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利用廉政法监督公职人员

一、外国用廉政法规监督公职人员（论文文献综述）

董蕾^[1]（2019）在《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党的廉政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涵养正气充盈、政治清明政治生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因此,以政治生态为视角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新的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党的廉政建设的新动向新任务,进一步拓宽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特点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廉政建设体系建构以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借鉴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聚焦党的廉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和重点,设计了涵盖理论缘起、历史总结、内容架构、问题揭示、原因分析、路径选择在内的政治生态视域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框架。阐述了党的廉政建设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借鉴,厘清了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不断调试党的廉政建设举措,提炼出党的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聚焦于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党的廉政建设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格局;在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基本逻辑架构下,逐一剖析党的廉政建设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多维诱因,有效推动各核心要素不断优化、协调有序,进而提出党的廉政建设的优化对策。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具有内在关联,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二者在目标、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具有彰显人民性、突出政治性、强调内生性、注重制度化的内在契合,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党治国理政营造清正廉明的执政环境。借助政治生态理性分析工具,建构了包含主体责任、权力监督、廉政制度、廉政文化“四位一体”的廉政建设结构体系,各核心要素有机联系,发挥自己独有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党的廉政建设的整体效能。以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结构体系为主线,以政治生态的视角探寻廉政建设在新时代条件下由谁来建设、建设什么、怎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增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全面领导以强化廉政主体功能,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构建廉政制度保障体系以优化廉政制度协同效能,厚植清正廉洁的文化土壤以营造良好文化生态等方面提出优化党的廉政建设的四大对策。

王梦瑶^[2]（2019）在《监察委员会留置权之性质研究》文中提出监察委员会留置权作为监察机关高效反腐的重要利器,其性质定位却异常模糊,存在实践困惑与理论争议。明确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的性质定位,前提是要正确厘清监察委员会留置权与行政留置措施、刑事强制措施、党纪审查措施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行政权（行政留置措施）、检察权（刑事强制措施）、纪委权（党纪审查措施）三种权能的整合,监察委员会留置权具有复合属性,这反映了我国反腐败治理理念与制度设计的根本转变,权力配置模式有其自身的科学性。然而,多重权能的整合势必会带来新的问题,须以法治化路径对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的运行加以规范。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监察委员会留置权性质不清这一问题所在,存在实务难题与理论争议的双重诘难。从三省市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留置的典型案件与司法案例出发,引发实务适用难题。对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的性质认定,理论观点众说纷纭,主要存在行政留置措施说、刑事强制措施说、党纪审查措施说、双重权力说、新型权力说等五种主流观点;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监察委员会留置权具有多重权力属性,主要包括行政留置性质的外观化、刑事强制措施性质的扩张性以及取代党纪审查措施的法治化。在分析监察委员会留置权与上述三种权能共性的基础上,分别从目的性、程序性和实效性来把握其自身权力的个性特征,合理划定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的权力边界;第三部分主要总结了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的性质定位构建和权力运行的问题所在。一方面,监察委员会具备“三权合一”（行政、刑事、纪检）的复合属性,这反映了我国反腐败治理理念与制度设计的根本转变,权力运行制度有其自身的科学配置。另一方面,多重权力的整合势必会产生新的问题,即监察委员会留置权面临内部规则的矛盾与外部规则的冲突。从法哲学的视角看,这涉及到如何衔接理性领域的自然法与世俗世界的实在法。从法法衔接的视角,这主要关系到如何处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关系;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监察委员会留置权运行的法治化路径规范,着重从宏观层面即法治原则遵循、比较法视野和微观层面即细化内部规则与规范外部规则等主要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监察委员会留置权运行制度的建议。就内部规则而言,细化“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认定、在监察委员会留置权体系构造上遵循权力行使的比例原则。就外部规则而言,有效衔接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诉讼程序、构建对监察留置的检察监督机制以及允许律师介入的“两分”构造。

廖冲绪^[3]（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追求和政治目标。反腐倡廉作为世界性难题,是国际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为研究对象,从反腐倡廉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即一些人甚至包括少数党员干部,不仅对反腐倡廉成效不自信、理论不自信、制度不自信、道路不自信,而且对反腐倡廉文化不自信、前途不自信,以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和系统论为分析工具,运用政治学、管理学、制度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教育、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以及权力制约监督和惩治腐败等四个层面展开全方位深入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提炼,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力图证实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中国反腐倡廉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既是对世界腐败治理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以期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自信,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增强人们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自信。第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教育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反腐倡廉教育是思想建党的筑基工程,必须要以党员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为重点,特别是抓好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教育和培训;反腐倡廉教育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常态抓;反腐倡廉教育必须大众化、时代化、科学化;反腐倡廉教育必须与制度建设、权力制约监督和腐败的惩治有机结合;反腐倡廉教育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必须相结合”等重要启示。第二,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法治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系统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创新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协同理念”等重要启示。第三,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始终以人为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建立长效机制”等重要启示。第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依法依规;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等重要启示。反腐倡廉教育、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权力制约与监督、惩治腐败“四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复杂系统和科学体系。论文以多学科视角和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四位一体”的复杂系统进行研究,认为教育特别是廉洁教育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障,权力制约和监督是预防腐败的关键,惩治腐败是必须的治标之举,具有震慑和教育警示作用;初步发掘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和厘清了其理论体系与制度机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取得初步成功的秘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为指导;坚持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坚持依靠民主法治;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反腐倡廉方式方法;坚持推进反腐倡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反腐倡廉可以说是人类的长征,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域展开,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反腐倡廉,既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廉洁国家、廉洁社会和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必须继续加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之路,才能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并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才能把中国共产党建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王晓娜^[4]（2017）在《陈云廉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廉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党的两代核心集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思想体系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总结陈云廉政思想,对于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分析了本研究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陈云廉政思想的相关研究,阐述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理论性探索了廉政、廉政思想、陈云廉政思想的基本概念释义,分析了陈云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思想以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廉政思想。第三章客观性分析了陈云廉政思想的主观条件、客观环境、实践基础三个方面的形成背景以及陈云廉政思想的萌发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完善时期的发展历程。第四章系统性阐述了陈云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群众是党一切工作的主体、群众工作的动力和出发点是群众利益、群众的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三方面来做好群众工作,通过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重要性、践行党的纪律要求、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来加强党的纪律;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严惩腐败行为、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来端正党风;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视群众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来加强民主监督;通过恢复和建立纪检机构、领导制定党规党法、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来加强制度建设。第五章创新性探索了陈云廉政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历史意义,阐述了陈云廉政思想的全局性与时代性、继承性与创造性、务实性与前瞻性、科学性与辩证性相结合的基本特征以及丰富了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指导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历史意义。第六章现实性论述了陈云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素质教育来实现信仰强党;通过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作风建设来密切党群关系;通过严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深化干部考评机制、健全干部责任追究制度来从严管理干部;通过加强国家廉政法规建设、强化党内廉政法规建设、完善行政法规建设来推进制度建党;通过监督主体全面化、权力约束机制化、监督手段刚性化来完善监督体系,保障权利的正确运行。

段雅昕^[5]（2015）在《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升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廉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从各个方面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从文化层面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文化的盛行和廉政文化的缺失。故只有各地方政府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才能更为有效地营造崇廉尚廉的社会氛围、净化社会环境,从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然而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大多停留在廉政文化本身的内涵上,很少有针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实际情况,研究关于廉政文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建设可行措施。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系统分析及比较分析等方法,以廉政文化内涵为基本点,概括出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由强化廉政理念、建设廉政道德、健全廉政法规和完善廉政制度四个方面组成。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基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廉政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以及建设形式单调途径单一都是造成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困境的主要原因。同时,本文选取了美国、德国和新加坡三个廉政文化建设各具特色的国家作为典型,分别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的概况,归纳了其先进经验,并总结出了值得我国地方政府借鉴的要点。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推进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实施的具体对策,即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群众性、营造廉政文化氛围和完善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地方政府的廉政文化建设,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使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幸福。

陈海英^[6]（2015）在《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不管古代近代还是当代、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腐败都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顽疾。当前腐败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腐败与反腐败都成了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也是倍受人们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能否有效地防治腐败成为衡量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与腐败不懈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新时期,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腐败现象日益滋生和蔓延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反腐败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对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葆先进性提出了严峻挑战。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把防治腐败工作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找到科学、有效的办法。新世纪、新阶段,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阶段,制度反腐是新形势下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选择。本文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知识,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深入分析新时期腐败现象的表现、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和现有反腐倡廉机制存在的不足,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防治腐败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强调完善反腐倡廉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新时期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借鉴国（境）外反腐倡廉机制的经验,提出了完善预防、监督、惩戒、保障等机制的一系列对策措施。本论文共分六部分: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缘由、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反腐倡廉机制概述。首先对腐败、廉政、机制、反腐倡廉机制等概念进行界定,明确提出:反腐倡廉机制指为了防止和遏制腐败行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因素,促使各个权力主体和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和个体,形成相互制约、相互调节的协调关系,共同遵循廉洁勤政的法律制度规范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腐败造成了政府公信力下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民群众利益严重受损、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危及国家政治稳定,危害极大,完善的反腐倡廉机制对于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优化资源配置、规范社会秩序、促进政治清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章反腐倡廉机制的相关理论与中国实践。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治原罪理论、主权在民理论、权力制衡理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道德教育理论等廉政理论成为当代中国构建反腐倡廉机制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建立廉价政府、树立公仆意识、发扬党内民主、重视党内外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健全法制等思想构成当代中国构建反腐倡廉机制的理论基础,由此寻找完善反腐倡廉机制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廉政制度建设的探索,为下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供实践依据。第三章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缺陷及原因分析。新时期我国的反腐倡廉机制不断完善,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反映出来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本章梳理了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缺陷:制度体系不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不规范、干部的任用和公务员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预防机制不到位、保障机制不完备、惩处机制软弱、社会廉政文化建设机制薄弱等等,并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反腐倡廉机制不完善已经导致某些权力失控、反腐制度执行不力、商业贿赂成为社会公害、潜规则大行其道、假公济私,“黑金”泛滥等严重后果。反腐倡廉机制如果不能及时得以完善和创新,将会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乃至于形成蝴蝶效应。完善反腐机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需要,是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是落实“惩防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反对腐败、实现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本章重点分析新时期我国反腐机制的缺陷,剖析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危害,从而强调新时期完善反腐倡廉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四章相关国家和地区反腐倡廉机制及启示。本章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几个发达国家、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廉政建设的经验,其中透明行政机制、较完善的财产申报和金融实名制度、遏制商业贿赂的机制、现代公务员选用机制、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机制、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独立的反腐机构,刚性的反腐败立法、严格的惩戒机制、多渠道的监督机制等非常值得借鉴,对我国反腐倡廉机制建设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第五章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完善与创新的路径。新时期腐败呈现复合型、要职型、隐蔽型、资本积累型、“智能”型等特点,党中央的反腐思路也在不断变化:从“反对腐败”到“惩防并举”、从“三大建设”到“五大建设”,反腐呈现全方位一体化、更加重视党内程序的制度化、规范化、更加重视网络监督并且形成了快速反应机制,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反腐无禁区。为此,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有效地遏制腐败为现实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推进社会和谐进程为价值目标,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整体性、民主性、科学性、实践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等原则,强化防控,完善预防腐败机制;扩大参与,完善监督腐败机制;惩防并举,完善惩戒腐败机制;深化改革,完善反腐倡廉保障机制;创新思路,完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赵岩^[7]（2014）在《治理视角下我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文中指出腐败是发展的天敌,治理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当前中国面临的反腐败形势不容乐观,腐败对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严峻挑战。只有建立、健全国家廉政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制约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廉政体系也是治理理论在反腐败领域里的具体应用。本文运用文献、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依托治理理论与国家廉政体系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国家廉政体系进行分析,分析内容集中在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历史演变、构成、功能以及特征等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构成腐败的三个条件——公共权力与资源、腐败动机、腐败机会——入手,指出当前中国国家廉政体系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其中在约束公共权力方面,存在政府运行公开透明性不足、政府与私人部门权力边界模糊的问题;在抑制腐败动机方面,存在公务员系统未能有效规避公私利益冲突、司法机关和反腐败机构未能有力惩治腐败的问题;在减少腐败机会方面,存在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公民社会和媒体的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新西兰、新加坡两国建设国家廉政体系的典型经验,基于治理的视角提出完善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对策性建议。其中在约束公共权力方面,基于治理理论的透明性与合法性特征,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的建议;在抑制腐败动机方面,基于治理理论的有效性与法治性特征,提出提高腐败机会成本,提高腐败预期成本的建议;在减少腐败机会方面,基于治理理论的责任性与回应性特征,提出推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民社会及媒体监督作用的建议。

张晓彬^[8]（2014）在《中国廉政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反腐倡廉是每个国家都应高度重视的，关系到一个政权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在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由于法制的不完善，社会公德的失范，以及市场经济本身负面效应的影响，导致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为阻滞社会进步发展的“恶性肿瘤”，而建立和健全廉政法律制度就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最可靠的有力工具。建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我国已建立一套数量庞杂、涵盖广泛的廉政法制体系，但体系的宏观框架安排还相对滞后，廉政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现状严重影响了全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大局，反过来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又不断干扰和破坏廉政法律体系的建立。因此，有必要对当前我国廉政法制体系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反思构建中国特色廉政法制体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以贪腐现象的产生机理为切入口，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廉政法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比较境外法制建设的先进成果，对当前廉政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法理解析，就进一步完善提升中国特色的廉政法律制度体系，提出尽可能务实可行的办法举措。本文正文共有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廉政法制状况的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创新和不足之处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中国廉政法制建设概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廉政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重点总结其发展特点。第三章选取政治廉洁度位居世界前列的新加坡、香港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两个以华人群体为主要构成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廉政法律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第四章对廉政法制建设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剖析，如缺乏预见性、立法层次偏低、体系不完备、未处理好与党纪党规的关系等，这些都需加以重视并顺利解决。第五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廉政法律制度的构想，就怎样进一步完善提升中国特色的廉政法律制度体系，给出合理化的意见建议。

李敏杰^[9]（2014）在《论廉洁政治的制度基础 ——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一颗寄生在政治有机体之上的“政治之癌”。它与历史相随,与权力相伴。其实质是以权谋私、滥用公权。在现代社会中,腐败不仅是指官员个体的腐败,也包含政府、政党、部门以及政治的腐败。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成为各国政府和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建设廉洁政治,不仅要求公职人员廉洁从政、奉公守法、不以权谋私,也要求政府以民为本、清正廉洁、不滥用职权,同时,也要求政治过程、政治生活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做到清正清明。建设廉洁政治,干部清正是基础,政府清廉是关键,政治清明是核心。“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者构成了廉洁政治自身完整的内在逻辑,当前反腐败必须致力于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当代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把反腐败工作提升到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当前,腐败现象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国反腐败的力度也不断加大。自中共颁布“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以来,党内整风运动迅速取得成效,国际社会对中国反腐工作的评价也不断提高。廉政建设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应转型和上升到廉政制度建设的层面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反腐败的核心和根本之策。廉政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这种制度建设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制度罗列,而是一种具有逻辑关系的制度体系。当代中国的廉政制度建设可以分为廉政教育、廉政预防、廉政监督和廉政惩处四个环节。结合对廉洁政治“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个层次的划分,当代中国的廉政制度建设就划分出了12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下,必须进一步推进涵盖“教育、预防、监督、惩处”各环节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构筑起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廉政防线。具体来讲,在廉政教育环节,干部要加强官德教育,政府要加强廉洁、高效、有限政府观念的培养,政治领域要突出民主、公正、法治的内容；在廉政预防环节,着重制定针对干部的限制特权、财产申报、规范行为等制度,政府领域进行机构改革、政务公开、财务审计等创新,政治领域严格规范政党行为、加强新闻自由、实现公民参政等；在廉政监督环节,充分调动政府、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廉洁政治建设的参与；在廉政惩处环节,通过党纪处分、行政处罚、法律制裁等手段,为建设廉洁政治提供有力保障。廉洁政治是反腐倡廉的目标,也是现代法治政府、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对于任何社会和国家来看,廉洁政治建设都不是一件轻易的任务。在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反腐倡廉离不开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只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彻底扫荡政治生活中的污泥浊水,真正打造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实现政治清明,建设民主、法治和文明的社会。

庄春燕^[10]（2013）在《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良好的政府形象使政府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一个政府拥有的重大资源和无形财富，也是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前提条件。中国20世纪初的全面危机，迫切需要一个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强有力的形象良好的政府，整合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凝聚人心以克服危机，实现近代以来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两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权形象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理想的为民政府形象作出了全面构想并付诸实践，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政府形象，改变了以往统治阶级政府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性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促进了两大历史任务的完成。本文主体部分尝试依据“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怎么看”的逻辑结构，从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塑造途径、历史地位四个方面分析毛泽东如何依据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形象思想，并塑造了新型人民政府形象的，以及研究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对当今我国政府形象的重塑与改善的意义。首先，关于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的形成条件。本文认为，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无产阶级政权形象的论述是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形象的失败与不足导致的民心涣散、官民对立的教训是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的前车之鉴；毛泽东本人对理想政府的追求是其政府形象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其次，关于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的主要内容。本文依据政府形象的三大构成因素，即政府理念、行为与绩效，梳理了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廉洁、民主、公平的行为准则；维护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目标。另外，本文认为，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的艰巨性，以及鉴于晚清到蒋介石政府对内腐败、对外无能的形象，毛泽东充分认识到领导者形象与政府良好形象对凝聚人心与重塑民族自信的重要性，因而对领导者的形象与人民政府的国际形象也作出了不懈的探索。再次，关于毛泽东塑造人民政府形象的途径。毛泽东塑造人民政府形象的措施很多，且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本章紧扣主要内容，分析了毛泽东塑造人民政府形象的四个主要途径，即通过思想教育，定位政府形象的精神内核；通过作风建设，规范政府形象的行为表现；通过公关宣传，引导政府形象的政策目标；通过廉政建设，完善政府形象的制度框架。最后，本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客观地分析了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的历史地位，认为毛泽东从理念和途径两方面构建了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形象的理论基础，为后来政府形象的完善与重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与借鉴。另一方面也在探索过程中出现过失误，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但毋庸置疑，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值得肯定的。

二、外国用廉政法规监督公职人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国用廉政法规监督公职人员（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监察委员会留置权之性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陈云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升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治理视角下我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廉政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廉洁政治的制度基础 ——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外国用廉政法规监督公职人员（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D]. 董蕾.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2]监察委员会留置权之性质研究[D]. 王梦瑶. 东南大学, 2019(05)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廖冲绪.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4]陈云廉政思想研究[D]. 王晓娜. 大连海事大学, 2017(09)
• [5]地方政府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升对策研究[D]. 段雅昕. 湘潭大学, 2015(07)
• [6]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研究[D]. 陈海英. 河北大学, 2015(10)
• [7]治理视角下我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D]. 赵岩. 清华大学, 2014(05)
• [8]中国廉政法律制度研究[D]. 张晓彬. 淮北师范大学, 2014(08)
• [9]论廉洁政治的制度基础 ——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研究[D]. 李敏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8)
• [10]毛泽东政府形象思想研究[D]. 庄春燕. 浙江财经学院,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