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在英汉句法上的映现（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成[1]（2021）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片面性的语言哲学依据》文中指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西方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重要假说,这一假说又称为"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而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研究者则更倾向于主张"语言思维等同论"。从英语与汉语比较的视域看,可以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基因,语言结构与思维模式是相互照应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片面性恰好就是植根于英语语言系统本身;汉语语言系统决定了在探索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过程中往往会倾向于走向"语言思维等同论"。
王连柱[2]（2021）在《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愈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欲解决好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以国外受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讲述好“中国故事”,除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外,还应加强语言本体研究、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汉、印、阿、希四个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广泛的影响力,研究好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提出语言和文化沟通问题的解决方案,对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本研究选取汉、印、阿、希四种民族语言及其及物性系统作为跨语言比较研究的对象,以期增进人们对四种语言、四个民族的认识,让民族沟通之路更为通畅。纵观语言研究史可知,史上论及及物性这一重要且复杂语言现象的学者众多,总结来看,他们对及物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即（形态）句法及物性和语义及物性。最先从意义层面探讨语义及物性的学者是Halliday,其将及物性视为小句经验功能的一部分,作用是把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各种经验用“过程”“参与者”以及“环境成分”表达出来。Halliday和Fawcett的及物性系统主要是基于英语建构的,而每种语言都需要一个特定的、与该语言特征相适应的及物性系统。多位学者如Caffarel、Teruya和何伟已相继建构起针对法语、日语和汉语的及物性系统。此外,有些学者如Lavid、Matthiessen和何伟已经尝试开展及物性系统的跨语言比较或对比研究,或者类型学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还比较少,覆盖的语种和语料也不够丰富,且没有将语言比较或对比与文化、思维层面的阐释相结合,追问何以呈现此样不同。在汲取前人研究经验并指出问题与不足的基础上,本研究以Halliday的及物性理论以及何伟关于及物性系统建构的研究为指导,借助比较和对比等研究方法,探究汉、印、阿和希四语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共性和殊性,并从认知、思维及文化出发,对殊异背后所隐伏的深层动因进行解释,以期补益于人们对四种语言,以及它们背后的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及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及物性过程类型出发,本研究发现,四语的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有五点共性特征:丰富性、层次性、张力性、隐喻性和抽象性。丰富性指四语的及物性系统均拥有丰富的过程类型和多样化的参与者角色,都能够有效表征发生在物质和社会世界、心理世界和关系世界的认知经验。层次性指四语的及物性过程类型均可按照具化程度,区分为上层、基本层和下层过程,在进行语篇分析时,人们可以选择基于上层、基本层甚至是下层及物性过程进行分析。张力性指当受到使用语境、知识背景、生活经验等主客观条件“牵制”时,小句从本应属的某种过程类型变成了另一种过程类型,或者小句的过程类型难以分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隐喻性指一种及物性过程会被隐喻化为另外一种过程,与过程相关的参与者和环境的功能角色可能会随之出现变化。抽象性指四语及物性系统内部不同层次的过程之间存在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从及物性过程的语义配置结构出发,本研究发现,虽然四语及物性过程的语义配置结构均包含“过程”“参与者”和“环境”三种语义成分,但它们的相对序位、省略与凸显、整合程度等并不完全相同。汉语呈现出:1)“参与者”前置,“过程”通常不居于小句句首,“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略多,有一定位置自由度;2)“环境”前置,位置集中;3)有较高比例的“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居中,语义整合程度稍高等显着特征。印地语呈现出:1)“过程”后置,“过程”的位置固定、单一,“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最少;2)“环境”前置,位置集中;3)有一定数量的“参与者”省略;4)语义成分整合类型最少,语义整合程度最低等显着特征。阿拉伯语呈现出:1)“过程”和“参与者”均可前置,但以“过程”前置为主,“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最多,位置自由度最高;2)“环境”分散,位置自由度较高;3)没有“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较多,语义整合程度最高等显着特征。希腊语呈现出:1)“过程”和“参与者”均可前置,但以“参与者”前置为主,“过程”和“参与者”的位置关系种数较多,位置自由度较高;2)“环境”分散,位置自由度较高;3)有少量“参与者”省略;4)语义整合类型较多,语义整合程度较高等显着特征。四语在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上的殊异,是由四个民族不同的认知、思维直接导致的,但殊异产生的最终根源还在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理、自然和社会环境。汉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和儒道文化,及由其而生的事理逻辑思维、时间性思维、悟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顺序象似性认知、由背景到图形认知和非常强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紧密相关。印地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印民族的多元文化、宗教文化,及由其而生的论辩逻辑思维、带有随意性的时间性思维、直觉证悟思维和整体—分析中介型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背景到图形认知和较强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低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密切相关。阿拉伯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阿民族的沙漠游牧文化、外来文化和宗教文化,及由其而生的形式逻辑思维、空间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图形到背景认知和较弱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非常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希腊语所呈现出的殊异,与希民族的商贸文化、科学文化,及由其而生的形式逻辑思维、空间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突显象似性认知、由图形到背景认知和较弱的认知突显调控能力、较高的去范畴化努力程度紧密相关。探究不同语言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异同,并从认知、思维及文化出发,阐释殊异产生的根源,不仅有助于语言教学,而且对增进民族间的沟通与理解大有补益。
王敏辰[3]（2021）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英汉语强调句式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强调是语言的一种重要功能,而强调句式是实现强调的一种主要方式。学界对于强调句式在强调系统内的地位认识不足,未能全面梳理强调句式与其他强调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也没有形成强调句式的统一界定。与此同时,强调句式的对比研究局限在句法领域,而语义及语用方面的讨论还不够。有鉴于此,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指导,构建强调语义模型,明确强调句式在强调语义系统中的地位及本质特点,并从句法、语义和语篇三个层面对英汉语强调句式进行较为全面的对比分析,以期揭示英汉语强调句式的异同及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基于元功能思想,本研究指出强调是语义层面的概念,它以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等三大元功能为基础,帮助增强语言的元功能强度,包括概念意义的语义强度、人际意义的情态强度以及言语内容在语篇中的信息强度等等。换言之,强调功能不是自主功能,而是服务于元功能的附加功能。从级阶角度看,强调功能发生在语言的任何表达层面,包括语音/文字层、词汇语法层和语篇层,其中词汇语法层可以进一步分为词组层和小句层。总的来说,本研究以元功能为基础,从语言的三个连续层次建构了强调语义模型。就强调句式而言,它作为强调功能的体现方式之一,处于词汇语法层次系统的小句层面,与其他层面或者小句层面的其他强调手段相比,强调句式具有四个区别性特征:其一,强调句式位于或趋于小句层强调实现方式的“词汇-语法”连续统的语法极端。其二,强调句式具有特定的句法结构;其三,强调句式的标记词无实际语义,也不自带对比重音。其四,强调句式不受制于语篇分布规则,其强调功能属于结构的必要功能。基于以上特点,本研究从元功能角度,对强调句式作出如下界定:强调句式指的是语言在词汇语法层通过特定的句法结构凸显小句中某个成分或者部分内容,增强该成分的信息强度,并同时强化凸显成分的经验意义或者人际意义,从而引起或者提醒听话者/读者注意被强化的经验意义或者人际意义。接着,按照凸显成分的功能语义范畴,强调句式被分为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和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前者包括参与者角色凸显型强调句式、环境成分凸显型强调句式和情形凸显型强调句式,后者包括判断凸显型强调句式和评价凸显型强调句式。根据“语义为中心,形式体现意义”的功能描述思想,英汉语各类强调句式在句法和语义上有如下异同:就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而言,英语和汉语都可以凸显以下几类经验成分,即动作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交流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等六种过程所期待的参与者角色,跨度、位置、方式、原因、或然、伴随、角色和角度等八种环境成分,以及动作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交流过程和行为过程所建构的情形。此外,强调句式与既定意义相同的原式小句具有两种可能的语义关系,一是强调句式与原式小句的经验意义相同,二是强调句式是原式小句发生概念隐喻的结果,这可能会引起原始经验意义发生改变。除共性外,英语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和汉语经验凸显型的主要差异在于二者的主要强调标记的句法功能和语法性质差异。英语中,强调标记“be”具有两种句法功能,分别是“it be x that/wh-疑问词……”（“x”代表凸显成分）结构中与“it”组成强势语气成分的操作词和“wh-疑问词……bex”结构（包括其变形形式“all/the-名词词组+be+x”）中的主要动词。汉语中,关键强调标记“是”与次要强调标记“的”组成四种句法结构,分别为“是1…x…的”“……的是2 x”“是2x的”和“是3x的”。在此,“是1”发挥操作词功能,“是2”发挥谓体功能,“是3”发挥推断状语功能。语法性质上,英语的强调标记“be”具有限定性,且位置固定,凸显成分紧随其后,而汉语的强调标记“是”无限定性,位置多变,可与凸显成分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就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而言,英语和汉语的凸显成分语义范畴一致,涉及六类判断意义,即可能性、惯常性、真实性、明显性、义务性、意愿性,和七类评价意义,即情绪反应、认知反应、行为规范、行为人属性、潜力、实体价值和环境。然而,英汉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强调产生机制不同,这同时引起体现形式上的差异。英语中,表示判断/评价意义的凸显成分与被判断/评价项目以两个独立命题的形式呈现,并且凸显成分由主位引发语“it be”引出而成为主位焦点,因此英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句法结构为:it[主语]+be[主要动词]+x[补语]+被判断/评价项目[补语]。汉语中,存在三种强调方式:一是添加传信语气词“是”和“的”以增强肯定语气,其中“是”位于谓体之前,“的”位于句尾,它们不会改变原式小句的基本句法结构;二是使用“的字结构”使人际意义经验化,以强化命题或者提议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结构为“被判断/评价项目[主语]+是[谓体]+x-的[补语]”;三是通过“连x都/也y”结构蕴含的非常规判断意义,加强事件真实性或者评价的正确性。在这种结构中,“连”发挥介谓体的功能,用来引出部分凸显内容“x”从语篇角度,本研究考察了英汉语强调句式在小说、新闻和剧本三类语篇中的分布情况。研究发现,英汉语强调句式的总体分布情况相同:剧本语篇>小说语篇>新闻语篇。从语体角度看,在英语书面语篇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出现频率高于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在口语语篇中情况相反,而在汉语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出现频率始终低于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局部来看,英汉语强调句式的分布特征有三:其一,参与者角色凸显型强调句式在英语和汉语任何语篇类型中都是最为常见的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其二,英汉语各类强调句式在每类语篇中的常见性等级序列不同;其三,英汉语各类强调句式在每类语篇中的出现总频率不同。在小说和剧本中,英语强调句式的总频率低于汉语,而在新闻中,却高于汉语。总的来看,英汉语强调句式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主要受到以下两点影响:首先,三类语篇特点造成了上述的总体分布特征。就小说语篇和剧本语篇而言,它们描述完整的故事,涉及多个事件、多种视角等,这为各类强调句式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新闻报道遵循“篇幅最小化、信息最大化”的原则,更常使用强调词汇而非强调句式,因此新闻语篇中强调句式出现频率低于小说语篇和剧本语篇。其次,英汉语强调句式的主客观特点决定了它们在不同语篇中的出现频率差异。由于英语强调句式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它符合新闻语篇客观、严谨的文风,因而英语强调句式更常出现在新闻语篇中,而汉语强调句式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这不符合新闻语篇特点,所以它较少出现在新闻语篇中,而更常出现在不需要保持客观、中立的语篇中。然后,从话语生成和发展角度,本研究指出英汉语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在语篇中主要发挥以下几种话语功能:修正话语、发起话题、延续话题、转换话题和总结话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主要发挥四种功能,即主导观点、推动观点、对照观点和总结观点。最后,本研究发现了引起英汉强调句式异同的历时因素、认知因素和思维因素。历时上,英语强调标记“be”和汉语强调标记“是”的起源不同,这导致了二者的语法性质差异。“be”的发展路线为:动词→系动词→强调标记,“是”的发展路线为:指示代词→系动词→强调标记。相比而言,“be”具有动词起源,所以含有动词的屈折变化的特点,而“是”由指示代词发展而来,没有动词来源,既没有限定性,也不发生屈折变化。认知上,英汉民族都按照舞台模型感知强调现象。不同的是,英语民族将凸显成分置于固定的图形位置,按照从图形到背景的顺序进行认知,而汉语民族运用强调标记激活无固定位置的凸显成分,按照自然顺序进行认知。思维模式上,英语强调句式在客体思维、分析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影响下,具有客观性、“强调部分-非强调部分”二分性和抽象性等特点,而汉语强调句式在主体思维、整体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作用下,呈现主观性、整体把握性和具体性等特点。总而言之,本论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资源数据库建设与汉外对比研究”（19ZDA319）的部分研究成果,建构了强调语义模型,并基于元功能思想提出了强调句式的界定以及分类,这将有助于深入强调结构在语义方面的理论研究。另外,通过对英语和汉语强调句式的对比性描述和解释,本研究揭示了英汉语言的相关特点,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比领域的发展,为语篇分析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蒋知洋[4]（2020）在《《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义即概念化,是基于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心智现象,是主客互动的结果。Langacker（1987:183）依据语言表达式语义标示实体的性质,将语义分为名词性和关系性两种类别。用例事件即特定语境中的语言表达式,是语义的载体。有据于此,本研究将用例事件细化为名词性用例事件和关系性用例事件,关系性用例事件又包括“过程”和“非时间性关系”,“过程”体现为动词,“非时间性关系”体现为形容词、介词等。为使研究发现更系统清晰,本文将名词性用例事件从“具象”和“抽象”的视角进行了分类。《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瑰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霍译本是举世公认的传世佳译。翻译即译意,但纵览文献,对《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的分析多以西方翻译理论为指导,聚焦于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探讨,研究发现停留在翻译体会的感悟和经验总结的层面上,鲜有对概念化过程和方式的探讨,因而难有实质突破。因此,本研究依据语言对比“形式入手,语义为本,思维为标”的纲要,遵循“广泛观察——充分描写——合理解释”的路径,以心智哲学理论为支撑理论,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辅助理论,综合运用了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和反溯推理法,对前八十回相关例证语料进行了穷尽性搜索,继而对语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旨在发现《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并解释其异同的深层认知机理。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1）“用例事件S（Source）”和“用例事件T（Target）”的生成过程和方式是怎样的?（2）《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3）《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4）《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是什么?本研究对“用例事件S（Source）”和“用例事件T（Target）”的生成过程和方式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事件E”是语言运用意识活动发生的依据,“用例事件S”则是意识活动对“事件E”的描摹。译者基于“用例事件S”通过体验心智对“事件E”进行还原,但因为译者和作者体验心智的固有差异,重现“事件E”成为无法实现的美好期许,只能达至接近“事件E”的“事件E’”。译者基于“事件E’”,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的格式塔转换生成“用例事件T”。这一过程的发生机制与用例事件S的生成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关于两者之间共性与差异的探讨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在本研究中,“用例事件S”即“用例事件C”,“用例事件T”即“用例事件H”。“用例事件C”和“用例事件H”并非是对“原文”和“译文”简单的标签替换,而是在心智哲学理论观照下对语言表达生成过程和方式的深入探讨。关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名词性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本研究从文化的视角进行论述,按照奈达对文化的五种分类展开,即“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具象类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抽象类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在“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中,“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气象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地理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建筑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茶酒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异指类人称代词”,依据是Langacker（1987:242）指出代词完全满足认知语法对名词词类的定义。研究发现,C/H在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方面的共性主要有:（1）C/H形式表征相似;（2）C/H语义指向相似;差异主要有:（1）在气象文化方面,C完备明晰,H隐略婉曲;在地理文化方面,C一语双述,H表里取一;（2）在建筑文化方面,C兼蓄深隽,H简约平实;在茶酒文化方面,C主观茶酒表征隐晦,H主观茶酒表征直观;（3）在社会文化方面,C重主观人情,H重客观事情。本研究基于对比所得的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在“抽象类名词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中,“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论述了“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和“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语言文化名词”论述了“矛盾用例事件”和“仿拟用例事件”。研究发现,C/H在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方面的共性主要有:（1）C/H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阿弥陀佛”和“菩萨”的原型义表征相似;（2）C/H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神仙”的专指程度均较低;（3）C/H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无事忙”表层形式的相悖性和深层语义的和谐性;差异主要有:（1）在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方面,C一词多义,H一义多词;（2）在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仿拟”方面,C重语义相邻,H重音形相似。本章基于对比所得的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关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本研究首先从“真实位移SV”和“虚拟位移S’V”的角度探讨了“过程性用例事件共性和差异”,然后从“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和“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的角度探讨了“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共性和差异”。本研究发现C/H在关系性用例事件上的共性主要有:（1）在过程性用例事件方面,C/H真实位移表征中位移动词V均不可或缺,虚拟位移表征中位移主体S’本质上是静态的;（2）在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方面,C/H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具有超常性;（3）C/H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的不完备性及评价义建构的相似性;差异主要有:（1）在真实位移表征方面,C重动词点位标记,H重介词点位标记;在虚拟位移表征方面,C重静态描写,H重动态刻画;（2）在异指类形容词构式A’N方面,C的陌生化与H的常规化;（3）在非对称类介词构式“我把你个”方面,C的处置义支撑与H的处置义缺失。本研究基于对比所得的关系性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从心智哲学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认知阐释。本研究通过归纳提炼发现,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和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均可以通过统一的认知模式进行阐释,即认知主体C/H在语言表达的意识活动过程中,在主观意向性的主导下,在客观语境的制约下,以“事件E”/“事件E’”为关指的意向内容,基于心物随附性的心智体验,以类似或不同的心理状态、心理取向和心理估量对意向内容进行表征,进而生成映现当下语境中“事件E”/“事件E’”的恰切“用例”。这一解释过程即认知主体C/H基于“事件E”/“事件E’”获得原初意识感觉,通过回忆、联想和想象的格式塔转换进而生成反思意识感受的过程。格式塔转换包括由相邻律、相似律和显隐律等生成的效应。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相邻律对应转喻思维机制,相似律对应隐喻思维机制,属于建构语义的概念化方式;显隐律则体现为语形表征手段,关系到用例事件中成分的呈现方式,如前置、后置、突显或隐略等。由此用以支撑本研究的心智哲学理论下意识、意向性、心物随附性和感受质四个维度便实现了有效联动,本研究也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心智哲学视域下《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概念化方式和经验标记形式的系统性认知对比研究还很鲜见,而此类研究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真实体现。本研究遵循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进路,基于《红楼梦》及其霍译本用例事件的“果”,以心智哲学理论为支撑,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辅助,通过反溯其概念化过程推导出用例事件的“因”,契合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可以为“红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可以从更深层次的心智层面揭示《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成为不朽经典的原因,可以服务于外汉语言对比和教学研究,可以为汉语经典着作的解读和中国丰赡文化的传播做出切实的贡献。
余平[5]（2020）在《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研究》文中认为翻译的认知研究肇始于20世纪中后期,不过直到21世纪初R.M.Martín提出“认知翻译学”这一术语,认知翻译学才获得了极大关注。认知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主张将认知科学及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为翻译学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范畴与范畴化是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范畴化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可以有效规避中西传统译论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审思翻译的范畴属性。按照上述思路,很多翻译研究者在翻译范畴转换的模式、过程以及策略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1）以往研究虽能指出翻译是范畴之间的转换活动,但范畴转换的过程和模式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挖掘;（2）以往研究以对翻译现象的描写为主,解释性研究较少,即是说,他们并未交代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理据。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和范畴化理论,探讨翻译的范畴转换,旨在构建翻译的范畴转换模式,揭示翻译的范畴转换过程,并通过英汉翻译实例,探讨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为什么可以进行范畴转换这一根本性问题,挖掘翻译范畴转换背后的认知理据,以期拓展和完善认知翻译学理论,进一步深化认知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讨论和解决以下问题:（1）认知范畴观下,翻译的本质和属性是什么?（2）翻译范畴转换的具体模式是什么?（3）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为什么可以进行范畴转换?其认知基础和认知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项以范畴转换为基础的认知活动,即是说,翻译是一个由源语范畴到目标语范畴的动态转换过程。翻译具有原型范畴属性,翻译的诸多属性和话题都是依据翻译的原型特征界定的。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存在范畴对等、范畴错位和范畴空缺三种范畴关系。这三种范畴关系的存在与翻译范畴的文化依存性紧密相关。不同类型文化依存词的形成是由于各民族具身体验的不同。不同的体验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型和认知方式,这在语言上必然会留下印记,导致不同语言之间表征方式的差异,形成诸多对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依赖程度不同的文化依存词,进而导致这三种范畴关系的存在。第二,由源语范畴到目标语范畴的转换模式主要由语言范畴转换模式和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组成。在翻译实践中,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经历了范畴替换、范畴整合、再范畴化和跨范畴化等认知操作过程。该过程以原型范畴和理想化的认知模型为参照。此外,实现源语和目标语的信息对等,不仅需要语言层面（词汇、句法、语义、语用、文体等）的范畴转换,还可能涉及社会、文化等非语言层面的范畴转换。第三,翻译是具有隐喻性和转喻性的范畴转换活动。隐喻性体现在翻译具有隐喻的本质特征,即在范畴转换时需要借助范畴之间的相似性用目标语范畴来解读源语范畴。转喻性体现在翻译范畴转换的过程中。在范畴转换时,译者首先对源语范畴进行理解和解构,然后在目标语中寻找对应的范畴进行建构和表达。这一过程体现了“一范畴代另一范畴”的转喻操作。第四,翻译的范畴转换受具身认知和象似性的制约,并以此为理据。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对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进行分析,不仅要考虑语言结构,还要考虑概念结构或经验结构,实现源语和目标语概念结构的对等。此外,译者还需具备一定的象似性意识,尽可能地挖掘文字背后隐藏的语言象似性特征,以达到“以形传神”“形神皆似”理想的转换效果。认知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本研究在该范式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和范畴化理论,构建了翻译范畴转换的模式,探讨了翻译的范畴转换过程,并揭示了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理据。本研究构建的翻译范畴转换模式是对以往翻译过程研究的有效补充。此外,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研究作为认知翻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展和完善认知翻译学理论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张嘉越[6]（2020）在《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及分布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系统功能视角出发,对英汉数量词组的句法功能和结构成分的分布进行对比研究,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在小句层面,英汉数量词组具有哪些句法功能特点?二是在词组层面,英汉数量词组内部结构成分具有哪些句法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及句法分布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在句法功能方面,英汉数量词组在小句中均可填充主语、状语和补语,各个成分比重差别不显着。但是,不同于汉语数量词组,英语数量词组不能填充主要动词和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在结构成分分布方面,英汉数量词组之间存在显着差异。就量额与调节项而言,英汉数量词组量额均位于调节项之前,而相较于英语,汉语此类情况出现更频繁。就量额与数量词组完成语而言,英语数量词组量额较多位于数量词组完成语之前,而汉语数量词组则相反。就调节项与数量词组完成语而言,英语数量词组调节项较多位于数量词组完成语之前,而汉语亦相反。分析得出:在小句层面,从语言角度来看,英语是综合分析语,语法是“硬”的。汉语是典型的分析语,语法是“软”的。从认知角度来看,英语以施事者为导向,汉语则以受事者为导向。从思维角度来看,英语注重理性思维、抽象思维和个体思维。汉语则注重悟性思维、具象思维和整体思维。从文化角度来看,英语民族受法理文化影响,注重语言规则。汉语民族受情理文化影响,注重因情因理变通。在词组层面,从语言角度来看,英语呈现“头大尾小”的特点,汉语呈现“头小尾大”的特点。从认知角度来看,英语倾向由“图形”到“背景”的认知模式。汉语反之,并兼顾事物逻辑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从思维角度来看,英语注重分析思维,语序上优先核心信息点,汉语注重综合思维,语序上优先外在环境因素。从文化角度来看,英语民族受“以右为尊”文化影响,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右分叉”的特点。汉语民族受到“以左为尊”文化影响,在语言形式上体现“左分叉”的特点。
邓若晨[7]（2020）在《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和句法分布对比研究 ——以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和《围城》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宏观指导下,基于以加的夫语法为主要模式的功能句法理论,本研究从小句层面和词组层面对英汉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和句法分布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旨在明确英汉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和句法分布在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并试图探求背后原因。通过对比量化统计结果,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英汉整体篇章的维度,英语介词短语的使用频次远超汉语。第二、就句法功能而言,英汉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在小句层面有两个共性:其一是英汉介词短语在小句层面最典型的句法功能均为充当状语,非典型的句法功能均为充当主语;其二,在两本小说中,英汉介词短语作主语、补语和状语时的数量差异,均表现为:状语>补语>主语。而在词组层面,有一个共性和一个差异:共性表现为英汉介词短语在词组层面的非典型的功能均是填充介词短语的介补语。差异表现为在英语中介词短语填充名词词组修饰语的情况最多,而在汉语中介词短语填充性质词组完成语的情况最多。第三、结合句法功能,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分布的具体情况在小句层面上有一个共性和三个差异:共性表现为英汉介词短语作补语时,介词作为主要动词延长成分或谓体延长成分与小句中的主要动词或谓体共同表达“过程”意义的这一情况数量上要多于介词短语独立作补语的情况。差异表现在:其一,英语介词短语的典型句法分布是作状语,位于小句主要动词之后,而汉语介词短语的典型句法分布是作状语,位于小句主语与谓体之间;其二,汉语介词短语还存在一种非典型句法分布,即作状语且位于小句谓体之后;其三,汉语中作状语位于句首的情况要比英语多。而在词组层面,英汉介词短语的句法分布则有一个共性和两个差异。共性表现在英汉介词短语填充介补语时,没有位置上的不同。差异表现在:其一,英语介词短语填充名词词组修饰语时,介词短语作为修饰成分位于中心词之后,而在汉语中,此类情况位于中心词之前;其二,英语介词短语填充性质词组或数量词组完成语时,介词短语作为完成语位于中心词之后,而在汉语中此类情况位于中心词之前。基于对比结论,本研究从英语语言维度、民族认知维度,民族思维维度以及民族文化维度对其产生量化差异的背后原因进行探究,认为由于西方民族起源于海洋文明,东方民族起源于农耕文明,不同的文明造成了两个民族认知方式的差异,即西方民族先图形后背景,东方民族先背景后图形。认知方式的差异又导致了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的差别,进一步影响了中西民族的语言表达,使得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和句法分布上产生了差异。
刘微[8]（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认为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孙吉娟[9]（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缪丽伟[10]（2020）在《和合翻译理论视域下的《红楼梦》传统服饰文本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华民族“一带一路”合作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中国一直以“衣冠古国”而闻名于世,因而传统服饰文本的外译有利于我国传统服饰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记载了中华民族丰富、详实的传统服饰文化,书中淋漓尽致的服饰描写形神兼具,映现了社会和时代气息,值得反复推敲和研究。和合翻译理论作为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基于冲突与融合的和合学框架,提出了五个核心内涵,即和合翻译本体观、和合翻译伦理观、和合翻译认识观、和合翻译审美观及和合翻译文化观,论述翻译活动中的人与语言和合起来的合理性,这为翻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以和合翻译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支撑,选取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及霍克斯、闵福德的《红楼梦》全译本为研究语料,采用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分析为辅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红楼梦》传统服饰文本译例的具体分析,探讨和合翻译理论在《红楼梦》两译本中服饰文本翻译的体现形式,进而总结和合翻译理论在典籍传统服饰文本翻译中的优越性,并尝试对和合翻译理论视域下传统服饰文本翻译模式进行建构。研究得出了以下发现:首先,《红楼梦》传统服饰文本翻译的和合主要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纵向维度上表现为传统服饰文本翻译主体间在“往古、现今和将来”序态中的和合,横向维度上表现为翻译主体和客体间在“语言、文化和艺术”层面的和合;其次,和合翻译理论以其主客体交融的动态视角对典籍传统服饰文本翻译的过程和属性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具备一定的理论优势;最后,译者可以基于和合翻译理论五个核心内涵下传统服饰文本翻译的模式建构,实现原文和译文的和合共生。综上所述,和合翻译理论在传统服饰文本翻译上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为当前典籍翻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推进中华典籍外译,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的对外传播和交流。
二、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在英汉句法上的映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在英汉句法上的映现（论文提纲范文）
（1）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片面性的语言哲学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一、英汉语言产生的物质基础 |
| （一）英语诞生于“天人相争”的物质基础 |
| 1. 英语诞生的自然物质基础。 |
| 2. 英语诞生的社会物质基础。 |
| （二）汉语诞生于“天人合一”的物质基础 |
| 1. 汉语诞生的自然物质基础。 |
| 2. 汉语诞生的社会物质基础。 |
| 二、英汉句法及思维方式对比 |
| （一）“天人二分”与“天人合一”的句法 |
| 1.“天人二分”的英语句法。 |
| 2.“天人合一”的汉语句法。 |
| （二）刚性句法和柔性句法 |
| 1. 英语句法的刚性。 |
| 2. 汉语句法的柔性。 |
| （三）外倾性句法与内倾性句法 |
| 1. 英语外倾性的句法。 |
| 2. 汉语内倾性的句法。 |
| （四）物称主语与人称主语 |
| 1. 英语的物称主语。 |
| 2. 汉语的人称主语。 |
| （五）名词化倾向与动词化倾向 |
| 1. 英语的名词化倾向。 |
| 2. 汉语的动词化倾向。 |
| 三、结语 |
（2）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语种和语料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及物性研究综述 |
| 2.1 引言 |
| 2.2 及物性 |
| 2.2.1 句法及物性 |
| 2.2.2 语义及物性 |
| 2.3 及物性系统 |
| 2.3.1 悉尼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2 加的夫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3 融合模式下的及物性系统 |
| 2.3.4 其他及物性系统 |
| 2.4 及物性系统的比较或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
| 2.4.1 双语比较或对比 |
| 2.4.2 多语比较或对比及类型学研究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及物性理论及及物性、及物性系统的层次归属 |
| 3.2.2 及物性和及物性系统的概念 |
| 3.2.3 及物性系统的建构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总体设计 |
| 3.3.2 语料的处理与使用 |
| 3.3.3 语言与认知、思维和文化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共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4.1 引言 |
| 4.2 丰富性 |
| 4.2.1 及物性系统丰富性的世界经验基础 |
| 4.2.2 及物性过程的丰富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2.3 及物性过程的丰富性与语篇分析: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3 层次性 |
| 4.3.1 及物性系统层次性的生物学基础 |
| 4.3.2 及物性系统的层次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3.3 及物性过程的层次性与语篇分析: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4 张力性 |
| 4.4.1 何谓张力性 |
| 4.4.2 及物性系统的张力性:一种跨语言共性 |
| 4.4.3 一种认知经验与多种经验过程: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4.4 一种经验过程与多种认知经验: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5 隐喻性 |
| 4.5.1 隐喻性的思维基础 |
| 4.5.2 及物性隐喻:从“一致式”到“隐喻式” |
| 4.5.3 及物性隐喻的跨语言普遍性:以汉、印、阿、希四语的语篇为例 |
| 4.6 抽象性 |
| 4.6.1 何谓抽象性 |
| 4.6.2 及物性系统的相对抽象性:以汉、印、阿、希四语的小句为例 |
| 4.6.3 不同层次及物性过程的相对抽象性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殊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5.1 引言 |
| 5.2 “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陈述语气小句视角 |
| 5.2.1 关于序位和语气 |
| 5.2.2 汉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3 印地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4 阿拉伯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5 希腊语陈述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2.6 “过程”与“参与者”序位的跨语言比较:陈述语气小句视角 |
| 5.3 “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感叹语气小句视角 |
| 5.3.1 关于感叹语气 |
| 5.3.2 汉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3 印地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4 阿拉伯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5 希腊语感叹语气小句中“过程”与“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3.6 “过程”与“参与者”序位的跨语言比较:感叹语气小句视角 |
| 5.4 “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1 关于“环境” |
| 5.4.2 汉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3 印地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4 阿拉伯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5 希腊语小句中“环境”与“过程”和“参与者”的相对序位 |
| 5.4.6 “环境”序位的跨语言比较 |
| 5.5 “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与凸显 |
| 5.5.1 关于省略 |
| 5.5.2 汉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3 印地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4 阿拉伯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5 希腊语语篇中“参与者”或“过程”的省略 |
| 5.5.6 “参与者”或“过程”省略的跨语言比较 |
| 5.6 “参与者”“过程”等语义成分的分立与整合 |
| 5.6.1 关于语义成分的分立与整合 |
| 5.6.2 汉、印、阿、希语中“复合参与者”现象 |
| 5.6.3 汉、阿、希语中“过程”和“参与者”的重合 |
| 5.6.4 阿、希语中“参与者”同“过程”的并合 |
| 5.6.5 语义成分分立与整合的跨语言比较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从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及民族文化看殊性:以汉、印、阿、希四语为例 |
| 6.1 引言 |
| 6.2 民族认知、民族思维和民族文化 |
| 6.3 从民族认知看殊性 |
| 6.3.1顺序象似性（自然顺序）和突显象似性（规约顺序） |
| 6.3.2 由背景到图形和由图形到背景 |
| 6.3.3 认知突显与不突显 |
| 6.3.4 范畴化与去范畴化 |
| 6.4 从民族思维看殊性 |
| 6.4.1 事理逻辑（类比）思维（汉）、形式逻辑（演绎）思维（希、阿）和论辩逻辑（演绎+类比）思维（印） |
| 6.4.2 时间性思维（汉）、空间性思维（希、阿）和带有随意性的时间性思维(印） |
| 6.4.3 悟性（直觉）思维（汉）、理性（逻辑）思维（希、阿）和直觉证悟思维（印） |
| 6.4.4 整体性/综合性思维（汉）、分析性思维（希、阿）和整体—分析中介型思维（印） |
| 6.5 从民族文化看殊性 |
| 6.5.1 农耕文化（汉）、商贸文化（希）、沙漠游牧文化和外来文化（阿）及多元文化（印） |
| 6.5.2 儒道文化（汉）、科学文化（希）和宗教文化（阿、印）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发现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 |
| 7.4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术语缩略表 |
| 附录2 参与者角色术语缩写表 |
| 附录3 英汉姓名对照表 |
| 附录4 英汉术语对照表 |
| 附录5 语言标注指南 |
| 附录6 汉语文本语料 |
| 附录7 印地语文本语料 |
| 附录8 阿拉伯语文本语料 |
| 附录9 希腊语文本语料 |
（3）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英汉语强调句式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术语缩写表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
| 1.3 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结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英语强调句式的研究 |
| 2.2.1 英语强调句式的句法研究 |
| 2.2.2 英语强调句式的语义-语用研究 |
| 2.3 汉语强调句式的研究 |
| 2.3.1 汉语强调句式的句法研究 |
| 2.3.2 汉语强调句式的语义-语用研究 |
| 2.4 英汉语强调句式的对比研究 |
| 2.5 小结 |
| 3 理论基础 |
| 3.1 引言 |
| 3.2 基本理论 |
| 3.2.1 元功能思想 |
| 3.2.2 功能句法理论 |
| 3.3 强调句式的描写 |
| 3.3.1 强调语义模型 |
| 3.3.2 强调句式的界定 |
| 3.3.3 强调句式的分类 |
| 3.3.4 强调句式的分析框架 |
| 3.4 小结 |
| 4 英汉语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对比 |
| 4.1 引言 |
| 4.2 英语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句法-语义分析 |
| 4.2.1 英语参与者角色凸显型强调句式 |
| 4.2.2 英语环境成分凸显型强调句式 |
| 4.2.3 英语情形凸显型强调句式 |
| 4.3 汉语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句法-语义分析 |
| 4.3.1 汉语参与者角色凸显型强调句式 |
| 4.3.2 汉语环境成分凸显型强调句式 |
| 4.3.3 汉语情形凸显型强调句式 |
| 4.4 英汉语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对比分析 |
| 4.4.1 英汉语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形式对比 |
| 4.4.2 英汉语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的语义对比 |
| 4.5 小结 |
| 5 英汉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对比 |
| 5.1 引言 |
| 5.2 英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句法-语义分析 |
| 5.2.1 英语判断凸显型强调句式 |
| 5.2.2 英语评价凸显型强调句式 |
| 5.3 汉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句法-语义分析 |
| 5.3.1 汉语判断凸显型强调句式 |
| 5.3.2 汉语评价凸显型强调句式 |
| 5.4 英汉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对比分析 |
| 5.4.1 英汉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形式对比 |
| 5.4.2 英汉语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语义对比 |
| 5.5 小结 |
| 6 英汉语强调句式的语篇考察 |
| 6.1 引言 |
| 6.2 英汉语强调句式的语篇分布 |
| 6.2.1 语料说明 |
| 6.2.2 数据统计 |
| 6.2.3 总体分布异同 |
| 6.2.4 局部分布异同 |
| 6.2.5 小结 |
| 6.3 英汉语强调句式的话语功能 |
| 6.3.1 经验凸显型强调句式的话语功能 |
| 6.3.2 人际凸显型强调句式的话语功能 |
| 6.4 英汉语多重强调现象 |
| 6.5 小结 |
| 7 英汉语强调句式异同释因 |
| 7.1 引言 |
| 7.2 历时因素 |
| 7.3 认知因素 |
| 7.4 思维因素 |
| 7.5 小结 |
| 8 结语 |
| 8.1 引言 |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 8.3 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 |
| 2.2 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 |
| 2.3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
| 2.4 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本研究 |
| 2.5 心智哲学与翻译研究 |
| 2.6 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心智哲学理论 |
| 3.1.1 意识 |
| 3.1.2 意向性 |
| 3.1.3 心物随附性 |
| 3.1.4 感受质 |
| 3.2 构式语法理论 |
| 3.2.1 构式的界定 |
| 3.2.2 构式的基本特征 |
| 3.2.3 构式语法的优势以及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四章 心智哲学视域下用例事件S/T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1 用例事件S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1.1 现实世界与原初感觉:事件的本体性 |
| 4.1.2 反思感受与语言表达:用例事件的摹状性 |
| 4.2 用例事件T的生成过程与方式 |
| 4.2.1 理解阶段 |
| 4.2.1.1 从用例事件S到事件E’还原 |
| 4.2.1.2 从事件E’原初感觉到事件E’反思感受 |
| 4.2.2 表达阶段:从事件E’反思感受到用例事件T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5.1 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 |
| 5.1.1 气象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1.1.1 C/H风向表征相似 |
| 5.1.1.2 C/H语义指向相似 |
| 5.1.1.3 C的完备明晰与H的隐略婉曲 |
| 5.1.2 地理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1.2.1 C/H均以“虚幻”表征“真实” |
| 5.1.2.2 C的一语双述与H的表里取一 |
| 5.2 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1 建筑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1.1 C/H形式表征相似 |
| 5.2.1.2 C/H语义指向相似 |
| 5.2.1.3 C的兼蓄深隽与H的简约平实 |
| 5.2.2 茶酒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2.2.1 C和H客观茶酒表征的相似突显 |
| 5.2.2.2 C和H客观茶酒表征的相异突显 |
| 5.2.2.3 C主观茶酒表征的隐晦性与H主观茶酒表征的直观性 |
| 5.3 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1 异指类自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1.1 C/H人称异指均鲜见 |
| 5.3.1.2 C/H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3.2 异指类对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2.1 C/H数异指均无 |
| 5.3.2.2 C/H人称异指的相似表征 |
| 5.3.2.3 C/H人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3.3 异指类他称代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5.3.3.1 C/H数异指均无 |
| 5.3.3.2 C/H人称异指的相似表征 |
| 5.3.3.3 C/H人称异指的相异表征 |
| 5.4 具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1 生态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2 物质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4.3 社会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6.1 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1 佛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1.1 C/H原型义表征相似 |
| 6.1.1.2 C/H引申义表征相异 |
| 6.1.2 道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1.2.1 C一词多义,H一义多词 |
| 6.1.2.2 C/H的低专指性 |
| 6.2 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 |
| 6.2.1 矛盾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2.1.1 C/H表层矛盾义的相异表征 |
| 6.2.1.2 C/H深层和谐义的相似建构 |
| 6.2.2 仿拟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6.2.2.1 C/H相似的形式表征 |
| 6.2.2.2 C的语义相邻性与H的音形相似性 |
| 6.3 抽象类名词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3.1 宗教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3.2 语言文化名词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红楼梦》及其霍译本关系性用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及其认知机理 |
| 7.1 过程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7.1.1 真实位移过程用例事件SV的共性和差异 |
| 7.1.1.1 V的不可或缺性 |
| 7.1.1.2 C的动词点位标记与H的介词点位标记 |
| 7.1.2 虚拟位移过程用例事件S’V的共性和差异 |
| 7.1.2.1 S’的静态本质 |
| 7.1.2.2 C的静态性与H的动态性 |
| 7.2 非时间性关系用例事件C/H的共性和差异 |
| 7.2.1 异指类形容词用例事件A’N的共性和差异 |
| 7.2.1.1 A’N的超常性 |
| 7.2.1.2 C的陌生化与H的常规化 |
| 7.2.2 非对称类介词用例事件“我把你这+NP”的共性和差异 |
| 7.2.2.1 C/H处置义表征均不完备 |
| 7.2.2.2 C/H评价义的相似建构 |
| 7.2.2.3 C的处置义支撑与H的处置义缺失 |
| 7.3 关系性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1 过程用例事件C/H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2 异指类形容词用例事件A’N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3.3 C/H非对称处置构式共性和差异的认知机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发现和创新 |
| 8.2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
| 1.1.2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
| 1.1.3 范畴化与翻译研究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
| 1.4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语言学范式的嬗变与翻译研究 |
| 2.2.1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
| 2.2.2 转换生成语法与翻译研究 |
| 2.2.3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
| 2.2.4 语用学与翻译研究 |
| 2.3 认知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 2.3.1 翻译的认知研究 |
| 2.3.2 认知翻译的知识图谱研究 |
| 2.3.3 认知翻译学 |
| 2.3.4 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
| 2.4 范畴化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 2.4.1 翻译语篇类型研究 |
| 2.4.2 翻译的基本问题研究 |
| 2.4.3 翻译实践研究 |
| 2.4.4 翻译过程中范畴对应现象研究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引言 |
| 3.2 经典范畴理论 |
| 3.2.1 经典范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2.2 经典范畴理论存在的问题 |
| 3.3 原型范畴理论 |
| 3.3.1 原型范畴理论提出的背景 |
| 3.3.2 原型结构的特征 |
| 3.4 范畴化的层次 |
| 3.4.1 基本层次范畴 |
| 3.4.2 上位层次范畴 |
| 3.4.3 下位层次范畴 |
| 3.5 范畴的分类及其属性特征 |
| 3.6 小结 |
| 第4章 翻译的原型属性与范畴关系 |
| 4.1 引言 |
| 4.2 翻译范畴的原型属性 |
| 4.2.1 翻译的界定 |
| 4.2.2 翻译范畴的边界 |
| 4.2.3 翻译研究的话题 |
| 4.3 源语与目标语的范畴关系 |
| 4.3.1 范畴对等 |
| 4.3.2 范畴错位 |
| 4.3.3 范畴空缺 |
| 4.4 小结 |
| 第5章 翻译范畴转换的模式 |
| 5.1 引言 |
| 5.2 语言范畴转换模式 |
| 5.2.1 词类范畴转换 |
| 5.2.2 时体态范畴转换 |
| 5.2.3 句法范畴转换 |
| 5.2.4 语义范畴转换 |
| 5.2.5 语用范畴转换 |
| 5.2.6 文体范畴转换 |
| 5.3 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 |
| 5.3.1 对等范畴转换 |
| 5.3.2 错位范畴转换 |
| 5.3.3 空缺范畴转换 |
| 5.4 小结 |
| 第6章 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基础及认知机制 |
| 6.1 引言 |
| 6.2 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基础 |
| 6.2.1 具身认知 |
| 6.2.2 文化模型 |
| 6.3 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机制 |
| 6.3.1 隐喻 |
| 6.3.2 转喻 |
| 6.3.3 象似性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发现和主要贡献 |
| 7.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及分布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语料来源 |
| 1.5 论文结构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引言 |
| 2.2 英汉数量意义体现形式研究回顾 |
| 2.3 英汉数量词组概念界定 |
| 2.4 英汉数量词组及其对比研究回顾 |
| 2.5 理论基础 |
| 2.6 小结 |
| 3 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及结构成分分布对比 |
| 3.1 引言 |
| 3.2 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及结构成分分布界定 |
| 3.3 统计方法 |
| 3.4 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对比 |
| 3.5 英汉数量词组结构成分分布对比 |
| 3.6 小结 |
| 4 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及结构成分分布特点成因探讨 |
| 4.1 引言 |
| 4.2 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特点成因 |
| 4.2.1 英汉语言因素:硬语法与软语法 |
| 4.2.2 英汉认知因素:施事者导向与受事者导向 |
| 4.2.3 英汉思维因素 |
| 4.2.4 英汉文化因素:法理文化与情理文化 |
| 4.3 英汉数量词组结构成分典型分布成因 |
| 4.3.1 英汉语言因素:头小尾大和头大尾小 |
| 4.3.2 英汉认知因素:图形-背景和背景-图形、逻辑顺序 |
| 4.3.3 英汉思维因素:分析思维和综合思维 |
| 4.3.4 英汉文化因素:以右为上和以左为上 |
| 4.4 小结 |
| 5 总结 |
| 5.1 研究发现 |
| 5.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英语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分析统计表 |
| 附录2 汉语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分析统计表 |
| 附录3 英语数量词组结构成分分析统计表(部分语料) |
| 附录4 汉语数量词组结构成分分析统计(部分语料) |
（7）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和句法分布对比研究 ——以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和《围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问题 |
| 1.4 语料来源 |
| 1.5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结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英汉介词短语的概念界定 |
| 2.3 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研究现状回顾 |
| 2.4 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分布研究现状回顾 |
| 2.5 结语 |
| 3 英汉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与句法分布统计对比 |
| 3.1 引言 |
| 3.2 英汉专书语料库建设 |
| 3.3 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统计对比 |
| 3.3.1 小句层面上的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统计对比 |
| 3.3.2 词组层面上的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统计对比 |
| 3.4 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分布统计对比 |
| 3.4.1 小句层面上的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分布统计对比 |
| 3.4.2 词组层面上的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分布统计对比 |
| 3.5 结语 |
| 4 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和句法分布的共性及差异阐释 |
| 4.1 引言 |
| 4.2 英语语言维度的阐释 |
| 4.3 民族认知维度的阐释 |
| 4.4 民族思维维度的阐释 |
| 4.5 民族文化维度的阐释 |
| 4.6 结语 |
| 5 结语 |
| 5.1 研究发现 |
| 5.2 研究启示 |
| 5.3 研究局限以及不足 |
| 参引文献 |
（8）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9）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10）和合翻译理论视域下的《红楼梦》传统服饰文本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和合翻译理论的研究现状 |
| 2.1.2 传统服饰文本翻译的研究现状 |
| 2.1.3 《红楼梦》服饰翻译研究综述 |
| 2.2 理论框架 |
| 2.2.1 和合与和合观 |
| 2.2.2 和合翻译理论的思想起源 |
| 2.2.3 和合翻译理论的核心内涵 |
| 2.2.4 和合翻译理论的总体原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方法 |
| 3.1 材料来源 |
| 3.2 研究对象 |
| 3.3 研究方法 |
| 3.4 研究过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红楼梦》传统服饰译本实证分析 |
| 4.1 翻译主体间和合 |
| 4.1.1 译者与原文作者间和合 |
| 4.1.2 译者与隐含作者间和合 |
| 4.1.3 译者与目标读者间和合 |
| 4.2 翻译主客间和合 |
| 4.2.1 语言维度的和合 |
| 4.2.2 文化维度的和合 |
| 4.2.3 艺术维度的和合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讨论 |
| 5.1 研究发现 |
| 5.1.1 《红楼梦》传统服饰翻译的和合体现 |
| 5.1.2 和合翻译在传统服饰文本中的优势 |
| 5.1.3 传统服饰文本的和合翻译模式建构 |
| 5.2 研究不足之处 |
| 5.3 研究启示及展望 |
| 5.3.1 研究启示 |
| 5.3.2 研究展望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红楼梦服饰文本原文及译文 |
四、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在英汉句法上的映现（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片面性的语言哲学依据[J]. 刘志成. 江西社会科学, 2021(09)
- [2]及物性系统及其体现形式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以汉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为例[D]. 王连柱.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英汉语强调句式对比研究[D]. 王敏辰.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4]《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用例事件的认知对比研究[D]. 蒋知洋.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研究[D]. 余平. 西南大学, 2020(05)
- [6]英汉数量词组句法功能及分布对比研究[D]. 张嘉越.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7]英汉介词短语句法功能和句法分布对比研究 ——以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和《围城》为例[D]. 邓若晨.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8]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9]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10]和合翻译理论视域下的《红楼梦》传统服饰文本翻译研究[D]. 缪丽伟.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