介入下的自主建设浪潮 |
| 4.3.5 主体原子化的韧性危机 |
| 4.4 重构转型时期:乡村产业分异下的韧性异化(2003-2017) |
| 4.4.1 以城带乡的城乡统筹制度新阶段 |
| 4.4.2 农业型乡村:弱势化与空废化 |
| 4.4.3 工贸型乡村:大小共同体下的就地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 |
| 4.4.4 旅游型乡村:外源式与内生式的分异 |
| 4.5 “乡村振兴”战略(2017—):何为农业型乡村的韧性发展路径 |
| 4.6 本章小结 |
| 5 “韧性乡村”认知框架的要素识别与机制解析 |
| 5.1 系统韧性建构的先决条件:开放性 |
| 5.1.1 开放性的衡量指标和影响因素 |
| 5.1.2 当前时期的乡村系统开放性 |
| 5.2 韧性演化的决定要素:主体组织化与话语权 |
| 5.2.1 主体组织化 |
| 5.2.2 主体话语权 |
| 5.3 韧性演化的表观特征:产业与空间的复杂性 |
| 5.3.1 主体适应力作用下产业与空间的演化机制 |
| 5.3.2 产业与空间复杂性对系统韧性的反馈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韧性乡村”的营建策略与方法 |
| 6.1 主体:赋权转型小农的乡建共同体建构 |
| 6.1.1 融合内外部动力的乡建共同体 |
| 6.1.2 转型小农的主体话语权赋权 |
| 6.2 产业:多元复合产业链的深化与延长 |
| 6.2.1 产业链内涵 |
| 6.2.2 深化:组织化和品质化的农业生产 |
| 6.2.3 延长:灵活多元的产业格局 |
| 6.3 空间:综合韧性目标下的适应更新 |
| 6.3.1 作为生态基底的空间营建 |
| 6.3.2 协同产业发展、村民交往的“乡村性”支撑 |
| 6.3.3 利于社区认同的空间设计 |
| 6.4 基于情景规划的“韧性乡村”营建方法 |
| 6.4.1 应对不确定性的情景规划内涵 |
| 6.4.2 “韧性乡村”的情景规划营建方法 |
| 6.4.3 营建策略实施的原则 |
| 6.5 本章小结 |
| 7 实证研究:遂昌古坪村的“韧性乡村”实证营建 |
| 7.1 案例选取与研究视角 |
| 7.1.1 案例选取背景 |
| 7.1.2 研究目标 |
| 7.2 要素特征提取与发展定位 |
| 7.2.1 古坪村要素特征的田野调查 |
| 7.2.2 发展风险与定位 |
| 7.3 “团结大乡建”共同体的主体动力 |
| 7.3.1 共同体建构 |
| 7.3.2 政治话语赋权:公共参与机制 |
| 7.3.3 资本话语赋权:法人乡建模式 |
| 7.3.4 知识话语赋权:“小美”公益助农平台 |
| 7.4 多情景的产业策划 |
| 7.4.1 产业链复合化:产业多元联动 |
| 7.4.2 两种发展情景界定 |
| 7.4.3 时间动态性:时节适应补足 |
| 7.5 适应性更新的空间韧性营建 |
| 7.5.1 生态安全格局:环境保护与宜居生活的协调 |
| 7.5.2 画里浙南乡村:景观与文化的多重乡村性体验 |
| 7.5.3 主客共享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的激活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语 |
| 8.1 总结与启示 |
| 8.1.1 研究总结 |
| 8.1.2 研究启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10）“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土地经营权的法理定位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的界定 |
| 一、土地经营权界定概说 |
| 二、界定的原则:物权法定原则 |
| 三、土地经营权之“土地”——农村土地 |
| 四、土地经营权之“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 |
| 五、土地经营权之“权”——用益物权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界定 |
| 一、土地经营权的私权性质 |
| 二、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
| 三、土地经营权为独立用益物权 |
| 四、土地经营权为不动产用益物权 |
| 第三节 土地经营权与已有农地权利的关系界定 |
| 一、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系 |
| 二、土地经营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
| 第二章 土地经营权主体的法构造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定名 |
| 一、一般法律概念上的土地经营权主体 |
| 二、民事主体意义上的土地经营权主体 |
| 三、物权主体意义上的土地经营权主体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主体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 |
| 一、土地经营权主体之价值目标 |
| 二、土地经营权主体之功能定位 |
| 第三节 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定型 |
| 一、土地经营权主体之构造的正当性 |
| 二、土地经营权主体的构成资格 |
| 三、土地经营权主体的属性与范围 |
| 第三章 土地经营权客体的法构造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客体的立法问题及其研究价值 |
| 一、土地经营权客体的立法问题 |
| 二、土地经营权客体立法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处理 |
| 一、一物一权原则的内涵限缩 |
| 二、一物一权原则的主要适用场景 |
| 三、土地经营权与现行农地权利互不冲突 |
| 第三节 以权利客体分层理论界定土地经营权客体之辨析 |
| 一、权利客体分层理论的传统适用范围 |
| 二、土地经营权不应被视为我国用益物权体系中的例外 |
| 三、土地经营权与地上权的不可比性 |
|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土地经营权客体的悖反性 |
| 第四节 土地经营权客体的法构造 |
| 一、农地权利分置的法权结构与农地用益物权客体的构成要件 |
| 二、我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土地经营权的客体界定 |
| 三、客体定性:不动产之农村土地 |
| 四、客体定量:农业经营型土地资源 |
| 第四章 土地经营权内容的法构造 |
| 第一节 承包型土地经营权内容之法构造 |
| 一、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特征 |
| 二、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 |
| 三、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与义务 |
| 第二节 转让型土地经营权内容之法构造 |
| 一、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基本权能 |
| 二、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与义务 |
| 三、全面采“经过承包方的(书面)同意”的法理检视 |
| 第五章 土地经营权的设立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设立的方式与注意事项 |
| 一、土地经营权设立的方式 |
| 二、土地经营权设立的注意事项 |
| 第二节 承包型土地经营权之设立 |
| 一、“增人不增地”模式下无地农民的困境 |
| 二、集体组织中无地农民的发展权 |
| 三、“增人不增地”模式下无地农民的出路 |
| 四、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与内容 |
| 第三节 转让型土地经营权之设立 |
| 一、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性质 |
| 二、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主体 |
| 三、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内容 |
| 四、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
| 第四节 土地经营权的不动产登记规则 |
| 一、承包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可采形式主义登记规则 |
| 二、转让型土地经营权的设立应采实质主义登记规则 |
| 三、土地经营权的设立时间节点及风险负担规则 |
| 第六章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转让 |
| 一、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与出让的关系辨析 |
| 二、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性质与特征 |
| 三、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条件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抵押 |
| 一、土地经营权抵押的法理辨析 |
| 二、土地经营权抵押的类型 |
|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设立土地经营权抵押的作用 |
| 四、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度实效 |
| 第三节 土地经营权入股 |
| 一、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形式 |
| 二、土地经营权股份组织的运行机制 |
| 三、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风险防范措施 |
| 第四节 土地经营权出租 |
| 一、土地经营权出租应属于债权性法律关系范畴 |
| 二、土地经营权出租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 |
| 三、土地经营权出租应属于权利行使方式上的意义 |
| 四、土地经营权出租应属于权利出租 |
| 五、土地经营权出租的具体类型 |
| 第五节 土地经营权的赠与、继承 |
| 一、土地经营权赠与 |
| 二、土地经营权继承 |
| 第七章 土地经营权的变更与终止 |
| 第一节 土地经营权的变更 |
| 一、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变更 |
| 二、土地经营权的客体变更 |
| 三、土地经营权变更的程序 |
| 四、土地经营权其他事项变更 |
| 第二节 土地经营权的终止 |
| 一、土地经营权终止的事由 |
| 二、土地经营权终止的法律效果 |
| 结论与创新 |
| 一、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 二、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组织创新是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切入点（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邓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D]. 张冉.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0(06)
- [3]新疆阿拉尔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研究[D]. 常玉柱. 塔里木大学, 2021(08)
- [4]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及时空差异研究[D]. 田永霞. 山东大学, 2020(12)
- [5]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路径研究[D]. 李宝宝.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20(07)
- [6]甘肃省农业产业化对贫困治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36个脱贫县的实证分析[D]. 赵晶琼. 兰州大学, 2020(01)
- [7]社会资本、契约选择与养殖户标准化生产行为 ——以中国白羽肉鸡生产为例[D]. 陈齐畅. 沈阳农业大学, 2020(08)
- [8]吉林省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袁浩博. 吉林大学, 2019(02)
- [9]小农现代转型背景下的“韧性乡村”认知框架和营建策略研究[D]. 徐丹华. 浙江大学, 2019
- [10]“三权分置”模式下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研究[D]. 刘芮.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