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主体的双重假设

一、诗性主体的两重断定（论文文献综述）

程继龙^[1]（2014）在《朱英诞新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从诗学观念、主题、艺术性以及与中西诗歌的关系四方面综合研究了朱英诞新诗,旨在描述朱英诞新诗的创作情况,阐释其基本特征,评价其性质和地位。绪论介绍了朱英诞生平和诗歌创作情况,分析了多年来朱英诞新诗研究的得失,对研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采用的主要方法做了说明。第一章归纳朱英诞的诗学观念。朱英诞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诗学思考,形成了一套关于新诗的完整见解。新诗是什么,新诗何以成立?这一根本问题统摄了朱英诞关于新诗的所有思考。朱英诞认为,新诗只有具足“普遍”、“永久”两个品德,才能确凿不移地成立起来,才能是“新”的而且是“诗”的。他在极高的层面上设想了新诗的内在规定性,为此,他深入到新诗体验与表达的具体问题中去,意识到这二者是保证新诗自身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朱英诞所讲的“体验”,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思维,有特殊的结构和性质,既有非人为的偶然性,又有后天修为的必然性,强调感觉的作用,又不偏废知性,以综合的认知能力重新体认自我和世界。朱英诞强调表达的重要性,他赋予“修辞立其诚”新的内涵,集中思考了新诗修辞、文体和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新的表达形态问题。他主张诗人应该透彻理解现代白话的性质,认认真真地遣词造句,以散文写诗,写出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诗,争取体验与表达的完全对称。这些见解极有针对性,继承和深化了胡适、废名等人对新诗问题的思考。第二章探讨朱英诞新诗的主题。朱英诞新诗主题是多元的,但是主要可以归纳出日常生活、田园和梦幻三类,三者支撑起朱英诞新诗的意义世界。日常生活是人时刻置身其中的绵长而琐碎的现实场所,在诗性精神的启示下,朱英诞认识到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试图建构出日常与诗歌相依、互激的理想状态,使诗歌建立在生活的深厚土壤里,同时用诗性精神照亮生活现实。田园代表了一种行将失去的生活方式,一种值得缅怀的精神家园,为此,朱英诞塑造出了意义丰富的“田园空间”,这一“空间”既包括草木鱼虫、庭院街巷这些切身物事,又包括宇宙星辰这些远方之物;既是个人读书散步、灌园种蔬的日常场所,又是诗人想象出来的精神乌托邦。朱英诞还将诗的触须探入更为玄远的心灵梦幻世界,其具体主题有恋母、思乡和海天之思几种,形态有冲荡型和静穆型两种。朱英诞打开了潜意识的领域,形成了诗与梦的同构格局。朱英诞的诗意世界真实、唯美,而且高度个人化,与时代现实形成隐秘的对应关系,流露出较强的批判色彩。从日常到梦幻,朱英诞遨游在一个立体的诗意世界里。第三章着眼于朱英诞新诗的艺术。将目光投射到朱英诞新诗意象、语言与结构上,思考这三者在形成诗歌本体时各自所具有的内涵、形态和蕴含的技艺成分。朱英诞建构了丰富的意象群,包括日常、自然和心灵梦幻意象等。朱英诞注重与古典诗歌意象互文,看重事物不同侧面的形象特征,创造出带有自我体验印记的新意象。意象排列高密度化,注重意象间的勾连、呼应。突破了古典诗歌意象意境化的传统,在整体效果上追求亦真亦幻的艺术美感。新诗与现代汉语之间是相互纠缠、相互促动的辩证关系。朱英诞正是在对新诗与现代白话相互倚重、相互提升的历史处境的体认中介入新诗语言探索的,他看重体验的价值,通过建构内视点的语言、意象化的语言和张力化的句法来实现理想的“诗的文字”。探索中又孳生出另一种可能：诗歌语言的自我指涉。这样,塑造出了灵活柔美、富有表现力的诗歌语言,也提升了现代汉语的质地。诗的结构是诗思展开的线索,是诗歌表达形成的范型,朱英诞有清醒的结构意识,朱英诞新诗结构有小诗、廊庑式和云烟式几种。朱英诞借助对结构艺术,将自由德性最大限度地带入了新诗内部。朱英诞以自己的探索丰富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第四章在比较的视域里发掘朱英诞新诗与中西诗歌的关系。现代诗人诗艺的发展,离不开西方诗歌的影响,从诗人自身方面来看,也是一种自主地拿来。朱英诞领悟了法国象征主义心物感应的精义,获得了感知世界的方法。象征主义的暗示法启发他将意象提升为一种居于主体地位的表达方式。在“纯诗”观念的启发下,朱英诞萌生了带有本体意味的“真诗”意识,触动了新诗本体。T·S·艾略特精深、完美的诗学、诗艺吸引了朱英诞。他帮助朱英诞突破了象征主义“纯诗”的限制,培养出感情、知性和感觉协同运作的感受力。在这种更为健全的思维能力的策动下,朱英诞找到了重新体验世界和自我的途径,获得了包容各种经验的能力。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是另一脉资源,唐宋诗歌的代表李贺、杨万里对朱英诞影响至深。李贺的“苦吟”激发朱英诞在体验方式上向内转,臻于奇幻幽冥的诗境,在表达方式上更加曲折多变,完善了新诗自由诗的形态。杨万里以“理趣”为内核的“幽默”诗风帮助朱英诞调整了写作理路,诗风倾向于深细平易。朱英诞诗艺的形成与变化,离不开中西诗歌传统的滋养。结语总结了各部分的主要观点,反思了朱英诞新诗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对朱英诞新诗成就做了总体评价。

牟方磊^[2]（2013）在《李泽厚“情本体论”研究》文中指出“情本体论”是李泽厚近20年来思想的重心所在,也是李泽厚近30年思想活动的主线之一：一方面,它是李泽厚“主体性”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另方面,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下,它则开启出了新的问题域。李泽厚虽然在着作中反复言及“情本体”,但并未做系统集中的理论阐发,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亦尚嫌不足,这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所以梳理“情本体论”的发展线索、把握其理论体系、挖掘其思想内涵、阐发其现实与理论意义便很有必要。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包括“论文的选题意义”、“现有研究成果述评”和“论文研究内容与创新点”三部分。正文部分共包括六章。第一章“中西历史上的‘本体’与‘情感论’”包括两大内容：第一,对中西历史上“本体”概念之含义进行辨析,同时参照李泽厚的具体文本,讨论李泽厚对“本体”概念的使用情况与具体理解。第二,从历时角度梳理中西“情感论”的发展状况。第二章“李泽厚‘情本体论’的形成”,结合李泽厚的实际文本,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李泽厚“情本体论”的具体形成过程。本章分三部分：第一,考察李泽厚早期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的“情感论”。第二,讨论李泽厚“主体性”学说中的“心理情感形式问题。第三,梳理李泽厚“情（感）本体论”的提出、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与线索。第三章“李泽厚‘情本体论’的内涵”,包括三部分：第一,整体观照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整体构架中定位“情本体论”。第二,阐释“情本体论”的具体内涵。“情本体论”包含“情本体的人性哲学”和“情本体的人生哲学”两部分,前者是后者的立论基础。第三,讨论李泽厚对历史上诸多本体论的批判。第四章“‘情本体论’的学科定位与实践展开”,包括两部分：第一,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对“情本体论”进行多角度观照与阐释。“情本体论”包含人性、人格、人情三层面,哲学人类学关涉“人性”问题,人格心理学关涉“人格”问题,美学关涉“人情”问题。第二,讨论“情本体论”的实践展开。李泽厚从“情本体论”中引伸出“宗教哲学”（即“情本体的内推”）和“政治哲学”（即“情本体的外推”）两种走向。第五章“‘情本体’与Being的对接”,包括三部分：第一,考察李泽厚以“情本体”填充海德格尔Being的“对接论”的具体提出过程。第二,阐述李泽厚“对接论”的具体内涵。第三,对“对接论”作具体分析与评价,并且提出自己关于“情本体”与Being对接的看法。第六章“‘情本体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包括两部分：第一,“情本体论”的现实意义,体现为“情本体论”能为处于散文生活状态中的现代人标画出一种理想而可行的生存方式。第二,“情本体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为“情本体论”为现代中西文化之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内容。

牟方磊^[3]（2013）在《情本体与此在存在——论《历史本体论》对海德格尔生存思想的认同与改造》文中研究指明从《历史本体论》可看出李泽厚对海德格尔生存思想的重视。李泽厚对海德格尔生存思想的认同有三:对现代散文生活及由此凸显出的现代人生存的有限性和无根性的清醒体认;对于此在存在的境域性、非实体性和动态性的认定;对人的当下此际生存的重视。但李泽厚不认同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之区分,而意欲以"情本体"充实海德格尔本真存在的"深度空渊",以期在世俗生活中求超越,在非本真中求本真,在人际情感中求安心。针对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境遇,"情本体"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

刘长华^[4]（2012）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中”与“西”、“新”与“旧”之间的辩诘与梳理就是其中常谈常新的话题。且在面对这些话题时,人们基本上立足于新诗与旧诗在外在形态上的比对,即拘泥于中国新诗在语言表达、形式建构等方面与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是相近还是相远。近些来,“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之争是学界热点,是过去话题的深度推进。“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不仅关乎中国新诗其百年心路历程的总体价值衡估,还左右着它在未来道路上的精神走向。予其以深度性的把握是必要和及时的。遗憾的是论争双方的研讨立足点也是蹈袭过往的。传统文化不能代表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灵魂,表征着民族精神。诗、词、曲、赋等体式存有差别的文学样态,能被古典诗歌同一体系所统摄,其根本点应在于文化传统。之于中国新诗而言,也就是须从“器”的思维层面即传统诗歌中跳逸出来,而更要深入到“道”即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去追本溯源、正本清流。基于中国新诗传统的研究现状,本文就拟从民族精神这个角度来探讨“新诗有无传统”。“独特性”、“恒定性”是“民族精神”的要义特质。“民族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积淀,“民族精神”的“源初性”生命形态是与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互为表里,神话、传说是管窥“民族精神”的最佳窗口。这已是定论。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新诗存在传统,其中心任务就落在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上。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就是以考量出相应诗歌正由于民族神话、传说的意象及相关意象的存在,尽管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却能使自身保持和显露出民族个性的历史。在本文看来,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所置加的民族性影响为全方位、深层次的,呈体系化的,可以从发生论、流变论、价值论、诗学论、文类（体裁）论、作家论、艺术论、影响论等层面予以一一展开考察。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在中国新诗中蓬勃涌现,大约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五四”时期中国神话学理论的自觉。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谢六逸、林惠祥、黄石等人引介了西方神话学理论,其中就涉及到了他们对诗歌与神话之间关系的认识；其次,“混沌”秩序与“启蒙”想象。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混沌”时局,同时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角色,使得人们很容易产生比附神话的心理；第三,文艺现代性的出场使命和内蕴意向。诗歌与神话之间的联姻是文艺现代化的内趋性诉求；最后,庄骚精神的历史“复活”和现代诠释。“庄骚”精神就是与巫楚文化、与神话、传说相关联。而“庄骚”精神又是深得中国知识分子雅好的思想资源之一。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的结合就是一种“用典实践”,但渗透期间的不是“用典思想”,而是拥有了时代特征。这表现为：第一,用典思想归化为先锋精神。之所以称其先锋,就因为相关诗歌在内蕴气质上“反俗”,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以及融合了西方诗学；第二,文化意识对历史意识的覆盖。中国新诗用典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中不再是历史意识的凸显,而是与民族性、共时性的视域相联,表现为一种文化意蕴；第三,崇高之质兼容优雅之文。旧诗学中的用典就是优雅之文的表现,不太与崇高之质交集。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却是崇高之质与优雅之文相兼容,它们以“强力”、“英雄”、“道义”为审美的同时又不以情节取胜,在语言策略上不与工具白话相类,与楚文化有着交集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关诗作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影响。价值取向主要是建构在主体与他人、与世界、与神、与自我之间关系处理的四个维度上。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或“神”呈现“德性化”,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表现为个人意志在同构中集体化；“化生”神话解释了主体与世界、与自然的“同一性”,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转化成生命于现世中的“生生”；中国神话、传说处理“人”与“神”之间关系时,表述的是“人之神化”,相关新诗中的人性便是诗性与神性的分流；中国神话、传说中对主体自我的认同,可用“神之无所不能”予以涵盖,相关的新诗就渗透着“有我”意识或参与精神。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对相应的西方诗学存在过滤。中国神话、传说中“游”意识的存在因而使得中国浪漫主义诗学中的“神思”精神是非本体性的；西方象征主义的“契合”论在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透析之下表征的是“生命共感”思维；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格意志属于克制压抑型因而使得生命诗学在中国新诗中脱离了生理属性,而更多地表现出“人文性”的意向；祖先崇拜代一元主神崇拜是中国神话、传说的特质,中国现代神秘主义诗学因而表现出“去宗教性”。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诗歌在中国古典时期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体式类型。由于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媒介,这些体式类型得以直接或间接的继承。首先,“游仙”题材在新诗中颇为常见；第二,中国新诗中的“剧诗”看似很“新”,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渗透,它很大程度上就是“神仙道化剧”演化而来；第三、由于“新月派”倡导人文精神,他们藉助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传达了“敬天崇道”精神意向,相应的诗歌就表现出“青词”化倾向。“共时”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一些代表性诗人的个案实践。他们的实践存在差别与个性。郭沫若是在膜拜以“女娲”为原型的东方创始女神之上,体验到了诗的“创造”本质,一反前人对诗之本质的认识同时,又是在民族文化中找了归宿；闻一多是在信仰、幻美、强力融合之上复活“楚辞”,他相应的诗歌就是新“楚辞”,从而于中赋予他对中国新诗的本质某种认识；朱湘则认为中国神话、传说是最优美的,可以拯救人性,另一方面他又认定从民族神话、传说中可以“称述华族民性的各相”,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民族神话、传说是中国的“载神道”诗歌；冯至从民族神话、传说发现了中国新诗的“思”,《十四行集》中明显了留下了前期长篇叙事诗的精神痕迹；唐湜从地方的“风土故事”中构建了中国狂欢化诗学与牧歌；“寻根派”诗人则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发掘了生命的神性,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一个弱点便是漠视生命,而中国神话、传说与西方相比,尊重感性生命是它的突出特质,因而“寻根派”将民族神话、传说视为神圣生命的歌唱。中国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应诗歌的艺术影响十分明显。第一,相关的新诗和古典诗歌一样非常重视意象,这种重视并不是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而是中国神话、传说本身就含有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不少存在着叙述化的倾向,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散文化的倾向,因为中国神话是呈现出的“混沌思维”,追求“意”与“境”的统一；第三、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一直表现出“纯诗化”的意向,但这种“纯”是建立在“不纯”的基础之上,因为中国神话、传说意象本身是讲究现世之感的。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与神话、传说之间的历史距离更为亲近,因而相关诗作一方面是有着回应意义,另一方面又是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这种回应与启示归落到民族性诗学建构上,就表现为：地域性是参与民族性诗学建构的渠道；宗教意识是民族性诗学尝试的方向；综合性思维是民族性诗学的还乡之路。综上所述,本文虽然只是从一个方面、一种途径来印证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在文化属性上非同小可,其本质上就是从民族精神、生命体验、思维方式等视角探讨和厘清了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无；与之相伴相行的是,虽然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只是部分性的,但亦具有了一般性、普遍性的意义。因此,本文的结论是中国新诗存在传统,但这个传统既不在古典诗歌,也不在于中国新诗本身,而在于文化传统之中。并由此得出几个认识：第一,从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诗歌中返观到了部分中华民族精神；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中的“上帝”意象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具有基督教意义；第三、新诗的本体论须以中国新诗传统为背景,但两者又是有着明确区分；第四、一个创作上的启示便是中国新诗在价值取向上应主动、积极地靠近民族精神。

程洁^[5]（2010）在《上海竹枝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上海地区,竹枝词这种文学样式曾经十分壮观,不仅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而且创作者众多。本文首次对上海竹枝词进行了整体研究。所谓整体研究,一是指时间跨度上从元代至解放前；二是指包括文本、功能、作者等在内较为系统的研究。除绪论、结语及附录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上海竹枝词研究的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厘清风俗诗、风土诗、民俗诗以及人类学诗等概念,明确上海竹枝词是风土诗的一种。诗性智慧的集体无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风土诗为中心的感性载体,以及历史诗学的思维与策略,四位一体,构成了上海竹枝词独特的外观形态与深层结构。上海竹枝词是一部诗性的风土志。无论是内容、写作手法,还是创作群体,都表明上海竹枝词的诗性身份不妨碍它“以诗补史”的价值与信度。第二章介绍上海竹枝词的主要内容。通过以“兴观群怨”为纲、以风土为目这种建构性的分类,以及传统的诗文细读的分析方式,清晰地展示出上海竹枝词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诗性风土志,它全方位地表现了上海地区数百年来的风土与社会。第三章论述上海竹枝词的功能。上海竹枝词以丰富的内容和宏大的气魄建构出了上海文化模式,这是上海竹枝词的一个重要功能。纵观物质与景观文化以及行为与观念文化,上海竹枝词描述和建构了一种“诗性”的现代性文化模式。近代市场意识、社会平等观念、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伦理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等等,既具现代性特征,又兼具诗性特征,诗性与现代性共同作用,造就出上海自在、开放的文化精神。从文化变迁角度看,该文化模式中的“诗性”与“现代性”一直处于变化、调适状态。与现代性建构相比,诗性建构越来越趋于弱势,当前,诗性精神几乎沦丧殆尽。上海竹枝词“诗性”的现代性建构对于上海地区文化精神的阐释具有独特价值。第四章分析上海竹枝词的作者群体。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学术背景使得“诗性”的现代性文化模式在知识者身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呈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启蒙心态。上海开埠之后,这群生活在条约口岸的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徘徊。上海竹枝词中隐含的民族文化观、民俗民众观及地域文化观,充分体现出知识者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以及知识者们面临文化冲突时的犹豫与矛盾。现代性的发生最终引发了知识阶层的心灵绎动,遂有这一诗性风土志的书写。就竹枝词而言,它因自身的民间性而获益,成为知识者用以建构现代性的审美工具。自心而生的竹枝词,也是一部知识者走向现代性的心灵史。第五章思考上海竹枝词当下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这柄双刃剑的消极一面使得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加上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样式的挑战,介于口传与书写之间的上海竹枝词失去了创作和传播的群体与渠道,流传了千年的记述工具已然处于濒危境地。保护上海竹枝词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一方面,竹枝词是我们民族和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的今天,我们必须全力加以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上海文化模式中的“诗性”精神正处于历史最弱势,城市精神的迷失也隐喻在竹枝词的式微之中,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坐视蕴涵巨大诗性力量的竹枝词趋向枯萎而无动于衷,必须从诗性主体的重建与诗性土壤的培育两方面逐步推进对竹枝词的保护与传承,让诗性的书写运动在这个现代都市继续下去。

莫运平^[6]（2006）在《新主体性如何断定?——与张文初“新主体性”理论商榷》文中研究指明张文初的《能力主体与时间本位:新主体性的两重断定》一文对新主体性的两重断定都有着无法克服的理论漏洞。在能力主体的断定上,对能力与欲望关系的理解陷入了二元论的误区,而在时间本位的断定上则是回到了传统的时空关系上。新主体性的理论应该在价值论的立场上以“价值冲动”概念来穿越传统主体理论的主体与客体、主体的身与心及主体的知、情、意。

管怀国^[7]（2005）在《从“回归式结构”看迟子建的温情主义世界观》文中认为迟子建许多作品的结尾都呈现一种开放性的“回归式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大团圆”而具有独特的品质。它集中地艺术性地表达了作者的温情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拒绝生活中的苦难,但拒绝在苦难中的绝望和沉沦。它认为一切都有因,一切都可恕,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可盼,一切都是美。

张文初^[8]（2004）在《诗性主体的两重断定》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人充满对诗意性生存的渴求。诗意性生活的获得依赖主体自身的诗性化。诗性主体应该具有超越消费的创造性品格；应该是能在深悟人生悲剧性的基础上自行创造生活幸福的存在。

费多益^[9]（2001）在《论科学的合理性》文中认为科学合理性的问题历来是科学哲学所探讨的中心和关键。然而，传统的科学合理性观念显然不能涵盖发展态势日益迅猛的现代科学，在大科学时代，人们越是认识到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就越是要考察科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和在人们实践活动影响下可能变成什么样子、乃至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等问题。它要求人们事先对科学活动的意义、目标和手段的确定，对于可能的前景和后果、风险和代价等，做出系统的说明和论证，同时对科学引起价值观念的种种变化进行深刻地反思和研究。因此，如何全面看待现代科学并给予深入细致的评价，确立合理的社会评价标准体系等，正在成为时代的课题。 本文选择价值的分析视角，回顾了自古希腊至后现代科学哲学如何从科学内部对传统的逻辑—经验合理性提出质疑，由此确认科学内部的合理性必须与科学外部的合理性相结合，直至越来越关注后者的内容和评价标准这一趋向，探讨了合理性与理性的关系，指出，合理性是一个评价概念，其内涵表达的是理由与标准之间的理性关系，即合乎我们所给出的标准，就是合理的，反之则不合理。合理性的标准或合理性的内容随历史、社会、文化等的变化而不同，但是合理性标准或内容的变迁应该受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限制。 由于评价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价值标准来自人类的生存发展同整个世界的联系，它本身是与主体存在直接同一的，为此，本论文立足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论证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基础和评价标准，有重点地分析了科学合理性评价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并就相关的现实启示作了初步的思考。作者尝试用主体性去贯穿或综合哲人们的立场和观点，使之与已有研究领域相区别，以求赋予科学的合理性更加完整的意义。 上述阐述得出如下结论：1)科学合理性的评价标准既是科学含义的要求和科学实践的结果，又是人类价值标准的反映。科学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它本身也构成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目的，是人类最高理想——“真、善、美”的一种载体，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成为人和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体现，对科学本身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自由的追求。2)揭示科学与真善美的关系为科学的合理性提供了评价依据。科学的真只能是不断地“逼真”，“真”的评价标准有可检验性、逻辑严密与完备、因果解释功能、预见力；科学的善，并不是指科学理论本身有什么善恶之分，而是指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涉及到以责任概念为表征的社会问题，“善”的评价标准有效益原则、仁爱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原则、人性化原则；科学的美是在求真、臻善的基础上达到创造性自由的境界，人在其中充分充分完善和发展自己，“美”的评价标准有简单性、和谐性、自由创造性等。3)科学的合理性受到科学内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它的评价会表现出相应的特点。作为评价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体，评价活动包含着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意志和情感，这就是评价的主体相关性。不过，科学的价值就其个别主体性来说是多元的，而就其人类主体性来说则是一元的，科学合理性的评价是个别主体的具体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与人类主体整体一元化的统一。真善美的评价标准是动态发展的，不仅对它们的运用需要根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制定具体的衡量真善美的尺度，而且在评价引导实践、实践的结果检验合理性标准这样一种反馈过程的意义上是动态的。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科学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科学的外部合理性是科学的社会动力学的要求，而科学的内部合理性则源于科学的独立性。

二、诗性主体的两重断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诗性主体的两重断定（论文提纲范文）

（1）朱英诞新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李泽厚“情本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情本体与此在存在——论《历史本体论》对海德格尔生存思想的认同与改造（论文提纲范文）

（4）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上海竹枝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主体性如何断定?——与张文初“新主体性”理论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7）从“回归式结构”看迟子建的温情主义世界观（论文提纲范文）

（9）论科学的合理性（论文提纲范文）

四、诗性主体的两重断定（论文参考文献）

• [1]朱英诞新诗研究[D]. 程继龙.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2]李泽厚“情本体论”研究[D]. 牟方磊. 湖南师范大学, 2013(10)
• [3]情本体与此在存在——论《历史本体论》对海德格尔生存思想的认同与改造[J]. 牟方磊. 中国文学研究, 2013(01)
• [4]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D]. 刘长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1)
• [5]上海竹枝词研究[D]. 程洁.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2)
• [6]新主体性如何断定?——与张文初“新主体性”理论商榷[J]. 莫运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2)
• [7]从“回归式结构”看迟子建的温情主义世界观[J]. 管怀国.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5(11)
• [8]诗性主体的两重断定[J]. 张文初. 中国文学研究, 2004(04)
• [9]论科学的合理性[D]. 费多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