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期内我国稻谷市场面临丰收压力（论文文献综述）
罗慧[1]（2021）在《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认为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是国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一的数量安全向多元目标转变,这就要求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方式和路径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才能有效地应对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更符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历史演进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究竟呈现怎样的演进特征和内在机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哪些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又会呈现哪些规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和要素错配理论,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进行探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在构建“历史情境—制度框架—激励机制—技术选择”情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经历了跨越式技术进步（1978-1985年和2012年以后）和递进式技术进步（1985-2011年）两种变化节奏。跨越式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激励所引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递进式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单一要素技术进步的推动。从要素组合的演进变化来看,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单一技术进步先后是育种技术、肥料相关技术和机械技术。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呈现“制度激励→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形成新要素组合”的逻辑。演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有: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分析主线是技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波动强度取决于宏微观目标匹配度。第二,在放松要素配置最优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在考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情况下,2000-2018年我国粮食作物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平均为1.7%。6种粮食作物的测算结果分别是:中籼稻（2.72%）、小麦（2.45%）、粳稻（1.73%）、早籼稻（1.27%）、晚籼稻（1.07%）和玉米（0.97%）。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缓,狭义技术进步仍是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进步呈现弱偏向性,主要偏向使用机械技术、（使用或节约）育种技术。从要素错配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粮食生产中大部分要素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状态。第三,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在不考虑要素配置效率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的农地配置模式的广义技术进步率高于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模式,且前者的农地配置效率高于后者,但是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表现更优。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挖掘生产技术潜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灾害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激发农业金融市场的活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集体组织的统筹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2]（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王佳方[3]（2020）在《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繁荣稳定、农民生计等重要基础功能,确保农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运行,粮食产量连年增高,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3158亿斤,连续7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4617元。农业农村稳中向好,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业农村,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向好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隐忧:农业产业结构供需失衡,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不足,农业体制机制亟需完善等,这些当前农业领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供给侧”。因此,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打破我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困境、有效应对“三农”工作各种风险挑战、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同时也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农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围绕“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全文共9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章绪论和第2章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主要创新点与不足;同时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做出归纳与总结。第二部分为第3-8章。本部分首先是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理论分析。通过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和内涵进行研究,创建了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机制;其次,通过研究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的现状,分析评价中国农业供给效率,指出农业供给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全面剖析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为后面研究路径提供较好的科学依据;最后从农业产业结构改革路径、农业生产要素改革路径、农业科技创新改革路径和农业体制机制改革路径四个方面研究了如何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部分是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保障措施。本部分从全面加强顶层设计、守住三条基本底线、坚持市场改革导向、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四个方面提出一些对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本文最大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创建了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二是依据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构建了中国农业供给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揭示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实现路径,并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进行实证分析;三是在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分析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了市场和政府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为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保障措施。本文通过对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且细致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四个系统、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希冀以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贡献微薄力量。
王莹[4]（2020）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粮食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其一,通商口岸相继开埠,开启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粮食需求量显着增加,国内粮食供需矛盾愈加突显;其二,轮船和铁路等交通运输方式兴起,国内粮食贸易线路得以延伸,粮食贸易规模显着扩大;其三,中国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进口贸易迅速扩张,对国内粮食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粮食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并最终演变为严重的农业恐慌。国民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逐渐加强,突出表现为一系列粮食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文从市场运行和政府政策两个维度考察国内粮食贸易问题,主要展开了如下具体工作:首先,结合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和相关粮食调查报告,补充、修正国内粮食贸易数据,采用ArcGIS数据管理工具进行联系强度评价与分析,在全国大尺度空间内清晰刻画粮食贸易的空间格局。国内稻米贸易呈现出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各级产地市场、中转市场和消费市场是贸易网络中的“点”,连接不同等级“点”的交通运输线路即为“轴”。不同规模等级的节点和轴线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贸易的点轴空间结构。就空间联系强度而言,贸易联系随距离延伸而衰减,贸易规模也随距离的增加而变少。也就是说,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稻米流通的重要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稻米民船运输费用较低,贸易规模最大,安徽—江苏—上海是稻米流通最为繁忙的线路;广东是米粮缺口最大的省份,但是与长江中下游产地市场联系较弱。国内小麦贸易同样呈现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由于铁路运输成本较民船和内河小轮船更高,上海面粉厂通常采用民船和内河小轮船从江苏各地采购小麦,沿津浦路采购小麦最北不过徐州;华北地区铁路常因战事而受阻隔,小麦运销不畅,面粉厂因原料短缺而面临经营危机。面粉贸易呈现出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上海在贸易网络中居于制高点,所产面粉行销各地。其他面粉工业聚集地较上海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产面粉多供本地消费,仅有少量输出。在土磨坊和石磨广泛存在的情形下,机制面粉消费局限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而未能深入广大农村市场。其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变。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慢变量,是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形成的首要因素。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快变量,往往在短时间内对粮食贸易网络形成剧烈冲击。稻米、小麦和面粉贸易网络形成和演变的主导因素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而言,长江流域稻米流通规模消长受产地市场自然环境影响更大;广东与东南亚稻米产地形成稳定的贸易圈,粮食贸易更加受东南亚经济环境的影响;小麦和面粉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是世界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国际市场价格涨跌直接影响小麦、面粉进口规模和国内贸易规模。再次,考察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各利益主体关系看,稻米贸易以批发市场为核心,多层中间商分销,主体间多为松散的市场联结方式,渠道关系不稳定,并未形成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小麦、面粉贸易以面粉加工业为核心,面粉厂商将纵向交易环节纳入到内部组织完成,减少了流通环节,缩短了流通渠道的长度,上下游各利益主体形成相对密切的联系。从利益分配格局看,国内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生产者所获收益与承担的生产费用和风险极不匹配;各级稻米经销商利用稻米价格的季节性特征,低买高卖,获得可观收益;面粉厂商通过整合采购、加工和销售环节,也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利益传导关系看,ATP-ECM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稻米和面粉价格均呈非对称传导特征,这在本质上也反映了不同主体间利润的不均等分配。最后,对20世纪30年代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实践及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做一整体考察,系统梳理了“粮食市场危机—贸易保护思想形成—粮食贸易保护政策建构—粮食市场反馈—贸易保护思想转变—粮食贸易政策调整”的过程。这一时期粮食贸易思想逐渐走向激进,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且理想化地以兼顾粮食生产者和粮食消费者、粮食加工业的利益为目标。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在国内粮食流通不畅,区域间粮食供需失衡的情形下,不仅无法兼顾各方利益,反而会增加扭曲利益分配的风险,造成矛盾的激化。上海米荒、广东米荒以及面粉业原料短缺困境恰恰是关税政策扭曲利益分配的结果。
张泽群[5]（2020）在《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关键农产品有效供给”战略要求,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关系着国计民生,而粮食收储政策是国家对其实施宏观调控,确保粮食安全最有效的政策手段。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收储政策,并陆续出台了多方支持粮食收储的配套政策,2018年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趋向的粮食收储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以去库存和市场化改革为重要内容的粮食收储制度得到长足发展,在取得了良好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中粮食收储价格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粮食产量,充盈了粮库,但也带来了收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财政补贴政策针对主要大型粮食产区的作用效果十分显着,但对于局部、个体农户的小型生产者来说仍体现不出政策的普惠性;针对粮食科技政策在科技储粮方面虽有所推进,但整体水平发展缓慢,部分地区仍处于旧生产模式,粮储损耗率高;随着粮食去库存工作的不断推进,“转圈粮”等问题不断凸显,国家在粮食收储监管政策上还存在一定不足。黑龙江省作为粮食生产主产区在推进粮食收储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提高对粮食收储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必要时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从而推动辖区粮食收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从粮食收储政策的概念入手,综合运用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农业弱质理论,分析了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现状,揭示了黑龙江省粮食收储存在着价格政策调整不科学、财政补贴政策结构不完善、科技政策体系不完备、监管政策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并剖析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比较分析法,借鉴美国、日本、韩国在粮食管理政策方面的经验,以及国内山东、福建、浙江省的先进政策经验,并结合目前省内粮食收储政策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推进价格市场化政策改革、完善粮食收储政策结构体系、充分平衡政策相关利益关系;建立粮食补贴标准市场化机制、加强财政结构性政策调整、建立粮食财政补贴双挂钩制度;加强粮食收储提质增效政策导向作用、建设高技术粮食服务体系、建立新型粮食科技推广机制;完善粮食收储法治监管体系、加强粮食安全监管责任机制、建设监管检测风险管控制度等加强黑龙江省粮食收储的政策建议。
吴昊[6]（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李小庆[7]（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周静[8]（2019）在《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多年的普惠式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新形势下,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6年开始,我国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政策目标瞄准为耕地地力保护和支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大户补贴”,以此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同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取向下,下调粮食最低收购价也成为了粮食价格体系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以上政策及其组合实施的效果如何,特别是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是否同步同向于政策预期目标,是一个值得从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课题。本文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补贴政策-农户行为-农业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讨论了不同类型农业补贴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并运用湖南省6个产粮大县419户稻作大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补贴对于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首先,本文以稻作大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排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认知程度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次是以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为视角,分析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作用路径,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分位点下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稻作大户的影响;最后,研究当前价格补贴政策改革的实施效果,构建了离散型选择模型,考察当前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时,稻作大户生产结构调整行为的变化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并综合运用了宏观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从农户层面揭示新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效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提供思路和依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实施何种类型的粮食补贴均对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从产量效应来分析,价格补贴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从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来分析,稻作大户对于当前实施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认知程度较高,但补贴过程中的公平性和补贴政策目标的认知程度较低。从直接补贴政策效果来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于稻作大户增加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着的激励作用,且不同资源禀赋的稻作大户对于投入的偏好不同。对价格补贴的政策效果分析表明:粮食种植比例越高,土地规模经营越大的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反映更敏感,特别是价格补贴的影响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对稻作大户的收益产生负向影响,但稻作大户仍然选择不改变其种植结构的原因是因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托底”。因此,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控空间,探索“组合型”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适度提高粮食补贴标准,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有助于进一步稳固和调动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分工理论,构建了不同类型的农业补贴标准下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综合进行考量,弥补了学术界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割裂研究。（2）基于农户生产决策视角,从农户对于补贴政策的响应程度反观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绩效,丰富了仅从农民收入或粮食产出数量视角来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3）本文结合当前农业农村形势的变化方向,重点研究的是30亩以上的稻作大户,以展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对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及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
蔡保忠[9]（2019）在《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三大经济安全,是事关国家发展与稳定、独立与自主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18年初以来,中美爆发严重的贸易争端,在过山车般的贸易争端中,农产品总是成为争端与谈判的重要内容。幸运的是,中国粮食尤其是口粮自给为我们争取到了谈判的空间和主动权。在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交织的复杂背景下,粮食早已超越了普通农产品,成为垄断经营产品、金融投机产品、国际与地缘政治产品、国家战略产品。虽然近两年的各类中央文件都在强调要实现农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变,但是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产品,保障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需求相匹配的有效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是一个长期坚持的政策导向,谨防未来粮食战争的爆发。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农资价格的持续抬升,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制约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此外,中国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双重约束长期存在,在农业生物技术没有取得重大进步的情况下,粮食增产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农业基础设施被视为未来进一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全国宏观数据和江西省Z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案例深入分析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为了准确全面的评估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时间长度、空间宽度、种类维度、项目覆盖深度的宏微观结合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粮食增产效应评估框架,实证分析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具体来讲,核心研究内容分为5个部分:研究内容一: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总体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评估了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粮食增产效应。首先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了基本的回归分析,其次采用“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PSVAR）方法和拆分样本的方式做了稳健性检验,分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以及粮食主销区三个子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而言,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的粮食增产,相关系数为0.0794;分区域而言,农业基础设施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了不同的粮食增产效应,表现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相关系数依次为0.109、0.065、-0.0608;此外,农业基础设施粮食增产效应在第3年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研究内容二: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首先在对粮食生产变量与农业基础设施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生产的长期均衡模型和短期波动模型,并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效应上,短期效应不明显。研究内容三: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类型差异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的GMM方法分别估计了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电力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三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的增产效应强弱排序均为“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电力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依然是保障粮食增产最重要的农业基础设施,而农村交通设施对粮食增产的效应最小且不稳健。从细分阶段来看,农业电力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显着增强。研究内容四: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区域差异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构建了三大主粮在我国的主产区域的基础上,分区域实证分析了农业基础设施整体上和分类型两种情况下各主粮生产区域对农业基础设施需求程度以及具体的需求类型。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一是,三大主粮主产区域的粮食生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稻谷、小麦主产区的稻谷、小麦生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大,而玉米主产区的玉米生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小。二是,细分来看,稻谷主产区域的稻谷生产最需要的是农田水利设施,玉米主产区域玉米生产最需要的也是农田水利设施,而小麦主产区域的小麦生产最需要的是农业电力设施。研究内容五: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项目覆盖差异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首先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增产的路径,主要包括“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提高复种指数、提升管理效率、减少旱涝灾害”五个方面。其次选取江西省Z农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样本,对Z农场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概述,并重点介绍了Z农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情况和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利用构建的评估方法得出Z农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显着增加了耕地面积并大幅提升稻谷生产的复种指数,促进了粮食增产。但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复种指数的大幅提升也使得稻谷生产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内卷化”困境。综合上述研究,本研究从科学规划、稳定供给、强化管护以及完善配套四个主要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冯佳[10]（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提出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二、短期内我国稻谷市场面临丰收压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短期内我国稻谷市场面临丰收压力（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一般分析框架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生产技术与技术进步 |
| 2.1.2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 |
| 2.1.3 粮食生产要素及其最优配置 |
| 2.1.4 粮食安全涵义的演变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进步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溯源 |
| 2.2.2 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 一般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 |
| 3.1 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3.1.1 促进粮食总产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单产大幅度提高 |
| 3.1.2 促进粮食优质化以及粮食生产区域的新格局 |
| 3.1.3 为粮食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
| 3.1.4 促进种粮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 |
| 3.1.5 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 3.2 支撑我国粮食发展的主要农业技术进步 |
| 3.2.1 育种技术的进步 |
| 3.2.2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改进 |
| 3.2.3 地力改善技术的进步 |
| 3.2.4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的进步 |
| 3.2.5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 3.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变迁之路 |
| 4.1 数据说明及其特征表现 |
| 4.1.1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4.1.2 数据变化特征 |
| 4.2 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分析 |
| 4.2.1 情境分析框架构建 |
| 4.2.2 粮食生产技术的外部情境演变 |
| 4.2.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情境分析 |
| 4.2.4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变更历程 |
| 4.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特征 |
| 4.4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内在机制 |
| 4.4.1 技术进步路径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 |
| 4.4.2 技术进步路径的波动强度取决于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匹配度 |
| 4.4.3 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主线取决于技术成本与技术收益的对比 |
| 4.5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问题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 |
| 5.1 本章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5.1.1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 5.1.2 要素错配概念及理论回顾 |
| 5.1.3 本章研究框架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要素错配对技术进步率影响的研究机理 |
| 5.2.2 基本模型设定 |
| 5.2.3 广义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的分解 |
| 5.2.4 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定方法 |
| 5.2.5 要素错配指数测定方法 |
| 5.3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
| 5.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 5.3.2 假设检验与估计结果 |
| 5.4 生产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分析 |
| 5.4.1 平均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
| 5.4.2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
| 5.5 粮食生产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5.1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时空演进特征 |
| 5.5.2 粮食偏向性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 |
| 5.6 粮食作物要素错配指数的时空测度 |
| 5.6.1 要素错配时序变化特征 |
| 5.6.2 要素错配空间异质特征 |
| 5.7 粮食作物广义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要素错配、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扩展讨论 |
| 6.1 粮食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整体表现 |
| 6.2 要素错配指数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对比分析 |
| 第七章 农地配置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 |
| 7.1 调研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介绍 |
| 7.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 7.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 7.4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对比分析 |
| 7.5 不同农地配置模式下技术进步状况对比分析 |
| 7.5.1 技术效率的对比分析 |
| 7.5.2 狭义技术进步状况的对比分析 |
| 7.5.3 广义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项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7.6 农地错配程度的对比分析 |
| 7.6.1 农地错配的测算方法 |
| 7.6.2 农地错配的程度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3）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特征 |
| 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机制 |
| 2.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 |
| 2.4 总结与评价 |
| 第3章 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分析 |
| 3.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3.1.3 新供给经济增长理论 |
| 3.1.4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3.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
| 3.2.1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 |
| 3.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 |
| 3.2.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提高农业供给质量 |
| 3.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
| 3.3 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 |
| 第4章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状况分析 |
| 4.1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的现状 |
| 4.1.1 农业整体发展趋势平稳向好 |
| 4.1.2 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
| 4.1.3 农业机械化水平显着提高 |
| 4.1.4 农业发展遭受“双板挤压” |
| 4.1.5 农业生态环境面临危机 |
| 4.2 中国农业供给效率评价分析 |
| 4.2.1 基本原则 |
| 4.2.2 指标体系 |
| 4.2.3 评价方法 |
| 4.2.4 综合评价 |
| 4.3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3.1 农业产业存在结构性矛盾 |
| 4.3.2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高 |
| 4.3.3 科技创新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不足 |
| 4.3.4 农业体制机制发展水平滞后 |
| 4.4 中国农业供给侧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 |
| 4.4.1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历史影响 |
| 4.4.2 市场配置资源不足 |
| 4.4.3 政府宏观调控存在越位与错位 |
| 第5章 农业产业结构改革路径分析 |
| 5.1 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 5.1.1 农林牧渔结构分析 |
| 5.1.2 粮食结构分析 |
| 5.1.3 种植结构分析 |
| 5.2 农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2.1 农产品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
| 5.2.2 缺少具有特色优势的农产品 |
| 5.2.3 农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 |
| 5.2.4 农产品国际竞争形势严峻 |
| 5.3 农业产业结构改革的路径 |
| 5.3.1 统筹调整粮经作物种植结构 |
| 5.3.2 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
| 5.3.3 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
| 5.3.4 创造良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 |
| 第6章 农业生产要素改革路径分析 |
| 6.1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现状分析 |
| 6.1.1 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现状分析 |
| 6.1.2 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现状分析 |
| 6.1.3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分析 |
| 6.2 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存在的问题 |
| 6.2.1 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 |
| 6.2.2 高素质劳动力进入不充分 |
| 6.2.3 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存在限制 |
| 6.2.4 土地流转效率不高 |
| 6.2.5 农用化肥施用强度过高 |
| 6.3 农业生产要素改革的路径 |
| 6.3.1 积极培育农业生产要素市场 |
| 6.3.2 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
| 6.3.3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 |
| 6.3.4 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
| 6.3.5 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
| 第7章 农业科技创新改革路径分析 |
| 7.1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现状 |
| 7.1.1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态势良好 |
| 7.1.2 农业科技经费来源多样化 |
| 7.1.3 农业科技资源投入力度提升 |
| 7.1.4 农业科技创新产出水平提升 |
| 7.2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供给侧发展的关系 |
| 7.2.1 研究设计 |
| 7.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3 平稳性检验 |
| 7.2.4 边界协整检验 |
| 7.2.5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短期关系 |
| 7.2.6 稳定性检验 |
| 7.3 农业科技创新改革的路径 |
| 7.3.1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 |
| 7.3.2 提高对农业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 |
| 7.3.3 增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
| 7.3.4 加大农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 |
| 第8章 农业体制机制改革路径分析 |
| 8.1 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 |
| 8.1.1 实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的原因 |
| 8.1.2 新一轮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的成效与问题 |
| 8.1.3 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路径 |
| 8.2 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改革 |
| 8.2.1 农业供给侧改革助推农村金融发展 |
| 8.2.2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
| 8.2.3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
| 8.2.4 加快中国农村金融创新改革的实现路径 |
| 8.3 深化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8.3.1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状分析 |
| 8.3.2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 8.3.3 财政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
| 第9章 实现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保障措施 |
| 9.1 全面加强顶层设计,落实以农民为核心的改革理念 |
| 9.2 守住三条基本底线,确保改革路径不出较大偏差 |
| 9.3 坚持市场改革导向,实现农业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 |
| 9.4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着力创造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粮食国内贸易的研究 |
| 1.2.2 粮食国内贸易与进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
| 1.2.3 粮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 |
| 1.2.4 粮食贸易政策的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和问题提出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1 海关埠际贸易统计资料说明 |
| 2.1.1 近代海关职能范围变迁 |
| 2.1.2 海关贸易统计体例和内容变迁 |
| 2.1.3 埠际贸易统计数据局限性 |
| 2.2 国内稻米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2.1 国内稻米供需情形 |
| 2.2.2 国内稻米输出市场概况 |
| 2.2.2.1 湖南稻米输出市场 |
| 2.2.2.2 安徽稻米输出市场 |
| 2.2.2.3 江西稻米输出市场 |
| 2.2.3 基于O-D数据的稻米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
| 2.3 国内小麦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
| 2.3.1 国内小麦供需情形 |
| 2.3.2 国内小麦输出市场概况 |
| 2.3.3 基于O-D数据的小麦贸易网络空间结构分析 |
| 2.4 国内面粉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 |
| 2.4.1 国内面粉厂发展概况 |
| 2.4.2 基于O-D数据的面粉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粮食贸易网络形成与演变 |
| 3.1 城市化、工业化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的形成 |
| 3.2 自然灾害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 |
| 3.2.1 自然灾害与稻米贸易网络变迁 |
| 3.2.2 自然灾害与小麦、面粉贸易网络变迁 |
| 3.3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粮食贸易网络 |
| 3.3.1 中国在世界粮食贸易中的地位 |
| 3.3.2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稻米贸易网络 |
| 3.3.3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小麦贸易网络 |
| 3.3.4 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面粉贸易网络 |
| 3.4 实例分析 |
| 3.4.1 1931 -1933 年国内自然灾害与世界农业恐慌交织 |
| 3.4.2 1931 -1933 年国内粮食贸易网络变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粮食贸易的利益分配机制 |
| 4.1 国内粮食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1.1 稻米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1.2 小麦、面粉贸易中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
| 4.2 国内粮食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2.1 稻米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2.2 小麦、面粉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格局 |
| 4.3 国内粮食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3.1 稻米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3.2 面粉贸易中的利益传导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粮食贸易保护思想及其政策实践 |
| 5.1 粮食贸易保护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 5.1.1 粮食贸易保护的必要性 |
| 5.1.2 粮食贸易保护的先决条件 |
| 5.1.3 粮食贸易保护关税政策的总体设计 |
| 5.1.4 经济学者推动粮食贸易保护理论进入政策决策层面 |
| 5.2 多方利益博弈下的1933 年粮食进口税则的修订 |
| 5.2.1 各商人利益集团间博弈 |
| 5.2.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 |
| 5.2.3 中央政府内部派系利益博弈 |
| 5.2.4 1933 年粮食进口税则的颁布 |
| 5.3 粮食保护关税的实际影响及经济学者的政策反思 |
| 5.3.1 关税政策抑制进口作用有限 |
| 5.3.2 关税政策统一性遭到破坏 |
| 5.3.3 面粉业陷入原料短缺困境 |
| 5.3.4 经济学者关于统制粮食贸易政策的主张 |
| 5.4 统制粮食贸易政策的实践 |
| 5.4.1 国民政府统制粮食贸易的筹备工作 |
| 5.4.2 广东米荒中进口许可证办法的制定与实施 |
| 5.4.3 1937 年《粮食调节办法》关于粮食贸易国营的规定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1.1 稻米和小麦贸易网络呈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 |
| 6.1.2 面粉贸易网络呈极核式空间结构特征 |
| 6.1.3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塑造了粮食贸易网络 |
| 6.1.4 粮食贸易中各主体利益分配不平衡 |
| 6.1.5 粮食贸易保护政策有其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 |
| 6.2 研究展望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简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创新点 |
| 2 粮食收储政策的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粮食收储的含义 |
| 2.1.2 粮食安全的含义 |
| 2.1.3 粮食收储政策的基本概念 |
| 2.2 粮食收储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政策评估理论 |
| 2.2.2 公共政策过程理论 |
| 2.2.3 均衡价格理论 |
| 2.2.4 农业弱质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及问题分析 |
| 3.1 粮食收储的总体概况 |
| 3.1.1 粮食种植结构概况 |
| 3.1.2 粮食种植产量概况 |
| 3.1.3 粮食收储库存概况 |
| 3.2 粮食收储的政策内容 |
| 3.2.1 粮食收储的价格激励政策 |
| 3.2.2 粮食收储的财政补贴政策 |
| 3.2.3 粮食收储的科技支持政策 |
| 3.2.4 粮食收储的监督管理政策 |
| 3.3 粮食收储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1 粮食收储价格政策调整不科学 |
| 3.3.2 粮食收储补贴政策结构不完善 |
| 3.3.3 粮食收储科技政策体系不完备 |
| 3.3.4 粮食收储监管政策制度不健全 |
| 3.4 粮食收储政策问题成因分析 |
| 3.4.1 价格政策调整缺乏时效性 |
| 3.4.2 财政补贴资金利用率不高 |
| 3.4.3 科技政策支持范围有限 |
| 3.4.4 收储监管政策存在滞后性 |
| 3.5 本章小结 |
| 4 国内外粮食收储政策的经验与借鉴 |
| 4.1 国外粮食收储政策的经验 |
| 4.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重粮食科技及价格政策 |
| 4.1.2 日本北海道强调多样化财政资金支持政策 |
| 4.1.3 韩国全罗道实行特定品种价格及补贴政策 |
| 4.2 国内粮食收储政策制定的经验 |
| 4.2.1 山东省建立全面粮食管理责任机制 |
| 4.2.2 福建省严格遵循农业补贴管理政策 |
| 4.2.3 浙江省强化科技政策推动粮食发展 |
| 4.3 国内外粮食收储政策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
| 4.3.1 增强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力度 |
| 4.3.2 健全科学储粮技术体系 |
| 4.3.3 优化收储政策结构调整 |
| 4.3.4 健全粮食收储法律体系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完善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建议 |
| 5.1 加强粮食收储价格政策导向作用 |
| 5.1.1 积极推进价格市场化政策改革 |
| 5.1.2 完善粮食收储政策结构体系 |
| 5.1.3 充分平衡政策相关利益关系 |
| 5.2 提升粮食收储财政补贴政策效益 |
| 5.2.1 建立粮食补贴标准市场化机制 |
| 5.2.2 加强财政结构性政策调整 |
| 5.2.3 建立粮食财政补贴双挂钩制度 |
| 5.3 增强粮食收储科技政策倾斜力度 |
| 5.3.1 加强粮食收储提质增效政策导向作用 |
| 5.3.2 建设高技术粮食收储服务体系 |
| 5.3.3 建立新型粮食收储科技推广机制 |
| 5.4 加强粮食收储监督管理政策效应 |
| 5.4.1 完善粮食收储法治监管体系 |
| 5.4.2 加强粮食安全监管责任机制 |
| 5.4.3 建设监管检测风险管控制度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粮食储备 |
| 2.1.2 粮食分级储备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粮食安全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3 简要评述 |
| 2.4 小结 |
| 3.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 |
| 3.1 自由购销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49-1952年) |
| 3.1.1 建立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1.2 建立粮食储备的措施 |
| 3.1.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2 统购统销及粮食流通体制转轨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53-1989年) |
| 3.2.1 建立备荒备战储备的背景 |
| 3.2.2 具体做法 |
| 3.2.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3 粮食流通市场化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90-1999年) |
| 3.3.1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3.2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具体做法 |
| 3.3.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4 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时期(2000年以后) |
| 3.4.1 构建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体系的背景 |
| 3.4.2 构建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具体做法 |
| 3.4.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5 小结 |
| 4.政府在粮食储备中的责任 |
| 4.1 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
| 4.1.1 人口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不断扩大对粮食的需求 |
| 4.1.2 耕地及水资源的短缺限制了我国粮食产能大幅提高的可能性 |
| 4.1.3 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生产 |
| 4.1.4 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为依靠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带来了不确定性 |
| 4.2 粮食储备的作用 |
| 4.2.1 应对自然灾害 |
| 4.2.2 稳定粮食价格 |
| 4.3 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 |
| 4.3.1 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 |
| 4.3.2 粮食储备的非盈利性 |
| 4.4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4.1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和政府储备现状 |
| 4.4.2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5 小结 |
| 5.中央直管粮食储备体系的问题分析 |
| 5.1 管理层级太多 |
| 5.1.1 中储粮的组织结构 |
| 5.1.2 多层级管理导致的后果 |
| 5.2 粮食库存分布不合理 |
| 5.2.1 中储粮的库存分布情况 |
| 5.2.2 库存分布不合理导致的后果 |
| 5.3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 |
| 5.3.1 中储粮的业务范围 |
| 5.3.2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后果 |
| 5.4 小结 |
| 6.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 |
| 6.1.1 地方粮食储备的变化情况 |
| 6.1.2 地方粮食储备支出在全国粮食储备支出中的比重 |
| 6.1.3 地方粮食储备的区域差异 |
| 6.2 地方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相关性 |
| 6.2.1 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方法 |
| 6.2.2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自相关性 |
| 6.3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横截面数据分析 |
| 6.3.3 面板数据分析 |
| 6.3.4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6.4 小结 |
| 7.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基本思路 |
| 7.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1 明确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及类型 |
| 7.1.3 合理确定地方粮食储备的层级划分 |
| 7.2 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开 |
| 7.3 为粮食储备提供资金保障 |
| 7.3.1 资金对提高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重要性 |
| 7.3.2 建立粮食储备专项基金 |
| 7.4 强化粮食储备的监督检验 |
| 7.4.1 成立监督检查机构 |
| 7.4.2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
| 7.4.3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督的效率 |
| 7.5 小结 |
| 8.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7）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
| 1.3.1 农业补贴的定义 |
| 1.3.2 农业补贴政策的分类 |
| 1.3.3 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3 文献述评 |
| 1.5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数据来源 |
| 1.7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理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分工理论 |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 2.1.3 农业补贴理论 |
| 2.2 农业补贴类型与农户生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2.3 理论分析框架:补贴政策—农户决策行为—农业生产 |
| 2.3.1 无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模型 |
| 2.3.2 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框架 |
| 2.4 农业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分析 |
| 2.5 农业补贴效应对比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及实施现状 |
| 3.1 粮食补贴的特征 |
| 3.2 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 |
| 3.2.1 无粮食补贴阶段:攫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1949-1978年) |
| 3.2.2 弱粮食补贴阶段:补贴粮食流通环节阶段(1978-2003年) |
| 3.2.3 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扶持小农发展(2004-2016年) |
| 3.2.4 政策体系改革深化阶段:支持适度规模经营(2013年-至今) |
| 3.3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1 补贴对象缺乏差异化激励 |
| 3.3.2 补贴金额缺乏区域协调 |
| 3.3.3 补贴政策执行成本高 |
| 3.4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构成 |
| 3.5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现状——以湖南省为例 |
| 3.5.1 湖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及空间分布特征 |
| 3.5.2 湖南省稻作大户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分析 |
| 4.1 研究基础 |
| 4.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4.3 数据来源 |
| 4.4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直接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实施 |
| 5.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机理分析 |
| 5.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 5.4 实证分析 |
| 5.5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 6.1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 |
| 6.2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 6.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业补贴政策优化 |
| 7.1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经验 |
| 7.2 美国、日本和中国农业支持水平比较 |
| 7.3 未来改革思路及政策取向 |
| 7.4 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优化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湖南省种粮大户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调研县相关部门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博士期间成果简介 |
（9）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定量分析法 |
| 1.4.2 规范分析法 |
| 1.4.3 比较分析法 |
| 1.4.4 案例分析法 |
| 1.5 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篇章结构及安排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农业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基础设施的内涵 |
| 2.1.2 农业基础设施的内涵、类型与性质 |
| 2.2 研究理论分析 |
| 2.2.1 农业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先行资本理论 |
| 2.3 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4 研究假说 |
| 第3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1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的现状分析 |
| 3.1.2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2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2.1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 3.2.2 中国粮食生产的问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总体效应评估 |
| 4.1 总体效应评估的研究背景 |
| 4.2 总体效应评估的理论框架与模型构建 |
| 4.2.1 理论框架 |
| 4.2.2 模型构建 |
| 4.3 总体效应评估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1 变量说明 |
| 4.3.2 数据来源 |
| 4.4 总体效应评估的实证分析 |
| 4.4.1 实证结果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4.3 实证结论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 |
| 5.1 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的研究背景 |
| 5.2 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的模型构建 |
| 5.3 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说明 |
| 5.3.2 数据来源 |
| 5.4 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的实证分析 |
| 5.4.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
| 5.4.2 面板协整检验和长期均衡分析 |
| 5.4.3 误差修正模型与短期波动分析 |
| 5.4.4 实证结论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类型差异效应评估 |
| 6.1 类型差异评估的研究背景 |
| 6.2 类型差异评估的模型构建 |
| 6.3 类型差异评估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1 变量说明 |
| 6.3.2 数据来源 |
| 6.4 类型差异评估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证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实证结论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区域差异效应评估 |
| 7.1 区域差异评估的研究背景 |
| 7.2 区域差异评估的模型构建 |
| 7.3 区域差异评估的变量说明与区域构建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三大主粮区域构建 |
| 7.4 区域差异评估的实证分析 |
| 7.4.1 平稳性检验 |
| 7.4.2 模型设定检验 |
| 7.4.3 实证结果 |
| 7.4.4 实证结论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项目覆盖差异评估 |
| 8.1 项目覆盖差异评估的研究背景 |
| 8.2 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粮食增产的理论分析框架 |
| 8.3 高标准农田项目案例选择与描述 |
| 8.3.1 Z农场生产经营概况 |
| 8.3.2 Z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概况 |
| 8.3.3 Z农场粮食生产概况 |
| 8.4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粮食增产效应评估 |
| 8.4.1 评估方法 |
| 8.4.2 评估结果 |
| 8.4.3 评估结论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全文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科学规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 9.2.2 稳定保障农业基础设施供给 |
| 9.2.3 持续强化农业基础设施管护 |
| 9.2.4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制度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的成果简介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短期内我国稻谷市场面临丰收压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罗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3]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D]. 王佳方. 辽宁大学, 2020(07)
- [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粮食贸易研究[D]. 王莹. 山西大学, 2020(12)
- [5]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泽群.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0(12)
- [6]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D]. 吴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12)
- [7]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周静.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1)
- [9]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研究[D]. 蔡保忠.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1)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