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辽使节有关问题浅析

一、外国使节使辽相关问题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帆^[1]（2021）在《宋仁宗朝使臣群体及相关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宋仁宗朝是北宋极具代表性的一朝。宋仁宗赵祯励精图治,施行“庆历新政”,力图变革,任命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富弼等重臣辅佐施政,管理边防,增强实力。仁宗在位期间,周边局势较为稳定,除对外战争,对外进行非武力交涉由使臣群体负责。使臣群体作为与周边国家交涉事务的桥梁,其地位举足轻重,发展至宋代,使臣类别更加具体、多样,外交事务、职能更加细化,管理机构也顺应发展,随之创新。因周边环境特殊性和艰难处境,宋廷对使臣的遴选和管理亦十分严苛。仁宗朝原本是宋辽间友好相处的时期,是“澶渊之盟”的发展时期,但是因西夏自立为大夏国,挑战宋朝的权威地位,双方爆发了宋夏战争,辽因为和西夏的姻亲关系,也卷入此次战争,并且索要关南十县,三方关系一时陷入危机。宋夏战争爆发后,廷臣为宋王朝建言献策,但是暴露了胆魄不足的缺点,使臣则态度不卑不亢,坚持原则,最终成功解决宋辽之间的冲突,又在辽夏战争时出使契丹打探情报,为宋夏和议奠定基础。在各方的努力下,宋廷最终成功与夏议和,达成“庆历和议”。因为宋朝对辽的重视以及使辽任务较重,对使臣的要求较高,所以遣辽使的官阶、学识、才华均为较高水平,尤其是他们的诗作,情绪蕴含丰富,将使辽过程和对辽的感触通过诗作表现出来,对辽的态度从心有不甘到渐生同情,对辽的主张也逐渐向廷臣靠拢,倾向与辽策略以和为上,对宋廷的对辽怀柔政策更加支持和贯彻。使臣和廷臣对夏的主张和倾向从一开始的愤怒主战到冷静后的主张议和,并且根据形势发展规劝仁宗理智与夏议和。其中,使臣凭借自身经历,在宋夏关系处理上起到了主导作用。辽、夏政策的制定是依据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制定之时坚持的原则是保住大宋的地位和威严,所制定的政策虽说有优有劣,成效不一,但是同样揭示宋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长处与缺陷,给予我们启示。

李德辉^[2]（2020）在《语录体行记的形成历程及学术价值》文中研究表明语录体行记是古行记的支属,纪行之书的变种,主要记载古代外交官的对外交涉言语,兼记行程、见闻、感受,孕育于春秋战国列国交聘,发展于六朝南北交聘,成熟于宋代中外交聘。宋代学术文化发达,文人撰述纷繁,行记诸体之间横向渗透,语录体行记就是在这种文体互渗,中外交流的文化氛围中走向成熟的,其发展成熟标志着宋代文章学的新成就。

胡晓惠^[3]（2020）在《辽代朝贡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辽朝享国二百余年,《辽史·百官志》载其属国达七十八个,能在建立如此庞大帝国的基础上巩固统治,其原因绝不仅仅在于辽朝（契丹）强悍的军事力量,还在于其建立了有效的控御四方的朝贡制度。秦汉时期,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的统治,朝贡制度开始萌芽。及至隋唐,朝贡制度已基本成熟,辽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将传统的羁縻统治形式转变为将属国、属部纳入行政建置的统辖形式,使得朝贡制度更加稳固,同时密切了对周边民族和政权的监控及管理,稳定了辽朝的边疆秩序。辽代朝贡制度的建构经历了契丹兴起之初力量薄弱的被动朝贡,到逐渐掌握朝贡的主动权,最终成为实力强大、四方来朝的宗主国这一漫长的过程。契丹建国后,为加强对新征服部族的管理,初步建立起朝贡制度,最终在圣宗时朝贡制度基本完备,成为辽朝重建东亚秩序的重要助力。契丹本“性无检束”,为周边政权所鄙夷。为使朝贡制度更好地发挥申明其统治合法性及正统性的作用,辽朝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完善朝贡礼仪,包括健全朝贡事务机构和朝贡仪物等。朝贡事务机构基本仿照唐宋官制,其中包括:主管机构、接待系统、礼宾系统、地方管理机构等,各机构相互配合,共同确保朝贡制度及朝贡礼仪的施行。契丹兴起于松漠,本不注重礼仪,但建国后,随着封建化的不断加深及对中原文化的不断吸收,对儒家文化及中原礼仪越来越重视。因此,辽朝仿照中原,对朝贡的服饰、辇辂、乐章等都进行了规范,以突出等级差别,显示辽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辽代的朝贡制度呈现蕃汉结合、重威辅恩、礼仪不完备等特点。终辽之世,朝贡制度对稳固辽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利于辽朝在“正统”之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推动了中国古代对边疆治理体系的完备,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

张敬坤^[4]（2019）在《宴礼视角下的宋辽政治文化互动》文中研究指明凝聚传统与外来因素的宴飨礼仪体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辽与北宋为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宴飨在两个王朝都作为国家仪式而存在,在宋、辽交聘活动中,两朝的宴飨之设既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也有相同的文化元素,表达了共通的尊君与朝贡观念。宋朝对辽使的宴赐基于中原礼制,为辽使设置皇宫殿宴及馆飨、宴射之仪,宴飨礼既体现宋朝对辽使的优待与厚赂,又折射出宋朝的中原礼乐文化特色。宫廷朝宴之礼被编撰入官方礼书,表达了宋朝的宾礼观念,有构建皇权至尊的作用。辽朝由草原民族所建立,辽朝对宋使的赐宴具渔猎习俗,宴会地点在“四时捺钵”,春捺钵中有辽朝君臣以及宋使参加的游猎宴会,冬捺钵则在辽帝与皇太后的帐殿中举行朝宴之礼。与此同时,辽朝吸收了汉仪元素,对朝宴进行制作与改造,为保障与宋朝的交聘制度,制定了宋使的朝见、曲宴、朝辞之仪,辽朝与宋朝的交往推动了辽朝对于宴仪的制作与运用。宴飨具有政治功能与意义。宴飨中的国信使被宋、辽双方解释为朝贡者,两朝宴飨皆体现出朝贡思想。在宋朝士大夫对宴飨礼阐释中,空间秩序与宴乐表达了宋朝的华夷思想,辽朝宴飨表达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宴飨同时也是交际手段,在宋、辽“澶渊之盟”后,宴飨起到贿赂彼方使者,联络两朝感情的重要作用。宋、辽交聘中的宴飨之礼在南宋仍然影响到宋、金交聘仪节之建立。

张美琎^[5]（2019）在《北宋奉辽使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使录是出使之人撰写的行程记录,内容主要记载旅途见闻,属于行记的一种,起源于汉代,成熟于魏晋,隋唐时期开始增多。至北宋时期,由于多政权并立的政治背景,出使活动较于其他朝代大量增多,故而奉使录的撰写也在此时达到高潮。以宋、辽时期为例,北宋建立之初,由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国在逐渐壮大,统一了包括燕云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是当时与宋相抗衡的最大政权。在宋、辽对峙的百余年间,双方的外交往来十分频繁,每年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互派使节。北宋的使者在完成出使辽国的任务之后,按照惯例,要向朝廷递交一份出使报告,此即是奉辽使录。其内容多记录辽国的山川道里、城邑民俗以及使臣的行程见闻、交聘之语,为其他史籍所少见。但由于时人不甚重视,散佚严重,得以保存流传下来的也只有只言片语。而北宋的奉辽使录是研究辽代历史及宋、辽外交往来活动极其珍贵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宋、辽关系的演变趋势,亦能够了解辽朝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相关内容,故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记述形式、内容和应用上,也有着多样性、系统性和广泛性等鲜明的特色,对宋、辽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既丰富了使录的内涵,也为后世出使语录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经验与优秀范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选题意义,介绍北宋奉辽使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选题意义。对当前学术界研究奉辽使录的成果进行归纳和评述,并阐明本论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利用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第二章——北宋奉辽使录概述。本章分三个部分介绍奉辽使录。具体来说,从交聘制度的确立、国信所的设置、出使臣僚的派遣、奉辽使录的产生四个方面具体介绍奉辽使录的撰写背景;从存佚情况、时间范围、出使原因三个方面来分析奉辽使录的流传与记录情况;对于奉辽使录的作者,则试从群体特征与出使时所任官职两方面来分析。第三部分:第三章——奉辽使录内容研究。本章对奉辽使录所载至辽的交通地理、辽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民俗、宋、辽交往礼仪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进行归纳和论述。第一节分为宋使出使路线和地理考察两个部分,详细地归纳和总结了奉辽使录所见辽国的交通、地理方面的内容;而辽国的政治、经济是奉辽使录涉及较少的部分,因此论述较为简要;第四节从效仿汉文化、饮食、服饰、宗教、民俗五个方面全面分析了辽国的社会生活;第五节则从使臣受任、使臣礼仪两个方面论述,力图恢复宋、辽交聘礼仪的全貌。第四部分:第四章——奉辽使录的史料价值、特点及其影响。本章主要从奉辽使录的史料价值、记录特点、历史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具体来说,从地理考察的珍贵性、政治记录的互补性、经济史料的客观性,文化民俗的特殊性、交聘往来的补阙性五个方面来具体归纳奉辽使录的史料价值;而对于奉辽使录的记录特点,则总结为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系统性、应用的广泛性三个方面;最后,从对宋、辽当时以及后世两个方面,分析奉辽使录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第五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概括性总结。通过全文对奉辽使录的分析可知,辽国受北宋影响,汉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而在辽统治区域下的汉民族,也不可避免地被少数民族化了,二者在对峙过程中,亦有融合。

徐世康^[6]（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着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阮怡^[7]（2016）在《宋代域外行记中的奉使交聘文化》文中研究指明宋代奉使交聘成为宋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交往的重要手段,既有高昌、交址、大理、唃厮啰等臣属国,也有与宋先后并存的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使臣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创作行记,以行程为线索,记载出使途中的经历。从现在留存下来的行记文献记载来看,出使人员是一个人数构成众多,级别设置严格,分工明确的团体;从出发,沿途所经州郡、抵达目的地、返程都受到双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行程的时间长短,路线安排都有严格的规定。这批域外行记成为我们了解宋代的域外旅行文化的重要文本。

陈俊达^[8]（2016）在《高丽遣使辽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学界对辽丽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辽朝与高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对于遣使问题并没有比较翔实的研究。本文以高丽遣使辽朝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高丽遣使辽朝的分期、高丽使辽使者的分类、高丽使者的选任与奖惩以及从遣使看高丽人的“辽朝观”,以便更加深刻的理解高丽遣使辽朝的作用与影响。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作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意义,界定研究时段与研究对象。同时全面梳理学术界对本选题的研究现状,总结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叙述论文的创新点、难点。第一章,高丽遣使辽朝分期。根据高丽是否为辽朝属国及高丽遣使辽朝是否制度化两个条件,重新对高丽遣使辽朝进行分期,将高丽遣使辽朝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平等往来期、非制度化遣使期、制度化遣使期、衰落消亡期。第二章,高丽使辽使者分类。根据高丽使者的出使目的和频率,将高丽使者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类。常使指高丽每年定期向辽朝派遣的使者,包括贺生辰使、贺正旦使、谢贺生辰使与岁贡使。泛使指高丽不定期或遇有特殊事宜临时向辽朝派遣的使者,包括问候使、告奏使、乞请使、祭奠吊慰使、朝贺使、谢恩使、献方物使、赴东京使、赴来远城使。指出高丽常使制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朝鲜半岛对外遣使的制度层面上,高丽一朝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举措。高丽使辽使者名目本质上体现了封贡体系下辽丽两国地位的不对等。第三章,高丽使者的选任与奖惩。高丽在选派使者出使辽朝时,尤其注重使者的个人素质与家世背景。当高丽使者的职官品级与出使使命不相符合时,或另派他人,或借衔出使。同时高丽使者借衔出使还有提高使者身份,引起辽朝重视,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之意。高丽朝廷对使者的奖励主要体现在对其官职的升迁与对其家属的优待和安置上,而惩罚主要体现在对其官职的罢黜方面。第四章,从遣使看高丽人的“辽朝观”。太平十年（1030）以前,在高丽人的观念中,辽朝是“禽兽之国”、“强恶之国”。这一时期,高丽积极发展与中原汉族政权的关系,而排斥甚至拒绝与游牧民族出身的契丹辽朝往来。太平十年以后,高丽把与辽朝结好视为“保邦上策”,采取各种措施巩固与辽朝的宗藩关系,同时与北宋在政治臣属关系上明确划清界限。结语部分,分析高丽遣使辽朝的作用与影响。

王金伟^[9]（2016）在《北宋边塞诗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边塞诗、词的创作具有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其形成、发展深受宋代军政制度与外交政策的影响。宋代兵学研究与宋人的边塞诗观也起了一定作用。方回《瀛奎律髓》对于边塞诗更是进行了专门而细致的选、评,对边塞诗类别的形成与研究有重要意义。北宋边塞诗词的创作数量大,作家多,尤以范仲淹等二十位作家最为重要。北宋时期边塞作家年辈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三个梯队,每个群组中主导作家的身份有所不同,与不同时期宋王朝对外关系情况大致契合。作家之间以边塞诗词为媒介进行了联络和交流,形成了北宋边塞诗词创作的作家群体。边塞诗词在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型过程。在此进程中,边塞诗风也由唐代为代表的风格转变形成了宋诗的独特风格。北宋边塞作家有的曾亲至边疆地区,有的由于缺乏经历,进行创作则全凭想象,故此两类作品也颇显不同。前者以范仲淹为代表,实至边地的经历对于诗词创作有直接影响,描述性的内容表现出真实感,论说性内容则有“书生论剑”特点。后者以梅尧臣为代表,由于缺乏实践经历,其创作有耽于幻想的倾向,对于塞上生活的描述只能基于艺术的想象,而作品中论说性内容则表现出“纸上谈兵”的特点。范、梅二人是有典范意义的北宋边塞诗人。北宋边塞诗词对于宋与周边民族的战争与和平有艺术的反映。与后世叙事文学的“曲解”“映射”相比,北宋诗词更表现出纪实性。奉使活动以睦邻友好为旨,主要表现对和平的守望、对羁旅的慨叹和对远边的描绘。北宋边塞诗对汉唐边塞诗的征战和思乡主题有所承袭,对苦寒、风俗主题有所调整,而尚武主题则被削弱、移位。“穷塞主之词”体现了北宋边塞词的风格,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心境的写照。北宋边塞词在抒情上的个性化获得发展,叙述议论功能也增强。北宋边塞诗词在文学、历史与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

田峰^[10]（2015）在《唐宋行记研究》文中提出旅行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因此,从先秦开始人们就记录旅行之事,虽然先秦还没有一部旅行记（即行记）,但是对旅行的记录已经成为史学重要的部分。到了汉代,随着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行记便应运而生。魏晋南北朝以来,行记成为一类不可忽视的文献。唐宋时期,是行记发展繁荣的关键时期,在文学演进与时代变迁的双重作用下,行记大量出现,它们主要包括僧人行记、交聘行记、文人行记等,其体式逐渐完善,内涵也更加丰富。此后行记基本沿着唐宋以来的脉络发展,对后世的旅行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唐宋行记的研究是解决行记相关问题的关键。但是,由于历朝历代行记亡佚严重,致使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显得比较零碎,尚未有充分的认识。尤其对唐宋行记的文学研究与思想文化研究还比较薄弱。本论文拟从文学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唐宋行记作全面的讨论。那么,唐宋行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行记与文学、史学有怎样的关系?行记又集中反映了哪些文化问题?这些都值得思考。文章从这些问题为出发,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解决行记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认为行记起源于先秦,初创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壮大;第二章以唐宋行记为中心,重点讨论了行记的文体特点及其行记与文学、史学的横向渗透,认为行记在体制上具有行踪、景观与旅行体验三要素,这三要素以叙事的方式来呈现,语体以灵活多样的散体文为主,体性呈现多元化。行记与游记、地记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而史学的书写传统对行记影响明显;第三章以宋代文人行役记为中心,主要讨论文人行役记在宋代文学、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人文化的倾向,选取陆游的《入蜀记》作为观察点,主要从其文化胜览倾向,旅行体验的书写与诗学,学术品格等几方面进行论述;第四章以唐宋交聘行记为中心,讨论其所反映的夷夏观念及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进一步说明唐宋时代变迁背景下夷夏观念的新内涵;第五章重点讨论了唐宋僧人行记,认为中土僧人西行求法与日本僧人来唐宋求法巡礼,虽都属于宗教行为,但是这两种文化现象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地位和社会交往心态完全不同,由此可以窥见在文化转移过程中僧人所处的地位。

二、外国使节使辽相关问题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国使节使辽相关问题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仁宗朝使臣群体及相关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辽代朝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宴礼视角下的宋辽政治文化互动（论文提纲范文）

（5）北宋奉辽使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域外行记中的奉使交聘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8）高丽遣使辽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北宋边塞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唐宋行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外国使节使辽相关问题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仁宗朝使臣群体及相关政策研究[D]. 张帆.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2]语录体行记的形成历程及学术价值[J]. 李德辉. 中国文学研究, 2020(04)
• [3]辽代朝贡制度研究[D]. 胡晓惠.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0(02)
• [4]宴礼视角下的宋辽政治文化互动[D]. 张敬坤. 武汉大学, 2019(06)
• [5]北宋奉辽使录研究[D]. 张美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4)
• [6]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宋代域外行记中的奉使交聘文化[J]. 阮怡. 中华文化论坛, 2016(05)
• [8]高丽遣使辽朝研究[D]. 陈俊达. 吉林大学, 2016(10)
• [9]北宋边塞诗词研究[D]. 王金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10]唐宋行记研究[D]. 田峰. 南京大学,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