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经济犯罪成因初探

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犯罪成因探究（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认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余宁霞^[3]（2021）在《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文中研究指明腐败就像一颗社会毒瘤长期存在着,而反腐败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持续8年的脱贫攻坚战任务,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不得不注意到,伴随着精准扶贫出现在基层的腐败余毒并未完全根除,滋生腐败的病毒随时都有可能潜入,因此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位于精准扶贫这一神经末梢的村干部,在扶贫项目款项和物资上“动手脚”的腐败问题易发频发,这不仅损害了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是增加了国家反腐败工作的负担。基于此,深入探究和回顾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国务院扶贫办（现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网站上公布的2017年到2020年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案例为研究样本,搜集整理出840起村干部腐败典型案例建立样本库,通过介绍样本案例基本情况,对样本案例的数据展开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围绕腐败主体基本信息、腐败案件事实信息、腐败行为发生信息和腐败案件处置信息这四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归纳出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的类型主要表现为:精准扶贫中优亲厚友、私自挪用扶贫专项资金、贪污受贿违规收费、侵占骗取扶贫款项物资以及扶贫工作中失职失责等五种。结合数据图表呈现得出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普遍具有以下特征:涉案主体以村两委“一把手”为主;涉案地区分布广泛且西部更为严重;涉案领域多样且以“低保兜底”和“危房改造”为主;涉案金额差距悬殊且以“微腐败”为显着特征。进而运用制度预防腐败理论和权力制约监督理论,考虑从腐败动机角度分析村干部个人思想主观方面原因,包括村干部个人文化素养和法纪意识不足、“官本位”思想以及社会心态不平衡等因素。从腐败机会角度考虑有内外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漏洞等客观原因,内外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健全包括上级党政部门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失灵、村务监督机构等同级监督的缺位以及人民群众、舆论媒体和社会团体等社会监督的不足;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存在漏洞包括贫困信息识别不精准、扶贫信息公开不透明以及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因此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三不”反腐机制建设为核心主线,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化思想教育防范机制、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以及整治扶贫工作机制漏洞等对策来有效遏制村干部腐败问题,从而为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参考。

林俞甫^[4]（2021）在《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研究 ——以青海省D市为例》文中指出虽然社区矫正自2009年起就已经在全国推行,但是东西部社区矫正发展情况仍不均衡,西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社区矫正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这直接对当地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造成了影响。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是否良好直接关系到其社会融入的程度,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有文化对他们社会适应的影响,这在一定层面上阻碍了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因此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考察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现状,以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研究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选取了青海省D市的17名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访谈,从文化视角出发考察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状况及背后的成因,旨在发现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进入社区矫正后在社会适应方面有哪些表现,尝试从文化视角下解释导致这种表现的成因,并给少数民族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带来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在进入社区矫正后在制度适应、心理适应、就业适应、社会关系适应四个方面有其独特的表现。在制度适应层面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表现出向内归因与“认罪不服法”,“意外收获”与积极服从,“服刑人员”身份认同强烈;在心理适应层面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表现出消沉敏感与焦虑不安,平淡坦然与积极面对;在就业适应层面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表现出畜牧业为主,个体户为辅,就业较困难的特点;在社会交往适应层面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表现出家庭矛盾逐步显现,人际交往趋于单一的特点。造成这些的表现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影响、生活方式影响、生计选择有限、文化教育落后、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基于研究结果,为少数民族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带来的启示为五个方面:首先应该加强针对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分类矫正,根据不同的类别采用不同的矫正方案;其次需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在矫正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作用;再次在分类矫正的前提之下需要着重加强针对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文化教育;从次需要加强针对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帮扶。最后还需要加强针对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家庭与心理支持服务等。

黄倩^[5]（2020）在《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机制》文中研究表明安全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旅游突发事件的大规模发生严重影响旅游产业的正常运作,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和旅游行为,对旅游地具有较强的干扰性。因此,如何从源头上预防旅游突发事件成为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是旅游突发事件产生的重要背景条件,但两者间的影响关系缺乏实证依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索分析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与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关系,为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治理和旅游突发事件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科学认识省域尺度下旅游突发事件的形成规律,能为我国省域旅游目的地的脆弱性治理和旅游突发事件管控提供经验证据。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探索意义和应用价值。本研究主要围绕“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旅游突发事件”的关系结构及其治理展开研究。研究基于脆弱性理论、系统论和事故致因理论等,分析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关系。以此为基础,研究构建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和旅游突发事件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我国31个省域旅游目的地（不含港澳台）2011-2017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两者的时序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探索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直接效应、门槛效应以及异质性影响,同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旅游目的地脆弱性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细化为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脆弱性,并从暴露度、敏感度和适应力等三个维度对子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构建出包括“整体脆弱性-子系统脆弱性-子系统维度-指标因子”等4个层面、23个指标在内的旅游目的地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测评的结果表明,我国旅游目的地脆弱性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空间特征来看,整体脆弱性和子系统脆弱性的分布基本遵循从东向西依次递增的规律。（2）我国旅游突发事件的分布特征。研究测算了旅游突发事件的规模水平和严重性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低的特征;旅游突发事件严重性基本上表现为西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低。从空间差异来看,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高值地区和低值地区的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水平差异很大,空间差异较大。（3）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直接效应。社会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影响系数最大,经济脆弱性次之,环境脆弱性的影响系数最小。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严重性的影响系数均高于对规模的影响系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旅游突发事件受到脆弱性的影响较为明显,中部地区旅游突发事件受到脆弱性的影响较小。（4）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影响的门槛效应。门槛效应的检验分析表明,随着旅游目的地整体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增加,其对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影响效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态势,分区域的影响效应变化规律也如此。随着静态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整体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影响随之减小;静态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东部地区脆弱性的影响随之减小、中部地区脆弱性的影响先增加后减小、西部地区脆弱性的影响随之增加。随着动态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整体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严重性的影响效应先增加后减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规律与全国层面相似,西部地区则相反。（5）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非均衡旅游突发事件具有异质性影响。分位数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的水平越高,脆弱性所扮演的影响作用就越大。在旅游突发事件的不同规模水平下,社会脆弱性、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力依次降低。在旅游突发事件的不同严重性水平下,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力依次降低。总体上,社会脆弱性在旅游突发事件的不同规模和严重性水平下的影响效应都居于首位。东部、中部地区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和严重性处于中等或较低水平时,社会脆弱性处于主导地位,当旅游突发事件规模处于较高水平时,经济脆弱性处于主导地位。西部地区在不同旅游突发事件严重性水平下,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本研究的创新点和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构建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评价体系;第二,从直接影响和异质性影响两个层面探索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预测作用,厘清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影响的发生条件、发生规律,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发生先天因素以及作用逻辑有了更本质的认识。第三,考察了静态和动态旅游发展水平在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和旅游突发事件影响关系中的门槛作用,为认识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和旅游突发事件的关系结构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和实证证据。本研究提出,我国旅游目的地应建立脆弱性治理体系,提高旅游发展质量,以提高旅游突发事件的管控水平。具体实践策略包括:树立系统协调的脆弱性治理理念;构建基于旅游突发事件水平的差异化脆弱性治理体系;平衡旅游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提升旅游发展质量。

朱小丽^[6]（2020）在《武陵民族地区黑恶势力犯罪及其预防研究》文中指出黑恶势力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社会治理和法治体系建设不完善的阶段性社会现象,也是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不稳定因素,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本研究着眼于民族地区的黑恶势力,深入研究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预防对策。本文研究武陵民族地区黑恶势力犯罪。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较为闭塞、信息流通不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有较为浓厚的宗族文化,导致民族地区黑恶势力的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区,其中武陵民族地区表现比较凸出。从实践情况来看,黑恶势力并非是某个单一因素促成的,而是同时受到多个维度不同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本研究在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基础上,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探讨多个因素对民族地区黑恶势力形成的共同影响机制,从而提出针对性的预防对策。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是绪论部分,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创新点等5个方面论述,总结了民族地区黑恶势力的特性,强调了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多个维度梳理了成因及其预防对策。第二是研究设计部分,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构念测量。第三是民族地区前因构型研究部分,也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主要是采用fsQCA 3.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必要性、真值表和前因构型分析,通过分析前科、基层掌权者、城乡差异、犯罪手段隐蔽性、保护伞和腐败和封建宗族文化等6个前因变量,得出武陵民族地区黑恶势力形成的5种典型类型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第四是武陵民族地区黑恶势力的预防对策部分,根据QCA分析得出的主导类型,针对性的提出了五个预防对策。第五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部分,总结提炼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并分析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乌方博^[7]（2020）在《制毒犯罪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以来,制毒犯罪在我国愈演愈烈,我国逐渐沦为全球的毒品供应地之一,制毒问题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大背景下,随着社会发展、政治干预、法律介入、文化趋同而不断扩展与异化。虽然近年来采取的严打政策在短期内对于遏制制毒犯罪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制毒犯罪却呈现出制毒地点愈发隐蔽、制毒组织更加严密、制毒手段逐渐升级的趋势,打击制毒犯罪的难度不断加大。从长远看来,单方面、高强度的打击政策虽然起到“治标”的效果,但无法彻底遏制制毒犯罪蔓延。本文在分析制毒犯罪的现状与规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形成根源,充分运用经济手段、社会手段与刑法手段,以达到真正地堵源截流。在研究角度上,选取能够直观反映制毒犯罪现状的空间分布角度,从宏观上研究总结制毒犯罪在我国蔓延的规律,以影响因素分析为研究对象,探究造成我国制毒犯罪无法根治、发展蔓延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的对策,以期达到挤压此类犯罪的效果。在研究方法上,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本文共由五部分构成。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和意义,通过文献综述对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阐述研究内容、方法思路、创新点等;第二章从制毒组织、制毒重点人群和制毒窝点等方面,描述了制毒犯罪空间分布的规律;第三章结合犯罪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相关原理,分析了制毒犯罪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第四章通过回归分析法对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确定了对制毒犯罪空间分布具有显着影响性的因素;最后在第五章通过分析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代金辉^[8]（2019）在《区域经济福利 ——核算、差异性及均衡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社会福利包括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指一切能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资金、服务、制度与措施,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简称福利。经济福利通常指与“客观事物”相对应,能够与货币建立联系的福利,而非经济福利通常指不能与货币建立联系的福利。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经济福利问题。我国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经济福利发展极不均衡,而过大的区域经济福利差异会引发人口大量迁徙、低福利地区成为“工业荒地”、高福利地区加剧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1月出台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区域经济福利进行核算、计算区域间差异性以及寻找如何缩小区域间经济福利差距的对策,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借助客观而翔实的大样本数据,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福利核算指标体系CEWI,对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2007-2016年城乡经济福利水平进行核算,并对10年间城乡人均经济福利的变动趋势、差异性进行全面、系统的测算与评价,深入、透彻的分析中国各地区经济福利分布格局的不同状况、背景、过程及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区域经济福利实现协调、绿色、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力图为各地区在新形势下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战略提供参考依据。论文研究内容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由绪论、文献综述和相关基础理论三章组成。内容主要为阐释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经济福利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福利、经济福利与区域经济福利的内涵,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个人消费、公共产品、资源环境等的关系;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等相关理论。第二部分即第四、第五章。内容主要为借助我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大量的实际数据,结合我国国情构建能够衡量当前福利与可持续福利,具体包括居民加权消费、公共财政支出、无酬家务劳动、私人防御性支出、净资本增长以及资源环境耗损六个二级指标,包含个人消费支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耐用消费品收益、通勤成本、社会不公正因素成本等14个三级指标的经济福利核算指标体系CEWI,对中国2007-2016年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城镇、乡村经济福利水平进行核算分析。第三部分即第六、第七章。内容主要为对我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2007-2016年区域整体、城镇、乡村人均经济福利的变动趋势、差异性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测度与评价,客观、充分地分析我国各地区内部经济福利的分布格局、状况、背景与过程,全面并准确地揭示我国区域间经济福利差异性的实际状况;对区域经济福利差异性的总体、消费、公共财政支出、私人防御性支出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因进行分析。最后即第八章。内容主要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探究消除区域经济福利过大差异、实现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1）2007-2016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稳定增长,区域经济福利总额与人均经济福利稳步提高。各省市城乡经济福利总额的平均水平从2007年6900亿元增加到2016年19201亿元,增长了178%,各省市城乡人均经济福利平均水平从2007年16853元增加到2016年42698元,增长了153%;各省市城镇人均经济福利平均水平从2007年29132元增长到2016年61666元;各省市乡村人均经济福利平均水平从2007年6675元增长到2016年14588元。（2）2007-2016年区域城乡经济福利总额与城乡人均经济福利格局发生了变化,省际间差异较大。个别省份出现了明显下滑,如辽宁、黑龙江、山西及河北等省;同时,个别省份表现出了明显上升,如湖北、海南、宁夏等省。2016年经济福利总量排名前四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及浙江,排名后四位的省市依次为:甘肃、海南、宁夏及青海;人均经济福利排名前四位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排名后四位的省市依次为:安徽、河北、甘肃及山西。（3）2007-2016年中国30省市城乡居民人均加权消费、人均公共产品收益、人均私人防御性支出稳定增加,同时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各省市各年间排序变化不大。上海、北京、天津与浙江居民消费能力最强,青海、云南、甘肃与贵州居民消费能力最弱;人均公共产品收益最多的省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及青海,收益最少的省市依次为:广西、河北、河南与湖南;人均私人防御性支出最多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浙江及天津,支出最少的省市依次为:安徽、陕西、甘肃与贵州。2007-2016年人均资源环境耗损成本呈倒“U”型趋势,10条趋势曲线走势较为接近;各省市人均净资本增长各年间表现出不确定性,这与人口流动以及资本增量相关。（4）2007-2016年区域人均经济福利绝对差异不断变大,相对差异不断减小,总体上差距较大。区域消费差异、公共产品差异、私人防御性支出差异均表现为绝对差异不断增加,相对差异不断减小;区域净资本增长差异、资源环境耗损差异均表现为绝对差异先增加后减小,相对差异缓慢下降。2007-2016年区域城镇人均经济福利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下降或上升趋势;区域城乡整体、乡村人均经济福利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略有减小。各省市城乡整体、城镇、乡村人均经济福利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福利整体较高,中、西部地区经济福利整体较低;区域经济福利城乡间差异最大。（5）政策倾向性、区位因素、资源禀赋、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以及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福利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收入、消费习惯及消费理念的差异是造成各省市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地方财政能力、中央转移支付及人口数量的差异是造成各省市公共财政支出收益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均收入、城市规模、居住成本及消费习惯的差异是造成各省市私人防御性支出差异的主要原因;自然条件、三次产业比重及产业布局是造成各省市资源环境耗损差异的主要原因。（6）实现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为: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提升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推进落后地区城镇化进程、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区域开放合作、在低福利省市培育增长极、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论文在以下四方面有所创新:第一,选题创新。研究区域经济福利的核算、差异性与均衡发展,并将研究范围确定为能够用货币衡量的经济福利。第二,研究视角创新。从区域差异性角度衡量经济福利,对各省市城镇、乡村与区域整体经济福利分别进行核算,并测算了各省市城乡经济福利差异。第三,方法创新。（1）基于SNA的GDP核算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及数据可得性,构建了包含当前福利与可持续福利的核算指标体系CEWI,首次定量核算出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城镇、乡村、区域整体加权消费、公共财政支出、私人防御性支出、无酬家务劳动、净资本增长与资源环境耗损的具体数值,并最终核算了区域城镇、乡村及区域整体经济福利总额与人均经济福利。（2）利用永续盘存法（PIM）对1982-2016年各省市城镇、乡村以及区域整体的资本存量分别进行了估算;分别采用行业替代法与机会成本法对2007-2016年各省市城镇、乡村居民无酬劳动价值进行了估算;利用成本估价法对2007-2016年各省市资源环境耗损进行了估算,主要包括自然能源耗损、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固体废物污染,其总成本为实际治理成本与虚拟治理成本之和,其中大气污染的价值损失采用修正的治理成本系数法进行估算。（3）对各省市2007-2016年城镇、乡村GDP予以估算。（4）利用“区域基尼系数”衡量区域经济福利、区域消费、公共财政支出、私人防御性支出、净资本增长以及资源环境耗损的差异性。第四,研究观点创新。提出了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的八条基本路径。

陈思颖^[9]（2019）在《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接连不断。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势力不断炮制各种暴力、非暴力事件以扰乱民心,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危害国家安全。这些涉恐事件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发展规律。有鉴于此,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并阐述了“11种安全”的基本要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观,折射出中国实际与中国精神。因此,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依托,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本文以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涉恐事件的现状分析为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揭示当前涉恐事件呈现的现状,进而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和风险防范困境。在深入分析并总结困境与成因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境外地区政府的治理经验,以风险治理理论和整合治理理论为依托探寻我国政府的治理举措,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和配套的逻辑分析框架。对研究对象及相关的概念进行理论界定,并对涉及到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在对2008-2017年这10年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空间地域场域、特殊利益场域以及社会心理场域入手对涉恐事件产生的根源进行系统分析。从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预防与控制以及风险沟通与处置三个层面对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的技术、机制及监督困境进行梳理和阐述。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出发,结合整合治理理论并基于我国国情和国外经验,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本文主要从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人民安全、文化安全五个方面提出涉恐事件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万佳钰^[10]（2018）在《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土地违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经济发展与土地供需矛盾的激烈冲突,近年来土地违法现象逐渐扩张蔓延。面对严峻的土地违法形势,理清违法行为背后的形成逻辑与诱发机制,探索地方官员经地域性任职变动后对区域违法用地行为的影响,对于遏制土地违法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着眼于地方官员任职经历的区域变动,挖掘地方官员交流经历对其土地利用与管理行为的影响,进而探究地方官员异地交流与土地违法行为间的联系,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土地违法行为机制研究及地方官员土地利用决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并且也有助于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管理机制的健全与完善提出合理建议,以进一步对土地违法现象进行有效治理与遏制。首先,本研究以对土地违法影响因素及官员异地交流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为基础,构建了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土地违法影响的理论框架,分析地方官员异地交流经历的任职区域性变动与区域土地违法变化间的深层关系及其决策动因,即认为地方官员在异地交流发生过程中,可能通过“行为惯性效应”及“社会学习效应”两种途径产生土地利用与管理行为的强化或变化,从而对流入地土地违法现象产生具体影响。其次,在对官员异地交流、土地违法现状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整理二者近年来的时空变化,以初步发现的规律为基础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将官员交流经历分为“中央-地方”和“地方-地方”两类,分别对中央调派官员和省际间交流官员的行为决策进行剖析,同时将省际间官员交流依据地方土地违法严重程度进行分类探究。最后,以实证模型的估计结果为基础,具体分析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土地违法影响的内在动因和影响结果,并对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土地违法治理与土地管理机制完善提出合理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央-地方”交流模型结果显示,中央任职官员向地方进行交流就任省级官员对流入地土地违法案件数和面积的影响均不显着。第二,“地方-地方”交流模型结果显示,省级官员由违法相对严重地区向相对轻微地区的交流,对流入地土地违法案件数有显着正向影响作用,而对土地违法面积的影响并不显着。第三,“地方-地方”交流模型结果显示,省级官员由违法相对轻微地区向相对严重地区的交流,对流入地土地违法面积有显着负向影响作用,而对土地违法案件数并无显着影响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炼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对于不同区域来说,地方官员由区域内部进入交流和区域外部进入交流可能对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二,中央政府官员通过调派进入地方就任省级官员,在交流后可能会受地方现实与环境影响作出相关行为决策。第三,土地违法相对严重地区官员向违法相对轻微地区交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流入地土地违法的增加,即“注重扩张、违法管控不严”经验移植。第四,土地违法相对轻微地区官员向违法相对严重地区交流,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流入地土地违法的增加,即“理性决策、严格管控违法”经验继承。论文最后依据研究结果,对抑制土地违法行为和完善地方官员交流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首先,从地方官员的行为决策出发,需要完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改变追求速度经济的地方发展决策现状,将规范化利用土地资源、违法行为管控的努力程度等相关因素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力图从土地违法利用最初期遏制违法利用行为,消除土地违法行为决策内驱力。其次,完善地方官员交流制度。在官员交流决策初期,对其既往的土地利用与管理行为进行考察,在官员交流过程中,定向地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跟踪监察。最后,需要严格土地督察制度,强化土地执法监察力度,从提高定罪几率和惩罚力度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提高土地违法成本,抑制土地违法现象产生。

二、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犯罪成因探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犯罪成因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研究 ——以青海省D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6）武陵民族地区黑恶势力犯罪及其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制毒犯罪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区域经济福利 ——核算、差异性及均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土地违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犯罪成因探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精准扶贫领域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基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840起腐败典型案例的样本分析（2017-2020年）[D]. 余宁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研究 ——以青海省D市为例[D]. 林俞甫.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旅游目的地脆弱性对旅游突发事件的影响机制[D]. 黄倩. 华侨大学, 2020(01)
• [6]武陵民族地区黑恶势力犯罪及其预防研究[D]. 朱小丽.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2)
• [7]制毒犯罪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D]. 乌方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8]区域经济福利 ——核算、差异性及均衡发展研究[D]. 代金辉. 辽宁大学, 2019(10)
• [9]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研究[D]. 陈思颖.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对土地违法的影响研究[D]. 万佳钰. 南京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