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论洞庭湖区农业经营的路径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曹琳[1]（2021）在《洞庭湖区水稻种植户生态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
邓正华,戴丽琦,陈灿煌,彭平锋[2]（2020）在《洞庭湖区水稻种植业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2009—2018年湖南省粮油作物生产经营监测信息网上直报系统的监测数据,建立SF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估算洞庭湖水稻种植业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的时序增长、空间分布及其成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洞庭湖水稻种植业家庭农场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5.3%,呈现"平缓—快速增长—下降—快速增长—下降"的阶段性波动特征;空间上南洞庭湖区偏高,而东西洞庭湖区较低;水稻种植业家庭农场全程机械化和规模经营是导致两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快速上涨的主要因素;提高家庭农场要素配置效率将是未来洞庭湖区水稻种植业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为此,建议内外联动,建立洞庭湖区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及其配套制度。
蒋岚[3]（2020）在《洞庭湖农业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米胜渊[4]（2020）在《近30年来洞庭湖地区水稻种植面积时空动态演变及调控路径》文中研究表明
李小云[5]（2020）在《流域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机制研究 ——以洞庭湖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推进与广泛深入实施,水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其重中之重。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对我们来讲既是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还是国家和人民健康幸福的重要基础,更是我们留给后人最好的宝贵财富。打好城市水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就是为了更好地促经济发展、保生态健康、护人民幸福。然而,水资源与水环境领域的污染问题久治不愈,各地的水污染治理问题频发,水环境的保护与治理问题成为当前我国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水污染问题。因此,如何有效构建一个合理的城市水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解决城市治水动力不足,水环境久治不愈,水污染治理问题频发等类似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本文研究和拟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通过分析我国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水污染耦合防治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缺乏协调、权责划分的不明确、监管和治理的不及时等集中的问题上。而这些集中的问题主要归因于各个耦合主体间的不平衡、治理机制缺乏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和行政法律的保障、执行能力缺乏了可持续能力的支撑,进而戏剧性地出现了国家公共利益耦合治理受损、社会利益耦合治理低效、政府治理信任危机等社会治理现象。因此,建立一个基于水污染耦合防治的各个耦合主体协同治理机制,通过科学研究挖掘各个水污染耦合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影响力和价值,激发共同参与保护生态水环境的决心和斗志,让各个耦合主体在参与水污染耦合防治的过程中各司其职,形成治理的合力,通过耦合形成政府治理子系统、市场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三者的良性互动,在大数据平台的支撑下实现水污染治理的持久推进。本文的研究成果及创新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洞庭湖区水污染防治的现状、问题和原因,从耦合协同的角度出发,探索水污染防治多元主体耦合机制的内在机理、机制构建和理性选择,为系统化、整体化、科学化、持续性的水污染防治提供借鉴和思考;二是与以往把视角落在执行过程和治理结果的治理方式不同,本文从源头视角出发,找到水污染防治过程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价值,运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来重新赋予水污染治理多元主体一个新的使命;三是各个子系统形成统一战线,凝聚治理合力,让各个主体之间互动、互赖、互联,实现良性互动和正向耦合,从而达到水污染防治的长久可持续。
李小红[6]（2020）在《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解析与优化》文中提出在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搬迁的双重政策推动下,生态移民小城镇的发展方兴未艾。空间是生活、生产、生态的物质载体,是政策和社会经济要素在土地上反映。论文聚焦生态移民小城镇,系统解析其空间重构,试图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生态移民小城镇健康发展提供优化建议。本文以治河渡镇和大九湖镇为案例剖析,尝试解析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特征、效应和动力因素,并提出空间重构继续优化策略。文章的论述部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空间重构历程特征分析。研究表明,生态移民的推动下小城镇的“三生空间”经历着剧烈的空间重构特征;分析了案例城镇的空间结构特征表现为城镇建设活动加剧,建成区向外扩张和空间结构的转型,催生多中心结构。总结了案例城镇在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空间演变特征,总结了其“三生空间”相互转化关系、空间布局关系和功能重组关系。第二部分为空间重构效应研究。总结并提炼了空间重构对生态移民小城镇在三个维度产生的效应,即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产业性质和产业发展策略对区域经济有显着促进作用;社会维度的正面效应主要表现在城乡融合度不断提升、社会出现阶层分化,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移民就业困难、文化特色空间消失、城镇政绩的“唯数字论”;在生态效应方面主要表现为区域生态环境得到修护、提高了生态调蓄能力和内部生态空间逐步优化。第三部分为空间重构的动力因素研究。剖析了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动力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城镇化因素、产业因素和生态因素。实证研究显示,政策因素起主导作用,以政府为主导模式的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小城镇建设是空间重构的主要幕后推手,直接影响空间的开发强度、空间布局;人口增加起推动作用,直接扩大了小城镇空间规模从而影响空间重构的用地类型和规模;产业经济起促进作用,产业转型影响小城镇功能转变从而影响空间重构用地布局和用地类型占比;生态条件的约束与导向作用,生态环境的约束使得生态移民小城镇的发展趋势发生显着变化从而影响空间重构的时序性。第四部分为空间重构的优化建议,归纳并提炼出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优化的三大目标和应对策略。提出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优化的三大目标:移民就业、空间文化特色和相应政策弥补;从产业类型引导,空间要素优化,政策治理保障三个方面阐述了空间重构的优化策略。论文解析了生态移民背景下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特征、效应和动力因素,并为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优化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指导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未来移民小城镇的规划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王莹[7]（2020）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粮食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其一,通商口岸相继开埠,开启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粮食需求量显着增加,国内粮食供需矛盾愈加突显;其二,轮船和铁路等交通运输方式兴起,国内粮食贸易线路得以延伸,粮食贸易规模显着扩大;其三,中国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进口贸易迅速扩张,对国内粮食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粮食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并最终演变为严重的农业恐慌。国民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逐渐加强,突出表现为一系列粮食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文从市场运行和政府政策两个维度考察国内粮食贸易问题,主要展开了如下具体工作:首先,结合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和相关粮食调查报告,补充、修正国内粮食贸易数据,采用ArcGIS数据管理工具进行联系强度评价与分析,在全国大尺度空间内清晰刻画粮食贸易的空间格局。国内稻米贸易呈现出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各级产地市场、中转市场和消费市场是贸易网络中的“点”,连接不同等级“点”的交通运输线路即为“轴”。不同规模等级的节点和轴线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贸易的点轴空间结构。就空间联系强度而言,贸易联系随距离延伸而衰减,贸易规模也随距离的增加而变少。也就是说,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稻米流通的重要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稻米民船运输费用较低,贸易规模最大,安徽—江苏—上海是稻米流通最为繁忙的线路;广东是米粮缺口最大的省份,但是与长江中下游产地市场联系较弱。国内小麦贸易同样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由于铁路运输成本较民船和内河小轮船更高,上海面粉厂通常采用民船和内河小轮船从江苏各地采购小麦,沿津浦路采购小麦最北不过徐州;华北地区铁路常因战事而受阻隔,小麦运销不畅,面粉厂因原料短缺而面临经营危机。面粉贸易呈现出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上海在贸易网络中居于制高点,所产面粉行销各地。其他面粉工业聚集地较上海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产面粉多供本地消费,仅有少量输出。在土磨坊和石磨广泛存在的情形下,机制面粉消费局限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而未能深入广大农村市场。其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变。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慢变量,是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形成的首要因素。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快变量,往往在短时间内对粮食贸易网络形成剧烈冲击。稻米、小麦和面粉贸易网络形成和演变的主导因素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稻米流通规模消长受产地市场自然环境影响更大;广东与东南亚稻米产地形成稳定的贸易圈,粮食贸易更加受东南亚经济环境的影响;小麦和面粉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是世界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国际市场价格涨跌直接影响小麦、面粉进口规模和国内贸易规模。再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各利益主体关系看,稻米贸易以批发市场为核心,多层中间商分销,主体间多为松散的市场联结方式,渠道关系不稳定,并未形成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小麦、面粉贸易以面粉加工业为核心,面粉厂商将纵向交易环节纳入到内部组织完成,减少了流通环节,缩短了流通渠道的长度,上下游各利益主体形成相对密切的联系。从利益分配格局看,国内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生产者所获收益与承担的生产费用和风险极不匹配;各级稻米经销商利用稻米价格的季节性特征,低买高卖,获得可观收益;面粉厂商通过整合采购、加工和销售环节,也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利益传导关系看,ATP-ECM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稻米和面粉价格均呈非对称传导特征,这在本质上也反映了不同主体间利润的不均等分配。最后,对20世纪30年代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实践及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做一整体考察,系统梳理了“粮食市场危机—贸易保护思想形成—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建构—粮食市场反馈—贸易保护思想转变—粮食贸易政策调整”的过程。这一时期粮食贸易思想逐渐走向激进,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且理想化地以兼顾粮食生产者和粮食消费者、粮食加工业的利益为目标。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在国内粮食流通不畅,区域间粮食供需失衡的情形下,不仅无法兼顾各方利益,反而会增加扭曲利益分配的风险,造成矛盾的激化。上海米荒、广东米荒以及面粉业原料短缺困境恰恰是关税政策扭曲利益分配的结果。
孙延青[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提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戴云哲[9]（2019）在《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重要一环,已经完全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过程,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经之路。“十三五”规划同时还提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等重要内容,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提升社会和市场的运行效率,通过“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引导农业、制造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都是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可行路径,但同时也面临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污染物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土地资源消耗,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以及产业转型过程中过剩产能无法释放等切实存在的风险。如何在寻求机遇的同时规避风险,成为当今中国实现“十三五”规划愿景的关键所在。湖南省在“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带动下,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承接我国人口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洞庭湖、湘江流域丰腴的水土条件赋予了湖南省“鱼米之乡”的盛名,承担着维护全国粮食安全的重任;而武陵山、雪峰山、罗霄山、南岭等山脉在为本地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也是守护长江中游经济带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湖南省内,洞庭湖区既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责任重大,粮食生产任务艰巨,在城镇化进程的冲击下,生态资源持续萎缩;长沙都市区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是湖南省城镇化水平最高,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大和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如何统筹协调湖南省,尤其是洞庭湖区和长沙都市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经济带各省、生态功能区、城镇实现“绿色发展”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重要接口,而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则高度契合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是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有效路径。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全省为宏观尺度的主要研究对象,辅以洞庭湖区、长沙都市区作为中观和微观尺度的典型研究区,以基于湖南省县域行政区划、基于洞庭湖区高程和坡度的地形梯度、基于长沙都市区“三环线”的缓冲区圈层这三个空间分类方式,对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格局演化进行了剖析;利用InVEST模型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评估,采用双变量自相关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了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对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的静态和动态时空响应,识别了生态服务功能演化过程中的敏感区域。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城镇化、区位条件、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几个在近20年来的剧烈变化的因素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优化路径;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不同地形梯度生态用地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的程度,提出了洞庭湖区生态用地的垂直管控方案,以此实现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优化提升;通过分析不同圈层城市扩张在不同景观格局下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干扰程度的差异,提出了长沙都市区未来城乡规划的基本思路,最大程度减低城市扩张对生态服务功能产生的破坏。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剖析了湖南省县域的土地利用强度、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分布格局、长沙都市区城市扩张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湖南省在1995-2015年间县域土地利用强度平均值呈增大趋势,经济发展区不仅土地利用强度最大,其增速也明显高于农业主产区和生态保护区,农业主产区的变化较为平稳,生态保护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在2010年以前处于较低水平,但近年来有加速增大的趋势。生产、生活用地的持续扩张导致生态用地逐渐向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地理区位条件较差的偏远山区集中,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延缓土地利用强度增大的势头,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分布指数随地形梯度升高先减小后增大,呈“V”字型,1995-2015年各梯度生态用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低梯度（1-5）水域湿地与耕地的来回拉锯、中高梯度（16-30）林地锐减成为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分布格局演化的主要特征,洞庭湖区生态用地管控亟待从总量控制改善为垂直空间分布优化。长沙都市区的基本城市形态由三环线决定,建设用地规模在1995-2015年期间扩张近3倍,结构逐渐紧凑,1-8号缓冲区的集约利用程度明显提高,但9-15号缓冲区和16-20号缓冲区建设用地粗放扩张的问题始终存在,三环线附近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和谨慎规划的区域。（2）理清了湖南省、洞庭湖区、长沙都市区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时空演化特征,识别了土地利用格局演化中的生态服务功能敏感地区。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在1995-2015年期间出现了明显退化,经济发展区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幅度最大,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的建设用地扩张是主要原因;农业主产区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变化总体平稳;生态保护区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先增强后退化,土地利用强度增加较慢,土地生态服务功能退化程度较小。西部和南部山区的土地利用强度远低于平原丘陵地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也更强,洞庭湖区和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服务功能在较高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明显低于周边地区。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服务功能在土地利用强度的快速增加中大幅退化,而武陵山区和洞庭湖区上游生态服务功能保持较好。洞庭湖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在1995-2015年期间有所退化,主要发生于中高梯度（16-30）,农业生产活动向由低向高的持续蔓延是主要原因。中低梯度（6-15）和高梯度（31-50）生态用地分布与生态服务功能的关联最为紧密,生态服务功能对生态用地分布的变化敏感程度较高,而低梯度（1-5）和中高梯度（16-30）敏感程度较低。梯度10-40在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工程的作用下,生态服务功能对生态用地分布变化的敏感度减小,梯度40以上的敏感度则有所增加。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在1995-2015年期间发生大幅退化,5-15号缓冲区最为严重。建设用地密度低而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差的圈层由最中心逐渐向外移动和扩张,建设用地密度低而生态服务功能强的圈层也在都市区边缘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三环线附近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进一步扩张和生态服务功能退化的焦点区域,而都市区边缘的生态服务功能也逐渐开始受到城市扩张的干扰。（3）揭示了城镇化、区位条件、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在不同时空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城镇化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总体呈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影响强度持续减弱,并且与城镇化阶段有明显关联,一般城镇化水平越高,对生态服务功能的负面作用越小,但快速城镇化时期粗放的建设用地扩张会导致负面作用加剧。在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山区就业人口积极转向二三产业的情况下,城镇化对土壤保持功能有可能出现正面作用。区位条件的改善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有稳定的负面作用,影响强度逐渐减弱,地势平缓的平原地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一般高于地势陡峭的山区,道路的修建除了本身会占用生态用地之外,还会带动沿线建设用地的扩张,并增加人类活动的强度,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形成干扰,经济发展区和农业主产区受到的负面作用强于生态保护区。负面作用最强的区域一般是铁路、高速公路正在建设的地区。经济发展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影响程度视经济增长的阶段而定,提升生产力、促进产业转型、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是产生正面作用的主要驱动力,但在产业升级遭遇瓶颈时则可能出现负面作用。在经济增长初期,实现产业转型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较少,正面作用较大;到中后期过剩产能占据的土地资源逐渐增加,正面作用逐渐减弱。农业生产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有显着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持续表现出生态保护区>农业主产区>经济发展区的空间分异格局,但总体强度在1995-2015年期间逐渐减弱。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普遍伴随林地转为耕地导致的植被覆盖下降、木材采伐导致的林地郁闭度下降、过度放牧对草场的蚕食以及过渡水产养殖与捕捞对水质和水生物种群的破坏等问题,然而在快速城镇化时期,“生态用地→耕地→建设用地”的阶梯式转变是造成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减弱的主要原因。（4）根据土地利用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湖南省、洞庭湖区、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对于湖南省:一是提升城镇化质量,严格管理经济发达地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划拨,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保护生态用地;二是合理规划道路,加强东西区域联结,增加道路数量,提高道路等级,以地级城市为主要节点构筑交通网络;三是推进经济转型,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扶持创新产业发育,鼓励山区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四是发展高品质现代农业,优化农业结构,保护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占补平衡,创新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响应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夯实农业基础的战略导向。对于洞庭湖区:一是在低梯度（1-5）严格控制围湖造田,保障和提高洞庭湖蓄水容量,减少洪涝灾害,净化洞庭湖水质,加强湖畔草地和沼泽地的保护与恢复;二是在中低梯度（6-15）引导耕地和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控制生态用地被开垦为耕地;三是在中高梯度（16-30）将耕地资源整合到坡度较小的区域,将坡度较大的区域转变为林地,推进“双低改造”,腾退零散分布的耕地并转变为林地;四是在高梯度（31-50）严格控制林地被开发为耕地和建设用地,合理安排木材采伐,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对于长沙都市区:一是在1-8号缓冲区改造老旧居民区,挖潜地下空间,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管制地块用途,确保土地利用低碳、高效;二是在9-15号缓冲区区严格控制生态用地的用途变更,提高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在建设用地中的比例;三是在16-20号缓冲区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情况下引导产业集中分布,预划高新技术开发区;四是在21-25号缓冲区严格管理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加和流转,规划并建设森林公园。
秦伟男[10]（2019）在《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集聚生态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4年4月,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同意《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有关文件,该批复的下发意味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伴随长株潭、大湘南、大湘西一起进入到了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这对于湖南省农业产业的整体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本研究在剖析了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DEA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分析区域内农业产业生态效率,并将区域内不同地区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运用区位熵法和ESDA分析方法对环洞庭湖区域内农业产业空间集聚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12-2016年期间,环洞庭湖区域农业生态静态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总体处在较高的水平,不过农业生态静态综合效率水平还有提升空间,而规模效率相较于纯技术效率更加接近于效率前沿面。（2）从动态角度来看区域内农业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分解来看,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对于农业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支持均呈现减弱趋势。（3）大部分区位熵均值在2以上,区域内农业产业呈现出较高的集聚度,从Moran’s I散点图也可以看出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从局部自相关图可以看出,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中江陵县、石首市以及华容县呈现出高高聚集的状态,岳阳县、湘阴县和望城区呈现出低低集聚,沙市区呈现出低高集聚。
二、再论洞庭湖区农业经营的路径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再论洞庭湖区农业经营的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2）洞庭湖区水稻种植业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
| 1.1.1 研究区域 |
| 1.1.2 数据来源 |
| 1.2 模型构建 |
| 1.2.1 变量选取 |
| 1.2.2 Malmquist 生产率变化指数 |
| 1.2.3 随机前沿函数(SFA)模型 |
| 1.2.4 计量模型 |
| 1.3 模型检验与参数估算 |
| 1.3.1 模型检验 |
| 1.3.2 参数估算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洞庭湖水稻主产区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特征 |
| 2.2 南洞庭湖区水稻种植业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
| 2.3 洞庭湖水稻主产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 |
| 2.4 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 |
|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3.1 研究结论 |
| 3.2 政策建议 |
| (1)加强洞庭湖区粮食公共品牌建设。 |
| (2)引导农地有序流转。 |
| (3)统筹推进农地整治。 |
| (4)提高农业机械作业效率。 |
| (5)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服务体系。 |
（5）流域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机制研究 ——以洞庭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流域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机制的内在机理与理论基础 |
| 2.1 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的概念 |
| 2.1.1 耦合的概念 |
| 2.1.2 多元协同的概念 |
| 2.1.3 耦合协同机制的应用 |
| 2.2 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机制的内在机理 |
| 2.2.1 政府子系统 |
| 2.2.2 市场子系统 |
| 2.2.3 社会子系统 |
| 2.2.4 三个子系统耦合的内在机理 |
| 2.3 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机制的价值体现 |
| 2.3.1 有利于加快区域之间的融合 |
| 2.3.2 有利于促进部门之间的沟通 |
| 2.3.3 有利于强化大数据技术应用 |
| 2.3.4 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参与意识 |
| 第3章 流域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中的障碍及成因分析——以洞庭湖流域为例 |
| 3.1 洞庭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协同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1.1 生态治理意识不断强化 |
| 3.1.2 生态治理制度更加完善 |
| 3.1.3 生态治理成果逐步提升 |
| 3.2 洞庭湖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
| 3.2.1 区域之间协调度不够 |
| 3.2.2 职责范围划分模糊 |
| 3.2.3 环保意识有待强化 |
| 3.2.4 大数据应用不够充分 |
| 3.3 洞庭湖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中存在障碍的成因分析 |
| 3.3.1 耦合主体间发展相对不平衡 |
| 3.3.2 耦合治理社会基础有待提升 |
| 3.3.3 耦合治理法律保障有待完善 |
| 3.3.4 耦合治理执行力度有待加强 |
| 3.4 洞庭湖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缺失导致的危害性 |
| 3.4.1 公共利益受损 |
| 3.4.2 社会治理低效 |
| 3.4.3 政府信任危机 |
| 3.4.4 区域协调失灵 |
| 第4章 基于耦合协同机制的流域水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
| 4.1 共同价值:对美好水环境的向往 |
| 4.1.1 各个主体的共同价值 |
| 4.1.2 价值一致:社会治理主体间共同利益和核心价值一致性 |
| 4.1.3 资源依赖:与其他组织建立合作的必要性 |
| 4.2 政府子系统:跨部门联合执法 |
| 4.2.1 建立无缝隙治理过程 |
| 4.2.2 提高回应性治理能力 |
| 4.2.3 细化回头看治理责任 |
| 4.3 市场子系统:市场力量的参与 |
| 4.3.1 企业参与 |
| 4.3.2 民营力量参与 |
| 4.3.3 水污染防治效率年度评估 |
| 4.4 社会子系统:跨区域整合治理 |
| 4.4.1 社会参与 |
| 4.4.2 跨区域整合治理 |
| 4.5 耦合协同治理执行保障 |
| 4.5.1 多渠道融资提供资金保障 |
| 4.5.2 执法监督提供落实保障 |
| 4.5.3 信息安全提供环境保障 |
| 4.5.4 大数据平台提供技术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 |
（6）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解析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2 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特征 |
| 3.1 案例概况 |
| 3.2 镇区空间结构重构 |
| 3.3 镇域三生空间重构 |
| 3.4 本章小结 |
| 4 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效应 |
| 4.1 经济效应 |
| 4.2 社会效应 |
| 4.3 生态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5 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动力因素 |
| 5.1 政策因素 |
| 5.2 城镇化因素 |
| 5.3 产业因素 |
| 5.4 生态因素 |
| 5.5 本章小结 |
| 6 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优化 |
| 6.1 优化目标 |
| 6.2 优化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及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粮食国内贸易的研究 |
| 1.2.2 粮食国内贸易与进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
| 1.2.3 粮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 |
| 1.2.4 粮食贸易政策的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和问题提出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1 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说明 |
| 2.1.1 近代海关职能范围变迁 |
| 2.1.2 海关贸易统计体例和内容变迁 |
| 2.1.3 埠际贸易统计数据局限性 |
| 2.2 国内稻米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2.1 国内稻米供需情形 |
| 2.2.2 国内稻米输出市场概况 |
| 2.2.2.1 湖南稻米输出市场 |
| 2.2.2.2 安徽稻米输出市场 |
| 2.2.2.3 江西稻米输出市场 |
| 2.2.3 基于O-D数据的稻米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
| 2.3 国内小麦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3.1 国内小麦供需情形 |
| 2.3.2 国内小麦输出市场概况 |
| 2.3.3 基于O-D数据的小麦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
| 2.4 国内面粉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 |
| 2.4.1 国内面粉厂发展概况 |
| 2.4.2 基于O-D数据的面粉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粮食贸易网络形成与演变 |
| 3.1 城市化、工业化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 |
| 3.2 自然灾害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 |
| 3.2.1 自然灾害与稻米贸易网络变迁 |
| 3.2.2 自然灾害与小麦、面粉贸易网络变迁 |
| 3.3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 |
| 3.3.1 中国在世界粮食贸易中的地位 |
| 3.3.2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稻米贸易网络 |
| 3.3.3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小麦贸易网络 |
| 3.3.4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面粉贸易网络 |
| 3.4 实例分析 |
| 3.4.1 1931 -1933 年国内自然灾害与世界农业恐慌交织 |
| 3.4.2 1931 -1933 年国内粮食贸易网络变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 |
| 4.1 国内粮食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1.1 稻米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1.2 小麦、面粉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2 国内粮食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2.1 稻米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2.2 小麦、面粉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3 国内粮食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3.1 稻米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3.2 面粉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粮食贸易保护思想及其政策实践 |
| 5.1 粮食贸易保护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 5.1.1 粮食贸易保护的必要性 |
| 5.1.2 粮食贸易保护的先决条件 |
| 5.1.3 粮食贸易保护关税政策的总体设计 |
| 5.1.4 经济学者推动粮食贸易保护理论进入政策决策层面 |
| 5.2 多方利益博弈下的1933 年粮食进口税则的修订 |
| 5.2.1 各商人利益集团间博弈 |
| 5.2.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 |
| 5.2.3 中央政府内部派系利益博弈 |
| 5.2.4 1933 年粮食进口税则的颁布 |
| 5.3 粮食保护关税的实际影响及经济学者的政策反思 |
| 5.3.1 关税政策抑制进口作用有限 |
| 5.3.2 关税政策统一性遭到破坏 |
| 5.3.3 面粉业陷入原料短缺困境 |
| 5.3.4 经济学者关于统制粮食贸易政策的主张 |
| 5.4 统制粮食贸易政策的实践 |
| 5.4.1 国民政府统制粮食贸易的筹备工作 |
| 5.4.2 广东米荒中进口许可证办法的制定与实施 |
| 5.4.3 1937 年《粮食调节办法》关于粮食贸易国营的规定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1.1 稻米和小麦贸易网络呈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 |
| 6.1.2 面粉贸易网络呈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 |
| 6.1.3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 |
| 6.1.4 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 |
| 6.1.5 粮食贸易保护政策有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 |
| 6.2 研究展望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土地利用 |
| 2.1.2 生态系统 |
| 2.1.3 生态服务功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人地关系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地域分异理论 |
| 2.2.5 区位理论 |
| 2.2.6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3.1 生态服务功能的评估 |
| 2.3.2 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尺度 |
| 2.3.3 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因素 |
| 2.3.4 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 |
| 2.3.5 湖南省相关研究进展 |
| 2.3.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地理位置与区域交通概况 |
| 3.1.1 地理位置 |
| 3.1.2 区域交通 |
| 3.2 土地利用概况 |
| 3.2.1 各地类数量变化特征 |
| 3.2.2 土地利用转移特征 |
| 3.3 生态环境要素概况 |
| 3.3.1 地形地貌 |
| 3.3.2 气候气象 |
| 3.3.3 河流水系 |
| 3.3.4 植被 |
| 3.3.5 土壤 |
| 3.4 社会经济概况 |
| 3.4.1 行政区划与人口 |
| 3.4.2 社会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特征研究 |
| 4.1 湖南省土地利用强度演化的县域特征 |
| 4.1.1 土地利用强度的界定 |
| 4.1.2 土地利用强度演化的县域特征 |
| 4.2 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变化的地形梯度特征 |
| 4.2.1 洞庭湖区地形梯度的划分 |
| 4.2.2 生态用地演化的地形梯度特征 |
| 4.3 长沙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圈层特征 |
| 4.3.1 长沙都市区的圈层划分 |
| 4.3.2 建设用地扩张的圈层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方法 |
| 5.1.2 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的生态服务功能响应分析方法 |
| 5.2 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2.1 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2.2 湖南省土地利用强度演化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响应 |
| 5.3 洞庭湖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3.1 洞庭湖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3.2 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分布演化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响应 |
| 5.4 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4.1 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4.2 长沙都市区城市扩张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响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因素研究 |
| 6.1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演化机制 |
| 6.1.1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非平稳性 |
| 6.1.2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
| 6.2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构建 |
| 6.2.1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
| 6.2.2 GWR模型构建 |
| 6.3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因素演化特征 |
| 6.3.1 城镇化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演化特征 |
| 6.3.2 区位条件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演化特征 |
| 6.3.3 经济发展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演化特征 |
| 6.3.4 农业生产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演化特征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研究 |
| 7.1 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 |
| 7.1.1 提升城镇化质量 |
| 7.1.2 合理规划道路建设 |
| 7.1.3 推进经济转型 |
| 7.1.4 发展高品质现代农业 |
| 7.2 洞庭湖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 |
| 7.2.1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和类型划分方法 |
| 7.2.2 生态用地与生态服务功能的耦合协调关系 |
| 7.2.3 生态用地的垂直管控 |
| 7.3 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 |
| 7.3.1 景观指数计算方法 |
| 7.3.2 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化特征 |
| 7.3.3 城乡建设的合理规划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集聚生态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生态效率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生态效率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生态效率国内研究现状 |
| 1.3 农业产业集聚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产业集聚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农业产业集聚国内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生态效率与产业集聚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生态效率相关理论 |
| 2.1.1 循环经济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4 帕累托最优理论 |
| 2.2 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2.1 知识溢出理论 |
| 2.2.2 规模经济理论 |
| 2.2.3 竞争理论 |
| 2.2.4 要素集聚理论 |
| 2.2.5 区位集聚理论 |
| 3 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1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环洞庭湖区域)的地理范围界定 |
| 3.2 环洞庭湖区域农业发展优势 |
| 3.2.1 地理位置优势 |
| 3.2.2 资源优势 |
| 3.2.3 农业优势 |
| 3.2.4 市场需求优势 |
| 3.3 环洞庭湖区农业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3.1 洪涝灾害频繁 |
| 3.3.2 环境污染严重 |
| 4 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生态效率分析 |
| 4.1 数据包络分析(DEA)释义 |
| 4.2 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
| 4.2.1 指标选取 |
| 4.2.2 数据说明 |
| 4.3 环洞庭湖农业产业生态效率静态测度分析 |
| 4.3.1 环洞庭湖农业产业生态效率静态测度分析 |
| 4.3.2 各个地区农业产业生态静态效率对比分析 |
| 4.4 环洞庭湖农业产业生态效率动态测度分析 |
| 5 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空间集聚度分析 |
| 5.1 测算方法介绍 |
| 5.1.1 区位熵法 |
| 5.1.2 空间差异分析方法 |
| 5.2 区位熵法测算分析 |
| 5.3 ESDA分析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
| 6.2.2 健全生态环境保障机制 |
| 6.2.3 完善农业产业集聚区市场体系 |
| 6.2.4 提升农业产业集聚区农产品质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再论洞庭湖区农业经营的路径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洞庭湖区水稻种植户生态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 曹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
- [2]洞庭湖区水稻种植业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J]. 邓正华,戴丽琦,陈灿煌,彭平锋. 湖南农业科学, 2020(10)
- [3]洞庭湖农业生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蒋岚. 湖南农业大学, 2020
- [4]近30年来洞庭湖地区水稻种植面积时空动态演变及调控路径[D]. 米胜渊. 湖南农业大学, 2020
- [5]流域水污染防治耦合协同机制研究 ——以洞庭湖为例[D]. 李小云. 湘潭大学, 2020(02)
- [6]生态移民小城镇空间重构的解析与优化[D]. 李小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D]. 王莹. 山西大学, 2020(12)
- [8]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9]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D]. 戴云哲.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3)
- [10]环洞庭湖区域农业产业集聚生态效率研究[D]. 秦伟男.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