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诗无潇湘——湖湘古文化对秦观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不到潇湘岂有诗——湖湘古文化对秦观诗词创作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袁健燕^[1]（2021）在《湖湘文化对秦观创作风格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提起湖湘大地,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便是"屈贾之乡""古道圣土"。从先秦荆楚文化的浸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一代代文人志士用他们的一生不断完善着湖湘文化,湖湘大地也用自己深厚的历史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后来者,秦观便是其中之一。纵观秦观充满文艺色彩的一生,被贬湖南的这段经历可谓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于此,文章指出屈骚精神的传承、湖湘大地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传说、陶渊明归隐思想的浸润,无一不对秦观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

金欢^[2]（2021）在《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黄庭坚晚期创作数量的变化、创作体裁的选择、创作倾向的呈现、创作理念的转变等建构出文人的心理动态经纬图。从历时性上,在此起彼伏的情感波动中窥探黄庭坚晚期的心态变化,从初到贬谪地经历杜门谢客的抗争情绪,到逐渐融入贬谪地风土人情获得些许慰籍,暂时舒缓贬谪之苦,却也无法避免陷入人生无常的生命之思,而最终在随缘任运中实现达观平和;从共时性上,在悲欢离合的温情与悲痛中丰满黄庭坚贬谪时期的人物形象,感受其与亲人短暂相聚、受友人倾囊相助、乡民热情好客的共同温暖,体悟其痛失亲人、永别友人、疾病缠身的多重考验。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界定“创作心态”的概念,并基于选题缘由梳理了已有研究成果,对选题目的、研究方法进行叙述。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梳理黄庭坚晚期人生历程与心理建构。结合学者关于黄庭坚诗歌创作分期、散文创作分期、书法艺术分期等相关论述,对其人生分期进行界定,以元佑七年黄庭坚奔丧作为其晚期人生和创作生涯的开始。以其文本内容为切入点,参照史书、文学史、年谱相关内容以及王兆鹏“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数据库有关记载,建构出黄庭坚晚期贬谪行迹图,即乡居丁忧、安置黔州、安置戎州、待命荆渚、羁管宜州,整体把握黄庭坚晚期生活、交游、创作心态等各方面情况。第二章探讨黄庭坚晚期各个阶段的具体创作情况,归纳出创作倾向,体悟蕴含的创作主体心理。从创作数量来看,相比人生前中期,晚期诗的数量减少,词、文的数量增加,反映个人日常生活的文体,题跋、书信等数量增加。这种传播性不是很强的文学载体往往能展现更为私密的心绪,流露出真挚感情,这反映了文人出于自我保护的避祸心理。黄庭坚主张诗歌吟咏情性,提倡有节制的情感,反映出一种比较中和的创作心态。在晚期谪居生活中,黄庭坚注重读书治学,痴于养气,往往将文学创作、书法、绘画技巧相结合,认真学习禅宗思想,力求参透佛理,悟透人生,超脱生死。这些创作倾向所表述或暗示出创作主体在高压政治压迫下,内心最真实的避祸、中和与内省心态,反映出宋学的一种内求精神,即“救时行道”的消解,主体心性义理的探索和内省化的建构。第三章论述黄庭坚晚期创作风格的审美心理。由作品风格、艺术技巧反观背后创作者的人格精神,总结这种艺术变化所表征出的审美心理。在此过程中,注意黄庭坚对前贤陶渊明、杜甫、韩愈、柳宗元、同时代人以及后学的接受与评价,并结合黄庭坚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分析。黄庭坚晚期创作技法炉火纯青,对应的是其精神生命的“脱胎换骨”。他“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创作理念是宋代文人反俗求雅的审美旨趣、儒雅情趣的表征。创作来源于生活,黄庭坚从杜甫夔州、韩愈潮州后所作文本中汲取人生阅历、生活体验,实现了从遵循规则到超越规则的“不烦绳削而自合”。然随年龄增长的不仅是创作技艺,更是虽处老,却不服老,看透生死、心境淡泊的率意而为。这种平淡闲远的文风是创作者淡泊自守心态的表征。第四章阐述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产生的原因。有宋一代,外界最主要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作用于士人心态,给予文人源源不断的创作冲动。因此,黄庭坚有感于外敌侵扰,对君主有所待,又因为卷入党争政治漩涡,逐渐内省。儒、释、道三教融合调和了黄庭坚仕与隐、身与心的矛盾,最终使其处于身仕心隐的状态。与此同时,贬谪地恶劣的自然环境汇集了太多的挑战,扩大了创作主体的抗争情绪,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主动接纳被贬之人,深深留客,逐渐感化黄庭坚的贬谪之苦。与此同时,他接收到的关于亲友生死状况的讯息,也常常牵动着其创作心弦。这些综合因素使黄庭坚晚期跌宕起伏的创作心境跃然纸上。第五章分析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的嬗变过程及自我调适。采用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观照结合的方法,以黄庭坚晚期的贬谪行迹为线索,梳理把握其阶段性的生活、交游、创作,归纳总结每一阶段诗词文所反映出的审美趣味,立体化地呈现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的动态变化过程。围绕主体所处贬谪地地形风貌、气候条件、饮食起居的变化,其处世态度由闭门不涉人事到最终亲近自然、适应自然,心态由初到贬谪地的抗争忧伤逐渐转变为平淡闲适。同时,又关注到黄庭坚在心态低颓时,如何进行自我调试,如何达到心态平衡的过程。他善于从人间温情中得到慰藉,亲友的短暂陪伴使其得到精神满足,暂时舒缓贬谪情绪,却又因为亲人、好友的相继离世慨叹生命无常,陷入无言的沉思。他十分注重“以理自遣”,持以随缘任运的达观心态,逐渐化解党争的迫害、病痛的折磨,用博观勤学的知识涵养自己的心性,在诗酒风流的田园栖息之地中展现自由超逸的情怀。

张茜^[3]（2021）在《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山东诗文作家进行研究,对清代山东诗文创作进行一次整体的观照。全文将研究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特点所在,梳理清代山东较具特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及其创作,并对清代山东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第一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生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科举教育情况、独特的地域文化等背景因素。第二节主要概述清代山东的诗学思想发展流变及文论思想等内容,诗学思想部分,主要展现清初作家对前代诗学的批判、继承和再发展,以及清代山东内部纵向时间轴上诗学思想的流变趋势。其后,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将以地区作为分章标准,分别写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兖州地区、胶东地区及其它地区这五个部分。其排列标准,从前至后分别为传统文学中心、新兴文学中心,然后是传统、新兴之外的其他地区。这其中,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和兖州地区作为山东的传统文学中心,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极为发达,而胶东地区所包括的登州府和莱州府,则是两个自明末兴起的新兴文学中心。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本文还设置了第六章,对除传统、新兴两种文学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对清代山东地区作家、作品及代表性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目的。第二章主写济南地区。该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写王士祯和蒲松龄,两人同为清初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不同但却极致的文学艺术探索。第三节写田雯,其人也是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第四节以清初济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其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第五节重点研究清代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关注其家族内的作家及其作品。第三章主写青州地区。该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为赵执信,其与王士祯有着诗歌理论上的对峙,主张现实主义传统。第二节研究对象为“安丘二曹”的曹贞吉和曹申吉两兄弟,其中曹贞吉入赵执信的《谈龙录》,同时也是清初“诗中十子”之一,兄弟两人皆是清初闪耀全国文坛的大家。第三节以丁耀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诗文创作。第四节以青州地区其他具有特点和地方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五节则以青州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展现清代青州地区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创作情况。第四章主写兖州地区。第一节写曲阜地区,研究曲阜地区在清代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为颜光敏、孔尚任、颜光猷和桂馥。第二节以宁阳地区的黄恩彤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关注清代兖州地区的文学家族,以曲阜孔氏和曲阜颜氏最为代表,这两个文学家族在有清一代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并创作了很多相当不俗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主写胶东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的莱州府和登州府,这两个地区经过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积累,至明后期逐渐成为山东地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中心。该章第一节以清初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则以高密诗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乾隆时期兴起的高密诗派与其前辈神韵诗派的不同主张,以及该时期诗歌主张转变的背后成因。第三节以胶东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清代胶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创作。第六章主写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山东还有武定府、泰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等地区,这些地区非传统的通衢大邑,亦非政治中心,故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皆落后于传统和新兴文学中心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产生于清中期及以后,是长时间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累的结果,该章第一节选取的吴重熹,即为清道光时期诞生的一位较具影响力的作家。除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该章第二节以家族为中心,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研究,试图由这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创作,来一窥这些地区在清代的文学创作情况。

何扬^[4]（2021）在《顺康时期梁溪词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初词学以环太湖流域最为兴盛,名家林立、流派纷呈,梁溪词人群体即为其中一脉。该群体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时代风会之促进、地域文化之熏染、家族姻亲之连结、交游唱和之鼓动以及领袖人物之组织。地域性与家族性是这一群体的两大重要特征。梁溪词人与清初词坛互动颇多,重要者如京华纳兰性德、姜宸英,阳羡陈维崧、万树,浙西曹溶、朱彝尊,以及广陵王士禛、豫东周在浚、西泠王晫。梁溪词人通过与外界沟通,扩大视野、更新认知,在受到影响的同时也对其他词学势力产生影响。梁溪词人群体形成于明清鼎革之际,深受乡邦中以气节相标榜的东林党人影响,不少词人祖辈出仕明朝,特殊的文化与家庭背景左右了他们的出处,可分为:抱志守节者、仕与不仕的徘徊者、入仕者三类。梁溪词人生活方式复杂多样,以读书、讲学、出仕、漫游、隐居、逃禅为主,反映了传统士人的生存形态。顾氏与侯氏家族是梁溪词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顾氏词人代表有顾贞观、顾贞立、顾彩,侯氏则有侯晰、侯文灿。以顾贞观为核心,严绳孙、秦松龄为羽翼的梁溪词人围绕在纳兰性德身边,以“性灵说”问鼎词坛;以侯文灿为代表的侯氏家族词人则承袭明季“花草”之风,崇尚冶艳,是传统词学势力的回流。两者之间形成理论分野。杜诏等后期梁溪词人,词学根柢于乡邦,但在浙派强势导引下,逐步融入其中,他们的词学选择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清初词坛由复杂多元的格局,走向为浙派所笼罩,定于一尊的态势。此外,本文还对陈大成、钱肃润、张夏、顾岱、华胥、吴兴祚、王允持、邹溶、陆楣、龚静照、堵霞、华浣芳等一批较为重要的词家作出考察,以了解梁溪词人整体风貌。梁溪词人群体具有流动性与松散性,其词学涵盖了复古与新变两种声音,创作上也如春兰秋菊,各擅其美,体现出多元面目。总的来说,面对明季词坛唯“花草”是从的逼仄取径,梁溪词人能够因势利导,在取法云间时独抒性灵,重振了风雅“正声”。它又与顺康时期其他词人群体相互交通、联镳竞逐,以自觉的担当意识成为清词中兴的重要推动者。考察梁溪词人群体的发展演进对于把握顺康词坛的多样生态以及词风之嬗变具有重要意义。

苏静^[5]（2020）在《清代论词绝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词绝句是以诗歌绝句的形式对词人、词作及词体本身进行评述或议论。由于绝句自身的体量不大,其所能表达的内容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论词绝句的主题集中而凝练,主要是评析鉴赏某位词人或某部词集,或者以读后感的形式,表达作者阅读词作后的感悟和所思,或者是批评者针对某个争议较大的词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目前已知最早的论词诗是南宋刘克庄的《自题长短句后》,刘诗反映了南宋时期词体观念的新变,开以诗论词的先河。然而金元明时期论词绝句创作屈指可数,仅有王中立《题裕之乐府后》,元好问《题山谷小艳诗》,元淮《读李易安文》等少数篇章,直至清代论词绝句创作异峰突起,渐成规模。这与清代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有关。极力扩大韵语文学的表现范围,是清人在面对古典文学发展至清代已“无体不备”的发展现状时作出的选择,这种自觉求新的意识表面上看是对文学传统的屈服和退让,而选择通过其他领域开拓新境,但实际上已孕育了超越和突破文学传统的要求及可能。在“另辟町畦”思想的驱使下,清代士人一方面进入戏曲、小说等主流文体之外的领域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尝试以其熟识的文体容纳新的内容,而清代论词绝句的兴起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清代论词绝句研究”意在通过研究论词绝句这一兼具诗歌文本和词论载体双重性的诗歌形式,发掘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理论价值,并对清代文人学者的词学观念和创作心理进行探察。本文绪论部分对论词绝句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并概括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思路。论诗绝句产生时代早于论词绝句,而且影响力也更大,论诗绝句从带偶然性的“戏为”“漫成”之作,转变为具有相对稳定形制的诗歌创作形式,并且从以诗论诗,延伸至以诗论画、论曲、论词等,因此可以说论词绝句是论诗绝句体式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一章在对清代论词绝句发展进行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力图把握每一个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和思想倾向,从而在清代文学和清代词学的大框架内实现对论词绝句发展历程的历史认知和建构。清初思想界仍以批判和反思明代王学空谈心性为主流,就词学而言,扫荡明词艳俗风气的同时也是新词风孕育成长的重要契机,相应地,清初论词绝句也以批评明词、评价清初词坛和反映对历代词的接受状况为主要内容;清代中后期的论词绝句创作与阳羡、浙西、常州诸词派的继起迭兴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不同时期词学派别对词坛的深远影响,已辐射到了论词绝句的创作内容和整体倾向;“词史”和“寄托”既是理解晚清词学的关键,也是理解晚清论词绝句的关键,一方面以地域词、闺阁词、国朝词为表现对象的论词绝句组诗创作渐成大观,另一方面晚清论词绝句创作逐渐显现出从词论向文学回归的趋势。第二章具体从创作主体身份和创作心理出发,探究在论词绝句发展过程中文学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论词绝句的创作主体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于主体身份的差别,词派人物、文人雅士、词学名家和词选编者在进行论词绝句创作时,在诗歌内容和创作形式上也会各有侧重。从创作心理而言,以“戏题”“杂感”“偶成”为题的论词绝句创作,通过观点提出的非正式性,消解了正面批评当世人物的严肃感和紧张感;清代是一个博学重才的时代,而论词绝句以短小篇幅谈艺论道,能够彰显出创作者个体的诗歌技艺和知识学问;论词绝句还是作者读词、论词文学活动的产物,集中反映了清代文人尚雅避俗的文化心理。第三章侧重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论词绝句的创作活动。厉鹗的论词绝句不仅集中反映了浙西词派的词学思想,而且厉鹗本人对论词绝句的运用有创制之功,因此可以说,厉鹗及其论词绝句创作在清代论词绝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翔凤论词绝句“缒幽凿险”的解词方式,不仅是常州词派以治今文经学方式解词的范本,而且是清代论词绝句从评词（对风格的评论）向解词（对词意的解读）转变的关键一环;在清代诸多论词绝句作者中,从数量和规模而言,谭莹的论词绝句组诗创作都堪称第一,而且谭莹、潘飞声以论词绝句组诗形式构建岭南词史,对于拓宽论词绝句的批评功能具有积极意义。第四章主要分析论词绝句的文学价值。清代论词绝句作者在借鉴诗歌传统艺术手法和批评手法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论词绝句独特的审美形式。论词绝句对诗歌艺术手法的借用主要体现为寻章摘句的语言形式,巧喻设譬的艺术构思,以及情理交融的审美特征。论词绝句的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认为论词绝句因“以议论为诗”而欠缺文学性的观点。第五章主要分析论词绝句的理论价值。这部分主要从理论内容和文体观念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就理论内容而言,词体起源、词体风格和批评鉴赏是论词绝句对清代词学贡献比较大的三个方面。此外,论词绝句的创作还反映了词学批评的“越界”问题,具体而言,可分为诗与论的结合,以及诗与词的结合。探讨论词绝句的“文体越界”问题,能够深化我们对清代词学批评“综合性”特征的理解。

曾明^[6]（2020）在《宋词中的长沙书写》文中提出长沙作为宋代南方的都市,以其独特的区位、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物产、繁荣的文化,受到了词人的关注。长沙在宋词中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书写,书写的创作主体既有本土词人,也有贬谪流放、知官赴任、漫游寓居等流寓词人,还有其他词人,共计词人五十三位,其中不乏秦观、黄庭坚、辛弃疾、姜夔等名家,这些词人创作了一百五十七首词作。宋词长沙书写以山川胜景、亭台寺院、特产风物为对象,描写了湘江、岳麓山、定王台、裴公亭、长沙酒、长沙梅等题材内容,充分展现了长沙秀美的自然景观和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得益于“江山之助”,宋词长沙书写浸润了沉湎于山水、醉心于隐逸的情怀,也以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方式表达对故国、亲人、朋友的怀念,在吟唱岁月不居的飘逸旷达、嗟叹命途多舛的悲凉落寞、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忧伤中展现出对生命的思索。同时,宋词长沙书写包蕴了湘楚文化、忧乐文化、歌妓文化等文化元素,凝聚了独特的文化意蕴。它以对穷山恶水的呈现、湘楚意象的塑造、名人故迹的展示,浓缩成坚毅浪漫的湘楚文化意蕴;它以对民间生活的关注、家国天下的忧虑和盛衰兴亡的感慨寄托深远博大的忧乐文化意蕴;它以歌妓人格与创作地域的共振、歌妓功能与享乐环境的共生、歌妓命运与贬谪意味的共鸣,沉淀了开放包容的歌妓文化意蕴。

仝乐^[7]（2020）在《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文中指出宗苏词人由苏门词人及苏门外围人员组成,北宋末期由江西诗派词人组成,在某些方面继承了苏轼词风。南渡时期宗苏词人延续了苏轼词风。以辛弃疾为主的中兴宗苏词人,则发扬了苏轼词风。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界定了宗苏词人的成员构成,判断其为宗苏词人的依据为该词人曾与苏轼交游,隔代宗苏词人或推崇苏轼诗文,或在词中次韵苏词,或者词风相似。对两宋之际词坛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介绍针对这一题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正文分为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宗苏词人的代际传承。苏轼对苏门词人的影响在于促进了苏门词人群的形成和发展,苏门词人群对南渡词人的影响体现在南渡词人对苏门词学活动的追和,如对苏门《渔父词》的追和、赋木樨的词学活动等,促进了苏轼词风延续。中兴词人发扬苏轼词风的体现之一是以词言志,将词以载道作为创作宗旨,中兴词人是承继着南渡词人群之后的英雄群体,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以及恢复中原的志向,发扬了苏轼的豪放词风。第二章,“佳处如其诗”:江西诗派诗人的词作。陈与义、徐俯、吕本中、韩驹、惠洪属江西诗派的着名诗人,“佳处如其诗”,正是传承并发展了苏、黄等人“以诗为词”的做法。陈与义作为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有意且明显地接受苏轼以诗为词的词风。江西诗派与苏轼“以诗为词”的差异,体现在江西诗派词人好以诗论入词,而苏轼则以豪放词风为主要标志。江西诗派词人词风以平淡流畅为主。第三章,南渡宗苏词人词作。词风更为多样化,苏轼词淡泊潇洒的精神被南渡词人延续,南渡士人在辗转流寓的情况下多寓浮家泛宅的想象,他们在词中寄予了进退出处的矛盾心理,表现为“齐物意”与“济时心”的共存。此外,南渡词人多延续苏轼豪宕沉雄的词风,表现在南渡文人对元佑时期的向往以及确立词能言志的词学观念。词中显露出中兴气象,即为苏轼“天风海雨”词境的塑造,以及词中具有“胸中万顷空旷”的意境。南渡时期的诗歌导向是学习杜甫诗,词学领域也逐渐转向对杜甫诗的学习,词中对杜甫诗的学习又反过来促进了苏轼词风的发展,词的内容和题材转向多样化,主题表现为“万象为诗材”。宗苏词的表现方式主要为直接化用苏词或者苏诗,词人群体之间词学活动也使得苏轼词风间接地影响了南渡词人。第四章,两宋之际次韵苏轼词的新变和价值。表现为次韵词在宗苏词人之间的影响力,南渡时期次韵苏词表达的情感各不相同,促进了次韵词组词形式的创新和词牌的经典化。第五章,宗苏词人的词学观。苏门词人的词学观以传统词论为主,南渡词人的词学观以东坡词为范式,赞赏“以诗为词”的豪放词风,黜俗崇雅。中兴宗苏词人词学观为崇尚词风的多样性,倡导英雄之词,词的表现为“以文为词”,具有词史功能。宋末宗苏词人继承苏、辛词的优点,追求词艺,出现对苏、辛豪放词的反思。

侯婉珊^[8]（2019）在《宋代潭州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潭州凭借重要的地理位置,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而成为南方重镇,吸引越来越多的诗人来到潭州或者关注潭州。他们留下来诸多诗作,展现了潭州的景观、风俗、民情、物产、生活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宋代潭州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四章进行论述,对宋代潭州诗歌进行系统研究。第一章概述宋代潭州诗歌的创作情况,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探讨宋代潭州诗歌发展的历史背景。为了梳理宋代潭州诗歌的流变历程,本文将其分为萌芽、发展、繁荣和衰变四个阶段,分析各阶段的创作状况和特点。此外,对潭州诗人的身份也进行分类分析,做到“知人论世”;第二章探讨宋代潭州诗歌的主题,将其分为闲适酬唱、送别伤离、贬谪思乡和爱国忧民四类,力求深入体察宋代潭州诗人的创作心态;第三章讨论宋代潭州诗歌中的文学景观,分析潭州诗歌中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与承载深厚地域文化的人文景观,并探讨景观之间的虚实转化,以及“黄陵庙诗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景观层理结构;第四章分析宋代潭州诗歌的价值。其中,艺术价值主要是屈贾凄恻风格和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史料价值主要从诗史互证和补史不足两方面论述。地域文化价值侧重考察潭州诗歌对本土风俗、气候和物产的书写,对考察潭州地域特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地理研究价值是从文学作品和地理环境二者之间互相影响进行探析,有助于展现出人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李宝^[9]（2018）在《宋代题跋文研究》文中指出题跋文是中国古代一种十分有特色的散文文体,在追溯这种文体的起源时,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其正式定型并大量产生于宋代则为学界所公认。宋代题跋文数量繁多,题材广泛,表达丰富,体式灵活,趣味盎然,展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本文以宋代题跋文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及当下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题跋文体进行文体学上的界定,对两宋题跋文的数量、类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并就题跋文征引诗词现象进行考察,力图展现宋代题跋文体勃兴的全貌。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及意义,从五个方面回顾了宋代题跋文的基本研究状况,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展望。同时,在绪论这一章之中,还交代了对宋代题跋文进行研究的具体思路及研究使用的基本方法。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题跋文体自身的几个问题,是为宋代题跋文研究作基础性的奠基工作。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概念的阐释与解读多从训诂、考据的角度切入,使用方法与征引材料,几乎雷同,各家只是酌以自己的见解,复为演述,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再复述的必要。笔者从文体学的角度,对题跋文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探讨其文体的发生与命名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演变。笔者又总结了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源头追溯的几种观点,逐一评述,进而确认比较赞同的观点。之后,对比分析历代《文选》类总集选录题跋文情况,从选文上对比分析了宋、元、明三代题跋选文、题跋题名特点、以及题跋文关涉的内容等情况,以此验证题跋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变化。本章最后一部分主要辨析了题跋与后序、题跋与题辞（词）、题跋与题名等三种相近文体的区别与关系。第三章宋代题跋文的结集与数量,梳理了题跋文的结集情况,并对明代毛晋“津逮秘书”所选宋人题跋及新近结集的《全宋文》、《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宋代序跋全编》等收录题跋文进行了较为精确的统计,逐一对比,以期对宋代题跋文有较为精确的数量认识。第四、五章在梳理了前人对题跋文的分类情况之后,参考《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对题跋文所分九类,拆分合并成书跋、文跋、诗词题跋、法书帖刻、金石器物、图画、其他类等七类。重新分类的考量是因为《索引》原“法书碑帖”一类涵盖的题跋数量太大,而“山水草木”、“器物”、“建筑”、“人事”等题跋数量又过少,重新分类之后,将“法书碑帖”一类之中“金石”拆分出来与《索引》“器物”一类合并成“金石器物”一类,原类目更名为“法书帖刻”,之后将“山水”、“建筑”、“人事”三类合并成“其他类”,新分类中各类目涵盖题跋数量接近,体现分类的意义。之后以新分类为准,对各类题跋的内容进行逐一进行概述,总结各类题跋的内容特点,以期对宋代题跋文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第六章考察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情况。宋人题跋,有专论诗词一部,数量有千余则。在这部分题跋文之中,有大量诗、词被征引到题跋文之中。通检两宋题跋文我们发现,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诗词题跋之中,其余文跋、书跋、书画题跋等等类型的题跋文之中,都有征引诗词的情况出现。我们将宋人题跋中征引到的诗词悉数辑出,以附表的形式列于文后。在对征引的诗词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宋代题跋征引诗、词的虽然颇为随意,但是基本规律还是可循的。我们总结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四个规律,并用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新辑《全宋诗》失收的宋人诗三十余首、残诗零句一百二十余则。最后,我们例举了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对传世诗词的诗题、字句的订正,以此来验证宋人题跋征引的这部分诗词的校勘学价值。

陈柏桥^[10]（2017）在《14-19世纪中越使臣诗歌中的潇湘印象》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原始语境中,关于大夫才德的“九能”说其中之一是“使能造命”,这就点出了使臣的重要性及其才德之盛。汉后,“九能”发展成文学命题,并且有将其列为后世文章之祖的论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使臣所创制的文学体势的独特性。而潇湘作为中越使臣必经之地,因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促使了使臣写就了近千首潇湘使途诗,这是使臣文学体势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目前学界就14-19世纪中越使臣诗歌中的潇湘书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梳理和作家作品研究两方面,都存在“单方深入,整体不足”的情况。实际上这近千首潇湘诗歌的内容包罗万象,表达的情感随物而迁,艺术特色鲜明。诗歌中的湘妃、屈原、渔父等一系列意象的使用也是地理环境的使然,这其中的一个有效连接点就是屈原,屈原确立了潇湘诗歌意象群的悲怨中和的主题倾向,探索其中的地域原因可得清与恶相对的山水基调、美与奇相并的传说习俗、仕与隐相合的文化底蕴。上述原因也进一步构筑了这些诗歌的艺术风格,其中突出的有潇湘地域的哀怨诗风、使臣群体的典雅诗风等,这也都是潇湘诗歌的艺术价值的体现。韵味深厚的使臣潇湘诗歌,既是潇湘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潇湘文化的补充和拓展,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时代文学的精神脉搏和一般风貌。它保存了珍稀的文献资料,再现了当时的潇湘,鲜活地反映了中越使臣在潇湘的文化活动。当然,中越使臣的潇湘书写的异同,既体现了中越文化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而不限于传统的时间维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视野,是更多地从空间维度归纳使臣潇湘诗歌的地域特征,分析使臣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原因,关注潇湘的文学文化,这不但可以多维度丰富和拓展古代文学的研究视域,也为传统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更为汉文学圈中中国文学与朝鲜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不到潇湘岂有诗——湖湘古文化对秦观诗词创作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到潇湘岂有诗——湖湘古文化对秦观诗词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湖湘文化对秦观创作风格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顺康时期梁溪词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论词绝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宋词中的长沙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潭州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代题跋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14-19世纪中越使臣诗歌中的潇湘印象（论文提纲范文）

四、不到潇湘岂有诗——湖湘古文化对秦观诗词创作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湖湘文化对秦观创作风格的影响分析[J]. 袁健燕. 大观(论坛), 2021(05)
• [2]黄庭坚晚期创作心态研究[D]. 金欢. 兰州大学, 2021(12)
• [3]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D]. 张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顺康时期梁溪词人群体研究[D]. 何扬.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清代论词绝句研究[D]. 苏静. 吉林大学, 2020(01)
• [6]宋词中的长沙书写[D]. 曾明. 湖南理工学院, 2020(02)
• [7]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D]. 仝乐. 郑州大学, 2020(02)
• [8]宋代潭州诗歌研究[D]. 侯婉珊.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9]宋代题跋文研究[D]. 李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14-19世纪中越使臣诗歌中的潇湘印象[D]. 陈柏桥. 广西民族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