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沿海地区乡镇图书馆发展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1]（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刘上琼[4]（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则是到了近代。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又不能正常而充分的发展,这就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选择。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与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如何认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制定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工作是由党的领袖、官员、知识分子和学者共同完成的。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主体,他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相互影响,共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视角,以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主体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一系列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重探讨围绕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共知识分子和学者通过聚焦时代需求形成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展开资本主义问题研究,从而形成研究成果;中共领袖和官员对这些知识分子和学者观点的采纳、提炼和升华,制定出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相关政策,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围绕上述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全文分成六部分展开论述。本文的第一部分为绪论,依次探讨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的学术史回顾,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本文展开研究的理论来源等问题。第一章由三节内容构成,主要探讨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中共知识分子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和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特点,由此提出比较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理论,进而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探索一条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革命道路。第二章分成三节,首先探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围绕调整、限制、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继而探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在认真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遗留的问题基础上,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三章分成三节,主要探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在历史研究和经济建设两个领域,破除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左”倾错误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引入资本主义有利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不断引领和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第四章也分为三节,根据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新趋势,中共领导学术界分别对微观层面上如何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如何解决因资本主义因素侵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以及批判西方右翼势力提出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展开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不断引领和指导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完善与发展。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结论,分别从理论上对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以及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这两大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马金萍[5]（2020）在《战争与性别 ——抗战时期山东女性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经历一个性别解放的过程,其中既有国人自身的权利诉求,又有西方女权思想的熏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战争视野下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联系更加密切,女性要求挣脱传统枷锁、获得平等自由,但同时必须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整个抗战时期,山东处于敌后,存在着中共、国民党以及日伪三种势力及其所控制的区域,同时三者之间又互相斗争与纠葛,正是在此环境下山东建成了抗战时期唯一一块以省命名的抗日根据地,这一切都包含了约占人口半数的女性。各种政权和势力,本着不同目的,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妇女政策,从而影响了她们方方面面的生活。近代以来,女性对于参政议政的呼声虽高,但山东女性却因礼法森严,相对沉寂。抗战全面爆发后,时代赋予女性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国共两党都加紧培训女性,建立妇女组织,帮助女性投入到山东抗日救亡的社会事业中。日伪当局也加紧把妇女纳入战时统治的轨道之中,建立伪妇女组织,维护其殖民统治。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女性在中共、国民党的政策引导下进一步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参与社会生产,既取得了经济效益,又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但国统区的女性就业,随着国民党中央提倡“妇女回家”兼之山东国统区不断萎缩逐渐走向低潮。日伪政权虽然发动女性参与农业、工业生产,但其目的是将沦陷区女性纳入其殖民劳动力体系,进行剥削和压迫。近代以来,山东的女子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山东农村地区女性的文化素质依然低下,情况不容乐观,难以适应对敌斗争的需求。为此,中共针对妇女干部以及普通妇女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育,国统区虽然处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中,却也对女性教育极为重视,竭力恢复学校教育,培训女生家政能力等。日伪政权对山东本土妇女以及集中营的学生推行不同程度的奴化教育,以达到为日本培养“第二顺民”的目的。全面抗战初期,为使山东女性走出家庭,山东中共以及国民党都进行了婚姻自主改革以及新家庭建设,根据地、国统区的女性在婚姻、身体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但是山东中共强推婚姻等政策,导致性别与革命的冲突不断,国民党受敌打击,国统区不管萎靡,妇女婚姻家庭政策也未得到很好地贯彻。日伪政权因惧怕沦陷区的女性外出参与社会活动发展成革命势力,故在女性婚姻、家庭方面大肆提倡封建道德礼教,宣扬将日本妇女作为榜样,抨击进步的婚恋观。通过考察全面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国统区以及日伪沦陷区的女性生活的变化,可知女性生活状态在各个地区虽有差别,但都困苦,女性在沦陷区还要受日伪以及日寇的迫害。另外亦可得知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女性单向对国家尽责,国家也应该正视女性的诉求,赋予女性权利,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
吴小漫[6]（2020）在《嘉靖“大倭寇”与北京的决策 ——以明代信息互动为中心》文中指出嘉靖“大倭寇”主要指嘉靖三十一年至隆庆开海间东南的倭寇活动,以王直纠倭大举入寇江南开始,肆掠东南数省。而江南作为国家财赋重地,“大倭寇”肆行对于明朝的统治影响极大。在东南各地屡遭寇乱的同时,人们对于寇乱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各地的倭寇信息经过不同途径及方式的传播,最终汇集于北京。其中官文书、书信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书与书信的传递又依赖于明代发达的驿递制度与民间民信局的经营。不同信息传播至北京,成为中央朝廷认识倭寇的主要途径。明朝对于倭寇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明代倭寇肆掠自洪武年间就一直未停止过,直到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使得嘉靖时期人们对于倭寇的认识更加清楚。在“大倭寇”前期,以朱纨为代表的地方官对倭寇认识比较清楚,这种认识在奏疏的上传与皇帝敕谕的下达中得以展现,世宗皇帝虽明确此时东南寇乱的原因,但却依然以“剿倭”之名遣朱纨进攻双屿,足以窥见世宗皇帝对于“倭”记忆之深。“大倭寇”发生时,各级各地官员对于倭寇的认识更加深刻,倭寇认识在“倭寇”观与海寇观的对决与信息的传播中逐渐接近真实情况。而北京中央从各官员奏疏与问答中也逐渐得到明确的答案,倭寇多为中国人的论断虽成为普遍共识,但世宗皇帝却依然以倭寇称呼,这种倭寇观的选择,不仅代表官方的倭寇认识,同时还影响着之后几十年的倭寇认识。世宗皇帝的倭寇认识来自于文书与书信的传播,而各地之间尤其是江南与北京间信息的互动,成就了东南的御倭决策。在信息互动的过程中,各官员之间的信息互动及君臣间的公文互动,成为影响皇帝御倭决策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浙江巡抚的设立问题上,浙江巡抚在嘉靖年间经历了三次复设、一次巡抚改巡视、一次巡视改巡抚,每一次的倭寇决策变动,是各官员尤其是江南官员与北京中央信息互动的结果。每一次的复设皆与倭寇相关,直至嘉靖三十一年以王忬为浙江巡抚,提督军务,专门处理东南的海防与倭寇问题,巡抚的复设与“倭寇”的关联越来越密切。
韩术[7]（2020）在《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文中认为明代江南地区基础教育发达,并有着重要成就。自明初洪武八年明太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初设社学,直至晚明社学仍有存遗,可以说明代社学建设持续之久。在这个期间内,明代社学设置的目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社学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教化的教育机构下设于地方;随着明朝统治时期的更迭,创办社学的主动权也从国家到社会之间各个等级逐渐下移,明中叶,社学成为了地方理学精英兴建个人理想,公私性质参半的地方教育组织;明末,社学的创办交由地方民众,并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性综合机构。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体现尤为深刻,明代江南地区的士绅群体、乡约组织以及民间信仰等地方力量强大,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构十分完备。这样使得江南地区的社学在建立运行过程中,官僚、士绅、庶民群体等地方社会势力相继渗透其中。同样,江南地区的社学介于这种国家—社会的二元组织的核心地带,使其表现出了国家和地方精英推行文教、开展儒学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软性控制的效应。因此对江南地区的社学开展研究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本文以明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进行考察,主要依据《明史》、《明实录》、《明会典》、《明会要》等文献史料,并通过明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志、碑刻、明人文集等各种明代史料进行摘录、整理,分析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论述江南社学在地方社会影响下是如何发展和运行的,以求展现出明代江南地区社学的整体面貌,并探求江南地区社学对明代江南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的作用。
林岩[8]（2019）在《以环境和需求为导向的小城镇“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在此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法定规划管控体系虽然在引导城镇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是在塑造人们喜闻乐见的城镇人居环境上仍有不足,其中,城市设计和“自下而上”城镇发展动力考虑的缺失是关键原因之一。本文以小城镇为研究客体,以“自下而上”的城镇形态和城市设计途径为研究主题,旨在回望历史、提炼精髓、转化创新,对既有城市设计方法形成有效补充和完善。本文以三种典型的小城镇类型为结构上的显性框架,以环境和需求为内容上的隐性线索,采用实地调研、推演分析、形态比较、归纳总结等方法,研究了小城镇“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表现形式、作用特点和实现方式。城镇的生长过程中几乎都包含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途径的影响,而当二者的介入程度不同时,城镇最终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和特征。因此,根据“自下而上”的作用力对城镇生长影响的强弱,便可区分出自然型、层叠型、设计型三种典型的城镇类型,即形成研究“自下而上”小城镇的基本框架。而以环境和需求为导向代表了“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基本特征,对应形成了本文案例分析的内容和维度。本文首先对历史中的城镇形态与城市设计途径进行整体回顾,追溯了“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梳理了“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与“自上而下”城市设计途径的关系。由于规模较大的城市通常会更多受到“自上而下”城市设计途径的影响和作用、“自下而上”的形态表征较为不明显,选择小城镇作为研究“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客体更加合适,其生长途径表现了“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特点。基于对陈炉古镇、考布里奇、新场古镇、达默小镇、刘店子、阿博莱伦等不同中欧案例的实地调研、观察体验、图解分析、归纳总结,本文深入研究了不同中欧城镇案例中的“自下而上”形态特征及其形成途径。自然型小城镇表现为一种单纯状态下,“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作用下形成的小城镇。其中以环境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表现为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并融合的过程;以需求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表现为按照内部群体需求自然产生的聚集逻辑和稳中有变的单元建设方式。层叠型小城镇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重城市设计途径干预的情况下形成的小城镇。其中以环境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表现为积极利用自然条件优势、并与时局环境不断对话进行的有限改造;以需求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表现为利用公共转化形成的集群意志表达,和与特殊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情境构建。设计型小城镇表现为一种以“自上而下”城市设计途径为主导,同时包容“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作用的小城镇。其中以环境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表现为通过开发自然潜力并搭建城镇空间框架,使城镇环境按照人的构想生长起来,以实现对环境的驾驭;以需求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表现为城镇居民通过不断的行为活动,产生的场所定义和生活构建。通过案例的分析和对比,可以大致梳理出三种“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实现方式:以需求适应环境、以需求修正环境、以需求驾驭环境。其中“以需求适应环境”以在特定环境中建立居住的适宜性、稳定性为主要目标;“以需求修正环境”是使用者根据需求变化对空间的轻微调整来建立更符合时宜的适应性;“以需求驾驭环境”关键在于以整体的视角去协调各种不同的因素,使多种“自下而上”的力量相互协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形式变迁,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城镇发展是由一种模糊的途径——兼具“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特征的非典型的“弱自下而上”建设方式来推动的。最后,本文讨论了以设计师为主导的当代“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再生方式,通过“借鉴”、“代行”和“保留”,可以激活“弱自下而上”途径的作用。三种转化途径本身在设计的操作过程中是相互交叠、相互影响的,其中“借鉴”具有统领性的作用,其作用依据是历史,作用原则在于坚守城镇生长“不变”的规律;“代行”的作用依据是使用者的意愿,其作用原则在于取得对城镇内部居民有意义的“变化”;“保留”的作用依据是城镇内部的自发建设现象,其作用原则是将普通个体的作用直接纳入到城镇的设计与建设中。三种转化途径又可以根据自然型、层叠型、设计型小城镇所具备的优势、面临的问题不同,有针对性的组合作用。通过研究,本文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1、提出了城市设计应当重视“自下而上”的内生力量,并合理引导兼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重特征的“弱自下而上”途径来推动城镇建设。2、以自然型、层叠型、设计型小城镇典型案例分析为基础,揭示了“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在小城镇中的表现形式。3、基于“借鉴”、“代行”和“保留”三种基本的转化途径,和针对不同城镇对象的分项策略组合,提出了“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在当代的再生方式。站在当下城镇发展转型的节点上,“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吻合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城镇空间形态塑造的实际要求。积极推行“自下而上”的城市设计理念和技术方法,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基础性解决途径之一;它不仅是小城镇发展中所需要的,也是多重尺度城市及乡村地区空间更新及发展建设中应着重考虑的一种城市设计途径。全文整体共计15万字,图表170余幅。
张世定[9]（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裴世东[10]（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二、关于沿海地区乡镇图书馆发展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沿海地区乡镇图书馆发展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
| (一) 扩展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视野 |
| (二)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 |
| (三) 有助于坚持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 国内中共党史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研究动态 |
| (四) 对目前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价与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三、本文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基本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理论来源 |
| (一) 有关资本主义起源、形成及其不同形态的主要论述 |
| (二) 有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论述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研究 |
| 一、20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早期认识 |
| (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 |
| (二) 论战双方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早期认识 |
| (三) 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初步认识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早期探索提供理论依据 |
| 二、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
| (一)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 |
| (二) 抗战时期中共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批判 |
| (三) 抗战时期中共领袖对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系统阐述 |
| 三、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 |
| (一) 中国资本主义特点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早期实践 |
| (二) 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 |
| (三) 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问题的深入研究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的研究与反思 |
| 一、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相关问题的研究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历史任务的转变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研究 |
| 二、探索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
| (一) 指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践 |
| (二)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与过渡理论 |
| 三、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 (一) 在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
| (二) 学术界总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理论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对中国资本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与创新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 |
|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资本主义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与研究 |
| (一) 对近代以来中外经济关系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
| (二) 对传统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
| (三) 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
| (四) 对传统市场的再认识与再研究 |
| (五) 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再研究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 |
| (一) 20世纪80年代早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立 |
| (二) 20世纪90年代早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
| (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 |
| 第四章 新世纪以来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研究和新认识 |
| 一、新世纪以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研究 |
| (一) 党的十六大前后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研究 |
|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研究和新政策 |
| 二、“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与政府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
| (一) “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及其为政府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
|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对“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
| (一) 西方提出“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 |
| (二) 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论断 |
| 结论 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经验与意义 |
| 一、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 |
|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途径 |
| (二) 中共领袖、官员、知识分子与学者共同构成了认识与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主体力量 |
| (三) “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主要掣肘因素 |
| 二、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
| (一) 正确认识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
| (二) 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 |
| (三) 有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5）战争与性别 ——抗战时期山东女性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简介 |
| 三、选题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学术价值 |
| (三)现实意义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六、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性别历程:近代以来的山东女性 |
| 一、性别视野下的女性解放 |
| (一)女性与放足 |
| (二)女学之兴起 |
| 二、性别与就业:妇女就业状况 |
| (一)山东乡村新兴家庭手工业 |
| (二)战前山东城市职业妇女 |
| 三、性别与婚姻:家庭革命 |
| 第二章 性别与政治:战时山东女子政治活动 |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的政治实践 |
| (一)妇女组织的普及 |
| (二)根据地妇女参政意识 |
| 二、山东国统区妇女政治实践 |
| 三、日伪沦陷区的妇女团体 |
| (一)山东沦陷区新民会系统的妇女组织 |
| (二)山东沦陷区其他妇女组织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性别与生产:战时山东女子经济活动 |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女子经济参与 |
| (一)动员妇女参与田野生产 |
| (二)动员妇女参加合作社 |
| (三)动员妇女发展家庭副业 |
| 二、山东国统区女子经济活动 |
| 三、日伪沦陷区妇女就业状况 |
| (一)沦陷区妇女参与工农生产 |
| (二)沦陷区女子特殊职业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性别与教育:战时山东女子教育 |
| 一、山东根据地女子教育 |
| (一)根据地高级妇女干部的培育 |
| (二)基层妇女干部教育 |
| (三)根据地妇女群众教育 |
| 二、山东国统区女子教育 |
| (一)国统区教育特殊概况 |
| (二)山东国统区女子教育实况 |
| 三、山东日伪沦陷区女子教育 |
| (一)沦陷区的女子教育概况 |
| (二)沦陷区女性奴化教育内容 |
| (三)潍县集中营中西方女性的“高水平”教育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性别与家庭:战时山东女子家庭生活 |
|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女子家庭生活 |
| (一)制定条例,深入放足 |
|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女性婚姻生活 |
| 二、山东国统区女性婚姻家庭生活 |
| 三、山东沦陷区的女性家庭生活 |
| (一)日伪报刊批判自由婚恋 |
| (二)山东沦陷区报刊宣传“贤妻良母” |
| 四、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嘉靖“大倭寇”与北京的决策 ——以明代信息互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1、明代倭寇研究回顾 |
| 2、信息传播与倭寇问题 |
| 第一章 北京的大倭寇信息来源和途径 |
| 第一节 官方公文系统 |
| 一、官员的奏报方式 |
| 二、公文的运行流程 |
| 第二节 私人书信的往来与传播 |
| 一、书信的往来 |
| 二、私人书信的传播 |
| 第三节 信息传播的途径 |
| 一、公文传递途径——明代的驿递机构 |
| 二、中央信息的下达——邸报 |
| 三、其他方式的传播 |
| 小结 |
| 第二章 北京的选择与嘉靖“大倭寇”的认识 |
| 第一节 “大倭寇”前:从番寇、海寇到倭寇的转变 |
| 一、番劫余姚谢氏引发的“倭寇”恐慌 |
| 二、北京中央的认识 |
| 第二节 嘉靖大倭寇时:沿海奸民、“倭寇”与北京的抉择 |
| 一、江南的倭寇信息与传播 |
| 二、北京的接收与选择 |
| 小结 |
| 第三章 倭寇的信息互动与北京的御倭政策变迁 |
| 第一节 闽浙的防御——巡抚的设立 |
| 第二节 浙江巡抚的三次复设 |
| 一、第一次复设巡视 |
| 二、第二次复设巡抚 |
| 三、第三次复设巡视 |
| 第三节 浙福巡视、巡抚官员设置的两大争议 |
| 一、巡视与巡抚的关系 |
| 二、世宗皇帝的两次抉择 |
| 三、福建巡抚问题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回顾 |
| （一） 社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 （二） 社学研究主要集中的几个问题 |
| 三、 研究内容与基本史料 |
| 第一章 古代社学的演变 |
| 第一节 唐宋时期社学的萌发 |
| 一、 何谓“社学” |
| 二、 唐宋时期的社学 |
| 第二节 元明时期社学体系的形成 |
| 一、 元代社学 |
| 二、 明代社学 |
| 第二章 明代江南地区社学的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江南”的地域范围 |
| 第二节 江南社学的空间分布 |
| 第三节 江南社学时间演变 |
| 第三章 地方社会群体与明代江南社学 |
| 第一节 明初江南社学的创建 |
| 一、 地方官员的兴建 |
| 二、 社学的实际困境 |
| 第二节 明中叶江南社学的兴盛 |
| 一、 理学精英的主导 |
| 二、 “毁淫祠、兴社学” |
| 第三节 晚明江南社学的变奏 |
| 一、 “富民”的介入 |
| 二、 社学的后续变迁 |
| 第四章 明代江南社学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社学教师的选聘 |
| 一、 社学教师的选聘标准 |
| 二、 社学教师的薪酬的状况 |
| 三、 社学教师的考核与出路 |
| 第二节 社学学生的招收与教育 |
| 一、 招生范围与资格 |
| 二、 “文艺”与“技礼”的社会分层教育 |
| 第三节 社学资金的运行与管理 |
| 一、 社学资金的来源 |
| 二、 社学资金的分配 |
| 第五章 明代社学与江南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一节 社学与明代江南地方教育 |
| 一、 明代江南地区三级教育结构的形成 |
| 二、 社学在江南地方学校系统中的位相 |
| 第二节 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社学 |
| 一、 江南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 |
| 二、 社学于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三节 社学与江南地方社会教化 |
| 一、 “以礼化俗、教化为先” |
| 二、 民间信仰的管控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 一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修缮者一览表 |
| 附录 二明代江南地区社学建立者一览表 |
| 附录 三明代江南地区社学校舍来源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以环境和需求为导向的小城镇“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工业化背景下的城镇特色危机和人文失范 |
| 1.1.2 中国城镇化2.0阶段加强城市设计的必要 |
| 1.1.3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要求 |
| 1.1.4 现实的反思与设想的提出 |
| 1.2 研究主题和概念界定 |
| 1.2.1 自下而上 |
| 1.2.2 城市设计途径 |
| 1.2.3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 |
| 1.4.3 研究现状分析 |
| 1.5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5.1 主要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主要工作进展 |
| 第二章 历史中的城镇形态与城市设计途径 |
| 2.1 早期人类聚居形态的演进和影响因素 |
| 2.1.1 早期人类聚居形态的演进 |
| 2.1.2 早期人类聚居形态的影响因素 |
| 2.2 两种典型的城市设计途径 |
| 2.2.1 “自下而上”的城市设计途径 |
| 2.2.2 “自上而下”的城市设计途径 |
| 2.3 两种城市设计途径的关系 |
| 2.3.1 两种途径与规模的关系 |
| 2.3.2 两种途径间的交织现象 |
| 2.3.3 两种途径历史脉络梳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小城镇的基本形态特征和类型 |
| 3.1 小城镇的基本形态特征 |
| 3.1.1 小城镇的定义 |
| 3.1.2 小城镇形态与环境的契合 |
| 3.1.3 小城镇形态与需求的契合 |
| 3.2 小城镇的类型 |
| 3.2.1 小城镇分类方式 |
| 3.2.2 三种类型的关系 |
| 3.2.3 调研视角和案例选择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自然型小城镇的形态及其形成途径 |
| 4.1 自然型小城镇中欧典型案例 |
| 4.1.1 中国案例:陈炉古镇 |
| 4.1.2 欧洲案例:考布里奇 |
| 4.2 以环境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 |
| 4.2.1 基本环境特点 |
| 4.2.2 适应自然环境 |
| 4.2.3 融合自然语言 |
| 4.3 以需求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 |
| 4.3.1 基本需求特点 |
| 4.3.2 聚集的逻辑 |
| 4.3.3 居住的形式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层叠型小城镇的形态及其形成途径 |
| 5.1 层叠型小城镇中欧典型案例 |
| 5.1.1 中国案例:新场古镇 |
| 5.1.2 欧洲案例:达默小镇 |
| 5.2 以环境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 |
| 5.2.1 基本环境特点 |
| 5.2.2 利用自然优势 |
| 5.2.3 顺应时局的形态变化 |
| 5.3 以需求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 |
| 5.3.1 基本需求特点 |
| 5.3.2 集群意志的公共转化 |
| 5.3.3 构建日常秩序和生活情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设计型小城镇的形态及其形成途径 |
| 6.1 设计型小城镇中欧典型案例 |
| 6.1.1 中国案例:刘店子 |
| 6.1.2 欧洲案例:阿博莱伦 |
| 6.2 以环境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 |
| 6.2.1 基本环境特点 |
| 6.2.2 开发自然潜力 |
| 6.2.3 搭建形态框架 |
| 6.3 以需求为导向的形态形成途径 |
| 6.3.1 基本需求特点 |
| 6.3.2 协作共建生活方式 |
| 6.3.3 自建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小城镇的“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作用特点 |
| 7.1 “自下而上”小城镇的形态共性特征 |
| 7.2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实现方式 |
| 7.2.1 以需求适应环境 |
| 7.2.2 以需求修正环境 |
| 7.2.3 以需求驾驭环境 |
| 7.3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形式变迁 |
| 7.3.1 典型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城市设计途径 |
| 7.3.2 “弱自下而上”途径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当代“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再生方式 |
| 8.1 设计师的角色 |
| 8.2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转化 |
| 8.2.1 为普通人提供指导——以“保留”为主的途径 |
| 8.2.2 直接提供专业设计——以“代行”为主的途径 |
| 8.2.3 制定形态发展框架——以“借鉴”为主的途径 |
| 8.3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在中国的推行方式 |
| 8.3.1 中国小城镇城市设计的现状和问题 |
| 8.3.2 针对不同对象的“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的创新点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案例来源 |
| 致谢 |
| 作者个人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关于沿海地区乡镇图书馆发展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D]. 刘上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战争与性别 ——抗战时期山东女性研究（1937-1945）[D]. 马金萍.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嘉靖“大倭寇”与北京的决策 ——以明代信息互动为中心[D]. 吴小漫.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明代江南地区社学与地方社会[D]. 韩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以环境和需求为导向的小城镇“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研究[D]. 林岩. 东南大学, 2019(01)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10]《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