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州调查——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

一、河州调查——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瞿连贵^[1]（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肖怡然^[2]（2021）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林玲^[3]（2021）在《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桂北民族地区作为我国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因此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发展的重点区域。如何在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示范、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各项事业多赢,是个新命题。因此,加强对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在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成就的总结,对其他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现状和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现状分析发现,桂北地区旅游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对于区域发展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发现当前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存在产业支撑不足、产城协调发展不足、生态保护任务重、民族文化内涵未得到充分彰显,以及融资问题难以解决,城镇设施薄弱的发展问题。如何应对上述问题,已成为推动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此,本文依据桂北民族地区实际,按照“现状评价—问题分析—政策模拟—对策提出”的思路,结合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系统协调发展、系统障碍因子诊断、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特点和思想,构建了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系统发展度模型—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四位一体”的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途径模型框架。同时构建相适应的“质量-协调-障碍-仿真-对策”路径,“五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途径的方法体系。最终形成了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途径分析的范式。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除了考虑常规的经济、社会、环境、旅游产业规模、接待能力的维度之外,还根据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的独特性,重点突出了少数民族文化原真性保护维度,为评价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探索因子。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案例地—龙脊镇的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客观数据来源于案例地的统计年鉴,主观数据来源于对案例地居民和管理者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原真性保护程度的深入式问卷访谈。指标数据的分类量化获取,使得评价结果更接近客观实际,真实的反映旅游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并且,文章通过考虑系统的动态复杂性,建立了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在对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现状评价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可持续发展障碍因子,进行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仿真分析,模拟不同政策对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干预效果,形成促进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几点成果:第一,通过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现状分析发现:我国旅游小城镇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发展现状存在显着的地域差异。同时,样本中的大部分区域的旅游小城镇产城协调发展不足和产业支撑不足。广西旅游小城镇“桂北集聚”的分布特征,以及桂北地区旅游小城镇产城协调发展不足的社会发展现状,表明桂北地区旅游小城镇的发展优势和劣势明显,不管对于我国旅游小城镇还是广西旅游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典型性。第二,通过对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的特性、发展机遇、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发现: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存在产业支撑不足、产城协调发展不足、生态保护任务重、民族文化内涵未得到充分彰显,以及融资问题难以解决,城镇设施薄弱的发展问题。但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拥有明显的资源和区位发展优势,如何应对以上发展现状,是文章旨在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三,可持续发展是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本质。基于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系统、内涵和目标、作用机理,以及耦合机理分析,构建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途径模型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体系。途径模型是三个部分的有机整体: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其中协调度、障碍度、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彼此衔接。协调度模型是综合评价模型。协调度在可持续发展度的研究基础上,从系统协调的角度,加入对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系统耦合协调性的考核。从系统内部的耦合程度和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两个角度,科学评价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水平。障碍度模型是建立在综合评价基础上的数学统计模型。运用障碍度模型对指标进行障碍量化,有利于找出影响研究目标发展的关键因素。运用障碍度模型对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系统进行障碍度量化,找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来调整管理政策。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是政策仿真模型,通过构建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基本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描述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模拟计算统计指标值得分。在此基础上,对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和干预效果进行模拟分析,并以此作为提出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的重要依据。第四,在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和可持续发展途径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基于“质量-协调-障碍-仿真-对策”路径,构建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体系。首先,构建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可持续发展质量评价研究;紧接着,基于评价结果查明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状态;第三,厘清制约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子。最后,基于以上结果构建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政策仿真模拟。该方法体系能够对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开展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可以为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第五,以桂北龙脊镇为例,依托上文构建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途径模型框架和方法体系,对龙脊镇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对性的对策。1)近年来龙脊镇旅游小城的可持续发展质量指数增长明显,政府对龙脊镇的旅游小城镇发展调控的成效逐渐显现。龙脊镇可持续发展系统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正在愈发加强,协调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旅游业发展对小城镇建设的引导作用存在较大波动,作用不够显着等问题。2)龙脊镇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一级障碍因子诊断结构表明:研究期间,龙脊镇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其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在不断的调整,但并未寻求到最佳的调控策略。龙脊镇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二级指标障碍度因子诊断:在整个研究期间二级指标的平均障碍度中,龙脊镇的旅游产业规模和接待能力,以及龙脊镇的资源环境是二级指标的主要障碍因子。二级指标历年的障碍因子障碍度也发生变化。从2013年,障碍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接待能力、产业规模、经济要素、社会要素、资源环境。2018年该排名发生了较大变化,从高到低依次是产业规模、资源环境、社会要素、接待能力、经济要素。三级指标障碍度因子。旅游饭店数、旅游接待总人次增长率、网络搜索指数、经济收入多样化指数、旅游从业人员数占从业人员的比重、旅行社数、出行便捷率是历年出现频率最高的障碍度因子。3)龙脊镇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分析,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政策模拟仿真实验,仿真步长为1年,仿真时间为2013-2033年,共20年。根据龙脊镇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度因子,以及系统动力模型指标,确定民族文化保护程度、游客数量、收入多样性指数、旅游产业系数、社会服务建设系数作为输出变量,反映龙脊镇发展的调控效果。通过改变模型参数:政府监管系数、旅游节庆拉动系数、旅游宣传系数、旅游产品开发系数,分析模型参数的变动,分析这些变量对输出变量的影响。通过不断模拟、讨论、优化,最后形成促进龙脊镇可持续发展质量和系统间协调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结果显示:增强监管投入和市场推广投入,控制旅游产品开发广度,深挖旅游产品开发深度,能够有效推进龙脊镇可持续发展质量的提升,推进龙脊镇旅游小城镇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以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同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第六,推动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根据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案例分析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推动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包括:规划引领和顶层设计;创建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机制;创新旅游产品,促进产业融合;强化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支撑工作的建;构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以及完善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体系。

杨晓雯^[4]（2021）在《新时代新疆流动人口社区民族关系研究 ——以哈密市伊州区三个社区为例》文中提出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普遍存在于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民族关系对该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常常被视为反映我国民族关系的缩影,尤其是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道路上,民族关系受其影响更显特殊和复杂。随着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城市民族关系呈现出民族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城市各民族在交往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但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给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不仅切身关系到各民族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当地的社会秩序和长治久安,更是关系到新疆地区国防边疆,国土安定。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和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目前学者们研究民族关系不再局限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共同体身份构建等学科角度,而是更多的强调在民族交往交流这一动态过程中研究民族关系,而流动人口社区则具有这一典型性特征。所以,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流动人口社区民族关系为最终目标,结合时代背景和学科发展趋势,以哈密市伊州区三个流动人口社区作为调查点,通过对流动人口、社区、流动人口社区民族关系等核心观念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与城市民族关系理论的梳理,厘清了本论文研究对象的内涵,选取了民族格局、民族交往、族际通婚、政府主导作用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指标,采取了田野调查法、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法、对比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对流动人口社区民族关系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体、客体、内容、形式、载体等方面归纳、总结了流动人口社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形成一般性规律。通过分析与论证发现,虽然各民族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在族际通婚、私人交往上等存在分界,但是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仍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当然,哈密市伊州区流动人口社区民族关系还受到经济发展、文化排斥、流动人口权益以及民族心理四个方面的影响,民族关系记忆的延续性、个别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问题、网络上的不当言论以及信息化建设不足也在不同程度上桎梏这三个流动人口社区民族关系的深度发展。最后,针对现存的问题,本论文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社区服务以及依法治国五个方面来探讨优化这三个流动人口社区的实践路径。

路宏^[5]（2020）在《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文中指出从教育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出发,变迁与选择是研究藏族教育的基本视角。近年来,随着族际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生计变迁、定居转型、旅游开发、城镇化建设与媒体信息的网络传播等的出现,使得拉卜楞藏族地区的文化形态以多样共存的形式呈现,而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亦呈现出知识多维的特征。为此,本文在阐述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将“变迁”与“选择”纳入藏族教育研究的理论范畴,以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地区为例,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对其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继承与“共时性”变迁进程中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并据此找寻新时代藏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从其历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藏族教育自诞生以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紧密联系且部分交叉的基本阶段。其一是“自在”的教育阶段,教育变迁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交互影响及人类自身的劳动实践,教育的文化选择遵循着“自然选择”的普遍规律,以生存和适应为主要目的。在此阶段,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内容及变迁与选择的方式;其二是“自为”教育的出现及发展,以藏文字的产生、专业教育机构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一时期,教育的社会文化性日益凸显,社会发展需要与族群内部的教育自觉成为影响其教育变迁和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三为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变迁时期,自为教育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在此时期,因藏族社会发展的现代转型,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构成其文化教育的基本生态,而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以及藏族教育在文化实践中的自动调适,成为影响其变迁与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共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本文从学校、家庭、社区、寺院等不同场域对藏族教育进行了田野调查与分析讨论。相对于藏族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较为封闭的文化环境而言,其共时性变迁无疑具有更为宽容的文化空间。总体来看,“传统”本身与“现代性”的交互介入成为影响拉卜楞藏区教育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在学校教育的文化变迁中,现代教育制度、课程与教学等内在地规范着其教育文化选择的内容与路向,集中指向了知识的普及与教育质量提升;在家庭教育层面,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主要以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为主,其在一种较为“自在”的文化情境中熟悉并对“传统”本身产生认同,重点以伦理道德的养成为主,在当下,其家庭教育正在发生着从“自在”的“非意向性”教育向“自觉”的“意向性”教育的转变,城镇与农牧区的家庭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社区教育层面,由传统衍生的道德教育和与生活相融的信仰影响构成了当地社区教育的传统内容,藏族儿童在社区实践中由前喻文化的教育实践逐渐向并喻文化、甚至后喻文化进行转变,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习俗影响的文化社区,其文化特质中关于禁忌的部分仍规约着儿童日常的教育实践,这种影响甚至贯穿儿童终身,成为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道德与伦理边界;在寺院教育层面,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从以寺院为主导的藏族传统教育走向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现代制度化教育,寺院教育由经院式走向现代化,实现其文化服务的功能转型,这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同时也是义务教育发展和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客观辩证地看待寺院教育在藏族文化与教育中的价值及功能,促使其转型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藏族现代教育,促进藏区教育现代化,进一步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成为当下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文化共生视阈下新时代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传播和族际交流进一步加深的基本前提之下,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应在共生基础上提升教育本身的“成人”与“成才”功能,通过“和合共生”统筹文化多元,经由“守正出新”促进教育创新。概言之,教育的文化选择并不是对某一文化现象或特质的静态攫取,而是根据特定的社会发展需求,在一定的文化观、教育观的支配下所形成的动态实践,其本质是教育参与者教育智慧及其行动的一种文化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朱宝莉^[6]（2019）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问题的“重灾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近几十年来,一些民族地区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纷纷开启了以旅游开发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收减贫之路,旅游扶贫已然成为我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选择。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贵州省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一条以“民族村寨”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旅游扶贫发展之路,从区域层面来看,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扶贫成效。现阶段,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村寨贫困人口受益成为了当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落脚点。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是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典型特征,也是旅游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扶贫目标进一步向重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聚焦,此种单纯依靠政府的旅游扶贫模式在实践中日渐暴露出了不足。政府主导下的旅游扶贫虽然可在短期内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扶贫成效,暂时改善民族村寨和居民的贫困面貌,但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为消除贫困提供持久性的保障和支持。就旅游扶贫开发而言,其在本质上系一种兼具了产业性和社会性特征的扶贫方式,贫困居民脱贫是旅游扶贫开发的合法性基础,经济运作的成功则构成了旅游扶贫成功的先决条件。在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和行动逻辑上的冲突,既可能对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带来不利影响,也可能使旅游扶贫偏离本来的扶贫目标。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重要的是要在确保贫困人口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达成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平等协商、有效合作的实现。因此,亟需构建一套能切实保障村寨贫困人口获益的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文章在总体上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进行展开。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和分析,形成对影响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问题的初步认识;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和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案例地旅游扶贫开发中贫困人口受益状况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进一步明晰其中存在的问题;再次,综合运用反贫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等,对影响民族村寨居民旅游扶贫效应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为确保贫困居民旅游脱贫目标的实现,主张建立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并结合案例地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应对措施。通过系统考察和论证,文章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当前民族村寨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不足的现状,进一步印证了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精准扶贫的现实需求,亟需实现扶贫体制机制上的转变;其二,民族村寨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不足是阻碍地区旅游扶贫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旅游扶贫中必须注重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地位的发挥;其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的过程是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斥着“权力—利益”纷争的博弈过程。找到参与各方利益上平衡点,协调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是保证旅游扶贫目标实现的关键。其四,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构建一个以贫困人口为核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至关重要。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整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本课题的研究视角给予了必要说明;其次对国内外旅游扶贫的研究现状和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阐述;最后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并指出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本课题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的概述。本研究主要涉及的理论有反贫困理论、内源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反贫困理论为旅游扶贫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反贫困历经的各主要发展阶段及关注内容;内源发展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以上两章的梳理和分析,本章中初步提出了研究假设:一是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主体性地位必须得以确立;二是多元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同和合作机制建立是保障贫困人口受益的关键。第三章是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的介绍和回顾。具体内容包括近些年来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出台的相关经济和文化政策;贵州旅游开发的过程,以及贵州独特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历程、路径和已经取得的重要成绩。第四章是对案例地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状况的调查和分析。首先,分别介绍了两个案例地---黔东南州的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各自的社区概况、旅游资源分布状况和社区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其次,从贫困人口的经济受益和非经济受益两个方面对村寨贫困人口的实际旅游受益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最后,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影响案例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具体因素入手,探索了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居民对旅游扶贫政府管理评级和旅游扶贫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和社会正效应、居民对政府管理评价均显着影响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支持度和满意度,其中居民对政府管理政策评价影响程度最高;尽管两地旅游发展历程和特点存在差异,但从社区获益来看,两地旅游收益大部分均被外来经营者和少数社区精英所获取,而当地贫困人口实际承担了更多的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体现出极大的不公平。第五章是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各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和策略分析。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和贫困人口等五大类,并以具体案例地为例分析了各自主体参与旅游扶贫的行动逻辑和发展策略（因当前力量较弱,对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影响不大,没有单独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不连续、权利分配的不平衡和组织力量的不均衡等是造成旅游扶贫效应低下的滥觞。第六章为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及路径选择。基于合作型反贫困的基本要义和现实的推逼,亟待构建一套能切实凸显村寨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的多元合作的旅游扶贫机制。首先对五大主体在旅游扶贫中的角色和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具体路径和策略:贯彻“有限政府”理念;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挖掘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外部市场;推进社区精英为引领的民族村寨组织化建设;从产权改革角度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所得等。

王苗苗^[7]（2019）在《边疆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路径探索 ——以云南省两县一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地理位置特殊、民族种类复杂、民族文化多样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突出的特征。由于历史、现实的种种原因,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发展缓慢,人的思想观念较为封闭、传统。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深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云南边疆地区已从国家的边缘末梢,成为对外开放合作的前沿。在这样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和时代背景之下,如何保障边疆地区的文化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影响边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影响边疆安全、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焦点。多元文化教育是西方多民族国家开展的一场教育改革运动,旨在尊重和保障各民族文化平等发展,共同繁荣,最终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本研究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依据,选取云南边疆一市两县为样本,通过深入调查客观把握样本县市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的现状,并以此为基础,重点研究其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路径,旨在总结经验、凝练特色,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而提出创新多元文化教育路径,提高多元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由、文献综述、研究目的、意义、思路和方法,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章着重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路径的内涵和影响因素。本章在阐述云南边疆三县市的基本特征及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影响多元文化教育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第三章较系统研究瑞丽市因地制宜,探寻多元文化教育之路。本章较全面阐述了瑞丽市从转变观念、构建多元文化教育良好生态,到课堂、教堂、佛堂三方合作等方面创新多元文化教育路径,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第四章较全面探讨耿马县创新驱动,拓展多元文化教育之路。主要阐述了耿马县整合多元文化教育路径,借助并发挥不同场域、不同群体的优势,创新多元文化教育的方式方法。第五章综合分析并较完整呈现勐腊县抓住机遇,创新多元文化教育之路。主要讨论了勐腊县借助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契机,通过打造民族特色村寨,推进双语教育等路径创新,深入开展多元文化教育。第六章是对样本县市创新多元文化教育路径取得的成效、面临的问题及原因的综合分析。通过对样本县市探索多元文化教育路径的比较分析、归纳、概括其主要特色,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第七章是思考和建议。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创新多元文化教育路径应避免的若干误区,多元文化教育路径创新应把握的基本特征,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

古力米拉·苏然^[8]（2019）在《政策与边境牧区发展 ——基于新疆乌恰县吉根乡的民族学研究》文中指出吉根乡属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位处中国的最西端,是典型的边境牧区。1949年后,尤其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新疆实施了众多优惠政策,大力促进了新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吉根乡虽处中国最西部,但国家对该地投入了众多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边境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牧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边境地区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文章的前言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等。第一章介绍了吉根乡牧区的区域性自然生态环境,第二章主要对吉根乡社会的基本概况和边防管理进行了详细介绍,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各个阶段国家对边境地区和西部牧区实施的各项政策,第四章通过田野研究来呈现现今吉根乡的发展和变化,结语部分通过吉根乡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对以后吉根乡牧区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对边境地区的治理过程中,考量各项国家政策、惠民政策和当地族群的契合程度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方面,为以后边境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看法。

张莞^[9]（2019）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国民经济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作为影响民生的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优质发展阶段,品质化和个性化成为发展重点,必然要求创新旅游发展动力,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实施全域旅游正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而产业融合则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如今文旅融合大势所趋,已经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得到体现。5·12汶川地震对于羌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影响深远。灾后重建后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迈入了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关键时期,也迎来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的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却显现出增长缓慢、产业层次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旅游产业融合现象虽出现较早,但存在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深度不够、产品特色不鲜明、融合效应不显着等问题,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寻求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因此加强旅游内涵和服务品质建设,加快推进和深化提升跨领域的产业融合和联动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阐述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机制及形态,并且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和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羌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旅游产业融合基础、融合形态、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以及利用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由此搭建了一套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县域、村镇和景区层面对羌族地区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在县域层面,采取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了羌区四县——汶川县、理县、茂县和北川县的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程度,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对四县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进行了整体评价;在村镇和景区层面,对应五个田野调查点不同的融合形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茂县坪头羌寨、理县桃坪羌寨和北川县石椅羌寨进行了农文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汶川县水磨古镇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茂县中国古羌城分别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和文体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同时,本文构建了羌族地区农文旅融合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羌区四县分别进行了2013年至2023年的农文旅融合系统和文商旅融合系统的动态仿真模拟分析,以预测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的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第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体现出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效益初步显现;第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主要形态为农文旅、文商旅和文体旅,其中农文旅和文商旅最为广泛,文商旅融合发展态势和融合效应优于农文旅融合;第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进程缓慢,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程度不够深入,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和低浅表层次,融合规模较小,融合效应较为有限,综合效益尚不显着;第五,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未建设成熟;第六,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不均衡,融合的广度、深度、速度和程度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融合主体的组织障碍、融合客体的创新障碍、政府部门的体制障碍、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等等。针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县域、村镇和景区两个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从政府、企业、村委会和居民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探索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业态创新和融合发展,以及产业融合的融合路径和发展方向,能够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形成有益的参考。

李晓鹏^[10]（2019）在《民族院校参与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直秉承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宗旨,凭借独特的学科优势、丰富的教育资源、集中的人才优势,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综合文化素质水平,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作出了突出贡献。精准扶贫是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我国脱贫压力依然巨大,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武陵山片区是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和试点区,国家民委是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的牵头单位,民族院校特别是直属国家民委的6所院校,参与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民族院校经过长期的定点扶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一系列示范带动作用,有必要对已有的实践进行梳理、分析和效果评价,优化民族院校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为民族院校乃至各类高校服务地区发展提供可行性选择。参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有利于解决民族院校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能力不强、特色不突出的问题,但是对民族院校参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这一做法是否有必要、以何种方式参与却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将从民族院校的使命、优势及学理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为民族院校参与精准扶贫找到内在支撑,同时对五力模型进行改进与应用,从其他院校、国家民委和武陵山片区三个角度来探讨民族院校参与精准扶贫的外部必要性。通过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分析,证明民族院校参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不仅仅是完成自身使命的要求,更有其内在逻辑。然后通过系统分析法、案例法总结国家民委直属院校在武陵山片区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科技扶贫、人才扶贫、文化扶贫等方面的实践,对民族院校已有的扶贫工作和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梳理。民族院校的扶贫可以看作是一项服务,但是对直接接受精准扶贫服务的民族地区群众的看法却缺少深入探讨,因此有必要立足于当事人,以第一视角获取民族地区群众对民族院校扶贫工作的评价。本文借助ACSI模型,从民族地区群众这一视角对民族院校的扶贫工作进行评价,民族地区群众对民族院校的扶贫工作虽然总体上比较满意,但是也存在对扶贫措施了解不深入、对民族院校定位认识不清晰等问题,民族院校自身则存在扶贫工作覆盖面不广、对文化扶贫重视不够等问题。因此在最后提出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满意度的对策,并从构建扶贫开发长效机制、在已有五个着力点上持续发力、加强与其他院校的交流和校地合作方面提出建议,为民族院校进一步参与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打造属于民族院校的特色扶贫模式提供参考。

二、河州调查——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州调查——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新疆流动人口社区民族关系研究 ——以哈密市伊州区三个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边疆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路径探索 ——以云南省两县一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政策与边境牧区发展 ——基于新疆乌恰县吉根乡的民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族院校参与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河州调查——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2]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研究[D]. 肖怡然.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3]桂北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D]. 林玲. 中国地质大学, 2021(02)
• [4]新时代新疆流动人口社区民族关系研究 ——以哈密市伊州区三个社区为例[D]. 杨晓雯.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5]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D]. 路宏. 兰州大学, 2020(12)
• [6]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D]. 朱宝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7]边疆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路径探索 ——以云南省两县一市为例[D]. 王苗苗.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政策与边境牧区发展 ——基于新疆乌恰县吉根乡的民族学研究[D]. 古力米拉·苏然.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9]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张莞.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10]民族院校参与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李晓鹏.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